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使命
1941年开春以后，关向应患肺结核病日益严重。这年10月初，他离开晋西北去延安治疗，贺龙亲自到彩林后方医院送行。贺龙与关向应从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开始一起工作，共同经历了8年的艰难岁月。在这8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关向应理解贺龙、支持贺龙。他曾对人说：“有人说老贺有军阀主义，其实，他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上下级关系密切，同他接触多了，就比较随便了。”“你不要看老总发脾气，他发脾气其实是爱护你。他伟大就在这一点上——关键时刻他立场坚定、果断。”贺龙尊重关向应，遇事总要问问关向应的意见。他们俩人思想合拍，配合默契。关向应病重以后，贺龙十分焦急，诸事都很关心，连关向应应该吃什么，怎么吃法，都要亲自关照一番。不久前，刚刚送去一件皮大衣给他御寒，可是，现在，病魔却使他俩分开了。这使贺龙感到痛苦，尤其是关向应一走，集军政领导工作于一身，任务繁重。不过，正如关向应所说：“老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有办法，而且每当最艰苦危难的时候，他最快乐。”
1942年春，正当贺龙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晋西北部队精简整编，解决“鱼大水斜、“头重脚轻”①问题的时候，日军发动了对晋西北的春季“扫荡”。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两个旅团集中1万余人，“扫荡”兴县和保德地区。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森少将，率3个支队袭击保德二分区指挥机构及新军暂一师；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松少将率3个支队直扑兴县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企图一举消灭晋西北八路军指挥中枢。他们采取远程奔袭的办法，增加了“扫荡”的突然性，到达奔袭目标地区以后，即组成多路纵队作宽正面的梳篦式的反复“扫荡”，发现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马上集中兵力攻击。1月4日，若松少将指挥日伪军秘密出动，直奔兴县。
贺龙及时得到了情报。他当机立断，率军区机关迅速转移到了兴县西北的水江头。6日，若松占领兴县，扑空之后，马上跟踪而来。贺龙又转移到瓦塘以北地区。若松在水江头再次扑空，失去目标，感到奇怪，于是，下令摆开阵势，采用像梳子篦头一样的办法，以多路纵队，严密搜索。
怎样粉碎这次“扫荡”呢？贺龙说，鬼子正在找我们的主力，我们要避开他，让三五八旅去界河口和二十里铺一带活动，到鬼子屁股后面去放火，逼他退出去。对进入根据地的鬼子，用小部队袭击他，让他不得安宁。各分区的部队都避开正面，去打敌人的交通线和据点，把声势搞大点，那样，日军不得不走。
这一着很有效。三五八旅接连不断地打击若松的运输部队，逼得他掉转屁股去找三五八旅。外线部队打得更加热闹：独一旅3次截断离岚公路；决死二纵队在文水、交城地区，决死四纵队在离石、大武地区袭击据点，破坏交通，打敌运输；独二旅、暂一师跳出森少将的合围，袭占了义井。晋西北各部队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四处出击，一共歼敌1750人。敌人顾头顾不了尾，十分被动，3月初放弃“扫荡”，撤回原据点。
①由于日军强化治安，蚕食根据地，在1941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少了50万，使党政军民全部脱产人员占根据地人口比例从百分之四点三，上升到百分之五点六，这就是“鱼大水斜；在军队中，军区、军分区等机关人员和部队总数的比例上升到一比一点七，形成了”头重脚轻”的情况。
反”扫荡”刚结束，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贺龙、林枫速去延安。贺龙把反“扫荡”的扫尾工作交给周士第，即同林枫过了黄河。
延安用极大的热情欢迎了他。3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一二○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五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毛泽东、朱德都到了会。主持会议的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他先请林彪讲话。林彪刚刚回国不好意思讲，只说：“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谢觉哉转身请贺龙讲话。谢老风趣他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
谢老道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贺龙是个共产党员，他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中国人民的意志，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贺龙没想到，自己做了一点工作，竟受到延安人民如此盛情的欢迎。他十分激动，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这样盛大欢迎的。”接着，他简要汇报了晋西北的春季反“扫荡”情况，兴致勃勃地说：“敌人春季‘扫荡’彻底失败了，不过，敌人的战术也有改变，在我们面前并非完全无能，时常对我们实行反袭击、反伏击。我们如不注意敌人这种战术上的进步，那一定会吃亏的。我们应该注意研究敌人战术的改变。”谈到晋西北根据地几年来的建设，更其兴奋，他说：“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时间比较短，从29年①算起，到现在不过两年，除了打仗以外，允许我们建设的时间不过14个月。如今‘三三制’政权已经建设起来，一天天在巩固中，过去逃亡的地主，现在已经回来了。地主士绅、各党派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政权工作。他们很高兴，很安心。我们的行署主任续范亭同志，便是一位国民党员、老同盟会员。副主任牛荫冠同志，是牺盟会领导者之一，他的家庭是晋西北第一家大地主。乡村政权已经过两次改选，现在第三次普选已经完毕，正着手县的选举。晋西北参议会正在筹备，预计今年7月，第一次会议可以开幕。”最后，他深情他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晋西北紧靠陕甘宁边区，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根据地中有一个近便的榜样。”这次讲话，是他真情的流露，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其实，毛泽东让他到延安来，是要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
毛泽东先让他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他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肖劲光、曹里怀、莫文骅作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又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的反映，仔细阅读了留守兵团3位领导写的工作报告，在1942年3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作了坦诚的发言。他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又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尤其对留守兵团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朱德在他所作的检查工作的结论中，肯定了贺龙的看法。这次检查，使贺龙熟悉了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为担负联防军司令员作了思想准备。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关向应休①民国29年，即公元1940年。
养期间，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毛泽东要求贺龙参加解决三项任务：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二，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贺龙又挑起了一副新的担子。
“你的兵练得不错哪！”
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一二○师的、有留守兵团的、还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因此，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4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三八五旅、三五九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于1942年10月间将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任命肖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又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他还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经过整编，边区部队出现了一个新面貌。
不久，贺龙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各分区视察。走了一遍以后，他感到忧虑。
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眼下，国民党顽固派又在酝酿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4个多旅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河防，对付日寇，而且要对付众多的国民党军，兵力实在不足。在非主要方向的边境上，1个团要担负400公里正面的守备，显然很难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贺龙有一个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的想法，可是，现在是根据地最困难的年月，都在精兵简政，边区要扩兵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想到了晋西北。他考虑，晋西北新军决死二纵队、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经过整编和多次反“扫荡”的锻炼，战斗力提高很侠，已经可以胜任保卫晋西北的任务了。一二○师独一旅的1个团己于1941年调来陕北，旅部及另1个团仍在晋西北，可将其调来。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942年11月26日，一二○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于绥德地区。三五九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论，反对共产主义。5月，国民党军把对付日军的一批部队从河防撤往边区周围，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并且向关中地区逼近，企图闪击延安。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赴耀县召开作战会议，又跑到洛川以北活动，扬言要让八路军交出边区。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虽然预有准备，但贺龙还是不很放心，又向毛泽东建议，再从晋西北调1个旅过来。毛泽东同意了。6月，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贺龙的建议将三五八旅调到陕甘宁边区。贺龙随即命令三五八旅进驻鄜县（今富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一带葫芦河谷地区，同由康健民率领的骑兵旅一道，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部署完毕以后，他又到关中分区亲自检查了一遍。
当他返回延安时，延安各界正在文化沟体育场召开纪念抗战6周年纪念会，进行反顽斗争紧急动员。人们知道贺龙刚从南线视察回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讲话。他走上讲台，感慨他说：“往年，我们在前方纪念‘七七’，周围都是敌人。今天，在我们家里纪念‘七七’也同样不安宁，昨天，关中已经听到了炮声。这炮声是从新自河防阵地撤到边区附近的部队发出的。他们不打日本了，开来打自己人，要消灭边区老百姓，消灭共产党，消灭边区政府。”他极为气愤地反问：“国民党政府不发一饷一弹，我们打了6年仗。
日寇侵华军队，我们打了一半，这样的军队不好吗？我们不敢言功，但我们何罪可伐？为什么要来打我们？对33个叛将①不讨伐，而对我们则当做敌人看待，这还有公理吗？”
蒋介石派驻延安的一位姓徐的联络参谋也参加了会议。他坐在台上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中并没有说要打内战。”
贺龙听到后，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刚才联络参谋徐先生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没有提到内战，我说，这个消息很好，我们很拥护。但是河防大军六七个师和什么坦克、重炮纷纷西调，包围边区，部队都换上了新炮，连马鞍子也换了新的，对着我们如临大敌，而把日寇放到一边，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还要请解释解释。”
联络参谋无言以对，显得尴尬。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贺龙对着台下大声说：“现在边境上对方的枪已经响了，我们还没有还枪，因为我们一向是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家如果不打我们，我们也决不去打人家，但是，如果一定要来打我们，我们就一定要自卫。我们的忍让是有限度的。我们边区的男女老幼都要准备好，随时还击对边区的进攻！”
贺龙的话激发了群众对顽固派的同仇敌汽，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边区军民作了充分的准备，因而，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始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冒然发动进攻，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清涧、绥德、米脂、西川一带接连出现阎锡军等8股土匪，到处窜扰，抢劫公营商店及单行军人的武器，刺杀地方工作人员，破坏地方政权。
土匪活动最猖狂时，平均每天要发生1次抢案，清（涧）绥（德）大道上黄昏时分没有武装护迭就不敢走路，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治安和交通。
贺龙决心剿灭这些政治土匪，保护边区政权和人民。1943年，他乘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专门讨论剿匪工作。贺龙在会上指出：这些土匪已经作案30余起，干部和群众死伤23人，损失财物200万元，如果任其发展，边区将得不到安宁。贺龙严厉批评了某些干部由于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对土匪采取放纵和宽大过头的态度。
他提出，由各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联合组成清剿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工作，坚决消灭国民党派来的这些祸害。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命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拟定了清剿战术，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贺龙强调：“要坚决肃清匪患”，但须“正确执行政策”，“注意分化和争缺，“慎重对待首要分子与胁从分子的区别，避免乱杀”。经过3个月的努力，8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贺龙当了联防军司令员以后，常常下去视察。他发现边区部队由于以往领导不够统一，训练上存在不少问题，各有各的作法；学校、教导队的训练也有与部队实战需要脱节之处。这自然要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他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第三次反共高潮一结束，贺龙就开始着手解决部队训练问题。
他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①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军中的一些将领陆续投敌叛国，其人数高达33人。
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年6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军事训练问题。贺龙亲自领导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主要是：一，训练要为战争服务。他说：“过去学校和部队的教育与战争脱节的现象，应当纠正。”在训练中，“各级司令部对自己周围的敌人与顽军应有一定的想定①，作为训练的依据。西北地区要有两个想定：一个是对付日本军队的，一个是对付顽军的。今天，战斗经验中有许多战术、技术问题，要依据这个原则进行整理。”“要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部队供给学校材料，学校帮助部队整理；学校向部队提出训练及战术意见，使学校教育符合部队的需要。”二，部队训练的要求或者说目标，在于”能对付两倍到三倍的兵力（的敌人）”，“1个打3个”。贺龙指出：这是根据边区部队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形势的需要。只有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三，生产与训练这两大任务要统筹安排。当时边区部队正在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因此，有些部队在安排生产与训练上统筹兼顾不够，安排不尽合理。贺龙指出：“生产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而学习任务还未解决。学习问题主要是抓紧，要挤时间。”他说：训练抓得不紧，”问题是首长和司令部抓得不紧”。他提出了一个负责制办法：”各级司令部把兵训练不好，我就找你们参谋长。你们应当多用脑筋想办法。”
贺龙还对会议的开法进行了改革。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来议论去的老一套办法，请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些切实的具体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思想和章程。贺龙自己也穿着草鞋来往于操场烈日之下。这套办法，给会议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会开活了。
这次会议，对部队的训练方针、组织领导、规章制度等展开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特别强调“克服机械地认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忽视军事教育的倾向和军事训练与作战脱节的现象”，并对1943年下半年的训练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大大推动了两个根据地的军事训练。
3个月过去了，军事训练搞得怎样了呢？有什么经验教训？冬季练兵应当怎么搞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1943年10月，贺龙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也很重视，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你们做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年冬季，在现有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他还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并且对这一方法作了具体说明。
这次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土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的冬季练兵方针，侧重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贺龙把与会的高级干部编成班、排，下到操场，首先学习三大技术，统一训练要求。贺龙说：“别人能做到的，高级干部一样能做到。毛大帅不是号召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吗？我们自己先动动手，就有发言权了。”毛泽东也很高兴，兴趣盎然地来到操场，观看高级干部操练，对与会者的情绪鼓舞很大。贺龙主持的这次高级干部会议，①军语。按敌对双方基本特点结合实际地形拟订的一种情况设想。
成为边区部队冬季练兵的良好开端。毛泽东“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普遍得到了贯彻执行。11月中旬，冬季练兵热潮便在部队中形成了。
在这次冬季练兵中，两个地区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竞赛。
这个竞赛是怎么来的呢？一年前，即1942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久，去三五九旅视察。师长来了，旅长王震十分高兴。他为贺龙组织了一次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50米。贺龙看了，高兴地鼓起掌来。王震旅长兴奋地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
表演完毕，王震请贺龙给部队讲话。贺龙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队，你们要保卫边区每一寸上地。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你们还要好好练习射击。每一颗子弹打死一个仇敌。一二○师是个大学校嘛！”王震接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习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
我们旅要创造出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敌人来了，就把他们消灭。”
旅政治部很会做工作，他们抓住王震的这一讲话，很快在三五九旅开展了争当“贺龙投弹手”的竞赛。在后来的冬季练兵中，这一竞赛从三五九旅推广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1943年冬季大练兵到1944年3月结束，成绩显著，收效巨大。例如，三五八旅考核的结果是：全旅步枪命中率由百分之四十八点五，提高到了百分之九十点三，重机枪命中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四，轻机枪命中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八，山炮命中率达百分之百，手榴弹投掷距离由平均25米，提高到了40. 69米，并创造了72米的最高纪录，刺杀和超越障碍，也都比较熟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和发展， 1944年9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了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检阅和总结大练兵成果。
贺龙在会上讲话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72米的投弹手，（发射6发步枪子弹）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他说， 1944年冬季，我们还要练兵，我们的目标是：”巩固技术，提高战术，把技术与战术结合起来”。
“战斗员要提高自己的技术并掌握新技术，指挥员要提高战术指挥能力。”
9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陪同毛泽东以及其他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
军事表演一共7项：投弹、射击、刺杀、马术、越障碍、木马、单杠。
第一项表演投弹。表演者都投过了45米。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贺龙说：“我们已经计划普遍开展苦练三大技术的活动。”
这时，独一旅投弹手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毛泽东更高兴了，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泽东点头说：”是这样的。”
贺龙等领导的联防军大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1945年在爷台山地区打退胡宗南的进攻以及对日反攻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奋战财经战线
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济，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委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共19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这样，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贺龙即以很大精力参预领导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工作，在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上，出力尤多。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封锁， 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情况极为严重。毛泽东将此比喻为抗日的暗礁。他说：“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资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①为了克服困难，绕过暗礁，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写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财经问题的历史性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正值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以整风精神，讨论中共西北党组织历史上的路线争论，总结经验，纠正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偏向，确定边区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措施。毛泽东委托贺龙将这个文件在会上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听取意见，统一思想，教育干部。12月21日，贺龙将毛泽东写好的前六部分印发给与会人员，并在会上作了传达这一财政经济工作大纲的长篇发言。一个礼拜以后，毛泽东写完了文件的后三部分。29日，贺龙就后三个部分作了第二次传达性发贺龙在传达发言中，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对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重要性。他说：“毛主席指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它不是单纯从财政收支上解决问题，而是以发展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来保障军民供给”。“他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我想，他的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①？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所以“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的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在发言中，他特地表扬了几位在边区发展生产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一个叫沈鸿。贺龙说：“他是个大学生，又是个专门家，他自己在上海有机器、有工厂，抗战以后，马上把机器搬到我们边区来，帮助我们造了全套的造枪机器”。“他不是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非常艰苦，埋头苦干，对我们边区发展工业有很多帮助。”第二个叫钱直道。贺龙说：“他是个工程师，他到边区来把无烟火药制造成功了。他帮助我们抗战，特别对军事工业有很大贡献。”第三个叫林发。贺龙说：“他是研究玻璃的，过去试验造玻璃有人反对他，结果试验成功了，解决了我们很大问题。”第四个叫陈正霞。贺龙说：“他是个技师。我们延安，以前有些破烂机器，后来他把机器修起来了，把工厂支持住了，搞起来了。今天不但没有停产，而且发展了。”还有一个叫华绍真。贺龙说：“他是个科学家，是个工程师。我们印钞票到处买纸，买不到，他利用边区的材料把纸造出来了，再加把力，其他各种纸张也可以造出来。”贺龙在会上大声疾呼：“他①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①这里指的是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
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应当尊敬他们。”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后，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
当时，财经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不敷出。贺龙与林伯渠及财办人员商量以后，决定采取一个特殊办法：边区政府拨给各军分区500万元，由各分区包干自行解决各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样，暂时摆脱了政府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贺龙把各分区和各旅的领导人找来，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 43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有商店、骡马店、运输队，有基础嘛。”“你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就吃什么；你穿什么，地方干部就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要。上面总共补助500万元，其余的要军队来负担。”他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这种包干的办法，虽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但也提高了各分区生产的积极性和解决本区财政经济困难的责任感，作为解决入不敷出的应急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只能是权宜之计，根本问题，一是要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土特产，但是，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边区政府得不到应有收益。财办成立后，抓紧时间，建立了边区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统一管了起来。对食盐和各类外销的土特产实行统销。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是解决边区财经困难的根本出路，而发展生产需要资金。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所以，在发放农业贷款时规定必须有一定的抵押。没有东西抵押，就不给贷款，这样，大部分资金便到不了某些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里。贺龙认为这种做法虽有道理，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银行资金大部分应当用到发展生产上去。钱放在银行里，怎么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政府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他亲自去找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朱理治说：“没有抵押，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贺龙说：“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扩大生产，那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经过一番谈话朱理治赞同了贺龙的想法。为了解决金融问题，贺龙又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法币，以充实银行的实力。1943年，边区银行对机关、部队的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38倍，向农民发放的农业贷款增长了10几倍，在发展生产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贺龙在1944年总结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的票子①，那我们去年的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100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运销30万驮②盐和土特产，种棉花15万亩，织布10万匹，工业也有了发展，人①即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简你边币，是用马兰草为原料制造的纸张印刷的。
②指一头骡子所驮重量。
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但是，大家仍很注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那时是供给制，伙食费是很少的。中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一般也只吃些白菜、土豆、萝卜之类的蔬菜。
1944年冬，贺龙因为有病住进了医院。负责管理贺龙生活的警卫排长，看见贺龙几乎天天吃白菜、萝卜，心里很不安，想改善一下伙食。有一次，他买了半斤木耳。谁知，吃饭的时候，贺龙把他叫去了，问他：“我1个月多少钱伙食费？已经吃去了多少？还剩多少？1个月吃上一两次木耳要超支多少钱？你给我算一算。”警卫排长一时算不出来，愣在那儿。贺龙对他说：“前方部队天天在打仗，他们吃的是什么？我们有白菜、萝卜吃就不错了。你买半斤木耳就化了半个月的伙食费，那怎么行？”他又说：“你们总觉得天天白菜、萝卜单调，可以动脑筋想办法花样翻新嘛！萝卜，就可以切成丝炒，也可以切成块、切成丁炒得脆脆的，还可以盐腌着吃，不就不单调了吗？”
从此以后，警卫排长再也不敢给贺龙买贵一点的东西吃了。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虽然军民动手，丰衣足食了，但是，由于盐和土特产滞销，财政收入减少，出现了亏空，银行由此增发了近10万元边币，结果，金融波动，通货膨胀。1943年10月，财经办事处为制止通货膨胀，曾紧急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决定：紧缩开支，回笼货币，停止发行钞票。但是，由于财政周转不灵和在财经工作上存在闹独立性的倾向，这个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认真贯彻。
1944年初，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贺龙及其他财办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摸清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贺龙多次找银行、物资局、财政厅等单位领导人个别交谈，分析情况，统一思想。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财委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3月4日召开的以讨论财政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高级干部会上，请大家畅所欲言，想办法、出主意。
3月27日，贺龙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报告。贺龙分析了这次边区金融波动的原因。他说，首先是“有些同志对边区经济特点认识不清，不尽大的努力去发展边区的自给工业，而是单纯依靠贸易解决问题，以为物资局一成立，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点土特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第二，在思想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具体情况，以笼统的估计代替确实的调查”。“第三，在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土产公司做生意有什么‘三不买九不作’之类”。“第四，在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各自为政，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对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负责的精神承担责任。
他检讨说：财经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我要负总的责任，因为我是办事处主任。虽然过去对财政厅、物资局、银行都有批评。但总的责任我要负。他们在工作中政策执行得不好，票子发得多，闹独立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都因我们领导上有缺点，这些错误我们一定深刻认识”。“去年，毛主席写了一个财政经济的报告，写了1个月，是很费脑子的事。我们做的结果怎样了呢？结果金融波动，物价波动，对外贸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一直到今天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们花了一些代价，取得了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边区的财经工作，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以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币为中心的五点建议，并指出：“财经部门的干部要执行政策、执行法令，又走群众路线，照顾群众，这样才算有党性。”
贺龙的这一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符合边区财经工作实际，得到了赞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此时，陈云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贺龙加强对边区财政金融的领导。
在晋西北，贺龙是生产运动有名的倡导者，来到延安以后，又兼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全边区的生产成为他分内之事。他尤其重视军队的生产运动。
到延安不久，他就同王震到南泥湾去看望在那里屯田的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团长陈宗尧向他汇报说：“1941年来到南泥湾，1年内就开荒播种1. 22万亩，收成不错。”他请贺龙、王震去看看他们团种的庄稼，养的猪，请他们同战士们一起吃一顿饭。
贺龙和王震在部队开饭的时候，从一个连走到另一个连，检查他们的伙食情况。贺龙揭开一个又一个用白布盖着的菜桶，高兴地喊起来：“啊，这红烧肉烧得好！”“豆腐煎得两面黄，炊事员同志真是费了工夫了。”王震说：“陈宗尧这里可有几个好炊事员。”陈宗尧在一旁得意地笑着。贺龙看了另一个连队的伙食，笑着说：“唷，碗碗都是辣子。这是南方菜嘛！这是哪个连？”陈宗尧回答：“十一连。”贺龙说：“我就在这里吃饭了”，说着，拿起一个馒头嚼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说：“馒头蒸得好。我带几个回延安去。”吃完饭，贺龙对王震和陈宗尧说：“生产方面你们已经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全团有近千头猪，但还要好好生产，让每个战士吃得胖胖的，脸色红黑红黑。你们也要把屯田的经验好好总结一番。”王震、陈宗尧点头称是。
1942年12月，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作传达性发言时曾详细介绍了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绩和经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到1942年，边区大多数部队应该完成自己所需粮食和被服的百分之八十，一部分军队如三五九旅应该完成百分之百。之后，贺龙一面深入部队检查督促，一面在边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根据生产情况，在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推动部队的生产运动。1943年3月，他提出了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建议；4月，他号召部队要做到自给自足，而且，要有多余的粮食送给政府机关；1944年，他又提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开支，部队要为完成10万石细粮而斗争。这些建议，都是在总结了前一阶段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能鼓舞群众，又有完成的实际可能，因此，成为各个阶段推动边区部队生产运动的动力。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守备部队的备战活动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还搞不搞？有人说，一搞农业，就要影响战备工作，主张暂时放弃生产。贺龙分析了反顽斗争总的形势，认为仗不一定打得起来，但是，不能放松打仗的准备，有备无患嘛！生产呢？也不能放弃。他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并且向守备部队建议：战斗与生产来个“分兵把口”，在前面挖好工事，筑好碉堡，加强守备，在碉堡与工事后面开荒种地，搞好生产。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部队的拥护，都照着办了。结果，守备部队既保卫了边区，又发展了生产。贺龙后来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筑碉堡，在碉堡后面开荒种地，并且喂了猪鸭鸡兔。这些东西得到得不到呢？得到了。猪鸭鸡兔，我们都吃了，但是，在碉堡那边的顽军，连我们的一根鸡毛也没吃上。”
在贺龙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43年开荒20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3万石，三五九旅做到了粮食自给。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边区部队做到了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部队共养猪1万余头，羊1.5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边区部队建立了11个纺织厂，年产布40万匹，还织了许多毛毯、毛巾，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贺龙来到延安不久，由于感情不合，与骞先任离婚了。延安的一些热心人就忙着为贺龙当起红娘来。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介绍给贺龙。
薛明是河北霸县人。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妇女抗日队伍，从北平辗转到长江以南，宣传抗日。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她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妇女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西北局着意培养的妇女干部。
1942年春的一天，西北局书记高岗陪贺龙来到延安县委。县委书记和薛明接待他们。高岗对贺龙说：“这就是薛明同志。”贺龙同薛明握了握手。
谈话中，他问薛明：“你认识叶群？”薛明说：“认识。”贺龙说：“今天是星期天，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我知道你同叶群是朋友。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叶群是同薛明一道从江西来延安的，彼此是很熟悉的朋友。薛明感到，叶群这样做确实不对。贺龙的态度很诚恳，是对同志的关心，所以点头说：“可以。”贺龙高兴了：“那很好。朋友嘛，就要这个样子。你认为怎么样？”薛明回答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贺龙点头说：“那好，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请涧工作做得很不错。”临走时，贺龙问薛明：“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回答：“离天津很近，霸县人。”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说完，也不管薛明怎样回答，甩开大步走了。
这次见面给彼此的印象都不错，从此，两人开始了交往。
1942年8月1日，贺龙与薛明结婚了。这一天，贺龙住的窑洞里，高朋满座，任弼时、林伯渠来了，高岗、陈正人、张邦英等西北局的领导人来了，贺龙的老部下王震、李井泉也都来了。林老举着一杯酒指着陈正人说：“你这个红娘做得不错呀！他们俩同意结婚，我就来喝喜酒。老贺，祝贺你，我先敬你一杯。”薛明知道贺龙有胃病，不宜喝酒，那是贺龙的部下告诉她的。她马上接过林老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于是，大家就冲着薛明开起玩笑来。窑洞里充满了洋洋喜气。
没过几天，一二○师战斗篮球队在贺龙的窑洞里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贺龙陪着毛泽东来了。这是薛明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向薛明拱拱手，笑着说：“薛明同志，好呀！恭喜恭喜！”贺龙在一旁微笑着。他能不高兴吗？在延安，他有了一位伴随终生的伴侣。延安的岁月，贺龙是难以忘怀的。
在整风运动中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贺龙一到延安，无例外地投入了这一运动。1942年11月2日，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发言说：“整风整什么？是整我们党内不正之风，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十年内战中，中央苏区垮了，鄂豫皖苏区垮了，川陕苏区垮了，湘鄂西苏区也搞垮了，这都是不正之风对党的危害。”他说：“今天我们的边区党内还存在些什么不正的东西？整风整什么？就是整闹独立性，整党内那些不正的东西。”贺龙强调：“整风要从上面整起，上面整好了，下面一定整得好，这是个领导问题。上面没有整好，下面有什么办法。我责备下面，首先要责备自己。责人首先要责己，责己严，责人宽。我今天是一个司令员，如果军队做了坏事，犯了纪律，违犯政府法令、政策，这个责任是领导机关负，我要负，我是一个司令员嘛。我骂下面说是你们不好，我自己好，下面心服吗？不心服的。”
贺龙就以这样的态度参加了整风运动。
当时，在边区部队中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诸如，不尊重中共中央西北局，不尊重边区政府，少数干部对地方干部蛮横无理，不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不愿参加边区建设以及生产上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等等。针对这种现象，贺龙依据整风精神，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作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开展整军以克服“三风不正”，“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的要求。他强调，整军的中心是加强一元化领导，“拥护中央与西北局，拥护边区政府，爱护老百姓，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此，在部队中要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对于部队中闹独立性、各行其是的倾向，贺龙给以严厉的抨击。
他说：“军队不能闹独立性，政府不能闹独立性，民众团体不能闹独立性。
我们边区只有共产党，没有两个党，为什么共产党里头槁独立性这个东西？
西北局决议随便可以不执行？中央政策随便就可以不执行，这种党员还象什么样子嘛？不象样子。我当个师长，一二○师，我在那里的时候部队很好，如果我走了，部队就不好了，这样，我的党性还有没有呢？没有了，是不是个好干部？不是的。”贺龙的这些思想，从实际出发，针对性强，旗帜鲜明，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整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5人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贺龙以更多精力参预了西北局的领导工作。
1943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若干问题。贺龙参加了这次讨论。红二方面军、一二○师，经历了复杂的情况，在长期斗争中也产生了一些有争议而需要统一认识的历史问题，因而，在此期间，贺龙召集在延安的一二○师各部队领导干部开了几次会，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这次讨论，涉及到洪湖时期的“肃反”问题，也谈到了到达陕北以后的反军阀主义斗争，并且还讨论了抗日战争初期开辟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些问题。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甘泗淇在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时说：“我们在与敌人斗争中，基本上是团结的，在贺、关领导下，忠实于党，同心同德地干，但有些同志过去对贺龙同志认识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我们没有从本质上认识他。在毛主席领导下，不久前开了个干部会，现己解决了。”①1943年1月7日到9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西北局工作的中央常委任弼时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话。在这一讲话中，对贺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他从小就有反抗旧统治的思想，在反动统治下，单人独马去创立武装组织，从几个人、几匹马、几支枪的小队伍发展到大的部队，在旧社会里做到镇守使，大革命时代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长，非常熟悉旧社会，特别是旧军队的情形。这都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但是贺龙同志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便跑到洪湖去，从仅仅几个人的起义，发展成为大兵团的红军。后来因立三路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使部队缩小，但他从不灰心丧气，又跑到贵州东北部去建设根据地。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
这说明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
但是任何一个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会有其自身的弱点。贺龙也一样。在整风运动的审干阶段，因为对敌情估计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全边区以至各根据地先后都动起来了。一时间各方面纷纷反映，党政军民团体中都混进了蒋、汪、日特务。在这种情势下，贺龙在1942年10月和11月曾两次在一二○师整风座谈会上，把当时“坦白”出来的一些不真实的情况作为例子，动员干部但白交待，并且点了一些同志的名。这种做法，不管是由于对情况认识不清，还是为了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审干的安排，其作用都是不好的，给一些干部造成了伤害。后来，当扩大化的问题进一步发展时，便引起了他的警觉和反思。这年年底，在晋绥军区请示关于清查干部的若干问题时，他便显得十分慎重了，专电林枫、周士第说：“清查干部的历史和思想、配备干部要慎重，要德才兼顾，避免宗派现象。”有一次，独一旅一位领导干部来联防军司令部汇报工作，贺龙对他说：“你这个人，自己有体会嘛！有血的教训。你挑担子、挨捆的滋味忘记了吗？怎么能相信你的部队有几百名特务？”过后，贺龙还派杨琪良随甘泗淇到独一旅进行平反和其他善后工作。因此，一二○师在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上，总的来说，行动是比较迅速的。
整风运动结束以后，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贺龙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6月9日，在这次大会的第十九次会议上，贺龙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1944年，盟军在欧洲的反攻节节胜利。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侵略者的处境也日益不妙。日军为了在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时仍能保持其本土与东南亚的联系，在当年四、五月间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蒋介石集团正集中精力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日军的进①甘泗淇：《关于一二○师的工作报告》，1943年5月。
攻毫无准备，连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大部和贵州一部，重庆震动。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1944年4月毛泽东指出：我党我军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的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遵照这一精神，以贺龙为首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集体，除指导晋绥军区进一步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加紧拔除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和向敌占交通线发动攻势外，还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先后组织了6支部队开赴日军1944年占领的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首先出动的是由三五九旅一部组成的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南下支队）。他们的任务是先到湖南建立以衡山为中心的根据地，而后逐步与中原部队和广东的东江纵队联接起来，形成解放区战场的南方一翼，以便将来配合全国反攻。11月1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都到会讲了话。贺龙讲话时，举起十指张开的两只大手说：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个起家的。就是说，最初我们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是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才有了人民军队，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他的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离开延安以后很久，他那高举起来的两只大手，还不时呈现在南下支队指战员的眼前。11月9日南下支队离开延安，开始了转战晋、豫、鄂、湘、赣、粤数省的艰苦历程。
中共“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全力准备对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反攻。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悍然制造了“淳化事件”。他指挥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预备第三师攻占了八路军在淳化县爷台山的阵地，企图以此为跳板进而夺取关中分区，威胁延安。贺龙一面以联防军司令员的名义向蒋介石、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在他致胡宗南的信中说：“先生治军失当，变起萧墙，略无自责之心，反启诿过之志”，“淳化兵变实在先生亲手所创造，其然岂其然乎？”一面调动部队，部署反击。经毛泽东批准，他将正在开往对日反攻前线的三五八旅八团连夜调回淳化县凤凰山、照金地区，和新四旅、警一旅一道进行反击作战，指定张宗逊在现地统一指挥。反击战从8月8日夜开始，到9日下午2时结束，全歼国民党军进攻部队，收复了爷台山阵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作为对日反攻基地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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