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那里的几个工人，对郑徽发生了兴趣，因为像这种“等死”的“活尸”，差不多完全是异乡落魄，病倒在西市的旅舍中，最后看看没有希望了，旅舍主人才把他移交到凶肆来；由好好的人家送来的，几乎绝无仅有。其次，由旅舍中送来的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出身，而这姓郑的，据说是名门巨族的子弟，并且是落第的举子，这就太不寻常了!
一半出于好奇，一半出于尊敬，那些工人很关心郑徽的生死，川流不息地来探视，有人替他喂几口茶汤，有人替他扫扫屋子，无形中照顾得很周到。
其中一个叫冯大的最热心，他根据过去的经验，断言郑徽决不会死。冯大也识得些药性，弄了几味发汗解热的药，浓浓地煮了一碗，找个同事帮着把郑徽的牙关撬开，拿那碗药灌了下去。
这真是“死马当活马医”，医死了，不会有人跟他办交涉；医好了，救人一命，是阴功积德。冯大的打算是对的。
到了晚上，奄奄一息的郑徽，居然能睁开眼来说话了，虽然声音极其微弱，但确可证明他已清醒得能够表达他的意思了。
“这是什么地方?”他问。
冯大怕吓了他，不敢说是凶肆，“是西市旅舍，刘家派人把你送来的。”
“我饿了!”这是他的第二句话。
“好，好!”冯大非常高兴地答应着，“我马上弄东西你吃。”
他弄来一碗米汤，吹凉了喂郑徽吃完。凶肆的工人听说郑徽的病势，大有转机，认为是个奇迹，纷纷到后院来探望，甚至于把凶肆的主人也惊动了。
“这个人不会死了!”冯大对主人说，“你老把他买棺材的那两贯钱，拿出来替他治病吧!”
凶肆主人慨然允许，冯大和那些工人们也都捐了钱，一共凑成五贯，存在凶肆主人那里，替郑徽延医服药，病势一天一天地减轻了。
郑徽和冯大交成朋友——实在是他把冯大看成亲人。他不大去想过去的一切；一想就会五中如焚、头痛欲裂，无法想得下去。因此，他也无法跟冯大谈他的往事。他心中一日几遍浮现这一个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然而，正像婴儿一下地就会哭一样，随着他的再生，仿佛自先天中只带来了浓重的忧郁。他很少说话，也从不离开那后院，白天痴痴地望着白云；晚上怔怔地对着孤灯，只不断在想：什么叫人?什么叫我?我这个感觉是怎样来的?我未生以前在何处?已死之后，可有另一个我?
这一连串的怪念头，他一个也解答不了。但是，他仍旧愿意漫无边际地去想。他也常常想到远在南方的父母，而在感觉中仿佛幽明异路，抱恨终天，永远也见不到了。因此，回忆中的白发双亲的音容笑貌，为他所勾起的不是孺慕，而是悲痛。
初秋了，早晚已大有凉意，郑徽身上还是单衣服，受不了寒，常有些咳嗽。
冯大替他买了件夹衣，又说：“郑老弟，你身体也快复元了，日子是要过下去，总得打个主意才好。”
“大哥，你说打什么主意呢?”他茫然地问。
“听说你家在南方，尊大人做很大的官，是不是凑些盘缠，让你回去?”
他摇摇头，回家的念头，在他简直没有动过。
“那么，”冯大又说，“找个混饭的路子吧。郑老弟，我老实跟你说了吧，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你告诉我说是西市旅舍，我看看不像，不过我懒得问。”
“这里是西市的凶肆。”
郑徽弄不清楚了，“难道我真是死过一次了?”他问。
“也差不多。”冯大把过去的情形说了些给他听。
“噢，大哥——”他另有种新的无法形容的痛苦，从心头浮起——那是残余的爱面子的性情在作祟，死就死，搞得这样凄凄惨惨，却是件叫人难堪的事。
“我看你也不能做什么笨重的活儿，”冯大又说，“糊弄糊弄那些纸扎、面捏的假人假马吧！你们心细手巧，糊弄出来的东西，一定玲珑精致。”
冯大的话真说反了，郑徽的手笨得很，也懒得去学，糊个纸马，捏个面人，怎么看也不像。冯大又不好意思说他，只叹口气多方替他包涵。
郑徽不但懒得学，也懒得做，他常常为隔院传来的歌声所吸引，停下手中的工作，痴痴地听着。那歌声总是拖长了调子，悲伤欲绝，从无明快的节奏、嘹亮的音色，因为那是挽歌——隔院中有人在练习挽歌。
做工的同伴们，有的听得多了，无动于衷；有的总是皱了眉，难以忍受；还有的会愤愤地骂一句：“又在嚎丧了!”只有郑徽一听到挽歌，就像胃纳不佳的人喝了一碗酸中带甜的汤，别有一种快感。
渐渐地，他对挽歌的好坏，知道得很多了。有时候，他也随意哼着；一面哼，一面改正了他认为有瑕疵的音节。那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本来是个善晓音律的人。
“嗳!”有一天冯大偶尔听到他在哼，大为惊异地说：“你唱挽歌，好像很在行。来，你放大嗓子唱一遍我听听!”
这一唱把凶肆主人也惊动了。他跟冯大商议，让郑徽就干了这一行。冯大怕郑徽不肯抛头露面，不敢担承，但答应去谈一谈。
想不到郑徽听了冯大所转告的话，竟是一口答应。因为他心理上已对冯大产生了极重的倚赖性以及无条件的信任，冯大怎么说，他怎么做，根本未想到有考虑一下的必要。
但细想一想，这在他是出乖露丑的事，大为不妥。只是话已说出口，碍于冯大的交情，无法翻悔。
肆东当然非常高兴，对他的待遇也立刻不同了，单独给了他一间屋子，一日三餐，供奉甚厚，又替他做衣服、买补食，调养了个把月，可以说是完全复元了。
郑徽的心情却是十分矛盾，一方面就肆东和冯大有种感恩图报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总觉得斯文扫地，十分难堪。一想到过去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以及不久以前在平康坊的旖旎温馨的风光，真有生不如死之感。
不久，肆东接到一笔大买卖，一位曹尚书的祖父寿终，丧事极其铺张。肆东决计让郑徽在这个大场面中，一逞歌喉。
是重阳将近、霏霏细雨的天气，曹家出丧的仪仗，排了五里路之远；前队辰时出发，灵车直到巳时方才起动。郑徽身穿孝袍，跟随灵车一起行动；羞惭、畏怯，加上“既伤逝者、行自念也”的与众不同的身世之感，并作十分伤心，一面唱，一面泪如雨下，到后来竟至歌不成声。
长安城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唱挽歌的人。看热闹的观众，开始时觉得惊奇，到后来也恻然心伤，一个个默默无语。只听得仪仗过去，沙沙的脚步声和哽咽凄凉、如鹤唳猿啼般的清越的歌声，加上灰的天色和如烟似雾的细雨，气氛沉重到了极点。
而肆东却是兴奋极了。长安的凶肆，一共两家，东市西市各一；西市的凶肆，种种不及东市的同行，连西城的丧家，都愿意请东市的凶肆。从此以后，西市的凶肆，也有了一项东市凶肆所不及的长处，看来生意将会有起色了。
“郑老弟!”事完之后，肆东笑嘻嘻地向郑徽道贺：“恭喜你!你唱得太出色了。老实说，我干这一行，三代相传，今天听你唱过了，才知道什么叫挽歌?这一趟买卖，除了正帐以外，曹尚书特为另赏二十贯；这都是你的功劳，来，你分一半去!”
这十贯钱，替郑徽带来的不是欣喜，而是刺心的悲痛。在曹家出丧的行列中，他应该是执绋的吊客，照规矩，事完以后，作为承重孙的曹尚书该向他叩头道谢；而现在，他得到的是曹尚书的赏赐。
此外，他也一直不安地在怀疑，道旁如许看热闹的观众，总该有人识破了他的真面目。
不过，实际上他是顾虑了。因为经过这一场劫难，他的容貌和神态都有了极大的改变，非复当年玉树临风的丰采；外表看来像一下子老了十年，而且畏畏缩缩地，再也不能想像他也曾有过意气轩昂的日子。加上每一次挽唱都换去儒服，穿上孝袍，自然更难辨识。而最主要的一点是，没有一个人想到五姓家的子弟、常州刺史的公郎会沦落到以唱挽歌为生；这心理上的蔽境，使他们再也无法认出郑徽的真面目。
他在出丧的行列中，看到过安阿利、刘伯守，还有秦赤儿，他们都没有认出他来，因此他慢慢放心胆大了。
西市凶肆的生意做得很发达。大部分的丧家都指定要“冯二”——这是郑徽“改行”以后所用的名字——唱挽歌；他有了特定的行情，凡指名要“冯二”应差的，另加两贯。
由于郑徽的挽歌，能让看大出丧的观众安静下来，造成肃穆哀伤的气氛，表现出对死者的最大的敬意；因此，有些丧家虽委托东市凶肆承办丧事，却希望有“冯二”来唱挽歌。这种要求，都为西市凶肆断然拒绝了。
东市凶肆的主人，十分不服气。挽歌只是葬仪中的节目之一，那许多投下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使人目为之眩的制作精美的仪仗，竟会不敌一个人的歌喉，在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的一件事。果然如此，仪仗何用?只弄个人唱唱挽歌就行了!
于是，他挽请同行中的长老，向西市凶肆的主人提议，两家凶肆作一次比赛，希望打倒西肆，重振声誉，来恢复他的承办丧仪的领导地位。
暗底下是一场商战，而表面上却说得冠冕堂皇：“彼此同行，应该互相观摩。”
“是的，是的。”西市凶肆的主人，心里有些嘀咕，口头上却不能不表示同意。
“再说，秋天一到，各地方的单子云集长安；加以今年天子下了诏命，各道各州的地方长官，期以秋末冬初，‘入计’京师，趁这机会，让他们看看长安的葬仪，如何隆重，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样一说，西肆主人更无推辞的余地。于是他们商定了细节，并且决定了一个一百贯钱的彩额；两肆各出五十贯，存在作评判的长老那里，视观众的喜怒，决定彩金的谁属。
这些，正在力争上游的西肆主人，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观摩将在十天以后举行，西肆主人发动了所有的人力，日夜赶工，把那些应该拿出来陈列的旗牌帷绋，修补得焕然一新。
东肆主人也在准备，但他所做的准备工作，恰好与西肆相反；他用重金礼聘了一位姓魏的来唱挽歌，至于一切仪仗中的用具，只不过稍微检点一下而已。
这姓魏的叫魏仙客，有胡人的血统。在“冯二”未出名以前，他是唱挽歌的第一高手，近年已经退休，但歌喉未衰；一则看在东肆主人那份丰富的报酬上面；再则也还有跟后辈较一日之短长的雄心，所以欣然接受了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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