我们磕罢头从七叔的坟墓前站起来。一股美丽的小旋风从地下冒出，在坟墓前俏皮地旋转着。大家都定睛看着小旋风，心里边神神鬼鬼。前来帮忙主祭的王大爷将一杯水酒倒在小旋风中间，说：七哥，你还有什么事放心不下？如果你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就给七嫂子托个梦吧。七婶急忙跪倒，哀号着：老头子，老头子，你死得冤枉呀……在七婶的带动下，她的儿子媳妇也跟着跪倒，咧着大嘴嚎哭，但都是干嚎，光打雷不下雨。七叔的那个尖嘴猴腮、很有些黄鼠狼模样的儿媳，趁着人们不注意，悄悄地往脸上抹唾沫，制造泪流满面的假象。他们的行为把我心里那点悲壮的感情消解得干干净净。父亲对我说过，这帮小家伙，在七叔生前就密谋分裂；尽管七叔请小学校的驼背朱老师用拳头大小的字恭录了毛泽东视查南方的著名讲话贴在墙上警示他们，但就像毛泽东制止不了林彪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一样，七叔也制止不了儿子们的分裂活动。他一死，就像倒了大树，小猢狲们就等着分家散伙了。他们要我帮他们替父申冤是假，想借机捞点钱是真。面对着这样一些家伙，我还瞎起什么劲呢？
每一次提起笔想写点纪念七叔的文章，都起因于我在梦中见到了他。这些梦像有情有节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已经延缓了好几年。我并不是每夜都能梦到他。就像一个清茶朋友似的，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不约而至。这些梦有声有色，十分逼真。梦醒之后，反倒脑袋发木，迷迷糊糊。醒时反似在梦中。现在我好似坐在桌前写字，又怎知不是在梦中呢？当然，这基本上是对庄周的拙劣摹仿，明眼人一看便知但也不必较真就是。
我抱着女儿去七叔家串门。女儿咿呀学语，满头都是奶腥味（她现在已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说明下面所写，如果不是我的梦境，就是我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老远就听到院子里乒乒啪啪地响，进院看到，七叔正在修理驴车。车已经散了架，像一堆劈柴，两个车轱辘也扭曲成天津大麻花的形状。七叔，你忙啥呢？我问。七叔抬起头，眯着眼，好像不认识似的看了我们好久，然后苦笑着说：修车。我想：这车怎么会破成这个样子呢？我问：这是咋弄的呢？七叔叹息道：运气不好，撞上了马书记的汽车。我俯下身去，看到车的碎片上，沾着一些黏稠的黑血，还有一些花白的毛发。我问：七叔，这些毛发是你的吗？七叔道：当然是我的，难道不是我的，还能是驴的不成？我用食指和拇指捏起一根又硬又长的刚毛，问七叔：这是啥？七叔怒道：这是驴尾巴毛！他停顿了一下，猛地提高了嗓门，像跟人吵架似的大喊：难道这不是驴毛，还能是我的头发吗？如果我能生长出这样又黑又粗又长的头发，马书记的汽车还敢撞我吗？他怒气冲冲，抡起斧头，将木片砍得像弹片横飞。我说：亲爱的七叔，您哪里是修车？分明是劈柴嘛！七叔用手搔着后脑勺子，嘿嘿嘿嘿地笑了。这时，一群翠绿的苍蝇在七叔周围嗡嗡嘤嘤地飞舞着，好像一片绿云。我猜想它们很可能想落到那些黑血上聚餐，但由于七叔不停顿地挥舞着那柄亮晶晶的板斧，它们怕伤了翅膀，不敢下落。七叔光着脊梁，裸露出棕色的肌肤。他有些瘦，但瘦得很结实，双臂上的肌肉一点也没有萎缩，说发达也是可以的。他穿着一条肥大的笨腰裤子。这种裤子几十年前就被淘汰了。这种裤子就是当年与小推车一样为解放全中国立过战功的裤子。“山东民工两件宝，肥腿裤子破棉袄。”七叔十四岁时就出常备夫，披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棉袄，穿着一条肥腿裤子，腰带上还装模作样地别着一根旱烟袋。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七叔说，光靠小车不行，急了眼还得靠裤子。嚓，把裤子褪下；嘎嘎，将裤腿双扎；哗哗哗，倒进去一百五十斤粮食，小米或是大米；再用腰带将裤腰扎了口往脖子上一架；双手搂着被粮食撑得饱硬的裤腿，腿肚子一挺，站直了腰；喊着口号光着腚，跟着连长冲下河。粮食是啥？粮食是威力无穷的弹药，弹药是无穷无尽的粮食。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许司令！我们民夫连指导员教导我们：“丢了裤裆里的鸡巴蛋，也不许丢了脖子上的军粮袋。”不靠裤子光靠小车怎么能行。靠近主战场时，路上除了稀泥就是弹坑，小车寸步难行。怎么办？脱裤子卸车，把袋子里的粮食倒到裤子里。裤子得劲。许司令说肥腿裤子是中国人民的第五大发明，是专为战争设计的。裤子运粮得劲呀，要歇口气抽袋烟时，人往地上一跪，头一低，从裤裆里退出来。装满粮食的裤子像半截汉子一样立在地上。歇完了，说声要走，低头钻进裤裆，双手按地，憋一口气，呼的一声就站起来了。用袋子，哪里去找这样的便利？七叔对陈毅元帅的说法很有意见，他认为应该把裤子和小车相提并论。他是个不识字的农民，认死理儿，犟劲得很，希望同志们不要怪罪于他，更不要给他上纲上线。不过你要给他上纲上线我估计他也不会害怕。这人十四岁就在枪林弹雨里穿行，那么多子弹，像飞蝗一样，竟然没有射中他的一根毫毛。其实我这七叔胆子并不大，按我父亲的说法他就是缺心眼儿，活一百八十岁，也是个愣头青。人家说：管老七，这里有口井，井里有毒蛇，你敢跳下去吗？他拧着脖子跟人家吵：你咋知道我不敢跳下去？那人说：我就知道你不敢跳下去。那人还在啰嗦呢，我们的七叔已经在井里高叫着骂人了：操你妈，快拽俺上去，井里面有蛤蟆！七叔天不怕地不怕，但害怕蛤蟆，更害怕青蛙。有一次，仇人把一只肥大的青蛙塞进他的破棉袄里，穿袄时青蛙蹦出来，他怪叫一声，往后便倒，人们掐他的人中、扎他的虎口、往他的鼻孔里塞烟末，折腾了半点钟，才把他弄醒。在我们乡里，管老七天不怕地不怕有名；管老七怕青蛙也有名。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讲小车和裤子的问题。另外这一段好像很长了，为了让你们阅读方便，我们就分个段吧。
我曾经多次批评过七叔：我说七叔，您怎么这么犟劲呢？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就已经是很高的荣耀了，你难道还要陈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裤子扛出来的？像话吗？七叔梗着脖子跟我犟：你们共产党不是最讲实事求是吗？明明是裤子也立有战功，而且战功比小车还大，为什么只提小车，不提裤子？这事儿我至死也不宾服！我说：好七叔您听我说，陈元帅那句话，是一种夸张的文学语言，他老人家在参加革命之前，是一个青年小说家，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好几篇小说，参加革命后，还是隔三差五地写一些诗词，解放后还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通信讨论诗歌作法呢！七叔打断我的话，瞪着眼说：还有这等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那时候我给许司令当勤务员，三天两头地去野司送信，跟陈司令熟得很，我怎么没看到陈司令写诗呢？我说：行了，七叔，您就别吹了。您不是去出常备夫吗？怎么又成了许司令的勤务员了呢？七叔悲伤地垂下头，说：贤侄，连你都不相信我，我真难过……我不愿让他伤心，便说：七叔，我基本上还是相信你的，我看过你的功劳牌子，那总是真的嘛。七叔的眼圈顿时红了，他伸出坚硬的大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摇晃着，说：到底是读过书的，到底是读过书的……你等着我，贤侄，千万别走。他松开我的手，弓着佝偻的腰，匆匆往屋里跑去，跑到门口时又特意回头叮嘱：千万别走哇！他的目光是那样的感人至深，又是那样的可怜，尽管我知道接下来的节目是什么，但我实在是不愿伤了七叔的心，他毕竟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好，请看下一段。
我知道七叔进屋去干什么，你们也猜到了他进屋去干什么。我透过他家的窗户看到他跳到炕上，翘起脚来，伸手从梁头上摸下了那个我非常熟悉的牛皮挎包，挎包里装着一枚淮海战役纪念章。这是七叔的命根子，任何人不许动。我那些堂弟为了探索挎包中的秘密，都挨过七叔的老拳。文化大革命前，每逢国家的重大节日，七叔就自动休假。他的行为在我们农村，那是十分地不合时宜。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农民没有休假的。我爷爷说，老七呀，你老人家就不要给咱老管家丢人败坏了。爷爷的话，七叔听也不听。他穿上那套土黄色的棉军装，斜背上牛皮挎包，将淮海战役纪念章别在左胸前，昂首挺胸，专拣人多的地方去。人们见他来了，便故意地说：这是从哪里来了个大干部呀？看那派头，最不济也是个县长。七叔走上前去，鄙视地说：狗眼看人低，县长算什么？我的战友，最没出息的也是地区的专员了。从此，人们送七叔一个外号：“管专员”。这个外号让七叔十分得意，逢人便说，管专员管专员，我管着专员，起码该是个副省长了。他对我说过许多次：贤侄，咱这个姓真是妙极了，无论上级封咱个啥官，都要大一级，封咱县长咱管着县长，封咱省长咱管着省长。我说：七叔，可惜上级啥也不封咱。七叔道：不封咱咱也不怕，最次不济咱也是个社员吧？管社员，管社员的起码也是个生产队长嘛！他还悄悄地对我说：贤侄，人是衣服马是鞍，此话丁点儿也不假。我穿上这套衣裳，立马就不一样，连你爷爷这个老顽固都对我另眼相看了，你知不知道他叫我什么？他叫我“老人家”。呵呵，连我的亲大爷都要叫我“老人家”，你说有趣不有趣？我说有趣有趣真有趣。七叔只有一套棉军衣，但国家的重大节日却是四季都有，为了光荣和信仰，七叔不得不忍受着肉体的痛苦。“六一”、“七一”和“八一”，这三个光荣的节日，在我这种觉悟不高、没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的家伙眼里，简直就是七叔的受难日。他头戴着那种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有两扇耳朵的棉军帽，上身棉袄，下身棉裤，都是又肥又大、鼓鼓囊囊，脚上是一双笨重的高腰翻毛牛皮靴子。我们光背赤脚、只穿一条裤头都浑身冒汗，他老人家又黑又瘦的长条脸上竟然没有一滴汗珠。问他热不热，他惊讶地反问我们：怎么？你们热？我怎么不觉得热？我觉得凉快得很哪！就冲着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
七叔是个奇人、怪人，所谓奇人、怪人，就是非同寻常、有过人之处的人。他第一次盛装游村，身后紧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孩子，大人们也感到新奇。面对着这样一个人，众人的心情其实很复杂、不是能用一句两句话说清楚的。人们奚落他、取笑他、讽刺他、挖苦他、甚至辱骂他，但看到他那包裹在棉衣里竟然滴水不出的瘦而不弱的身体，一种严肃的思想，就暗暗地生长起来了。另外，除了每逢国家例假日他不干农活之外，其余的时间里，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爱社如家、大公无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人民公社社员，这一点赢得了老少爷们的尊敬，也赢得了村干部、包括村党支部书记的理解。据说，七叔第一次公然旷工、游村夸功时，引起了全村震动。群众议论纷纷。干部们连夜开会，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幸好假日一过，七叔立即恢复正常，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渐渐地，人们就把七叔的行为当成了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神圣疾病，无人再去笑他骂他，也没人再去跟他攀比。每逢国家例假日，管老七就可以不干活，爱谁谁，都没脾气。在那些神圣的日子里，我们的七叔就像印度国的牛一样，享受着特殊的优待。
我的堂弟、七叔的大儿子、名叫解放的那个赖皮家伙，错以为他爹享受的特殊待遇是因为那套军装和那枚淮海战役纪念章。在一个国家例假日的黎明前的黑暗里，偷偷地他将七叔的全套行头抱到高粱地里，人模狗样地穿戴起来，等到太阳升起，便学着七叔的样子，上大街游行漫步。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立即发现光荣的军棉衣里藏着虚假的内容，这家伙顿时成了过街老鼠，被人人喊打。他见事不好，撒腿就往家跑。愤怒的群众，手持农具，像追赶盗贼一样，奋力追打。如果不是这家伙跑得快，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他逝世的日子。堂弟的行为让七叔恼了大火，他提着一把斧头，死追不舍。一边追赶一边声嘶力竭地高喊：立住，你个邱清泉！立住，你个杜聿明！堂弟急中生智，钻进我家，跪在我爷爷面前，哭叫着：大爷爷，救命吧，俺爹要杀我。这时，七叔追了进来。他的瘦脸，仿佛刚从炉子里提出来的铁，双眼沁血，活似疯狗——请原谅七叔——他举起斧头，对准解放的后脑勺子毫不做作地下了家伙。我爷爷当时正好在院子里铲鸡屎，手里持一张铁锹——也是堂弟命不该绝——爷爷情急智生，举起铁锹挡住了堂弟的脑袋。只听得当啷一声巨响，斧头正砍在锹头上。爷爷虎口麻木，铁锹落地。细看时钢板的锹头竟被七叔的利斧砍开了一个大豁口。堂弟怪叫一声，三魂丢了两魂半，打了一个滚，瘫在地上，宛如一摊稀屎。爷爷目瞪口呆，面色灰白，怔了好久，才说：老七，你还动真格的了？七叔瞪着眼说：你以为我是跟你们闹着玩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大闺女绣花！爷爷说：好好好，七爷，您厉害，我怕您，行了吧？爷爷转身要走，堂弟见事不好，上前搂住爷爷的腿，求道：大爷爷，您要放手不管，孙子我可就没了命了……爷爷恼怒地说：滚开！你是他的儿子，他是你的爹，爹要杀儿子，与我有什么关系？七叔对爷爷说：大伯，欢迎您终于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爷爷被他气得哭笑不得，他却笑嘻嘻地把儿子押走了，好像抓了一个俘虏。
我永远忘不了七叔手举着利斧追赶盗穿了他的光荣军服的无赖儿子的情景。毫不夸张地说那情景有点惊心动魄。请诸位朋友跟着我想一想吧：在一个六月的清晨，一轮红日初升，照耀着村中铺满黄土的大道和站立在土墙上啼鸣的红毛公鸡，村民们手捧着粗瓷大碗站在街边吃饭——这是我们那儿的习惯——就看到一个土黄色的鼓鼓囊囊的大物，腿脚麻乱地往前滚动着，嘴里发出狗转节子般的怪叫声：救命哇……救命哇……七癫要杀人啦……在他身后十几米处，七叔穿着一条辨不清颜色的大裤衩子，身上裸露的肌肤像黑色的胶皮，看上去很有弹性。他高举着那柄亮晶晶的小板斧，气喘吁吁地吼叫着：抓抓抓……抓反革命呀……抓反革命……七叔到底是上了年纪，虽有雷电火花的意识，恨不能变成一束激光，恨不能变成一粒子弹，但衰老的肉体不给他争气。他的腿抬得很高，步子迈得很大，但前进的速度不快。他那样子有点像电影里经常出现的“慢镜头”，既古怪又滑稽，让路边的乡亲们无所措手足，不知是该帮他截住儿子，还是该帮他儿子截住他；让路边的乡亲无所措嘴脸，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那些从高粱地里手持农具把他儿子轰赶出来的早起的乡亲们，自从七叔接班追赶以后，便自动退出了热烈的行列，变成了清冷的旁观。事关集体的事情变成了七叔的家务事。七叔和他的儿子在家乡清晨的漫长大街上追逐着，他们的脚踢起一团团黄色的尘土，他们惊得鸡飞狗跳墙，这是一件正在进行中的图谋杀人的事件，人们盼望着它的结局。我知道大多数人盼望着七叔把他儿子的脑袋砍下来，那样将会给死水一潭的农村生活增添很多乐趣，将会给捧着大碗在路边吃饭的无聊乡亲制造一个生气蓬勃的话题，这个话题将在村里被议论三十年，经过三十年的添油加醋、夸张渲染，进入历史的事件将与真实的事件产生很大的距离，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我也永远忘不了七叔押着他的儿子走在大街上的情景。正与我的父亲经常说的一样，“虎毒不食亲儿”，七叔押着儿子返回时，他的鼻尖距离儿子的后脑勺只有半米光景，正是挥斧砍杀的最佳距离，七叔只要一挥手，便可以让儿子的脑袋开瓢或是滚落尘埃。但七叔不动手。他的儿子每走两步便回一次头，可怜巴巴地说：爹，俺错了，俺错了还不行吗？七叔严肃地说：好好走，不要调皮！但我估计堂弟胆寒得很，他那后脑勺子上一定凉气森森，所以他还是不间断地回头认错。他那酷似七叔的瘦长的小脸上，布满了汗水和灰尘。我这堂弟其实是个坏得不得了的家伙。他狡猾多疑，自私自利，又馋又懒，给他一块糖，他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亲爹。如果高兴，我可能在后边多给你们讲一点他的事。
事过多年后，回头想想，必须承认，那天早晨，街上看热闹的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殷切地盼望着七叔在押送解放还家的归途中，抡起斧头，让解放的脑浆溅落尘埃。七叔冷笑道：我的心，像大玻璃镜子一样，明光光一尘不染，你们心里想的啥我全都知道，但你们不懂我军的俘虏政策。解放不投降，我可以消灭他；解放投降了，就是我们的俘虏。杀俘虏，那是要犯严重错误的！你懂不懂？人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你七叔我，当年就是被解放军俘虏的。解放军优待俘虏，大馒头、大白菜炖大豆腐，热气腾腾，管够。指导员说：弟兄们，放开肚皮吃，吃饱了，想回家的发给路费，不想回家的，就留下跟我们干。奶奶的，只有傻瓜才回家。回家干什么？回家连地瓜干子都没得吃，这里大馒头管够。我问：七叔，您不是许司令的勤务员吗？怎么又成了俘虏兵了呢？七叔红了脸，恼羞成怒，道：你爱信不信。我告诉你那是战争年代！战争年代，风云变幻，像狗脸一样，说翻就翻！战争，懂不懂？美国造黄铜壳大炮弹，明光耀眼，小牛犊似的，从天空里打着滚落下来，轰隆一声巨响，一家伙就炸出个大湾，十几米深，湾里水瓦蓝。战争，枪林弹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说死就死，不是好玩的。
我把话头扯得太远了点，对不起你们。前边说到七叔跳到炕上去拿他的牛皮挎包，那是他的宝贝。现在，他双手捧着宝贝站在我的面前。我的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我猜想那个挎包年轻时，必是油光闪闪，温良如玉，呈现着鲜明的棕红色。但现在它像七叔一样老了。它颜色发黑，失去了光泽，铜件上生着斑斑绿锈。七叔蹲在我的面前，打开挎包，拿出一个红布包儿。红布因年代久远，颜色发黑。七叔神色郑重，解布包时手指微微颤抖。我虽然知道包里有什么，但还是被他制造的庄严气氛感染，不由得肃然起了敬意。那枚镀铜褪尽的淮海战役纪念章终于又一次呈现在我的眼前当然也呈现我女儿的眼前。与现在的富丽堂皇的豪华纪念章相比，七叔的宝贝实在是太寒酸了。说句难听的话，那简直就是一块破铜烂铁，扔在大街上也没人去捡。但这东西在七叔的心目中，神圣无比。
我们学校曾经排演过一出戏，戏里有一个解放军的功臣还乡报杀父之仇，负责导演又兼主演的常老师在我的陪同下，到七叔家去借他那套著名的服装当然也包括那枚光荣的纪念章。常老师说明了来意，并反复强调了我们排演这出戏对于教育农民的重要意义。常老师说：老管同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您是应该知道的。七叔满面赤红，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他说：常老师，我把老婆借给你们行不行？常老师愣了一会儿，随即满脸通红，表现出十分的尴尬。后来，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干预下，七叔不得不把他的宝贝借给了我们学生剧团，但他老人家也就成了我们的义务道具员，我们到哪里去演出，他就跟到哪里。那时我们有饱满的革命激情，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怕寒冷和疲劳，像日本鬼子拉网一样，不放过高密东北乡每一个村庄。那时候我们是上午学习，下午就往晚上演出的村庄进发。七叔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还不能耽误了我们的演出，耽误了演出那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随便给他扣上一顶帽子就够他受的。因为他的小气，我们宣传队都对他有意见。宣传队的队长就是那个跟我一起去向他借服装的常老师，当时他用那么难听的话顶了人家，让人家下不了台，你想想吧，还会有他的好果子吃吗？我们宣传队长说：管老七，借用你的服装，是革命的需要，支部书记也说了话的；既然你不放心，非要自己跟着，我们也拿你没办法，但是，你听明白，如果你耽误了我们演出，你就是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你听明白了吗？七叔满不在乎地说：听明白了，队长同志，您就把心放在肚皮里吧。想当年俺冒着枪林弹雨往前沿阵地给解放军送炮弹，那活儿，跟这活儿，比较起来，这活儿，就好比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盘。宣传队长点点头，拖着长腔说：好哇！队长的话里，暗藏着杀机，连我这个缺心眼的都听得出来，七叔却兴冲冲地说：您就好吧，队长。毕竟是一笔难写两个管字，我悄悄地对他说：七叔，小心点吧，队长要收拾你哪！他却笑嘻嘻地说：忠不忠看行动，我要用实际的行动告诉你们，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老师，而不是教育农民。
说话多容易哇，嘴唇一碰，舌头一弯，十万八千里就出去了，可要走一里路，最少也要迈上五百步。高密东北乡土地辽阔，村与村之间相距最近也有八里路，远的有四十里。那时候条件差，别说汽车，连自行车也是罕有之物。我们村只有两辆自行车，一辆是支部书记的，另外一辆，是麻风病人方人美的。方人美没有自行车之前，人们害怕传染，都躲着他；但自从置上了自行车之后，他就吃了香。据方人美说，七叔为了赶场，曾去向他借自行车，还用大道理吓他，用大帽子压他。方人美眨着可怕的疤眼睛说：去你妈的管老七，宣传队有什么了不起？老子在疯人院治病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还是副队长呢！你吓唬谁呀！我们去县委礼堂演出，连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毛森都去观看。看完了还上台讲话，讲完了话还挨个儿跟我们握手、照相，那真叫亲密无缝，连根针也插不进去。知道我们麻风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拿手好戏是哪一出吗？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知道咱在戏里扮演啥角色吗？革命英雄郭建光。知道扮演阿庆嫂的是谁吗？俺的老婆黄春芳。我们也有恋爱的权利呀。七叔坚决否认他曾经去借过方人美的自行车。看把他烧包的吧，七叔说，人无志气，犹如树无皮。我宁愿爬着去，也不骑他的麻风车。老子要骑就骑高头大马，左挎牛皮包，右挎驳壳枪，牛皮的宽腰带拦腰一扎，手提缰绳，腿夹马腹，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战争年代早就过去了，马已经快要绝迹了。这种动物不但要吃草，而且还要吃料，生产队里哪里去弄草料喂它们？战争激烈的年代才是马的黄金岁月。现在生产队里只养着七头老牛，两匹瘦驴。瘦到啥程度？像皮影似的。七叔说，这驴，脊梁比刀还快，女人骑最好，坐上去，一颠，嚓，像切瓜一样，顺着缝儿就劈成了两半。其实，就连这样的驴，七叔也捞不到骑，他能自由支配的，只有自己的两条腿。
为了不耽误我们的演出，也为了他发下的高昂誓言，更为了保护他的宝物，在那个冬天里，七叔大大的辛苦。他撕下一条被单，把他的军棉衣、军棉帽、大皮靴精心包扎起来，那枚纪念章自然是揣在怀里。傍晚收工后，他扛着农具，往家飞跑，有时候跑得比骑着自行车的方人美还要快。一进家门，扔下农具，揭开锅盖，抓起一个烫手的地瓜，把大包袱往肩上一抡，不顾儿子们的吵闹，不顾圈里的猪饿得吱吱叫，不顾七婶的嘟哝，风风火火地蹿出家门，向我们演戏的村庄奔跑。七叔从来不说“奔跑”，他用的都是军事术语，“急行军”啦，“打攻击”啦，“强冲锋”啦，一张嘴就透着不凡。那一年他将近四十岁了，营养状况也不好，白天在生产队里熬了一天，晚上再来一次“急行军”，的确是够他一受。但这仅仅是我的担忧，七叔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他的嘴里从没说过草鸡话。幸好那解放军的英雄是在戏即将结尾时才出场，这样就给七叔留下了比较充裕的赶路时间。否则，即便他跑得比野兔还快，也要误了场。
前边我交待过，高密东北乡最边远的那个村庄离我们村有四十多里路，那个村庄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总人口不超过七十，村名却牛皮烘烘的叫做大屯。素有大屯不大，小屯不小的说法。其实我们去小屯演出时，大屯的人几乎全都去看了。大屯比小屯还要远七里路。我们都不愿再往这大屯跑一趟，可我们这该死的队长非要去。我心里明白，这老兄多半是为了修理我七叔才安排了去大屯的演出，并不是像他嘴里说的那样，什么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留一点死角。他是队长、导演、主演，他的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他就给人扣大帽子。而且他还给我们许愿，说路程超过了四十里，就可以每人报销五毛钱。那时候五毛钱对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可不是一笔小钱，恰好能买一对大无畏牌干电池呢。那时我们只要有一只灯塔牌手电筒，再配上一副大无畏牌干电池，就是十足的神气了。晚上走夜路既壮自己的胆，又能勾搭上女同学与我们同行。我们班最美丽的女生名叫郭红花。后来她嫌此名太土，改成郭江青。粉碎“四人帮”后，她又嫌此名太臭，改成了郭安娜。关于这个美丽的女同学的事我们后边再说吧。
下边我偷空谈谈给手电筒对焦距的问题。一般人给手电筒对焦距是扭动前头的螺丝，我的发明是不但要扭动前头的螺丝，而且还要扭动灯泡，调整灯泡与灯锅之间的距离。多了这一招，我的手电筒射出的光束像利剑一样刺破黑暗，把同学们的手电筒全都给斩了。连我们老师那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都给毙了。我这一辈子在人前很少出过什么风头，在玩手电筒方面，却是技压群芳，独领风骚。每逢我们的节目演完，摸黑往家走时，我的手电筒一开，就有一道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那些女生们便跟在我身后，娇声娇气地夸我的手电筒：哇！真亮！哇！射得真远！而在我心中，夸我的手电筒也就是夸我了。那群女生中，自然有那位当时名叫郭江青的女生。她经常娇滴滴地大喊：管谟业呀，你等等我嘛！我那时满脑袋都是封建主义思想，对她这种娇声很不习惯，很反感，所以她越叫，我走得越快。那时我最怕女生对我表示特别的热情，哪个女生对我好，我就对她恶声恶气，但当这个女生对别的同学表示亲热时，我心里又很生气。可见我从小就不是个好同志。书归正传，尽管我是十分地想接着茬儿往下说郭江青的事。
我们吃过午饭就出发，紧着走慢着走，赶到大屯时，红日已经西沉了。下午刮着很大的西北风，没有八级也有七级。风从后边鼓动着我们，吹得我们腿轻脚快，一路小跑。日落之后，北风止了。这就是说七叔的来路上得不到西北风的助力，他今晚的赶场将是十分地困难哪！我们赶到大屯，首先去找村革委会主任。主任喝醉了，正在家中和老婆打架，闹得鸡飞狗叫。我们进入他家院子时，他的老婆正坐在院子里嚎啕大哭。她的鼻子破了，抹得满脸是血，好像刚从战场上抢救下来的重伤员。主任醉眼乜斜，左手叉腰，右手挥舞着，好像列宁在十月里讲演的样子：狗娘养的个王八蛋，你以为我还不敢揍你是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老子今日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队长上去跟他说晚上演出的事，他骂骂咧咧：演你妈个鸡巴蛋！我们队长说：熊主任，我们是大羊栏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你竟敢骂我们演鸡巴蛋？！主任一愣，那酒立马就醒了：欢迎欢迎，我说我老婆哭个鸡巴蛋呢，这臭娘们，是属破车子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队长同志，您要有劲儿，就把她弄到炕上去修理修理。队长说：熊主任，我们给你谈正经事呢！主任道：俺听着呢！队长说：三件事，一，让四类分子去扎台子；二，准备一盏汽灯；三，安排一户老贫农，给我们煮锅地瓜吃。主任说，好说好说。一会儿工夫，台子搭好了。一会儿工夫，气灯点亮了。一会儿工夫，地瓜煮熟了。
我们围坐在老贫农家的锅灶前吃地瓜。地瓜煮得很烂，像熟透的柿子似的，烫嘴的一包蜜。这是我们下乡演出以来享受的最高礼遇。大屯人老实，听话，煮放浆的热地瓜给我们吃；小屯人不尿我们队长那一壶。队长让小屯革委会主任安排个堡垒户煮地瓜给我们吃，那混蛋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你们吃生产队里的地瓜，正是私字当头的表现，一群私字当头的人，还鸡巴宣传队呢！弄得我们队长无言可对。我们吸吸溜溜地大吃地瓜，嘴巴子烫得发麻。老大娘说：孩子们，慢点吃，别烫着，吃了不够大娘再煮一锅。吃地瓜时，我就发现队长脸上时时浮起一丝奸笑，像样板戏中的参谋长刁德一似的。我马上就猜到了队长的奸笑是针对着七叔的，这个晚上够他老人家受的。我们大吃地瓜时，七叔正在被狂风刮得灰白的大道上，进行着他的急行军。他肚子里没食儿，又干了一天活，一定是眼冒金花，双腿酸软了吧？但这只是我的想象，究竟什么感觉，只有他自己知道。
吃罢地瓜，大家心满意足地抹抹嘴，有的还打着难听的饱嗝。我们像一群猫，围在老大娘热乎乎的锅台边不想离开。老大娘摸着郭江青的脑袋，一个劲儿夸奖：这闺女，像那画中人似的，真叫那个俊！把郭江青美得合不拢嘴。队长道：快快，别磨蹭了，抓紧时间化妆。于是大家就在老大娘家开始化妆。我这模样，只能演反面角色，不是匪兵甲，就是汉奸乙。这种角色，化妆容易，伸手到锅底，抹来两手灰，往脸上一搓，只剩下牙和眼白是白的，这就行了。整个化妆过程用不了三分钟。正面人物的化妆就要麻烦多了。譬如郭江青，她从来都是演正面人物的，她化妆要先上底色，用那种一管管的颜料，七调八调，把个小脸抹得花里胡哨，然后用墨笔把眼眉描得像柳叶似的。双眉之间，还用红颜色点上一个大大的圆点。化完妆后的她，真真是千娇百媚，如花似玉，小狐狸精似的。对于化好妆后的郭江青，我是既爱又怕，因为我们那里狐狸很多，有关狐狸精的传说比狐狸还要多，在深夜的舞台上，被雪亮的气灯光一耀，她又扭又唱，妖气横生，我闹不清她是人多一些，还是狐狸多一些。闲话少说，我们在队长的催促下，很快化好了妆，拿着简单的行头，就到了戏台后。三通锣鼓敲罢，戏就开场了。
我们几个匪兵弓着腰、端着枪——枪是木枪，涂了黑墨——在舞台上转了两圈，开枪射杀了老百姓几只母鸡——我们开枪时，有人在后台砸响了几粒火药纸，紧接着有人把几只道具鸡扔到舞台上。我特别希望能得到在后台砸火药纸的工作，但我们队长不答应——那所谓舞台，也就是平地上扔上了一点黄土，高出地面半米光景，台上铺上一领破席。台边上放两条板凳，坐着拉胡琴的和敲锣鼓的。台前竖一根高杆子，杆子上挂一盏汽灯。汽灯真是好东西，用一个石棉网作灯泡，下边有一个小气筒子往里打气。气越足越亮。那个亮，真叫亮，不是假亮。眼盯着汽灯看一分钟，回头往外看，那夜色就比墨汁还要黑。各位同志们，有一个问题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从前的夜色是那样的黑呢？所谓黑得伸手不见十指是常有的事，而现在再也没有那么黑的夜色了，那么黑的夜色跑到哪里去了呢？
在舞台上转了两圈，基本上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几个主要人物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一把胡琴吱吱呀呀地伴奏着。唱的是啥我也听不清。也许有人能听清，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没有关系。我与几个演匪兵的同学坐在所谓的后台的一条板凳上，冻得鼻流清涕，脚像猫咬似的。台上的把戏看了几十遍了，没什么好看的，唯一好看点的是郭江青的脸，但她时刻不忘面对观众，我们只能看到她的背。她的背没什么好看的，于是我就看舞台下的观众。在汽灯照亮的那个圈子里，零零落落地坐着几十个老乡。看了一会儿，那些上了年纪的扛着板凳先走了，台下只剩下十几个拖着鼻涕水的半大小子。半大小子不怕冷，不怕热，不怕苦，不怕死，是最具有革命精神的年龄。天太冷了，河里的冰嘎巴嘎巴地响，地面上结了一层白霜，我们穿着棉衣还冻得够呛，舞台上那些主角们穿着单衣，我估计她们的血都快凉透了。台下那些小家伙的嘴脸渐渐模糊起来，在雪亮的灯光下，我分明地发现他们的眉眼有些古怪，挤眉弄眼的他们很让我想起狐狸变成的小妖精。越看越觉得他们像妖精。怪不得他们不怕冷，原来他们是狐狸。狐狸的皮毛越到冬天越丰厚，它们怎么会冷呢？我想起七叔讲过的一个故事，七叔是很少讲故事的，但他不讲便罢，讲必精彩。
他说：旧社会有一个戏班子，住在一个鸡毛店里，正为没人请戏、寻不到饭辙发愁呢。突然，来了两个穿袍戴帽、时时务务的人，说家里有重大庆典，想请戏班子去演出，说着就拍出一摞大洋作定钱，把个戏班老板喜得差点昏过去。黄昏时，来了十几辆马拉轿车子，一条龙似的排在街上。赶车的都穿着狐皮领子大衣，十分的气派。那些拉车的马，一律枣红色，浑身没有一根杂毛，眼如铜铃，耳如削竹，胖得像蜡烛样。演员们匆匆把箱搬上车，人也跟着钻上去。他们还没受过这样的礼遇呢，坐在豪华的车上，都有点受宠若惊的意思。班主在车上还不忘给演员们做思想鼓动工作，他要大家把看家的本领都拿出来，争取唱红，把过年的钱挣足。演员们自然也是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就登台表演。他们上车时已是红日西沉，走了一会儿，暮色渐渐深重。大家的心忽然揪起来。他们几乎同时发现，听不到马蹄声，也听不到车轮声，只有呼呼的风声。班主大着胆子掀开车帘，往外一瞅，叫了一声亲娘，脸色突变。他看到，轿车子正在空中飞翔。他还看到，在半轮黄月的辉映下，灰白的土地、银色的河流、萧条的树梢，都匆匆地往后退去。女演员们都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哆嗦；男演员也好不到哪里去。班主渐渐冷静下来，这就叫无事胆不能大，有事胆不能小。不知飞行了多远，感觉到车子渐渐地降落云头，终于落了地。都腿打着颤、心打着鼓、牙打着战，钻出了飞车。一看，好一派繁华景象。但见那高楼华屋鳞次栉比；大街坦荡，小巷曲折；家家门前还挂着大红灯笼，俨然是一片盛大庆典的模样。戏子们一下车，立即就有管事的人上来迎接。点头哈腰，彬彬有礼，好像君子国中人。把戏子们迎到屋里去，见室内一色的紫檀木雕花家具，墙上挂着名人字画，雅气逼人。刚刚落座，立即就有小丫环献上茶来，那茶水异香扑鼻，戏子们闻所未闻。一杯茶过，又有精美点心献上来，自然也不是寻常货色。点心用罢，又上大餐，那真是山珍海味，国色天香，戏子们别说吃，连见也没见过。用罢饭，管事人将戏班引到舞台边，并告诉说这是为家中的老太爷庆祝百岁诞辰，希望大家好好演，演完后老太爷必有重赏。再看那戏台，用一色的粗大杉木搭起，高大巍峨，俨然空中楼阁。只见那戏台周围，挂满了大红灯笼，虚无缥缈，宛若神仙境界。此时的演员们，其实已经忘记了恐惧，说他们沉浸在幸福当中也不是不可以。但那老奸巨猾的班主偏偏多事，他打头就要演关老爷的戏，并且要演员用有避邪作用的朱砂涂了大红的脸谱。三通锣鼓敲过，关老爷用袍袖遮着脸上了场。走到前台，一声叫板，声彻云霄，然后猛甩袍袖一亮相——老天爷，这一下子可不得了了！只听到台下一阵鬼哭狼嚎，所有的灯笼一齐熄灭，所有的美景全部消失，戏台也轰然坍塌，什么也没有了，只有黑，一团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紧接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刮得那些戏子叫哭连天。好不容易等到天明，才发现整个戏班子在一片乱葬岗子上打滚。七叔说：关老爷是啥？伏魔大帝！几个草狐狸精哪顶得住他老人家的镇压？
听罢七叔的故事，我对那个戏班子老板意见很大，这个人不够意思，就算我们是狐狸，可我们一片热忱把你们请来，好茶好饭伺候着，你们何必装神弄鬼地吓唬我们呢？我估计那帮演员也要抱怨他们的班主，瞎请什么关老爷呀，生生把一场好戏给搅了，否则人狐共乐，其乐融融，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七叔说：瞧这傻孩子，竟然当真了！
想着狐狸们的故事，我们的戏渐渐逼近了尾声。队长就要上场了，可是七叔还不见踪影。我们的队长画了一张大红脸，红脸上两道剑眉，直插到鬓角里去。这是那个年代里最流行的英雄脸谱，二郎神也似，十分地威风可怕。天气干冷，寒气从大地深处上升。我们队长鼻子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结成了冰凌。他老人家的鼻子毫无疑问是冻僵了，像一根通红的胡萝卜。他在后台上走来走去，不知道是心焦意乱呢还是冻得难以坐住，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就是要借不断的运动来活动筋骨，加快血液循环，增强肌体的御寒能力。前台上，胡琴吱吱扭扭地响着。拉胡琴的朱老师是个很严重的罗锅腰子，还是个很严重的近视眼。他那副白边眼镜的腿儿不知断过多少次了，用胶布横缠竖绑着。他是个老右派，划成右派前家里成分是富农。据说他还参加过国民党，还在国民党领导的三青团里当过训导员。这可是个像五香面儿一样滋味丰富的坏蛋，无论搞什么运动，都逃脱不了他。镇压反革命跑不了他，整风反右跑不了他，土地改革跑不了，四清运动跑不了他，他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老运动员。之所以在这么多次运动中没要了他的小命，就在于这个老东西会的手艺实在是太多了。他会拉京胡，板胡，二胡，不但能拉，还能制造乐器。他造了一把四根琴弦、双马尾弓子的胡琴，拉起来双声双调，一把琴发出了两把琴的声音，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等于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他能吹长笛短笛，还能呜呜咽咽地在月下吹箫。后来流行用西洋乐器伴奏京剧，他拆了自家一个梧桐木风箱，刀砍斧剁，硬是自制了一把小提琴。这件事在高密东北乡引起不小的轰动，我七叔说那把小提琴的模样很像日本鬼子使用的歪把子机关枪。朱老师拉提琴也是无师自通。这老家伙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同时还是个能工巧匠。人们都说：老朱除了不会生小孩之外，什么都会。他拉起提琴来的样子，的确是奇形怪状，我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能靠你们自己来想象。请想象吧：一个永远腰弓成九十度、戴着横缠竖绑的千度近视眼镜、留着大背头、穿着对襟小棉袄的人，竟然在舞台上用自制的小提琴演奏革命样板戏，你说美妙不美妙。他除了音乐方面的天才外，还是个相当不错的书法家，行楷篆隶，无一不能。我们村家家门上贴的对联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春节前几天，他在学校办公室里那副破乒乓球案桌上，泼墨挥毫，所有的词儿都是毛主席诗词。给人家新婚夫妇写对联他就写：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词儿常常引起一些流氓分子的想入非非，但他们不敢把心里的流氓想法说出。我也是众流氓中的一个，去人家闹喜房时，找不到个办法发泄青春的热情，便站在人家洞房窗外，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闹得人家的老人莫名其妙，不胜厌烦：孩子们，别吵吵了，天都快要亮了，回家睡觉去吧。我们的朱老师还是个体育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别看他弓腰驼背，条件艰苦。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运球过人，带球上篮，矫健得像只豹子，而且投篮还是一等第一的准确。有人要问了：这怎么可能呢？一个罗锅腰子还能打篮球？并且还能打得很好？我说的你如果不信，你可以到我们村调查去。他还喜欢打乒乓球，那时我们国家正是乒乓热潮，每个学校都垒起土台子，乒乒乓乓打起来。我们学校那三个露天土台子就是朱老师领着我们垒起来的。没有砖头，我们就去扒无主的荒坟；没有钱买水泥抹台面，我们就去捡鸡屎卖钱。朱老师捡鸡屎是一绝，原因嘛我不说大家也能想象出来。同样的原因，朱老师发球具有十分的隐蔽性，谁也猜不到他发出的球是个什么旋法。县里的冠军与他比赛，被他打了个落花流水，气得那个小白脸儿小脸通红，连说：怪球怪球。我们都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朱老师不是右派，拿回个世界冠军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冻得要死，可朱老师却满头大汗。他拉琴的动作很大，像老木匠拉大锯似的。我们看到他头上冒着白色的水蒸气，腾腾的，好像一座小锅炉。我们羡慕他身上的热度，但都知道他不是常人，羡慕也没用。他老人家是音乐天才、体育天才，还是天生的抗寒种子。村里人私下议论：这家伙要不是右派，要不是弓腰，要不是近视，地球如何能盛得下他？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唱段了，朱老师开足马力拉着过门：里格龙里格龙里格龙龙……那熟悉又亲切的家乡戏的旋律在我的耳边回旋着，使我的心中泛起酸菜缸的气味，过去的岁月又历历在目……常队长倒背着手，像一只大狗熊似的在后台转圈子。我暗中猜测，他虽然念念不忘找个机会整治七叔，但真要误了场，破坏了这场戏，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那个年头跟现在大不一样，没有亲身经过的说也不明白，亲身经过的不说也能明白。我知道这是废话，但还是要说，因为小说本质上就是废话的艺术。我们队长嘴里嘟哝着：管老七呀管老七，我把你这个管老七……那最后的一个唱段眼见着就要被郭江青唱完了，可七叔还是不见踪影。我心里念叨着：郭江青啊郭江青，你千万节约着点唱……但郭江青一点也不节约，不但不节约，她还偷工减料少唱了两句词儿。看来误场是笃定的，七叔注定要倒霉了。
正当我为七叔的命运担忧时，七叔赶来了。又是一个惊险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这是说书人惯用的伎俩。踉踉跄跄的七叔、气喘吁吁的七叔、狼狈不堪的七叔一个兴奋的“狗抢屎”，扑倒在后台。我禁不住一声欢呼。据说我欢呼的声音比郭江青的唱腔还要高八度，这是后来的郭安娜告诉我的。我们的队长可顾不上欢呼，他急急忙忙地把那个衣包拽下来，从七叔的背上。他手忙脚乱地把那套光荣的棉军衣穿到身上，活像一个刚从冰窟窿里爬上来、见了衣服比见了娘还要亲的叫花子。他刚把衣服披上，还没来得及扣扣子呢，郭江青已经唱完了最后的唱段、扭动着水蛇腰下了台。我们的队长胡乱扣着扣子，没顾得上穿那双沉重的大头皮靴就上了革命的舞台去执行他的革命任务。这时候，我才有机会来照顾一下七叔。
我想把七叔拉起来。我拉他的手，他不动；我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急忙去摸他的头；他的头烫我的手，我才欣慰地知道他还活着。我大声叫道：七叔！七叔！七叔抬起头看看我，有气无力地问：孩子，没误场吧？我大声回答他：没误！七叔说：那就好……然后他就闭上了眼睛。我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悲壮的感情，热辣辣的泪水夺眶而出。你们不要以为我七叔说完这话就该牺牲了，没有那事；等我们队长从台上下来时，七叔已经站起来了；尽管他的身体有些晃荡，但他的精神却是十分的亢奋；就好像一个在最严酷的战斗中赢得了胜利的战士。就像后来七叔自己说的那样：这算什么，想当年我扛着一百斤小米一夜跑了一百里，放下小米就去抬伤兵。这算什么！我知道七叔是大驴鸟日磨眼硬充好汉，其实那晚上他就吐了血。
请允许我回头照应一下本文的开头部分吧，我的文章尽走斜路，恶习难改，实在是不好意思。七叔收拾好他的宝囊，回到院子当中，继续修理他的车。一边修车，一边接着刚才的话头往下说：……为什么光提小车不提裤子呢？这事不公道，我死了也不宾服……过涡河时，河面上结着半指厚的冰，指导员一声令下，一马当先，扛着一裤子小米，光着身体冲下河。我们发一声吼，扛着装满小米的裤子，紧跟着指导员下了河。河里那层薄冰啪啪地破了，冰茬子像刀刃一样割人。那河里的水真叫凉，没有比那涡河里的水更凉的东西了，我敢打赌。我们上了对岸，低头一看，腿上、肚皮上尽是血口子，让冰茬子割的。但这血口子并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鸡巴蛋子，这俩兄弟都缩到小肚子里去了。那种痛法跟别的痛法不一样，大概可以叫做“牵肠挂肚”，痛过的不说也明白，没痛过的说了也不明白。指导员带着我们烤火，他很有经验，大声地命令我们：弟兄们，重点烤那儿，把它老人家烤出来再烤别处。我们最听指导员的话，都认真地烤那地方。指导员又喊了：离火远点，烤熟了可就孵不出小鸡来了。我们最听指导员的话，让那地方离火远了点。烤了老半天，才把它们烤下来。
七婶端着一盆猪食去喂圈里的猪，路过我们身边时，歪了一下头，顺便批评七叔道：你能不能说几句人话？一天到晚，胡诌八扯，真真烦死人也！七婶对我说：他就是能吹牛，说什么地区李专员与他睡过通腿，是生死之交，可让他去找找李专员，给跃进安排个工作，他杀死也不去。七叔把眼一瞪，怒冲冲地说：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不到关键时刻呢，到了关键时刻我自然会去找他。其实我根本用不着亲自去，我花上八分钱寄封信去，李专员保准开着直升飞机来接我！七叔拍着肚皮上那块紫色的疤痕，道：你以为这是被狗咬的吗？这不是狗咬的，这是我背着李专员从碾庄往徐州爬，在地上磨的。李专员受了重伤，如果不是我把他从枪林弹雨里背下来，哪有他的今天？大侄子，你现在可明白了我和李专员的关系有多深了吧？我说：明白了，你们的关系比天还要高，比海还要深，从碾庄爬到徐州，少说也有二百里吧？硬是一点一点爬过来，容易吗？不容易，的的确确是不容易。没有比铁还要硬比钢还要强的意志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七叔感动地说：贤侄，在这个地球上，能够理解我的，也就是你一人了！
下面说说七叔的裤子。七叔的裤子就是前面说过的那种笨裤子。七叔的笨裤子是青色的，裤腰却是白色的。他扎了一条红绸腰带，腰带头儿在两腿之间耷拉着。白裤腰从腰带处折叠下垂，好像养蜂人连缀在帽檐下的面纱。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裤子打伞”。七叔的腰带还余着尺把长，扯起来可以扭秧歌。这样一条崭新的红绸腰带怎么会扎在七叔陈旧灰暗的裤腰上？对此我疑虑重重，想问又不敢问。因为我们那儿只有死人才扎这样的红绸腰带。老人们经常叹息：该扎红腰带了！意思就是该死了。这跟那些老干部动不动就说该见马克思了是一样的。其实有一些老干部是见不到马克思的，他们应该去见斯大林。七叔挥动着锋利的小板斧，白布的裤腰和红绸的腰带随着身体的动作飘飘如翅。他哪里是在修车？分明是在劈柴。他的动作快捷得让我惊讶。算算他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哪里得来这么多蛮力气，能把一柄板斧抡得如落花流水？这是货真价实的运斤如风，只见一片光影闪烁，习习生出寒气，只怕连水也泼不进去。古代的有名战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加上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使斧出了名的，《隋唐演义》里有一个程咬金，《水浒传》里有一个急先锋索超，还有那个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好像《说岳全传》里那个侵略者金兀术也是使斧头的。他们都有些笨拙，都比较鲁莽，只知道用憨力气。能将一柄板斧施展得如流星追月、星驰电掣的，只有我这人称“七癫”的七叔了。当然，木匠鼻祖鲁班用斧的技术也不会错；那位用斧头帮人砍去鼻上白垩的楚人技术也相当高超；但比起我们的七叔，他们还差把火。我才刚还以为七叔是在那儿劈木头呢，定睛一看，才发现他在劈那些绿头苍蝇。这是一件举重就轻的绝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那些苍蝇都被他从脊梁正中劈成了两半，分成两半的苍蝇身体各带着一半翅膀打着旋转落在我的面前。有一只苍蝇逃脱，像一粒耀眼的金星，蹿到比白杨树梢还要高的阳光里去。七叔笑眯眯地说：宝贝儿，你想逃吗？我怎么舍得让你逃了呢？我们活捉了王耀武，活捉了黄维、杜聿明，也绝不会放过你，你要是知趣呢，就给俺乖乖地下来，也许俺还能留你一条小命；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可就怪不得俺手黑了。那傻苍蝇不听七叔的警告，没了命地往上蹿，眼见着就要与灼目的阳光融为一体了。七叔道：贤侄，你作证，不是俺管老七不仁慈，实在是这家伙太顽固。想当年我们放走了李弥，已经丢了半辈子人，如果今日放走了它，我们如何向子孙后代交待？我点点头，表示十分地愿意为他作证。七叔就把手中的板斧猛地抛了上去。只见一道蓝色的光芒，像一条灵蛇，飕的一声，飞到天上去了。紧接着又是一道蓝光，无声无息地敛到七叔的手里，依然化为一柄板斧。我仰面朝天，等待着那只顽固不化的苍蝇。过了好一会儿，那只苍蝇才落下来。它一落地即分成了两半。我兴奋得发了狂，大声嚷叫着：七叔，你啥时练出了这手绝技？我读武侠小说，总以为那里边的描写是胡编乱造，今日看了您老人家的表演，才知道他们写的还远远不够呢！七叔笑道：这么点子小事竟然也让你吃惊？如果这点小活儿就把你惊成这样，那么，我用这把小板斧把美国佬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砍下来，你又会怎样呢？
这时，七婶提着一根擀面杖，努力抽打晒在当院铁丝上的那件庞大的棉衣。棉衣有五成新，领子和袖口处油腻腻的，被阳光一晒，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七婶啪啪地抽打着棉衣，好像在借此发泄心中的仇恨，至于她恨的是谁，那我不知道。七婶每打一棍，七叔的脸就抽搐一下，仿佛挨打的不是他的棉衣，而是他的肉体。我听到七叔低声嘟哝着：看看吧，就这么一件可身的衣裳，她还不给我换上。我原以为七婶耳聋眼花，听不清七叔的话呢，没想到她全部听清了。她侧过头来，翻着白眼，露出两个白眼仁，撇着嘴说：老东西，临死你也不给活人们留点念想吗？反正披金挂银也是进炉子烧掉，这么件大棉袄，烧了多可惜？他们弟兄们争，我谁也不给，留着，万一落到沿街要饭吃的地步，这件大袄，冬天就是我的被子，夏天就是我的蓑衣。七叔不满地对我说，贤侄，你听到了没有？她为自己考虑得多么周到，可她就忍心让我只穿着一件破褂子走了人，那可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那件褂子上还沾着我的脑浆驴的血。七叔愤愤不平地咕哝着，脸上的表情既年轻又漂亮，好像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他说了一阵，把板斧插到腰带里，斧柄朝下，斧头朝上，让雪亮的斧刃紧贴着肚皮，很是威武。他的双眼怔怔地望着我，弄得我心里毛虚虚的。我问：七叔，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吧，别这样看着我，我害怕。七叔歪了一下头，羞涩地笑了。他说：贤侄，我是多么想抽一支烟啊……我忍不住笑起来，我说：这还不好说嘛！我用左手揽住胖墩墩的女儿，右手从裤兜里掏出一盒不知真假的红中华和一个一次性的塑料壳气体打火机，递给他。
打火机的塑料壳上印着三个白字：黑蝴蝶。这是我工作的那个城市里最有名的夜总会的名字。每当华灯照亮城市时，那些嘴唇上涂着荧光口红，身穿黑色短裙的女郎，便像蝴蝶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在灯光昏暗的舞厅里，她们的嘴巴像日全食时的贝利珠一样光芒四射。
七叔用粗大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从华丽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到鼻下嗅着。他脸上的表情可以说是心醉神迷。七叔是个麻脸，麻得程度相当严重，连鼻子尖上、眼皮上都是疤点和肉豆，由此可知，当年他生的牛痘是多么样的密集；他的生活，又是多么样的缺少照料。记得我生牛痘时，母亲怕我搔痒留下疤痕，用布带子把我的双手捆住。有娘的孩子和没娘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七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孩子。七叔的父母在他很小时就死了。他与他的几个弟妹是跟着我的爷爷奶奶长大成人的。“文革”初期，七叔还没倒霉的时候，为了要跟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的我爷爷划清界限，他曾经上台控诉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罪行。七叔说他们兄妹在老地主家里当牛做马，吃不饱穿不暖，遭受着严重的剥削，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亲情是虚伪的外衣，而阶级的压迫才是问题的实质。七叔如果光揭发也就罢了，他千不该万不该在揭发批判结束时，分别在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屁股上踹了一脚。当时，我爷爷和我奶奶正弯腰九十度，七叔从后边一踹，把二老全部踹得前额着地。奶奶的额头比较脆弱，当场就血流满面。爷爷的额头比较坚固，也鼓起了一个大包。奶奶当场就放声大哭，爷爷则破口大骂：七啊七，你昧着良心说话，忘恩负义，不得好死……“文革”过后，七叔前来解释，说那是演苦肉计给人看的，请求原谅，但爷爷奶奶至死也没原谅他。奶奶只要见了他，就挥舞着手中的拐杖，高声大骂：麻子七，麻子七，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老天爷迟早会惩罚你……
七叔笨拙地点着烟，一憋气就吸了半支。然后就有两股烟柱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吸完烟，他的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神情。他的步伐有点踉跄，分明是吸烟吸醉了。他伸出两只粗糙的大手，要接我怀中的女儿去抱，但我的女儿哇哇大哭，使劲将脑袋往我的怀里扎。七婶道：看你丑得这副鬼样子，别吓着孩子。七叔搔着头，尴尬地笑了。我突然发现，七叔脸上的笑容竟然像一层油彩似的，慢慢地流淌下去，现出了一张血污狰狞的面孔。七叔仰面朝天跌倒在地。一缕黑血，从他的脑门上，像毛毛虫一样爬出来……
我大叫一声：七叔！
冷汗从我身上汩汩而下。
一张电报纸飘飘然落在我的手里，好像一只不祥的黑蝴蝶。电报纸向我报告了七叔遭遇车祸的消息。
冒着鹅毛大雪，我匆匆赶回老家。季节是寒冬腊月，田野一片雪白。头顶上有一群乌鸦像一团乌云伴随着我。在村头上，我与七叔相遇。他用双手掩着血肉模糊的脸，悲悲切切地说：贤侄，我知道你今天回来，特意来迎接你。我问：到底是怎么搞的？七叔说：这是命中注定的，迟早脱不了这一劫。你还记得不？“文革”时我踢过你爷爷和你奶奶的屁股，伤了天理，这是老天爷惩罚我呢。我说：我们是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讲这套唯心主义的东西。
我气昂昂地往前走去，地面上的积雪被我的脚踩得吱吱叫，好像突遭惊吓的猿猴发出的声音。七叔在我的面前，轻飘飘地往后倒退着。他那双赛过熊掌的大脚，竟然落地无声，并且不留一点痕迹。
他说：贤侄，我来迎你，是想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有一张面额二百元的存折，藏在猪圈墙的第七道砖缝里。你偷偷地告诉你七婶吧，千万别让那些小杂种知道。
我说：七叔你就放心吧。
很快，我看到七叔躺在院子正中的一领苇席上，苇席的边缘上补着两个补丁，这领席显然是从炕上揭下来的。他的身旁，躺着那头与他同遭不幸的毛驴。一见到我，七婶就哇哇地哭起来。七婶哭着说：你七叔死得冤枉啊……再过七天就要过年了，你七叔没吃上过年的饺子就走了呀……
我看着七叔青色的脸，心里酸酸的，很是不好受。
与七叔同路驱车去县城卖大白菜的王老五，亲眼目睹了七叔遭祸的情景。他站在七叔的尸体边，手舞足蹈地给我讲述着。王老五也是个大麻子，七叔给解放军往前线扛炮弹时，老五正在黄维兵团里当兵。据他自己说他当的可不是一般的兵。他当的是机枪手。那年他被生产队里的黑牛顶伤了腰，从整劳力的行列里暂时退下来，与我们这些半拉子劳力一起给棉花喷药。他弓着腰对我们吹牛：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遭犬欺！想俺王老五，当年手提一挺机关枪，往围子墙上这么一站，对着那些攻城的八路，嘟嘟嘟，一梭子打出去，那些八路像麦个子一样，横七竖八倒了一地。不是俺老五吹牛，死在俺手下的八路，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文革”一起，老五为这次吹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把他吊在村头那棵大榆树上，清算他杀死千儿八百八路军的滔天罪行。藤条棍棒像雨点似的落在他的身上，打得他叫苦连天，告饶不迭：老少爷们，饶了我吧……我是吹牛呢……我在黄维兵团里当了三个月伙夫就开了小差……连枪都没摸过呀……我往家跑时，碰上了七麻子的担架队，我还给他们带了二百里路呢……不信你们问七麻子去……
我们村的领导吩咐我去把七叔叫来。七叔一来就破口大骂：老五，你这个反革命，满口喷粪，我什么时候碰到过你？你是反革命，老子是革命反，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七叔骂着，挤到树前，对准老五的肚皮捣了一拳：王八蛋，我让你胡说八道！这一拳捣得老五怪叫一声，仿佛从嘴里吐出一个蛤蟆。
七叔用拳头表示了他的革命立场，他跟我们站在一起批斗老五。说心里话我们也不愿七叔为老五作证帮老五洗清，好不容易挖出了一个大个的反革命，就像挖出了狗头金一样让我们兴奋，哪能轻易放了他呢？
老五被打急了，在大榆树上狂叫：革命的同志们哪，你们放下我来，我就坦白交代。我们把他从大树上放下来，他趴在地上呼呼哧哧地喘粗气。他的身上又有血又有汗。我们等着他交代，他却装起死来了。我们的领导者大吼一声：混蛋，你竟敢戏弄我们，说不说？不说就把他吊起来。老五急忙说：我交代，我交代……我要揭发管老七……他是个反革命，我在黄维兵团当机枪手时，老七是我们机枪班的班长。他的枪法全兵团第一，黄维司令亲手给他戴过勋章……
老五这席话，好比平地起了一声雷。我们怔怔地望着七叔，好像望着一个从天而降的怪物。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数百颗比黄豆还要大的汗珠，只用了一秒钟的时间，便从七叔的头颅上钻出来。七叔的脸色先是憋成青紫的颜色，随即便变成了蜡黄色。突然间七叔像野狼一样嚎叫着：老五……你这个狗娘养的……你血口喷人哪……我跟你远世无仇，近世无冤……
革命的群众可不管那一套，一拥而上，把七叔按倒在地，用小麻绳五花大绑了，与老五并排着吊在了大树上。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但还是坚定地举起了棍子，与革命的群众一起，抽打着七叔的屁股和双腿。七叔高声喊叫着：同志们，同志们，我冤枉啊……我曾经为党国立过战功……
七叔一句“我曾经为党国立过战功”引起了我们高度的警惕，如果说适才大家还对老五的话半信半疑，那现在，阶级斗争的弦突然绷紧了。因为，不久前我们反来复去地看了十几遍革命电影《南征北战》，那里边，国民党的张军长枪毙那个丢了阵地的团长时，那个团长就是这样高呼：“我曾经为党国立过战功，我曾经为党国立过战功！”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领导严肃地说，管老七不是一般的历史反革命，而是一个埋藏很深的大反革命，他绝不仅仅是一个机枪班的班长，起码是个团长，很可能是个师长，搞不好还是个军长。挖出这样的大反革命，我们应该向公社革委会报喜，向毛主席报喜，没准毛主席他老人家还会表扬我们呢，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表扬了我们，我们这辈子就吃穿不愁了。
我们满怀着革命的激情，押解着七叔，连夜往公社进发。那夜天降小雨，夜色如墨。我们高举火把，照明夜路，冒雨前进。路上，我们超越了七头牛。这七头牛都是要到公社兽医站去治病的。它们得了一样的病：麻脚黄。我至今也不知麻脚黄是一种什么病。这七头牛并不是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拉开了大约有五百米的距离。七头牛都是黄色的，都长着直直的角。它们模样相似，简直就是一个娘养的。而且都是牛前一个白胡子老汉拉着缰绳，牛后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根前头绑了胶皮鞋底的棍子，不紧不慢地、厌烦至极地、拍打着牛的屁股。牛走得十分艰难，两条后腿，像抽了筋似的哆嗦着。我们超越第一条牛时，还不把这当回事，因为我们都马马虎虎地听说过，时下正在流行一种牛的怪病。我们的火把照亮了牛前牛后，我们看到牛身上油光闪闪，牛的眼睛里泪水汪汪。超越牛时，先是那个小孩子用鬼精灵的眼睛看了我们，紧接着那个老头子用老妖一样的眼睛看了我们。我们心中有感，但没当回事。可过了不到半点钟，我们又赶上了一条牛。牛好像还是那头牛，牛后的小男孩好像还是那个小男孩，牛前的老头子好像还是那个老头子。这时候我们心中就略微有点糊涂起来。这路到底是怎么走的？我们押解着七叔，心中怀着狐疑，匆匆地越过了男孩、黄牛和老汉，继续往公社赶去。又走了抽袋烟的工夫，在我们的火把照耀的光明里，又一次出现了男孩、黄牛和白胡子老汉。我们的心里越发糊涂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不是碰上了鬼，就是我们在做梦。但大家谁也没吱声，都把惊讶和恐惧藏在心里。我们又一次超越了他们，超越他们时我们感到冷风阵阵扑到脸上。我们往前走了一段路，大家的心中都忐忑不安，好像都在盼望着什么但又生怕碰到什么。正在这样想着时，那一老一少一牛，第四次出现在我们的火把光耀下。他们的形象是那样的鲜明生动，他们的姿态是那样的超凡脱俗。冷汗从我们的皮肉里不知不觉地流出来。我们的领导是个胆大出了名的人，七叔还怕蛤蟆，我们的领导连蛤蟆都不怕。但在我们第四次与牛相遇时，从我们领导问话时颤抖的嗓音里，我们听出了领导掩饰不住的恐惧。我们领导问：你们是哪村的？在颤抖不止的光明中，那个半大小子的脑袋倏地扭过来，他的脑袋运转得滑畅至极，好像脖子上安装了美国轴承。他的眼睛又小又黑，活像两只活泼泼的小蝌蚪。他的回答更让我们胆战心惊：操你们的妈，他说，我们是阎王村的！我们领导还壮着胆子说：哎，你这小孩，怎么张口就骂人呢？这时，那老头子的脑袋也倏地转过来，他的脑袋运转得也很滑畅，好像安装了美国轴承。老头子很不高兴地说：你这领导怎能这样说话？操你们的妈就算骂人吗？不操你们的妈你们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领导还想搅和，就听到那头颤颤巍巍的黄牛，发出了一声沉闷的怒吼，声音宛如从地心冒出来的，震动得地皮都打哆嗦。我们领导赶紧闭了嘴，带领着我们，惶惶地往前逃去。又往前行走了一箭之地，在火把的亮光里——不用我说您也猜到了，我们又看到了他们。这一次我们都深深地垂下头，屏住呼吸，轻悄悄地从他们身边滑过去。如果说他们是神灵，好像也不对，因为我从他们身边滑过时，分明嗅到了一股强烈的牛油味儿，如果是神牛，怎么还会有凡牛的气味？我还听到老头子放了一个悠长的响屁，难道神仙也会放屁？我还看到那个丑小子上唇上挂着两道白鼻涕，难道仙童也会流鼻涕？接下来自然是与他们第六次相遇了。第六次与前五次大同小异，无甚可记。第七次相遇时，我们手中的火把全都灭了。天比墨汁还黑，黑得我们呼吸都很困难。黑暗中，忽然响起了嘿嘿的冷笑声。起先是一个人在笑，紧接着是两个人笑，最后发展到黑暗的四周，全是嘿嘿的冷笑。我们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亲娘，紧缩成石头的心脏猛烈地膨胀开来。然后我们撒腿就跑，谁也顾不了谁了。至于老反革命七叔，谁还去管这等鸟事。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的感觉是：那晚上是我遇到的最黑暗的夜晚，那晚上的事情是我终生最奇的遭遇，那晚上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那晚上的黑暗是一种类似海绵的物质，可以裁来缝成长袍。
借助着神力，七叔度过了这一劫。回村后，我们的领导一头扎到炕上，发起了无名的高烧，阿斯匹林片一把把地往嘴里掩，那烧硬是退不下来。村里的赤脚医生对我们领导的老婆说：给他准备送老的衣裳吧，他的性命已经难保了。赤脚医生刚说完这句话，我们的领导出了一阵比胶水还黏的臭汗，眼珠子往上翻翻，黑眼珠只剩一条线，白眼珠子一大片，立马就逝世了。我们领导是复员军人，他有一个绝活：倒立行走。他在部队的篮球场上倒立行走时，恰好被一位首长看到，于是他被首长选去做了勤务员。首长外出总是带着他，让他给别的首长表演倒立行走。这家伙很快便红透了，得意忘形，在首长家里胡闹，在首长的床上乱打滚，还敢跟首长年轻的夫人动手动脚。他自己毁了锦绣前程。我们的领导一死，文化大革命在我们村就基本结束了。后来就是小学校里几个年轻的教师吃饱了没事干，带着我们胡折腾。我们去各村演出走夜路时，还生怕碰到那小孩、那老头、那黄牛，所以不管家里多穷，借钱也要买个手电筒，在当时，手电筒是高科技产品，能避邪驱鬼。
王老五站在七叔家的院子里，连说带比画地向我描述七叔遭难时的情景。
大侄子，你也许不知道，我跟你七叔，已经结成了亲戚——其实我早已得知，老五的三女儿小囤，跟七叔的小儿子丰收，定下了百年之好——儿女亲家，要紧的亲戚，你说是不是？我说是是是。老五道，我们卖了大白菜，支上笸箩喂上驴，你七叔说：五哥，今日菜价不错，下得也快，咱老哥俩下馆子喝两盅？我说：喝两盅就喝两盅，反正现在单干了，交完皇粮国税，谁也不能把咱的鸡巴拔了去。俺老哥俩进了路边一个小酒馆，要了一瓶“醉八仙”，点了四个小菜，哪四个小菜？第一花生米，第二腌黄瓜，第三土豆丝，第四醋蒜头。俺老哥俩就这样你一盅我一盅喝起来。喝着酒，我们想起了许多往事。你七叔说：五哥，还记得咱老哥俩被村里的“红卫兵”吊到大榆树上审问的情景吗？我说：怎么能忘了呢？管什么事都忘了，这件事也忘不了。你七叔道：五哥，你这家伙，怎么能说我是黄维兵团的机枪班长呢？你这不是硬往死路上推我嘛！我说，你明明在路上碰到过我，你们那个指导员还硬逼着我给你们带了两天路，你为啥不肯为我作证明？你不给我作证，还怪我“咬”你？你七叔嘿嘿地笑起来。他说：五哥，过去的事儿就不再提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咱老哥俩竟成了儿女亲家。我说：谁说不是呢？这年头，不比从前了。年轻人自己看对了眼，做老子的只好顺着来。你要拧着，人家小两口买上一张车票，一翅膀刮到内蒙古；一年后，抱着小孩子回来了。客气吧，给你生上一个；不客气给你生上两个；见了面追着你叫姥爷，你有啥办法？说实话，我看到你家那个丰收心里就别扭。要才没才，要貌没貌，要力气没力气。腰细得像麻秆似的，挑上担水就像扭秧歌。这样的身板，能挣饭吃？可有啥办法？小囤鬼迷心窍，硬是看中了他，说生是丰收的人，死是丰收的鬼，那决心坚定得像石头一样。我跟她娘想给她泼点冷水，她抱起一个农药瓶子就要喝。你知道那是啥农药？剧毒农药“3911”，德国进口原装货，一滴毒死一条狗，两滴毒死一头牛。一瓶子灌下去，别说一个小囤，一万个小囤也要报销！吓得她娘扑嗵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小姑奶奶，小老祖宗，快放下那药瓶子，俺不管你还不行吗？你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还不行吗？连哄带劝的，才把个药瓶子夺下来。你说你们家丰收的本事有多大吧！过后她娘问：小囤，你老实说，看上了那丰收的什么？你猜她说啥？打死你你也猜不出。她说：丰收会爬树，村东头那棵大白杨，没人能爬到顶，丰收噌噌地就爬到了顶。气得我两眼发绿，我说小囤，单为了爬树，咱去找个猴子不行吗？她一听急了，说只要我再敢污辱丰收，她就要跳井。我说七哥，你们老管家八辈子修来的福气，能娶上我家小囤这样的好媳妇！可惜了我那小囤，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你七叔只管嘻嘻地笑，他的心里很满足，娶上了我家小囤这样的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力气有力气的儿媳妇，他没有理由不满足。
我忽然感到有些厌烦，便不客气地打断老五滔滔不绝的废话，说：五叔，你还是给我说说七叔遇难的经过吧。
老五忙说：好好好，我说。我们老哥俩把那瓶“醉八仙”喝完，都沾了五分酒，醺醺带着半个醉。赶上驴车我们就往家走，一轮明月当头照，照得大地明晃晃。我和你七叔心里其实挺高兴。你七叔比我还要高兴，他那个活猴似的儿子把我家小囤骗上了手，他能不高兴？他坐在车辕上，摇晃着二郎腿唱小曲儿。要问唱的是啥曲儿，“推起小车去支前”，你七叔正唱得高兴，就见前边有两道耀眼的金光射过来，照得我们两眼发花，不知道前方来了什么怪物。说不知道其实也知道，四十多年前我们就看到过国军的十轮大卡车拖着榴弹炮。你七叔赶着驴车在前，我赶着驴车在后。我家的灰驴胆气小，拖着车也拖着我，哧溜下了沟。你七叔的黑驴如果不是吓傻了，就是什么都不怕。它昂着头站在路中央，一动也不动。我喊：老七，靠边呀！你七叔说：怕啥？难道他还敢轧死我？你七叔一句大话没说完，就听到咯咯唧唧一阵响……接下来的事，我也说不太清楚了，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是被吓糊涂了。
我说，您老人家还是说说，因为如果要打官司后边的问题其实比前边的还要重要。老五道：那就大概着说说吧。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有良心的。大侄子，我跟你交底吧，昨晚上，马书记派人来，扔在咱家院子里一捆咸带鱼，足有三十斤呢！那人说：老王大叔，马书记要我来看看您，先送点鱼来给你压惊，马书记说，等过了这阵子，他再来看你。大侄子，这不明摆着要用咸带鱼堵住我的嘴嘛！
我急忙说：五叔，您人格高尚，正直善良，远近都有名。
老五道：你也不必给我戴高帽，我一不高尚，二不善良，我主要是怕报应。你七叔生前就是个神神怪怪的家伙，记得当年袁鳖押他去公社，在路上碰到了七个老头、七个小孩、七头黄牛，都是一模一样。袁鳖回家就病，病了就死。你七叔不是个一般人物。再说了，孬好我们也是儿女亲家。老的不亲小的亲，我要昧了良心，怎么能对得起孩子们。
我说：五叔您真让我感到钦佩，您就重点地把出事后的经过说说吧。
老五却翻着白眼道：你还要我说什么？该说的我不是都说了吗？年轻轻的，怎么就聋了呢？
听罢王老五一席话，我感到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怒火在我的胸中熊熊燃烧。虽然老五省略了后边的细节，但凭着我对乡里那个马书记的了解，便猜到了他的表现。他是个言行一致的贪官，上任时公然地说：乡亲们，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这个书记是花了十万元买来的，在四年的任期里，最起码我也要把这十万元捞回来。他的话合情合理，乡亲们给予他充分的理解。据我的一位在乡里当会计的同学说，姓马的上任第一年，就额外地向全乡人民多收了三十万斤小麦，每斤小麦按八毛钱计算，三八就是二十四万元，也就是说，一年他就够了本。不仅够了本，而且是大有赚头。过去的说法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的说法是，“一任乡镇长，百万人民币”。可见花钱买官是利润最大的投资。
我攥紧拳头，擂了一下院子里那根拴驴木桩，咬牙切齿地说：此仇不报，枉为五尺男儿！弟兄们，抄家伙，去砸了姓马的鳖窝，替天行道！
七叔的儿子们原本就是些听到打架小过年的家伙，听我这一喊，兴奋得嗷嗷乱叫；从墙旮旯里抄起镢头、扁担，跟着我就往外冲。这时，父亲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驼着背，站在大门口，威严地说：你们胡闹！马书记是国家干部，受法律保护，你们去砸他的家，不是等于去找死吗？他可是带枪的人。
我的头脑冷静下来，感到父亲说得很对。
七婶见我泄了气，又呼天嚎地地哭起来。
我们家族中一位素为我不喜的堂姑突然冒出来，双手叉着腰，气汹汹地说：解放、跃进、丰收，你们这些孬种，怎么又缩回去了？你们不要指望别人替你们的爹报仇。隔一皮是一皮，侄子再亲也不如儿。还是按我说的办，抬着你爹去乡政府大院，不给个说法就放在那儿。
另一位素为我厌恶的堂姑也冒出来，咬着牙根说：让姓马的给七哥抵命！
第一位堂姑说：抵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划算的。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要为活人着想。我建议，让姓马的安排解放、跃进、丰收去当工人，再让姓马的赔偿人民币一万元，留做七嫂子的养老金。
父亲连连摇头，但没再说什么。
七叔的儿子们在两位姑姑的鼓动下，六只眼睛都闪闪发亮。他们七手八脚地卸下一扇门板，把七叔抬上去。七叔的胳膊像打连枷一样抡着，好像在借此发泄心中的某种情绪。
一行人拖拖拉拉地出了村，越过冰封雪盖的河流，向乡政府大院进发。承载着七叔尸体的门板由解放和跃进抬着，后边跟着啼哭不休的七婶和家族中的一些人，还有一些不怕寒冷、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爬河堤时，跃进的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身体随着后仰，玩了一个屎壳郎滚蛋下河堤。门板落地，七叔冻得僵硬的尸体呼啸着窜出去，撞倒了两个跟在后边看热闹的人。其中一个名叫大宝的，爬起来后小脸干黄，好像丢了灵魂似的。后来大宝果然生了一场病，花了一百块钱才治好。大宝说，他欠着七叔一百块钱，正好在心中暗暗盘算不必再还时，就被七叔的尸体一头撞倒了。于是人们都说死后有灵验的，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村子里，只有管老七一个人。这些都是后话。
七叔一冲下门板，我们那两个堂姑便尖声嚎叫起来。解放、跃进两人先是互相抱怨，继而抡起了皮拳，打得团团旋转。骗去了小囤姑娘爱情的爬树英豪丰收同志，站在一边看热闹，好像打成一团的不是自己的兄弟。七婶气坏了，坐在雪地上，嚎啕大哭。这时，我真切地听到，七叔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嗨……
费了千辛万苦，终于把七叔的尸体抬到乡政府的大院里。年关将近，官员们早就回家忙着过年去了。偌大个院落里，只有一间房子里亮着灯。我们往里探头一望，看到两个公务员模样的小青年，一个坐在凳子上，一个坐在桌子上，正在打扑克赌烟卷。在他们身后，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在播放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这部电视剧情节紧张，台词幽默，中国老百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先是跃进抵不住诱惑，躲躲闪闪地溜进屋去，随即丰收也溜进去了。这哥俩一头扎进剧里，早把为父申冤的事忘得干干净净。解放嘟哝着：又不是我一人的爹，凭什么要我守着？他也溜了进去。七婶哭着说：老头子呀老头子，你睁开眼看看你养这些好儿子吧……
七叔的眼睛原本就没闭上，经七婶这一招唤，瞪得更大更圆，还放出了蓝色的光芒，吓得七婶反倒不敢哭了。
那两个堂姑冲进屋去，气汹汹地质问那两个小青年：你们的领导呢？叫你们的领导出来！
坐在凳子上的小青年抬起头，懒洋洋地说：都这时候了，还找啥领导？回去吧，明天再来。
一个姑姑说：你们撞死了人，难道白撞死了？啥都不管了？
小青年道：大嫂子，您对着我发脾气还不如对着这堵墙发脾气。我不过是个端茶倒水、扫地跑腿的小力笨，啥用也不管。
又一个姑姑说：反正我们就住在这里不走了，看看你们怎么办。
两个姑姑跟小青年斗着嘴，三个堂弟张着大嘴，痴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达到了聚精会神的程度。
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一脚踢开门，晃了进来。他披着一件雪花呢大衣，头戴一顶鸭舌帽，嘴巴里喷出酒气，双目炯炯有神。坐在桌子上的小青年慌忙跳下来，恭恭敬敬地垂手而立。坐在凳子上的小青年也慌忙站起来。
马书记扫了我们一眼，道：你们要造反吗？
我说：我们不敢造反，我们想讨个公道。
马书记哈哈大笑道：公道？啥叫公道？我就是公道！你们给我乖乖地滚回家去，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
我说：姓马的……
姓马的打断我的话，说：乡政府虽小，也是一级政府，你们聚众闹事，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该当何罪？
三个堂弟缩在墙角瑟瑟发抖；两个姑姑面面相觑。
七婶张牙舞爪地扑进来，嚎叫着：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马书记一闪身，七婶一头撞到了墙上，当场就昏了过去。
我怒火填胸，一把揪住马书记的衣领，道：姓马的，你欺人太甚！
想不到请我赴宴的人，竟是小学同学郭安娜。
那辆白色的上海车出现在我们村子里时，的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糊糊涂涂地上了车，问司机：谁请我？
司机说：郭局长。
一路上我挖空心思也没想出来郭局长是谁。
在县府招待所门口，她握着我的手，问：老同学，还认识我吗？
昔日的美丽少女郭江青，渐渐地从今日局长郭安娜肥嘟嘟的身体里钻出来，就好像美丽的蝴蝶从肥蛹里钻出来一样。
在招待所一个清静的小包间里，郭安娜与我一起回忆了当年的革命岁月，勾起了我心中丝丝缕缕的感情。她说：你这个坏家伙，还记得不？去高家庄演出那次，你用一块尖利的石片，差一点打瞎了我的眼睛！
那天，我埋伏在石桥下，看到化好妆的郭江青袅袅娜娜地从桥南头走过来。她的步伐轻盈，如其说她是走过来，还不如说她是飘过来。那时太阳将要下山，红光照耀大地，郭江青眉如秋黛，目若朗星，宛若画中人物。我心中对她的爱慕，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我多么想站在桥头上与她迎头相遇，然后我说：郭江青同志，你好！但是我不敢，我看到我们的同学汪卫东从后边赶上了她。汪卫东从怀里摸出一根足有半尺长的白萝卜，放到膝盖上一磕，喀喳断成两段。他把一段萝卜递给郭江青。我心中盼望着郭江青拒绝这萝卜，可那郭江青接了这萝卜。我心中的滋味很不好受。我感到双手在打哆嗦。我心中充满了对郭江青的恨，说恨其实也不像恨。我的手从桥墩下抠出一块石片。我的手扬起那块石片抛了出去。一切都与我无关，都是我的右手干的。我看到那块石片飞出去。我看到那块石片打在郭江青的眼睛上。我听到郭江青一声惨叫。我知道闯下了弥天的大祸。郭江青家是我们村唯一的一户烈属，她的确前程锦绣。杀了我一条小命，也赔不上郭江青一只眼睛……后来的结果比我想象的好得多，没有任何人找我，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几天后，郭江青眼睛上蒙的纱布撤了，她的眼睛依然明亮如星。
我满怀着歉疚，向郭安娜道歉：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她用那两只会说话的眼睛，水水地看着我，轻声道：你这个坏家伙，为什么要用石头打我？
哪里……哪里……其实我想打汪卫东……
她含情脉脉地盯着我，用被烟酒刺激得略显沙哑的嗓音低沉地说：你那点鬼心眼子，我还不清楚？所以，我爹要收拾你时，我保护了你……
我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她用右手抓住我的左手，说：我谨代表我的妹夫向你七叔一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谁是你的妹夫？
她说：你真的不知道？
马书记托人送来了一捆咸带鱼，还有三千元钱。我躲在屋子里没有露面。我听到来人和父亲在院子里说话。父亲说：这钱，这鱼，我不能收，你最好直接送到老七家。那人道：马书记让送到这里来，我怎敢违背？父亲哏了一会儿，道：既是马书记的意思，那我就代收，不过，您得等我一会儿。我从窗棂里看到父亲驼着背，匆匆忙忙地走出院子。那个人在院子里烦躁不安地转圈子。过了一会儿，父亲带领着八叔（七叔的亲弟弟）和解放回来了。八叔的手里，提着一杆秤。那人说：都到了？这是三十斤带鱼，这是三千块钱，你们点点数吧。那人把钱递给父亲，父亲说：别给我。那人把钱给了解放。解放接过钱，用食指从嘴里沾了唾沫，笨拙地数起来。他数了好久也数不清楚。烦得那来人双眉紧缩，道：甭数了，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还会有错？解放涨红着脸道：对了，对了。父亲道：老八，把鱼称一称。八叔用秤钩子把鱼挂起来，歪着身体，用左手拨动着秤砣上的细绳，秤杆忽上忽下地抖动着。多少？父亲问。八叔抓住秤杆，道：二十九斤半。那人道：刚从供销社里提出来的，三十斤还高高的，怎么一转眼就少了半斤？八叔斜着眼道：你自己来称吧！那人道：一定是你们的秤不标准。八叔怒道：秤还有不标准的？真是笑话！那人道：好好好，就算我在路上偷吃了。父亲道：你这个同志怎能这样个说话法？咱斤是斤，两是两。那人掏出一张白纸，一支钢笔，道：你们给我开个收条吧。父亲接过纸笔，问：怎么写？那人道：就写今收到孙助理送来人民币三千元咸带鱼三十斤。八叔道：二十九斤半。那人道：好好好，就写二十九斤半，真是的。父亲一条腿跪在地上，曲起一个膝盖，用拿毛笔的隆重方式，攥着钢笔，一笔一画地写好了收条。
就这样完了？解放瞪着眼发问。父亲冷冷地说：不这样完了还能怎么样？真要打起官司来，只怕连这点钱也弄不到。八叔道：官官相护哪！父亲说：解放，这点钱，是你爹的血钱，我建议你们兄弟谁也别伸手，存到银行里，算你娘的养老保险金吧。这点带鱼，也是你爹用命换来的。我劝你们也别吃，留着给你爹办丧事吧。八叔道：还是各家分一点，为了七哥的事，亲戚朋友都出了力嘛。父亲说：你们商量着办吧，怎么合适怎么办。
分完了带鱼，就商量给七叔办丧事。两个姑姑一致提出，丧事要大办，起码要用两棚吹鼓手。父亲叹口气，道：依我看，还是从简为上，弄来些吹鼓手，呜天嗷地的，干什么呀？又不是什么光彩事。一个姑姑说：七哥死得窝囊，丧事上再不风光一点，我们心里不过意，也让人家笑话，说我们老管家没有能人。说着她就低声抽泣起来。另一个姑姑帮着腔说：办，为什么不办？不但要办，而且还要大办！不蒸馒头蒸（争）口气嘛！父亲说：我啥都不管了，你们看着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去吧。
吹鼓手是让张船儿去请的。张船儿是村子里的保管员，两只大眼珠子黄澄澄的，很是吓人。这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狠毒角色，村子里的人没有不怕他的。他曾经有过一个八字脚、黄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小翠。小翠二十多岁了他也不给她找婆家。二十多岁的女人在城市里不算什么，但在村子里就是老大姑娘了。他哄着好几个青年帮他家无偿干活，说是谁干得好就招谁去做上门女婿。小翠生在这样的家庭里真是不幸。小翠后来喝农药死了，这对张船儿是一个沉重打击。后来，张船儿给女儿结了阴亲，将小翠“嫁”给了邻村一个少亡的青年，“婚事”办得比活人结婚还要隆重。张船儿从男方家要了三千元。人们私下里说张船儿把女儿的尸体都卖了。通过给女儿办“婚事”，张船儿竟然成了办理丧事的专家，他与半个县内的吹鼓手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谁家要请吹鼓手，没有他的介绍，还真不好办。张船儿自然要向丧家提取服务费，他还要向吹鼓手们索要介绍费。
张船儿披着剪绒领子短大衣，手里提着一面铜锣，领着一个吹鼓手的头儿，风风火火地走进七叔家。
张船儿对守在七叔灵前的堂弟们说：你们谁主事儿？
解放忽地站起来，说：我！
张船儿打量着解放，道：你？对对对，应该是你。然后他就指着吹鼓手的头儿说：这是刘师傅，全国有名的民间音乐家，一嘴能吹三只唢呐，鼻孔里还能插上两只。解放，你爹死了，你就是家长，我跟你说，能把刘师傅他老人家请出山，着实不容易，我的嘴皮子都磨薄了两寸！要不是看在七哥的面子上，我才不出这个力呢！
解放结结巴巴地说：让你吃累了，大叔。
我吃点累不要紧，张船儿道，谁让我是你爹生前友好呢？重点是刘师傅，八十多岁了，带病出山。你们弟兄们得大方点，不能亏了他老人家。
解放问：要多少？
张船儿道：你们报个数吧。
解放道：我们不知行情。
张船儿道：一般的吹鼓手班子，出场费是二百元，但像刘师傅这样的著名人物出场，怎么着也不能少于四百。
解放嚷道：四百？张大叔，你干脆把我们兄弟杀了算了。
张船儿道：解放，你这是说的啥话？是你们让我去请的，不是我主动去请的。我跑了几十里路，好话说了一火车，把人给你们请来了，你又说不中听的，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
那位刘师傅吐了一口痰，抬起袄袖子擦擦嘴，道：小张，算了，算了，好几家还等着我去吹呢。
张船儿道：刘师傅您别生气，小孩子说话没深浅，您得多担待。谁让躺在棺材里的人是我的好友呢？所以您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好歹给个面子，委屈着也得把这事给办了。
刘师傅道：我不缺钱花。上个月给朱副县长他娘办事，朱副县长一把就甩给我一千块，你们家这几个小钱，我看不在眼里。
张船儿道：刘师傅，知道您不缺钱花。行了，你们弟兄听着，这事我替你们做主了！刘师傅，您给我个面子，收他们二百块，就权当是我的爹死了，请您来帮个忙。
刘师傅牙痛似的哄哄了半天，道：小张，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吹呗！
堂弟们都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张船儿。
其实吹鼓手们早就在胡同里等着了。谈好了价钱，刘师傅出去就把他的班子带到院子里。吹手班子很精干，加上老刘才四个人。一只唢呐，一支大号，两只喇叭。老刘把假牙摘下来，将唢呐插到嘴里，然后就带着头吹起来了。他们吹了一曲《九九艳阳天》，又吹了一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然后就坐下来抽烟。院子里那些被音乐声引来的小孩子眼巴巴地望着他们。
张船儿道：解放，该侍候师傅了。你们家的人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懂。
没等解放回答，他媳妇——就是我在前边提到过的往脸上抹口水的那位——怒冲冲地从里屋里窜出来，道：侍候个鸡巴蛋！家里连鸟毛也没有一根，拿什么侍候？！
她的话把那几个年轻的吹鼓手逗得哈哈大笑，院子里的孩子们也跟着傻笑。
张船儿摇着头道：七哥，七哥，你真是娶了个好孝顺儿媳！
她瞪着眼道：张船儿，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你让这些王八们给我鼓起腮帮子卖力吹吧。要不，别说二百元，二分钱也休想拿走！
那位刘大师，无奈地摇摇头，道：徒弟们，今日碰上硬巴骨了，吹吧！
大师带着头吹起来。他们吹的曲子是黄梅戏选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后来在送葬的路上，那几个年轻的吹鼓手，一看到披麻戴孝的解放媳妇就忍不住地笑，把好多支曲子吹得不成腔调。
火化后的七叔被盛在一个四四方方、红红绿绿的盒子里。两个帮忙的人用一块木板抬着它。七叔的三个儿子紧随其后。他们都披麻戴孝，手里提着柳木哀杖。张船儿提着铜锣，每走一百步，便敲一次。锣声一响，按说孝子们应跪地向骨灰盒磕头，但我那几个堂弟竟傻乎乎地站着，像没事人一样。气得张船儿大叫：跪下呀，你们这些混蛋。在堂弟们身后，就是解放媳妇。她的相貌本来就充满喜剧色彩，再穿上孝服，头上又戴上孝帽，更是一副稀奇古怪的样子。那几个本来应该奏乐不停的吹鼓手，看一眼解放媳妇就憋不住地笑。最后，连没牙的老刘也绷不住了，噗哧一声，把嘴里含着的哨子喷出来。
吹鼓手的不严肃态度，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这人是解放媳妇娘家的一个堂哥，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人送外号“明白人”。他愤怒地冲进送葬的行列，一把揪住刘大师的脖领子，用怪腔怪调的普通话训斥道：你们嬉皮笑脸，戏弄死者，欺负我们村没有明白人吗？
刘大师被勒得老脸发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船儿气得黄眼发绿，抡起锣，镗——砸在那人头上。张船骂道：王八蛋，你算个什么东西？把自己的老娘撵出去讨饭吃，自己在家里喝酒吃肉，连畜生都不如的个东西，还跑出来充大头蒜！
那人脸色蜡黄，讪讪地退到一边。送葬的队伍继续前进。
七叔是个能忍的人。他的背上伤痕累累。他自己说那是在战场上留下的光荣疤，奶奶说那是他小时生疮落下的。七叔没得罪奶奶之前，奶奶曾说过：你们都不如你们七叔能吃苦。他脊梁上生疮，烂得生了蛆，照样干活不停。
七叔背上生了蛆，还坚持去公社粮站扛麻袋。扛一天麻袋，能挣到三斤红薯干子。麻袋里装满粮食，如果装麦子，有一百九十斤重；如果装豆子有二百一十斤重。扛着这样重的麻袋往小山样高的粮食垛上爬，脚下踩着颤颤悠悠的跳板，这活儿一般的人是干不了的。七叔背上流着脓，淌着血，好像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病员。就这样流着脓淌着血他还是一马当先地扛着麻袋小跑步。感动得粮库主任眼泪汪汪。粮库主任说：七麻子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吃大苦，能耐大劳，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粮库主任问：七麻子，你们村为什么不吸收你入党呢？七叔笑道：主任，您拿俺取笑呢！我要是能加入共产党，那我们村里那匹瞎马也能加入了。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军马，屁股上烫着烙印，它才是吃大苦耐大劳的模范。
粮库主任一席玩笑话，竟激起了七叔的幻想。那时我还在镇上读高中，星期天，七叔找到我，郑重其事地说：大侄子，你帮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准备加入共产党。我看着他脸上那过分的郑重，以为他得了神经病。七叔说：我不是给你开玩笑，其实我早就是党的人了，从我在淮海战场上冲锋陷阵时，我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共产党了。
后来我听说，当七叔把入党申请书交给村党支部书记沈五奎时，五奎笑道：七麻子，你是不是有毛病了？有病快去医院看看，别耽误了。七叔说：支书，我真的想入党。五奎道：我知道你真的想入，谁不想入？但你得够那个条件呀。七叔道：那你说我哪个地方还不够条件？五奎道：共产党不收麻子。七叔道：五奎，你放屁！共产党里的麻子比国民党里多得多，因为生麻子的多数都是穷人，而共产党就是穷人党。
生产队里赶马车的汪亮儿一脸油皮，眯缝着两只色眼，见了女人就凑上去戳七弄八，净占小便宜。晚上开会，他专往女人堆里钻。他一钻进去就热闹了。女人们吱哇乱叫，齐骂汪亮儿，但都不恼。
麦收季节里，我被派给汪亮儿跟车装卸。从田野里回来时，马车运载着麦个子，像一座缓缓移动的小山。我躺在麦个子上，听汪亮儿说荤故事。在车道旁边的一棵桑树下，七叔正在撒尿。汪亮儿说：快看快看！我问：看啥呢？亮儿道：看驴生。我抬起头，又迅速低下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汪亮儿说：中学生，你知道吗？七叔年轻时，可是个风流角色。我说：你放屁！汪亮儿道：你不信？听我说。七叔年轻时看坡，在十字路口搭了一个棚子，棚子里支起一口锅，经常煮地瓜吃。林风莲——那个浪货，赶集回来，钻进棚子吆喝着：饿死了饿死了，七麻子，给个地瓜吃吧。七叔说：正等着你来吃呢！说着就像老虎一样扑上去，把林风莲按到地上……后来林风莲逢人便说：哎吆吆俺的个亲娘，七麻子那块货，根本就是个驴的。
被派给汪亮儿跟车，是因为我割麦的技术太差。那时候，麦收季节是我们的盛大节日。麦子熟了，遍野金黄。天不亮时，就有许多鸟儿在空中歌唱。人们披着星星，戴着月亮，提着镰刀下坡，借着星月之光割麦子。一个个模糊的大影子，在晦暗中晃动着，嚓嚓的镰声里，伴随着老人的咳嗽声和惊起的野兔的尖叫。太阳冒红时，遍地都是麦个子，人们的衣服也被露水打湿了。在辉煌的朝阳下，人们的身影都拖得长长的。队长用手捶着腰，喊：歇了，等饭！
麦收时，生产队免费供应大米稀饭。疲乏的男人们嘴里咬着草梗，躺在麦个子上等饭。也有坐着磨镰的。七叔手大胳膊长，割麦的速度全队第一。他用的镰刀也大，刃子很钝，但从来不磨。他全凭着力气大，不必磨镰刀。忽然有人高呼：饭来了！
大家都兴奋起来，眼巴巴地往路上望。只见保管员王奎，带着两个大个子妇女，都挑着担子，呼扇呼扇地，像老鹞子一样飞来了。大家忽啦啦围上去，抢勺子抢碗。只有七叔与队长安然不动。七叔对队长说：现在的人觉悟太低，我们当年支前那会儿，一碗水能喝一连的人，哪像这呀！
只有参加割麦的人才能享受免费的大米稀饭，这也是我死乞白赖挤进割麦人行列的原因。但我的力气和技术都不行，等别人割到地头歇着等饭时，我还在地中央磨蹭呢。我很焦急，但越急越割不快。一镰刀又把手指割破，我有点想哭。这时，七叔迎我来了。他很快就与我汇了合。我看到七叔割过的地方，茬子低，麦穗齐；我割过的地方，茬子高高低低，麦个子凌乱，麦穗子掉了遍地。生产队里那个小个子会计，看了看我割过的地方，青着脸道：你这是割麦子？不，你这是破坏！吃饭时，我刚盛上一碗大米饭，会计一把将碗夺过去扔在地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你有什么资格吃大米饭？你糟蹋了生产队的粮食，祸害了生产队的草，回家吃你娘做的去吧！
我的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
因为小个子会计是村里的贫农代表，说话比队长还要硬，所以任凭着他说什么，也没有人敢为我说句公道话。这时，七叔走上前来，对会计说：老徐，我那份饭不吃了，省给我侄子吃，可行？会计有点尴尬，狠狠地瞅我一眼，道：你这道号的，纯粹是块废物点心，背着干粮也找不到雇主。七叔说：他还小呢！会计说：由小看大，一岁不成驴，到老也是个驴驹子。我心里恨透了老徐，但他是贫农代表，谁敢不怕？我更怕。因为我们家成分高。其实，七叔后来对我说：解放前，老徐家每逢集日就大吃大喝，大对虾成筐地往家买。他娘不会过日子，他爹更是败家子，抽大烟，扎吗啡，把他爷爷留下的那点家底给糟光了，正好共产党来了闹土改，他家划成个贫农。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他家是咱村的头号大地主。
按说七叔对这划定阶级成分的事并无好感，但奇怪的是，等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给全国的地、富、反、坏、右摘帽子的时候，他却对这件事表示出深深的不满。当那一年的正月里，村里那些摘了帽子的“坏蛋”与其他人一起站在大街上晒太阳时，七叔心里很不平衡，对着人家阴阳怪气地说：嗨，伙计们，去年的今日，你们在干什么？其中一个“坏蛋”说：扫街呗！七叔道：今年不用扫了？“坏蛋”说：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七叔道：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没准明年又变回去了。一个“坏蛋”说：老七，要是你当了主席，我们这些人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吧？七叔道：够呛。
我去给他拜年时，他对我说：大侄子，你说，中央是不是出了修正主义？把坏人的帽子都摘了，那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搞了吗？七婶骂他道：吃饱了撑的个老东西，闲着没事去捡筐狗屎肥田也好，国家大事还用得着你操心！七叔瞪着眼骂七婶：臭娘们，你妇道人家懂什么？七婶道：我什么都不懂，我只知道不吃饭肚子里饿。七叔对我说：这红色的江山根本就是我们打下来的，想不到就要葬送在这些蛀虫手上。七婶冷笑道：听听吧，大侄子，你七叔是小老鼠日骆驼，专拣大个的弄。
我对七叔说话的口气十分反感，你不就是去抬过两天担架吗？动不动就以老革命自居，拉大旗作虎皮，啥玩意嘛！于是我说：七叔呀，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你应该去跟小平同志、剑英同志、还有先念同志等等的老革命商量一下，绝不能眼看着你们亲手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改变了颜色。七叔道：可惜我跟他们不是一个部分的，如果陈毅同志还活着，我一定要去找他。我说：管他是不是一部分呢，像您这级干部，小平同志肯定知道。七叔说：你说的也对，想当初，小平同志和陈毅同志就在一个炕头上办公，我去给他们送信时，小平同志还赏给我一支烟卷呢！
又过了几年，国家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军官统统地释放了。我们村里的刘九也从青海放回来了。刘九在国军里当过上校军需，属于县团级，政府每月补助他人民币三十元，还安排他去给小学校看大门，每月工资五十元。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都说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为了这事，七叔几乎发了疯。
他逢人便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逢人便说红色江山已经改变了颜色。他跑到小学校，找到刘九——这事我没亲见，是听在小学里当教师的羊国说的。羊国说：你七叔真有意思，跑到学校传达室里，跟刘九叫板。你七叔说：刘九，别人怕你，老子不怕你，老子跟你来论论理！刘九坐在炕沿上，闷着头抽烟，一声也不吭。你七叔说：老子们革命几十年，到头来还不如你。旧社会里你吃香的喝辣的，到了新社会吃香的喝辣的还是你，这事真他娘的不公道。你七叔在门口一吵吵，好多人都围上来看热闹。你七叔人来疯，跳到一张凳子上，挥舞着胳膊，像大干部作报告一样，拖着长腔演讲：同志们哪——同志们——东风吹，战鼓擂，当前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黑白颠倒啊，同志们——在你七叔演讲时，那刘九垂头不语，宛若一块死木头。直到你七叔喊累了，刘九才缓缓地站起来，对着你七叔招手。你七叔走过去，嘴里嘟哝着：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刘九将嘴巴附到你七叔耳朵上，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只看到你七叔小脸焦黄，一句话没说就锅着腰走了。
七叔的坟墓，坐落在一块麦田的中央。麦田里成行成列地生长着一些桑树。麦子黄梢时，桑葚也熟了。我最后一次去七叔的坟墓距今已三年。那天早晨，雾很大，麦梢子湿漉漉的。一群喜鹊在桑树上啄桑葚。太阳出来了，雾如轻纱，在桑树间飘。我立在七叔墓前，脑子里乱糟糟的。有关七叔的许多往事在脑子里冲撞着，好像一个不大的瓦罐里装了太多的鱼虾。我胡思乱想了一阵，从怀里摸出一瓶酒，咬开塞子，奠在墓前。七叔吧咂着嘴，赞道：好酒，好酒！一辈子没喝过这样的好酒！他一盅接一盅地往嘴里倒酒。我说：七叔，少喝点，别喝醉了。他说：醉？我这辈子不知醉了是个啥滋味。
七叔喝醉后的样子实在是可怕极了。他躺在炕上，咧破嗓子似的叫：亲娘呀，难受死了……难受死了……一边吼叫，一边抓胸擂头，还用那双大脚，轮番蹬踹间壁墙。前面我曾说过，七叔生了一双特大的脚，不但大，而且还有点奇形怪状。他要穿加肥的46码鞋，脚底那层厚茧，赛过骆驼腿上的胼胝。农家的间壁墙都是用一层土坯垒到房梁，虚立着，怎禁得住他的脚踹？忽通一脚，间壁墙摇晃；忽通又一脚，间壁墙掉土渣子；忽通忽通十几脚，就听到天崩地裂般一声响，间壁墙倒了。墙外就是锅灶，锅里熬着一锅稀粥，七婶正在灶前烧火。结果是墙倒了，锅破了，灶瘫了，还差不点就把七婶砸死。解放和跃进一怒之下，把七叔拖到院子里，你一脚我一脚，踹得他球似的满院子打滚。这时七叔的小儿子丰收从外边进来，急忙忙地问：哥，你们干啥？解放和跃进道：你没长眼吗？丰收道：踢来踢去的，多费劲嘛，依我说，干脆掘个坑把老东西活埋了利索！解放和跃进有点犹豫，可那丰收生性鲁莽，管自找来一把铁锹，在当院里挖起埋人坑来。七婶一看要出大事，急忙忙跑到街上，拦住了邻居张老人。张老人是三八年的老党员，在村子里算得上是德高望重，连党支部书记都另眼看待。七婶把张老人拉进院子，看到丰收已把埋人坑挖好，解放和跃进每人拖着七叔一条腿往坑里拖。七叔手扒着地，像个小娃娃一样嚎哭着。一见有人来，七叔大喊：救命啊……还乡团要埋人啦……
张老人见状大怒，骂道：狗杂种们，你们想干什么？
丰收斜着眼道：我们想活埋了这个老东西！
张老人道：这个老东西是谁？
丰收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张老人道：难道他不是你们的爹？
丰收道：他是不是我们的爹，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恨他。他活着，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决心活埋了他，一来解解心头之恨，二来为国家省下一部分粮食。
张老人道：孽畜！活埋亲爹，无论搁在什么朝代也是凌迟大罪。你们不怕死就埋吧，反正他也不是我的爹。
丰收瞪着眼问：张爷爷，你告诉我们，啥叫凌迟？
张老人道：就是千刀万剐，一直剐成骨头架子。
丰收看看解放和跃进，道：哥，我们是跟他闹着玩的，对不对？
解放和跃进忙说：对，对，纯粹是闹着玩的。
张老人道：闹着玩？有你们这个玩法吗？
七叔从桑树上摘下一些桑葚，双手捧到我面前说：吃吧，吃吧，甜极了。
我说：您留着自己吃吧。
他说：我已经吃了许多啦，你不信就看看我的嘴。
我看到他的嘴被桑葚染成了紫红色。
我摘下帽子，承接了七叔赠我的桑葚。
七叔邀我到他的屋里去坐坐，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答应了。
我弯着腰，尾随着七叔，钻进了他的坟墓。墓中有一股发霉的气息。七叔点燃了一盏豆油灯。一团黄光，照亮了憋促的墓穴。我看到，当年我们扔进墓穴中的衣被等物，已经烂成了碎片。但那个骨灰盒还完好如初。
七叔用一个粗瓷大碗，盛来一碗水，让我喝。我没敢喝。七叔叹息道：你七婶就要来找我了，她来了我的耳根就不得清静了。
起风了。成熟的麦子晃动着沉甸甸的穗子，像一层层凝滞的金黄色波浪。七叔的墓前洋溢着呛鼻的尘土气息，当然也有清新的空气在其中。无际的金黄中点缀着醒目的翠绿。桑叶肥大，油光闪闪，富含营养，正是春蚕上蔟前的最后一遍桑叶。
县文化馆的文学创作辅导员王慧，五十年代末被错划成右派时曾在我们村劳动改造过。她对我说：我认识你七叔，七麻子，革命神经病。你七叔长相凶恶，但心眼不坏。六十年代初期，生活困难，你七叔一边拉耧播种，一边伸手从桑树上往下撕桑叶吃。他咀嚼得满嘴冒绿沫，像一只受伤的蝗虫。王慧说你七叔一边吃着桑叶一边喊叫：饿啊，饿啊，把人快要饿死了呀……王慧说：在我的印象里，你七叔好像一匹马，得着什么就往嘴里塞什么。也许他就是一匹马。王慧是研究上古神话的专家，她说那蚕宝宝就是一匹马变的。你看看那眠时高昂着的蚕头，像不像一匹马？
一只灰突突的鸟儿从麦垄间冲上蓝天，留下一串花样百出的呼哨。我的懵懵懂懂的脑海里，闪开了一道缝隙，清凉的泉水涌出来。一只黑色的蝴蝶在麦里桑间忽上忽下、懒洋洋地飞行着，我希望它就是七叔的灵魂。
于是我就追着那只黑蝶说：七叔，其实我们爱您；七叔，我们真的爱您；尽管您满怀着冤恨而死，但我们还是希望您的灵魂早日去您该去的地方，该上天堂您就上天堂，该下地狱您就下地狱，在这不阴不阳的地界里混着，终究不是个办法，您说呢？
一只燕子闪电般掠过麦梢。燕子过后，黑蝶不见了。如果七叔的灵魂进了燕子的肚子，也未尝不是一个美好的归宿。您说呢？
——《花城》，1999年第1期
S$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