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无阻夺文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当晚，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到处是高挂的红旗，震耳的锣鼓，熊熊的篝火和欢乐的人群，欢笑、拥抱、热泪??延安的狂欢之夜，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喜悦。
在这个欢乐的夜晚，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紧急会议，贺龙参加了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这个会议，已经开了3天了。会开得十分紧张，连饭都是在会场里吃的。因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
但是，他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困难很多：国际上，美、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在国内，人民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而且，蒋介石的军队有一半以上远在西南、西北，日军占领地区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大部分处于八路军、新四军包围之中，战略态势对国民党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于8月14日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此为准备内战争取时间。中共中央对此有极其清醒的估计，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前夕，8月10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为猛烈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中共中央还要求正规兵团的数量应占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以便实行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适应对日本侵略者实施反攻和反击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的需要。这次中央紧急会议对此决策作了详尽的讨论，并在会后陆续采取了相应措施。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给贺龙的任务是：统率晋绥部队，占领太原，控制山西和绥蒙。毛泽东指出：傅作义、阎锡山都已动作，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贺龙对此十分赞成。他明白，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谁先走一步，谁就能赢得时间，赢得胜利。
8月16日清晨，会议结束。贺龙匆匆走出会场，朝着守候在枣园的一辆卡车上的警卫人员喊道：“韦绍坤，我们胜利了，你高兴不？”韦绍坤赶紧跳下车来，迎着贺龙说：“老总，咋不高兴！我早就想去参加游行了。”贺龙笑了笑说：“蒋介石又在准备内战了！还得打仗。走，现在就准备出发。”
韦绍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老总，到哪儿？”“过黄河！”贺龙挥了挥手。
第二天一早，贺龙就同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林枫和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登车出发了。路过柳树店时，人们远远就看到抱着儿子在大路口等候的薛明。车停下来，贺龙走到薛明跟前笑着说：“好啊，你们娘儿俩也来为我们送行了。”接着，就抚摸着孩子绒绒的小脸说：“小家伙，我们要去打仗喽！”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把有钢链的小刀，在孩子面前晃了晃说：”小家伙，这把小刀送给你玩，快点长大，好去当兵。”薛明听了也笑了，她叮嘱说：“到前方去，要多保重，不用惦记我们。”贺龙跳上汽车，急忙上路了。根据中共中央部署，晋绥军区对日反攻在南北两线同时展开：南线，以夺取太原为重点；北线，着重于阻止傅作义部东进，争取攻占归绥。贺龙一行从宋家川渡过黄河以后，便分道而行了。林枫前往兴县，领导全区党政工作，协调南北两线行动，并组织干部去东北；贺龙迳直奔赴晋中，指挥南线部队攻占太原。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已先期去北线指挥作战。
贺龙骑马向汾阳、文水地区急驰。晋中部队根据他的命令，己从8月15日开始向拒降的日军发起反攻，逐渐向太原逼近。这些天来，形势发展怎样？
阎锡山如何动作？成为贺龙一路上急切想了解的问题。虽然沿途都是他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土地，很想到这些地方走走。然而，军情急迫，他必须尽快赶到汾阳前线。因此，除了在沿途住下来休息的地方，设法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外，其他地方无暇顾及，只得遗憾地策马而过了。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辖吕梁、雁山、绥蒙3个军区，并以主力4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直属军委。当天，贺龙到达汾阳西北的向阳镇，随即召开干部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
当时的情况是：在南线，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阎锡山便马上以其早在晋西南的孝义、隰县一带集结的9个师向太原出动。8月15日，先头到达太原城郊。阎军一路上占领了汾阳、文水、平遥等县城。所到之处，一律不解除日军武装，反而命令他们向前去受降的八路军“作有效的防卫”。在北线。
从8月12日开始，晋绥军区部队遵照贺龙命令，分两路从平绥路以北和偏关地区出动，以夺取归绥为目标向平绥铁路西段拒降的日伪军发起反攻，陆续收复了陶林、武川、毕克齐、旗下营、陶卜旗、清水河、凉城、左云、右玉、和林格尔等地。18日，北路绥蒙军区部队攻入归绥，守城伪军节节败退。此时，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暂三军、第六十七军、骑四师等6万余人，出河套，分两路”东进受降”。8月11日占领包头， 18日从南面进攻归绥。绥蒙部队腹背受敌，不得己于当晚撤出归绥。在这种形势下，原来夺取太原、控制归绥的计划一时已无法实现。贺龙说：”太原、归绥我们目前都进不去了，要想出个新的办法来。反正不能让蒋介石这么顺利地把‘桃子’摘去！”
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
敌伪正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形势下，我军应迅速改变方针，”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交通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贺龙认为这个指示完全符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太及时了。于是，迅速调整部署。他决定：在北线，除巩固已解放的陶林、武川、清水河等城以外，要继续夺取绥东、绥南各县城，配合晋察冀部队夺取集宁、丰镇，阻止傅作义部继续东进；在南线，坚决打击阎锡山的进犯，夺取汾阳、文水、交城、孝义、离石、中阳及广大乡村，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对于太原、大同、归绥等城市则以部分兵力威胁之。8月26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部署，并告贺龙，他即将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对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贺龙一直认为这是一种阴谋诡计。在延安时，他就担心毛泽东赴渝的安全。中共中央对此极为慎重。中央政治局曾多次进行讨论。8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暂时取和平姿态，是由于消灭我们的条件还不具备。苏美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摊子还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还不能下决心打内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暂缓前往。周恩来说：“中央决定我去，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什么盘子。”8月25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同由重庆归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研究了毛泽东赴渝问题。经过反复权衡，政治局同意毛泽东亲赴重庆。毛泽东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
在晋绥前线的贺龙是不了解这一过程的。所以，当毛泽东告诉他要去重庆谈判时，他仍然十分担心。8月29日，专电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说：“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望告之。”8月30日，刘、朱、任回电说：毛泽东赴渝谈判完全必要。从国际国内情况看，安全保证也是有的。又说，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仗。晋绥方面对阎锡山和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利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看了这封电报，贺龙说：“好哇，我们相信中央的判断，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争取打几个好仗，用实际行动配合毛主席去重庆。”
当时，独三旅进攻仍由日伪军占领的汾阳城，因为计划和侦察不周，未能得手。贺龙当机立断，命令刚由陕甘宁边区赶来的独一旅和晋绥八分区部队攻击文水城。
文水，在太原西南约80公里处，是太汾公路上的重要县城，由伪军把守。
贺龙亲自部署作战，命令部队从三面攻城，留下一面“围而不攻”，以便待适当时机，赶鱼入网，聚而歼之。
30日下午，发起战斗。正当部队向文水城接近时，突然阴云密布，大雨滂沱，部队运动困难。八分区领导人心里焦急，他们向贺龙请示：雨太大，道路泥泞，部队行动困难，可否待大雨过后攻城？
“乱弹琴！”贺龙听了骂了一句，然后斩钉截铁地下令：“风雨无阻！”
贺龙说：“把我这话传达给他们，风大雨狂，敌人一般疏于戒备，正是我们击敌不备的大好时机。要克服困难嘛！”
“风雨无阻”这铿锵有力的4个字传达到部队，成了一道强有力的动员令。战士们柿风沐雨，在泥泞中顽强挺进。八分区二支队隐蔽地越过壕沟，剪断铁丝网，通过布雷区，把云梯靠上城墙，登上了城东北角，并迅速突破前沿向纵深发展；独一旅冒着暴风雨，人拉肩扛把几门炮架到了离城几百米的地方，准确地轰击敌人，支援突击部队。经过一天的激战，敌人一部分被歼灭，大部分投降，一股残敌猬集西城顽固抵抗。贺龙命令攻城部队从北向东再向南攻击，迫敌西窜。31日傍晚，残敌果然由西门突围而出，钻进了贺龙布置的口袋，全部被歼。城防司令以下500余人被俘。
收复文水的第二天，贺龙进城看望攻城部队，听取指挥员们的汇报。当他听说部队登城以后，及时改造工事击退敌人反扑时，高兴他说：“打仗就是要机动灵活。打开突破口以后，就要防止敌人反扑，要立即构筑能攻能守的工事，有了它，就可以以一当十。不创造条件，不讲战术的，不是好的指挥员。”
他还听取了跟随部队进城的文水县人民政府县长李魁年、汾（阳）文（水）武工队副政委李凤年的汇报。在他们谈到文水中学有不少帅生渴望革命时，贺龙说：“好啊，这些宝贝疙瘩你们去把他们动员出来，办一所我们自己的学校嘛！”“这批知识分子，地方和部队都需要。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文化人才。把他们动员出来，办一所培养我们自己干部的学校，这可是件重要的事情！”停了一会，他又说：“文水在交通线上，阎锡山决不会罢休的，他一定会以优势兵力来反扑。在这种情况下，城中可以放弃，人才必须力争。”
贺龙当场决定，这所学校名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随营学校”，由他兼任校长，留下他的秘书彭德担任副校长，主管筹建事宜。贺龙对彭德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些学生，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但他们受敌伪教育时间很长，对我们还不了解。我们的干部，要以身作则，用共产党员特有的思想作风去亲近、感化和教育他们，坚定他们的革命意志。”后来，贺龙又从各部队抽调了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到学校工作。到1946年，在师生们的强烈要求下，这所学校更名为“贺龙中学”，为地方刷部队输送了许多干部。
文水战斗后，贺龙继续指挥南北两线部队向拒降的日伪军展开攻击，先后又收复了平鲁、神池、静乐、离石等城，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并且成功地粉碎了傅作义集团对绥南的进攻，配合了重庆谈判，晋绥解放区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绥远战役
贺龙来到山西前线的半个月内，蒋介石一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调动兵力，沿平绥、同蒲、津浦、平汉等铁路向各解放区进犯，勾结日伪军夺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到9月初，在华北，阎锡山出动了7个军，以主力进占同蒲路沿线；傅作义出动了4个军和1个骑兵师，在夺取包头、归绥、集宁等城后沿平绥路东进，先头部队直指张家口；在华东、中原，蒋介石调动大批部队，抢占平汉、津浦路沿线城市，企图迅速控制战略要地及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通路以抢占东北。为了打肢蒋介石这一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同蒲、平绥、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继续肃清日伪残余据点，开辟战场，尔后集中主力，组织几个战役，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迟滞敌人前进，巩固华北、华东解放区，掩护全军调整部署，特别是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和谈中的地位，争取实现和平。
8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争取绥察热全境的指示，指出：傅作义、马占山夺取归绥，继续东进，阎锡山占太原后向北伸张，在此情况下，我力争太原己不可能，应集中兵力，巩固对张家口的占领。为此，军委要求晋绥野战军除留一部分兵力牵制阎锡山外，主力从太原附近转移到绥远境内打击傅作义。贺龙接到电报后，马上复电：由他亲自率领晋中地区的5个主力团，立即先行北上，争取用16天时间，赶到右玉集结。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副政委罗贵波留在晋中，执行牵制阎锡山的任务。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5日批准了这一部署。
电报发出后，贺龙即刻北上，前往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在这里，与林枫一道，处理了几件事：一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加速东北地区战略展开，抽调一批干部和适当数量的部队开赴东北。尽管晋绥军区地广人少，但仍然抽调了可以组建10个团的连以上干部和1个建制团，由林枫、吕正操率领前往东北。
二是研究确定了绥蒙、雁门、吕梁3地区的党委书记和军区领导干部的人眩三是督促军区后勤部成立兴县总兵站和沿途各兵站，帮助输送大批干部从延安到华北、华东及东北地区。在晋绥，过境人员最多时1天可达五六百人。贺龙对后勤部副部长范子瑜说：“我们一定要把输送干部的工作搞好，这是全党的大事。我们这个地方即便搞得倾家荡产也要把这件事办好。你就在兴县坐镇指挥。”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代理主席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指示要求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部队坚决打击国民党自绥远和可能自北平向张家口的进攻，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的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
贺龙拥护中共中央的决策。他调动晋绥野战军的4个主力旅和绥蒙军区骑兵旅参加绥远战役。聂荣臻命令晋察冀军区3个纵队9个旅参战。这个战役共运用14个旅、5.3万人。鉴于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较多，贺龙于10月1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绥远战役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统一指挥。
中共中央采纳了贺龙的建议。
聂、贺商定的绥远战役的部署是：晋察冀军区部队从东向西进攻，首先歼灭隆盛庄、张辛镇的敌人，尔后，各个击破丰镇、集宁间的敌人；晋绥军区部队由南向北进攻，消灭凉城、新堂、天成村之敌后，向集宁方向发展进攻；然后，两区部队继续协力歼敌于绥远东部地区。
两个军区部队协同进行大兵团作战，在晋绥部队还是第一次，如何搞好战役的协同动作，是贺龙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左云城北广场召开的动员大会上，他说：“过去，我们同日本鬼子基本上打的是游击战，现在要大兵团作战，打运动战，两大区部队要协同作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他着重指出：“我们的部队老战士多，很勇敢，但不要有骄傲情绪。我们这次到绥东去打仗，要尊重地方党，爱护地方部队。这一点要讲清楚。我军的战斗力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热爱人民，拥护政府，非常重要，没有这一条不能打胜仗。”
他特别强调：“对晋察冀部队要主动团结。没有友邻部队的配合、支持，怎么能打好仗呢？我们一定要尊重友邻部队，爱护友邻部队，团结友邻部队，这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10月17日，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主力北越长城，进军绥东，行进在高山峻岭、羊肠小道上。贺龙时年49岁，身患高血压、胆结石和慢性肠胃炎等疾病，虽然近来没有大的发作，但是，由于鞍马劳顿，病痛一直折磨着他。
这一点，医生们最清楚，常常为他的身体情况担心。可是，贺龙对此却毫不介意，一路上，饿了，和大家一道啃干馒头；渴了，喝一杯清泉水。有说有笑，妙语连珠，令医生和警卫人员惊叹不已。
10月18日，绥远战役揭幕。晋察冀部队攻克张皋、隆盛庄；晋绥部队占领凉城、陶林，歼敌第三十五军及暂编骑一旅各一部。
傅作义见此情景，急忙收缩兵力，命令部队迅速向归绥集中。21日，第六十七军军部及所属新编第二十六师由丰镇撤到卓资山，第三十二师撤至福生庄、三道营，伪蒙骑五师由新堂撤往六苏木。
贺龙密切住视着敌人的动向。看出了傅作义想把他那已经分开的五指，匆忙握成拳头的企图。他想，如果不抓住时机，恰当处置，敌人将很快集中归绥。这样一来，不仅不能予以各个歼灭，而且会给战役发展造成困难。贺龙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东向集宁、丰镇的计划，命令在平绥铁路以南的晋绥部队挥戈向北，直插卓资山，将敌人拦腰斩断，造成有利形势；同时命令已到商都的独二旅和骑兵旅迅速南下，对卓资山形成包围。
卓资山在归绥以东75公里处，北靠大青山的灰腾梁，地势较高，平绥铁路穿镇而过，东向集宁，西通归绥、包头，一条公路北至陶林，南达凉城，是绥东的一个交通枢纽，归绥的屏障。傅作义电令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在此坚守1月，以便他调整部署。24日，贺龙到达卓资山附近，当即奔赴第一线。警卫人员担心贺龙的安全，上前劝阻说：“老总，危险啊！你不要到前面去了。”贺龙一听，生气了，手握烟斗指着警卫员们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打仗，能没有危险？不能因为有点危险就失掉战机！让我走！”警卫人员无可奈何。当贺龙来到三五八旅指挥所时，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大吃一惊，他们说：“老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危险啊！”贺龙也不答话，拉着他们要到前面去观察敌情。旅长、政委赶忙拦阻：“老总，敌人的炮打得很厉害，不要再往前啦。”贺龙瞪了他们一眼说：“打仗还怕炮弹？
走嘛！”
在他了解到卓资山守敌有逃跑迹象时，马上指示说，要不失时机地发动攻击。不要因为我们部队刚刚赶到，不熟悉情况而丧失时机。你们要一面加速查清敌情，一面部署战斗。情况变化了，随时可以调整，不能按部就班。
他决定，黄昏时分，发起攻击。随即命令：三五八旅担任主攻；独一旅（两个团）在卓资山东面阻击由集宁来援之敌；独三旅进占卓资山以西、以北地区，断敌逃路，并准备阻击归绥来援之敌。这时，部队从抓到的“舌头”那里查清了盘踞卓资山的敌人是何文鼎的部队。贺龙听到报告，精神一振，指着卓资山方向说：“何文鼎？好嘛，他是我们的老对头了（按：何文鼎的部队在抗战期间长驻陕甘宁边区北方的桃力民，参加对边区的包围），这次一定要敲掉他。”他告诉三五八旅旅长说，你们一定要集中兵力攻击龙山湾北侧高地和西山顶。那是两个制高点，又是何文鼎的侧后，拿下它，对于打垮何文鼎的防御作用很大。”他反复叮嘱：这一仗，要打得快，打得猛，打得好！速战速决，力争全歼。他说：“速战，我们才能够各个击破增援的敌人，全歼，就会使盘踞归绥的敌人士气沮丧，为战役发展创造条件。你们告诉部队，要英勇顽强，猛打猛冲，活捉何文鼎！”
24日晚8时，攻击开始。主攻部队勇敢机智，迅速占领了制高点，而后，穿插分割，逐一歼敌。他们充分发挥了夜战、近战的特长，战斗发展异常迅速。
战斗打了一夜，贺龙在指挥所里一夜未眠。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对警卫班的战士们说：“你们呆在我身边干什么？赶快去参加战斗。我现在用不着你们，一个人也不用！战场上多一个人，胜利就会来得快一分，快去！”
贺龙身边的警卫人员都是从基层挑选来的共产党员，谁不想上战场去与敌人撕杀？首长一开口，一个个都奔向了枪声最激烈的地方。当然，他们并没有忘记留下几个人保卫首长的安全。
25日上午，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新编二十六师4000余人，俘虏了中将师长张士智，可惜，在押解途中逃跑了。何文鼎呢？战斗刚一打响就偷偷溜走了。然而，最令贺龙遗憾的是由集宁西撤的傅作义集团主力第一○一师前来增援，虽然遭到了独一旅的顽强抗击，但是由于上面指挥不统一，独二旅未能按时赶到，让第一○一师逃到归绥去了。贺龙后来说：“如果独二旅赶上来了，我们就打上一○一师了。一○一师没有被歼灭，逃走了，傅作义守归绥就增加了信心。”
在贺龙用兵卓资山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说：“如傅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逼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卓资山战斗胜利后，傅作义已将其主力撤到归绥。聂荣臻与贺龙约定在卓资山以东的隆盛庄会面商定下步行动。10月26日，即卓资山战斗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到达隆盛庄，然后，聂、贺一道进入卓资山。在这里，聂荣臻与贺龙、李井泉就下一步行动作了研究。27日，他们又收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指示进一步强调：“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聂、贺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商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分兵力西出包头。显然，这个决定的重点在于夺取归绥，西进仅是一种配合行动，没有充分体现中共中央军委迅速西进、由西向东打的意图。贺龙后来说：“本来，在卓资山战胜敌人后，就应该按军委指示早日西进，攻击傅军退路，消灭敌军主力。在卓资山时，我没有把军委指示提出来与聂司令员讨论，这要负一定责任。”①聂、贺决定的围攻归绥的部署是：晋察冀野战军的冀察纵队、冀晋纵队沿大青山麓向西进击，肃清平绥路以北之敌，从北面包围归绥；冀中纵队从东面包围归绥；晋绥野战军主力肃清平绥铁路以南至大黑河以北之敌，从南面和西面包围归绥；晋绥野战军的独一旅、骑兵旅与冀察纵队骑兵二团组成挺进军，由王尚荣指挥，沿铁路西进，截断归绥与包头间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这时，傅作义已将其主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四师等共2.4万人集中归绥，原伪蒙部队扼守归绥外围据点。敌军依城防守，以逸待劳，并不时出击，给攻城部队以消耗、干扰。经过在外围的几次激战之后，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历时半月无进展。西进的挺进军从11月1日至5日，连克兵州亥、察素齐、沙尔沁，歼敌5个骑兵团，直抵包头城下。在包头，傅作义集中第六十七军等部共1.2万人防守。挺进军兵力不足，也与敌军形成了相峙局面。
贺龙在归绥城西接到王尚荣的报告，甚为焦虑，经与聂荣臻商量之后，令三五八旅两个团（缺一个营）由旅长率领增援包头。11月11日，三五八旅赶到了包头。
包头为绥远第二大城，城墙坚固，又有日军构筑的钢筋水泥工事，是一座坚城。逼近包头的晋绥部队企图以全部3个多团的步兵尽快拿下它，在未充分掌握敌情的条件下，即于11月12日发起攻击。攻入城内的4个营英勇战斗，奋力拼杀，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但困兵力不足，在敌人猛烈反扑下，伤亡很大，弹药耗尽，被迫撤出城外。
当天，贺龙就接到了攻击包头失利的报告。他与聂荣臻几经研究，决定由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野战军全部和晋察冀部队1个旅西进，夺取包头；晋察冀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继续围攻归绥。对此，中共中央军委认为，夺取包头是好的，但须集中力量。聂应着晋察冀主力与贺、李一同西进，留部分兵力控制归绥。聂荣臻对这一主张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晋察冀部队主力西进，围城部队即转为劣势，敌人必然乘机反击，战局有恶化的危险；主力全部西进，将分成归绥、包头、河套3个战场，兵力分散，难以相互策应；没有巩固的后方补给线，粮食、弹药无法补给。因而，他主张按原部署打几仗，看情况发展，请中央军委慎重考虑。
中共中央军委在11月22日的指示中虽然仍主张聂部西进，集中力量攻取包头，但同时指出：“中央对于前方情况不了解，望你们根据情况实行之。”
23日又指示说：“如果你们估计短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到机动位置，相机再订今后计划。”
贺龙是想倾全力攻下包头，实现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他在包头东郊沙尔沁对部队说：“我们先打下包头，再打五原、临河，抄傅作义的老窝，回过头来再打归绥、大同。”12月2日，第二次攻打包头。晋绥野战军在零下十几度的塞外严寒中，英勇作战，表现非凡，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衣着单薄，天寒地冻，土工作业、排除障碍和部队生活保障都遇到了很大困难，加之敌人已有充分准备，因而，激战终日，未能奏效。
①贺龙：1947年5月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的讲话。
这时，贺龙因长期劳累，胆囊炎复发，又患了重感冒，无法亲临第一线指挥，只能躺在床上关注着战斗情况。当他得知攻坚受挫后，反复思索，感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攻城，将会消耗自己更多的有生力量，也没有取胜的把握。这种仗不应再打，因此，他毅然决定停止攻城，撤离包头。
一个指挥员审时度势，权衡得失，敢于及时作出摆脱困境的决策，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曾任过傅作义部第一○一师师长、第三十五军军长的董其武将军在全国解放以后，同贺龙谈及绥远战役时说：“贺老总，你那时的指挥确实高明，很快决定撤退，不攻包头了，那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再攻，也不好攻下来。因为我们的部队工事里生着火炉，枪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逸待劳，又有优势装备，弹药充足。包头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坝子。
我们部队据守在高处，给周围城墙泼了很多水，一冻成冰，又滑又硬，不好接近，你们是很难攻下来的。当时，你下令撤退，非常英明。”贺龙听了，笑而不答。
晋察冀军区部队也于14日从归绥附近撤围，绥远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历时50余天，虽未实现预定目的，但歼灭了1.2万敌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控制平绥铁路的企图。
停战令后
经过3个月的军事较量，蒋介石处处失利，不得不同意重开国共谈判。经过国共两党代表几度商谈，在1946年1月5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于1月10日正式向全国宣布；同时，双方下达了“停战令”，规定从1月13日24时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为了保证停战令的执行，由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在北平，建立了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
但是，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议的同时，又下达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命令。傅作义奉命向绥东、绥南解放区进犯。1月12日抢占陶林、和林两城。
13日进攻卓资山，遭到了晋绥野战军的沉重打击。暂三军军长袁庆荣被撤职。1月14日凌晨，傅部骑四师和伪蒙军一部共3000余人，在停战令生效后，侵占了集宁；阎锡山部也会同原伪蒙军王英部，于14日侵入丰镇。
接到国民党军违反停战令的报告，贺龙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议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谈判。因为停战令已经生效，可向军调部报告，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军撤退；二是打。用武力夺回来。贺龙主张打。他说：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也有力量，敌人孤军深入，仗是好打的，为什么不打呢？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执行部里美蒋的人多。讨论结果，同意了贺龙的意见。贺龙调3个步兵团和绥蒙军区骑兵旅，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统一指挥，在晋察冀部队配合下，向集宁反击。
1月17日晚，八路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当局忙向北平军调部报告，慌称集宁在停战令生效前是他们占据的地方，诬告八路军违反了停战令，为此，军调部决定18日派执行小组到集宁视察。
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当即急电姚喆，要求他们在1月18日8时前，全歼侵犯集宁的国民党军。17日黄昏，总攻开始，18日晨，城内蒋军被肃清，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集宁。
这一夜，贺龙守候在新堂土台子野战军司令部，注视着战斗的进程，通宵未眠。18日晨，接到收复集宁的报告，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命令参谋赶快给姚喆发电报，叫他们马上打扫战场，准备迎接执行小组。贺龙的命令传到集宁，全城军民一齐出动，清扫街道，修补城门，恢复战前面貌。随军调部执行小组进入集宁的记者写道：“执行小组抵集宁时，集宁已无战事，晋绥八路军驻防该地，社会安谧，秩序良好。”
在绥东、绥南、晋北的晋绥部队执行贺龙坚决反击傅作义部进攻的命令，也击退了国民党军对凉城、丰镇的进犯，击溃了入侵和林的敌人，收复了雁北的左云。蒋介石在绥远、晋北“抢占战略要点”的阴谋未能得逞。
3天后，贺龙冒着塞外飞雪，从土台子赶到丰镇，以“中共山西司令员”的身分参加军调部大同执行小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同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温天和、中共代表李波、美国代表霍雷和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国民党军山西北部地区司令楚溪春没有到会。
会议开始，美国代表霍雷发言。此人站在国民党一边，闭口不谈国民党军队侵犯集宁的责任，只讲什么要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等等的题外话。贺龙衔着烟斗，冷眼旁观，察觉到霍雷是在故意回避会议主题，转移大家对国民党侵犯解放区的注意，心里很不高兴，心想这家伙不对头，非整他一下不可。
他冷笑一声，打断霍雷的话，厉声问道：“你的权力有多大？你是军调部执行小组成员，我只知道你的权限是监督停战，调处冲突，没有什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的权限。”
霍雷愣了一下，马上又说：“我的责任是监督停战。你们共产党在集宁就违反了停战协定，侵犯了政府的地方。”
“集宁的事我们最清楚。”贺龙大声说。接着，他指出集宁是1945年8月22日由八路军从日军手里解放的，以后被国民党军抢走。当年10月24日，八路军重新解放集宁，一直到今年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前都在八路军管辖之下。1月14日清晨，国民党军队将停战令丢在一边，袭击集宁，被我们打退了，他们丢了几百具尸体。他冷冷地问道：“你说集宁到底是谁的地方？”
霍雷无言以对。
贺龙针锋相对，毫不放松，又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在绥东进攻卓资山、丰镇，在晋北侵犯左云的事实。他问霍雷和国民党代表温天和：“你们说，究竟是谁违反了停战令？这个责任要谁来负责？”温天和呐呐地说：“晋北是阎长官管辖的地方，出了事由阎长官负责。”贺龙马上指着记录员说：“好，阎长官负责，温代表说的，请把这记录在案。”温天和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言，立刻转换了话题，又谈起了双方自由贸易等问题。贺龙暗暗发笑，拿起烟斗，美美地抽了一口烟，向他们表示，贸易是老百姓的事。他们愿意来丰镇就来丰镇，愿意去大同就去大同，我们从来不阻止。温天和问，楚溪春没有来，贺龙能否到大同走一趟，见见面，一道谈谈遵守停战协定的事。贺龙不愿去。
他心里想，我们抗战8年，进不了大同，阎锡山不打日本，还和日本人勾结，他们进了大同，是不清白的，我不能去那里。
第二天，楚溪春来到丰镇参加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执行军调部和字第二号命令，共产党军队必须后撤60里。
贺龙反驳说：“孤山（解放军阵地）离大同30里，我们从孤山后撤；你们从大同后撤，各撤各的，大家平等。我们后撤60里不要紧，你退60里，就得把大同的砖瓦都搬走。怎么样？楚司令。”楚溪春说：“为什么我要从大同后撤？大同隶属国民政府。”贺龙一听“隶属国民政府”几个字，气愤起来，“忽”地一下站起来说：“你们是什么时候进大同的？抗战8年，没在大同见过你们一兵一卒。大同一直由我们围困着。你们是怎样进的大同？
楚司令心里明白！”楚溪春做贼心虚，坐在那里，扳着脸一言不发。贺龙看了一眼楚溪春，笑了笑说：“我看大家还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来对待停战协定，这样才能有国内的和平。”
作为主人，当天晚上，贺龙在丰镇杏花村酒店设宴，招待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和新闻记者。席间，楚溪春对贺龙说：“贺将军，你们没有煤炭，我们缺少粮食，咱们交换，好不好？”贺龙说：“楚将军，你们缺粮是真的，我们可不缺煤炭，多得很。我们还供应张家口呢！不信你到车站上去看看。
你们需要粮食，我们可以供应一点，为了大同的老百姓嘛！这事可以谈谈。”
楚溪春随即表示感谢。
贺龙在丰镇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三方代表经过3天磋商，终于达成了恢复1月13日午夜以前的阵地等6条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国民党当局也并未执行。
特别是在晋绥军区南线，阎锡山部乘晋绥部队主力在绥远之机，不断违反停战令向解放区进犯，当地八路军未能适时集中兵力予以有力打击，以致被敌人占去了3座县城和一些市镇。后来贺龙曾在晋绥分局高干会上指出：当时我们对阎锡山的斗争有点缩手缩脚，使阎锡山钻了我们的空子，到处打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处理了谈判事务，贺龙便经张家口去北平就医，尔后到延安述职， 4月下旬回到兴县。6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并担任晋绥分局常委。在贺龙离开绥远以后，晋绥野战军即交由副司令员张宗逊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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