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朱老大振振有词地说，“舍弟生死莫卜，我怎么能回去呢？现在好了，大王大赦，我可以放心回去了，今天特地来辞行。”
哪里是来辞行，是舍不得他的金子！庄生懂得他的来意，手往里一指：“你自己进去吧，把你的金子拿了走。”
朱老大老实不客气，走到庄生的内室，收回了那一千镒金子，告辞而去。
庄生发觉事态严重了！朱老二一条命要断送在他老兄手里了！
庄生在楚国是一位真正的“社会贤达”，他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权力欲望，但有非常强烈的荣誉感。他能获得楚国朝野的信任和尊敬，完全是因为他清廉正直，大公无私，岂仅不收红包，并且不讲交情。在楚王面前，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一个应判死刑的人救出来，但是救那个人必须出于“无私”的动机，否则，清誉毁于一旦，便无法再受人的信任和尊敬了。
因此当他一接到陶朱公的信，便已定下了从“整批交易”中把朱老二夹带出来的原则。这件事要做得一点不落痕迹，必须取得朱老大的充分合作。因为可以想象得到，由于陶朱公在海内的地位，他的儿子杀了人，自是一条很重要的“社会新闻”，大家都在注视着它的后果，倘或看到朱老大出现在楚国，自然而然会想到他是来营救他的弟弟。假如再发现他曾拜访庄生，则又可知，一定是走庄生的门路。此所以庄生叫他立即离开楚国，同时将来等朱老二出狱，也不要去追问究竟。
哪知朱老大竟是陶朱公的一个“犬子”，不独丝毫不懂这些微妙的道理，而且也违背了他父亲叫他绝对尊重庄生的训诫。庄生心想，这个人是个半吊子，他在楚国这么多天，自然有朋友往来，自然已经把此行的目的，告诉了他的朋友，说不定连陶朱公致书赠金的事，都已泄漏。金子固然已经退了出去，但倒底已在自己家里摆了几天，心迹难明，嫌疑莫释。至于楚王的大赦，将来一定会有人知道，是出于什么人的建议？而所谓某星将临于楚野，于楚不利，一定也有懂天文的人指出，根本是胡说八道。这些事实加在一起，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庄生托言星象而劝王大赦，无非是受了陶朱公的贿赂，要救他的儿子而已！
这一来，个人的毁誉还是小事，权威一失，发言不生作用，将来再也不能劝楚王行善政了，也无法救一个真正受了冤屈的人了！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天下事如家事，作为一个“国士”所应有的责任感，他必须挽救自己在楚国的发言地位。
于是他立即进宫去见楚王：“臣前言星象之事，大王垂谕，说要行善政以谢上苍——”
“是啊！”楚王答道：“昨天黄昏，我已下令封‘三钱之府’，准备大赦。”
“大王可知道路藉藉，流言甚盛？”
“什么流言？”
“说定陶富翁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四天狱中，尚未定罪，他家派人用巨金赂贿大王左右——所以，大王不是为怜恤楚国的百姓而大赦，大赦只是为了陶朱公的儿子！”
楚王一听这话，勃然大怒，他说：“寡人虽不德，亦何致于如此势利，特为朱公之子，施此恩惠？既然外面有这话，你看我处置！”
楚王的处置是，立即召见“司败”——各国的司法首长，官衔都叫“司寇”，只有楚国名为“司败”，下令提审朱老二杀人一案，并且指示：“论杀！”
“司败”遵王命判了朱老二的死罪，“千金之子”，竟“死于市”！朱老大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唯有买棺收尸，带着那一千镒失而复得的金子，盘柩回乡。
陶朱公在定陶是个大慈善家，老二的人缘大概也不错，所以灵柩一到，合邑致哀，朱家的人自然更不必说，只有陶朱公浑如无事。
等老大细说了在楚国的经过，陶朱公笑了，他对亲友这样说：“我早就晓得，老二一条命，一定要送在老大手里。他不是不友爱，没有尽到力量。其中有个道理，老大是跟我一起在海边吃过苦的，深知谋生不易，物力维艰，所以把钱看得重，舍不得白白送给人家。老三就不同了，一生下来就见我富，要什么有什么，根本就不知道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于是挥金如土，毫不心疼。我本来要派他到楚国，就因为他不在乎钱，送掉了就送掉了，万万不会再去回想一下，这笔钱送得值不值？这一点，老大无论如何做不到，所以老二非死不可。此为势所必然，理所必至，没有什么好伤心的！老实说，等老大一走，我日夜盼望的，不是老二的人，是老二的灵柩。”
察理至明，料事如见，能够坦然接受打击，这些都是陶朱公所以能成为一个大企业家的主要原因。而朱老大虽然从他父亲手里接管了庞大的事业，但目光如豆，可以断言他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
当然。庄生所用的方法，至少在原则上，陶朱公已经料定。可是他不能跟他的儿子说破，因为在那个时代，最重“朋友”这一伦，从事一项秘密工作所取得的高度默契，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虽亲如父母妻子，亦不可泄漏，这是朋友相交到了某一个阶段，所必须严守不渝的一条规律——因为如此，所以“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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