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葵花》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诠释。
苦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包括了自然的突然袭击、人类野蛮本性的发作、个人心灵世界的急风暴雨等。我们每天都在目睹与耳闻这些苦难。当非洲难民在尘土飞扬的荒原上一路倒毙一路迁徙的时候；当东南亚的海啸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以十分短暂的时间吞噬了那么多的生命，将一个好端端的世界弄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当阿尔卑斯山发生大雪崩将人的一片欢笑顿时掩埋于雪下的时候；当中国煤矿连连发生瓦斯爆炸，一团团生命之火消灭于数万年的黑暗之中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会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欢乐与幸福吗？其实，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那些零星的、琐碎的却又是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心灵痛苦，更是深入而持久的。坎坷、跌落、失落、波折、破灭、沦陷、被抛弃、被扼杀、雪上加霜、漏船偏遇顶风浪……这差不多是每一个人的一生写照。
然而，我们却要忘却。
我们陷入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先乐呵乐呵再说的轻薄的享乐主义。
这种享乐主义，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痛苦时的怯懦表现，是一种对生命缺乏深刻体验与理解的必然选择。而我们对此却没有丝毫的反思。不仅如此，我们还为这种享乐主义寻找到了许多借口。当下中国，在一片“苦啊”的叹息声中，开始了对快乐的疯狂吮吸。我们看到的景象，大概是那个宣扬享乐主义的西方都望尘莫及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世界沉沦于一派轻飘的、浮泛的、没有任何精神境界的欢愉之中。欢乐，欢乐，再欢乐，欢乐到死。
追求快乐，是无可非议的，更是无罪的。问题是：这种忘却苦难的快乐，在苦难突然降临之际，究竟有多大的对抗力量？它只是一种享乐主义，而不是一种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是一种深刻认识苦难之后的快乐，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快乐。
由于我们忽视了苦难的必然性，忽视了苦难对于我们生命的价值，忽视了我们在面对苦难时的风度，忽视了我们对苦难的哲理性的理解，因此，当苦难来临时，我们只能毫无风度地叫苦连天，我们只能手足无措、不堪一击。有些苦难，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冶炼与物质的爆炸一样。
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当一个孩子因为某种压力而选择轻生时，我们看到，这个看上去很深刻、很人性化的社会，急急忙忙地、毫不犹豫地从各个方面开始对造成这个孩子悲剧的社会进行检讨，甚至是谴责。我们从没有看到过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个孩子承受苦难的能力进行哪怕一点点的反思。我们无意为这个社会辩护，无意为这个教育制度辩护——这个社会、这个教育制度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将任何问题往社会身上一推，往教育制度上一推，难道就是完全合理的吗？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检讨，不也应包括对这个孩子对苦难的理解与承受能力的培养的检讨吗？
由于我们对民主、自由、快乐的偏狭理解，我们喜欢不分是非地充当“快乐人生”代言人的角色。我们为那些不能承担正常苦难的孩子鸣冤叫屈，然后一味地为他们制造快乐的天堂。当谈到儿童文学时，我们说：儿童文学就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十多年前，我就纠正过这个显然不怎么可靠的定义，我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要重要。安徒生的作品，大部分是悲剧性的，是忧伤的，苦难的，痛苦的，但也是美的。由于一种不可靠的理念传播于整个社会，导致了我们对安徒生当下意义的否定，甚至发展到有人要往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我在想：在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我实在不知道全世界到底还有多少人要向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看样子，这事情大概也就是发生在中国——一个享乐主义风行的世界。殊不知，这正是我们对苦难缺乏认识而对快乐又抱了一种浮浅见解的有力证据。
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今天的孩子，用不着为自己的苦难大惊小怪，更不要以为只是从你们这里开始才有苦难与痛苦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延伸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
就在我写完《青铜葵花》后不久，我读到了罗曼·罗兰的一段文字：
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赞颂，痛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青铜葵花》要告诉孩子们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作者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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