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大将，一生战功显赫，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予他很高评价。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过大功的人”。周恩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非常关心和爱护徐海东，徐海东也十分尊敬周恩来。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并为后人颂扬。
在陕北苏区，周恩来极力支持徐海东解决红二十五军所谓“反革命嫌疑犯”的问题。“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命令徐海东：“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到商州一带”，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临走时，他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徐海东。
1935年9月初，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不久，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进行了整编，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11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发起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2个团，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以后，敌人暂时停止了对陕北的进攻。苏区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转。“左”倾错误路线在陕北苏区造成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逐步得到妥善解决。但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时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悬而未决，还有300多位同志被冠以“反革命嫌疑犯”的罪名关押囚禁。这个问题一直是徐海东的一块心病。于是，他决定把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以期彻底解决问题。
一天，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徐海东鼓起勇气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我的部队现在还有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接着，徐海东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正说着，周恩来走了进来，毛泽东请周恩来一起听听。
徐海东说完后，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道：“海东，你看那些人象反革命吗?”
徐海东回答说：“我看不象!”
“不象就应该解决嘛!”周恩来坚定地说。他那双浓眉下的眼睛，闪着激动的目光，连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
毛泽东沉思片刻，手一挥，坚定地说：“应该统统释放!”
周恩来也说：“是的，应该马上释放!”
徐海东说：“他们有的是被供出来的，有的是说了不满意的怪话给抓起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也说不清楚。说有的人是历史问题，可又找不到证明人。”
毛泽东说：“我看不需要找什么证明了。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海东，你要亲自去办这件事。”
周恩来关切地说：“要好好安慰同志们。”
接受命令后，徐海东立即赶回军团部，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
很快，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集合在军团部门外的空地上。面对站着的这300多名干部、战士，徐海东含着热泪，用哽咽的声音讲道：“同志们!……我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律恢复组织生活：战士回到连队去，干部等着分配工作……”
顿时，队伍中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进行谈判。
张学良、杨虎城一见到周恩来，就提出要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以抵抗国民党亲日派对西安的武装进攻，并指名要徐涨东领兵前往。他们和红二十五军多次交过战，深知徐海东领导的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一口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要求。
12月中旬，徐海东奉命率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部队行进到西安附近，徐海东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侦察员跑来报告：“周副主席来了!还有国民党的大官，护兵一大串呢!听说其中有个将军叫杨虎城。”
徐海东一听，忙起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只见周恩来身穿一件深绿色呢大衣，头戴礼帽，陪着一个中高个子、一身将校呢的军官疾步走来。不用问，那穿将校呢的一定是杨虎城了。
徐海东走上前去，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周副主席。”
周恩来刚要介绍，杨虎城伸出手，轻轻说了句：“杨虎城。”
徐海东和他握握手，没有说话。此前和东北军，西北军打了许多回仗，今天敌人突然成了友人，徐海东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周恩来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打不相识’!”一句话，打开了双方的僵局。许多年之后，周恩来和徐海东谈及此事时，还笑着说：“海东啊，你只会打仗不善外义。还记得吗?头一次见到杨虎城，你20多分钟不知怎么开口!”
周恩来告诉徐海东、程子华：“眼前形势十分紧张，红军要积极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到商州一带。”临走时，周恩来看到徐海东没有大衣，便脱下身上穿的那件军大衣，送给徐海东，给他挡挡风寒。徐海东接过大衣，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徐海东率领部队迅速南进，抢在国民党进攻西安先头部队之前占领商州并坚守了12个日夜，阻止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计划的实施，从而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海东先是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1939年后，他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终因劳累过度，徐海东病倒在华中前线。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徐海东拖着病体又开始了战争生活。由于身体虚弱，不能骑马，他只得每天坐着担架随部队转移。从华中到苏北，从苏北又到山东。躺在担架上，徐海东满腹歉疚，常自言自语：“我算什么军人!不能打仗，不能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反而要人保护我……”
随着内战的逐步深入，战争日益惨烈。为了徐海东的安全，1947年9月，中央决定将他和部分家属撤往大连。9月18日，徐海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生死与共的战友，从威海卫乘船前往大连。
到大连后，徐海东被安置在文化街75号住宅养病。虽说是重病在身，徐海东依然时刻关注着各个战场的情况，期盼着能早日重上战场。
建国后，徐海东在大连住了6年多，周恩来先后3次专程前往探望。当徐海东说到他长期养病，大将军衔受之有愧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徐海东的病情。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亲笔给徐海东写了封信。信中说：
海东同志：
7月17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
1951年5月下旬，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专程到大连看望徐海东。他们一下火车就直接来到文化街75号。徐海东听说周总理来了，忙让夫人周东屏搀扶着到门口迎接。不多久，一辆吉普车停在徐海东跟前，只见周恩来和邓颖超走下车来。徐海东立即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而又颇带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党!”
周恩来深情地说：“海东同志，你完成了任务，你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你，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非常想念你，希望你能早日康复!”
徐海东感激地说：“谢谢!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战争结束了，我还没好。”
周恩来安慰道：“胜利了，有条件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程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连住了十多天，临走前，他们再一次看望了徐海东。周恩来看到徐海东的卧室里还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时，便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况且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
站在一旁的周东屏也说：“过去苦日子我们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面对徐海东夫妇这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体谅国家困难的高尚情操，周恩来深为感动。徐海东越是这样，周恩来就越觉得应该关心他们、照顾他们。于是，他当即嘱咐有关部门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和衣食款。
1955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鉴于徐海东同志为我党、我军所作的重大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徐海东得知后，心里十分不安。他觉得自己从1940年病倒后至今，几乎是在担架上和病床上度过的，没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大将军衔实在受之有愧。正巧，周恩来总理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
徐海东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部下，周恩来的双眼湿润了。他紧紧地握着徐海东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居住大连期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往探望。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使病中的徐海东十分感动。
“文革”期间，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徐海东，并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徐海东激动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56年9月，徐海东从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
徐海东在身体略有好转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八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他经常出席中央的重要会议，主持编写了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底，徐海东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
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徐海东的卧室，围在病床前开起了“床头批判会”。他们逼他承认是“修正主义分子”，承认在大连时参加过高岗召开的“黑会”，还要他承认“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夺总参党委的权”……。徐海东头上的“大帽子”越扣越多，就连他在“文革”初给毛泽东写信都成了罪状，说他这是“想要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
那是1966年5月23日，徐海东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对当时党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忧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如何选好接班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提出：“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他还提出：“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天加紧：银行的存款被冻结，分文不准支取；暖气供应被停止；日常用的药品受到限制，最后连氧气供应都被切断了。
徐海东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因为呼吸困难，嘴唇、手指甲都变成紫色，生命垂危!
望着奄奄一息的徐海东，周东屏心里十分难过。于是她对徐海东说：“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
徐海东摇摇头：“不，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此时此刻，徐海东十分体谅周恩来的难处，不忍心为了自己的事去打搅周恩来。
没过几天，徐海东开始发烧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周东屏想起了徐海东亲密的老战友王震，便背着徐海东让儿子徐文伯去找王叔叔，让他想办法救救徐海东。
王震把徐海东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北京医院挂了电话，嘱咐把徐海东的医疗关系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徐海东的氧气和药品供应。
处在半昏迷状态中的徐海东，听说周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喃喃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69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到达北京，而徐海东却没有接到出席“九大”会议的通知。
3月31日深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侧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他用低沉的语气郑重宣布：“毛主席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当时，徐海东毕竟还是一个“犯有政治错误的人”。
周恩来见有人提出疑问，便解释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
会场沉静了片刻后，与会者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4月1日中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位负责人，匆忙赶到徐海东的病床前，向他传达了周恩来主席召开的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他：“你能出席今天的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参加大会，可向中央请假。”
本来对参加“九大”已经绝望的徐海东，听说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安排，让他出席会议，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徐海东急忙起身，要周东屏帮他穿好衣服，剃掉了一寸多长的胡子，带上氧气袋，于当天下午坐车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见徐海东坐手推车来到了主席台，急忙迎上前去，含着热泪和他握手，并亲自扶着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
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上了主席台。会场内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毛泽东就座后，环视了一下主席台，然后大声问道：“海东同志来了没有?”
“到了!到了!”徐海东连忙应道。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毛泽东特意转过身，向他招手致意。会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徐海东久久地望着毛泽东，老泪纵横。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
在党的“九大”上，徐海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徐海东仍没能摆脱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69年10月20日深夜，两名“军委办事组”的人员突然来到徐海东的床前，严肃地向他宣读了林彪签发的所谓“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他们限定徐海东“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第二天晚上，徐海东拖着病体，携妻带子搭乘一列南下的普通列车，来到“疏散”地河南郑州的一个干休所，住进了临时为他们准备的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在这里，暖气供应和医药保障再次被切断了。一同前来的所谓“秘书”，名义上是跟着来工作，实际上是监视徐海东一举一动的。
面对这种困难的状况，周东屏只得再次向周总理求援。她亲自给周恩来写信，并通过王振的秘书，才好不容易把信转到了周恩来的手上。周恩来这才知道徐海东在郑州的一点情况，立即亲自批示，把那个所谓“秘书”调回了北京。
徐海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周东屏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不要怨下边的人，都是‘他’。”说着，徐海东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显然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然而，林彪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也没有放松。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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