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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石褪玉露
这一年,是迷茫,挫折,欣悦的交集。

    当我开始准备写戏的时候,我一开始想写的是京剧。

    那些怎么也不会老去的旋律,它们让我心醉神驰。我企图把我所感知的美和人分享,它们是我年少至今的珍藏。如同小女孩的私物,在合适的时候,总想拿出来和人分享。即使它很有可能不值一哂。

    但我逐渐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家,我不能站在舞台上用身段和唱腔来完美地呈现一个故事。而仅仅通过文字的描述去形容京剧的美妙又是不够的,很容易就干涩乏味,空空荡荡。事实和描述之间的巨大鸿沟,很可能使原本忧伤动人的故事变得索然无味。

    有一些美是可以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有一些美,是自有形态的,它们是稳固直至封闭的,不能被转化。你必须耐心接触,进入,深入,再深入。直到你整个人与它有了心领神会的交合。这种感觉是旁人无法替代的。

    这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挫折。

    后来,我试图通过表演者的角度来探索京剧之美。谭鑫培,余叔岩,马连良,梅兰芳,程砚秋,光是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风仪,也足以让我抛下一切,甘心回到,和他们一起生活在那个起伏跌宕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知道向往终是虚妄。那年代已飞离我去,那些人一去不回,百般相思亦是枉然。

    章诒和不会知道,我是多么感伤于她的《伶人往事》,哀伤于马连良的死去,他遽然的离世让我怦然心碎——联想到故去的外公。因为外公的缘故,我对清矍的老人总有割舍不断的好感,何况他是马连良。

    写京剧要写角儿,戏曲其实是残酷的,离了角儿就离了魂。写角儿势必要有机会对人有持续深入的了解,如同观察一株植物如何从萌芽走到落叶归根,用心分辨根茎枝叶花,究竟有何特别。而我,显然缺少这样的机缘。了解一个人绝不仅仅是通过一些影像文字的肤浅描述。那些浮光掠影的东西,终是来自别人,归于别人的记忆。

    我看齐如山回忆录里写的那样亲和恬淡。往昔静水深流,真叫我心向往之。齐先生是民国名士,近代戏曲研究的第一人,他总结的“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俨然已经成为人们提到戏曲时必提的八字真言。

    他回忆当时去看梅兰芳演《汾河湾》,以他的眼光苛刻,并不觉得梅有多出众,然而梅当时具有的观众缘已足够叫他吃惊。一场戏听下来,他觉得梅兰芳功底很好,是个可造之材。他觉得梅对柳迎春这个人物的心理揣摩不够确切,在表演上尚有可改进之处,一时兴起写信给梅,提了几条建议,再去看时,梅已经依照他的指教一一改了过来,这让他觉得梅很受教——由此与他建立深交,直至帮助梅成为真正的大家。

    这样的事,他说起来是家常闲话,于他而言确实是家常。言者清淡,听来有味。而我们总是不自觉就正襟危坐,以追慕前贤之心去品评谈论。过于谄媚刻意地表白自己,恨不能扑过去耳鬓厮磨。试图将每一件平常小事都说成独一无二的轶事,掘地三尺,在每一点旧事的碎屑里搜索华丽的残影。

    这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情。

    如果说,章诒和还有机会捕捉到绝世名伶退场时的衣香。晚生如我,真的只能在长安街上那个很没有戏味的戏院里捡几场还可以入耳的戏来听了。而且,心凉的是,身边往往没有几个人。

    这是我的遗憾,也是我更大的挫折。

    最终我只有回到故事身边。我发现,它一直在我身边,如同忠贞的情人。一路见我迷茫,见我反复,它依然耐心守候。直到我醒悟,离弃了那些妄念,它们依然与我相依为命。

    真是命中注定啊!

    我重新进入到我所熟悉的故事里面,一如重新与之相爱。这一次我不再粗暴轻率地对待它,而是用对待情人的温存忍耐。我们重新接纳对方,如进入情人的身体那般情意深长。我要它和我都放开,将感觉坦露,每一处褶皱轻抚,再微小的细节亦被关注。

    我不再急切地去表白什么,那样会使我像一个唠叨的妇人。不再刻意地追求宏大叙事,避免了惺惺作态。我试着去描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再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贸然站在时代的角度作出价值判断。我开始用心去揣摩剧中人的生活,他们的思维,分析他们际遇变化的原因——体察每一次轻小细微的抖颤。那是命运在发生变动。

    我的讲述有时仍不可避免地偏离,滑向自我沉溺,这是一个感性写作之人的致命缺点——为了标榜感受的独特性,夸张个人感受。我的价值判断也会急不可耐地从幕后跳出来,打断原本刻意维持的冷静叙事。

    但我深信。这本书会是不同的。与我自己以往的不同,与别人的也不同。

    选择杂剧是一件多么劳碌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在自虐。当你习惯了唐诗,宋词的优雅缠绵之后,你几乎会自觉地抵制这个世俗化的产物。它很难符合高雅清淡的口味,显得直白低俗,不耐咀嚼,有时还充满了龌鹾和猥琐。对于男女之间那点破事更是津津乐道,不厌其烦。

    它不像诗词歌赋那样懂得撩拨,欲近还远,善解人意,它太不懂掩饰,直至搞坏了你的胃口。可是当你进入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孤寒由来有因。杂剧本身是一个寂寞的产物。是一群有志难伸,或者在我看来是活该一辈子不得志的读书人排遣寂寞、消遣社会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用力太过,流露出尖酸刻薄的个人情绪。

    随时摆出一副跟人死磕的蛮狠,很可能就悲壮地落了空。你呼天抢地,人家根本不搭理你。

    我写这样一本书的动力来自于一件小事。有一次我随意地问身边的人,你们知道苏三吗?在座的人无一例外的不知道,知道的,也只是知道有一首流行歌曲叫《苏三说》,恰巧,那个R&B风格的歌星正是他喜欢的。

    若你以为这是后才有的问题那就错了。我接触的人多半是后,后的,他们同样一无所知。由此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集体空缺,整体空白。所以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个特定群体的问题。

    大家都有文化上的疏缺,不可能人人都是百科全书。但是,当一种文化疏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就有必要警惕,需要引起重视了。有什么比了解自身传统更重要的呢?

    苏三是京剧《玉堂春》的女主角。而京剧的经典剧目多半来源于昆曲,昆曲,又源自于杂剧。一个被奉为高雅典范的东西来自于一个流于艳俗近乎色情的东西,这也是很有趣的。

    读杂剧,有时读到心生抵触。可能正是它的粗暴自私是你我不敢直认弱点,有意回避阴暗。

    你肯给它耐心,它回报你惊喜,世事多是这样相互和好。如是,我慢慢摒弃了对它的轻慢。在粗糙俗气中看出它精致雅气的底子来。我选择的几个故事,都是能够真正打动我的,它们在我心中存留了很多年。有的曲折离奇,一气呵成。有的文辞典雅,使人过目难忘。有的悲辛彻骨,叫人耿耿于怀。

    用氤氲的方式去舒展它们,使之在心底复活。我不断地在想,如果我是当时的作者,我的思想是能超越他,还是不及他?我能写到这样的程度吗?我会如何去表述这份感情,处理这个人物?剧中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举动,这样的念想?那些时而深情时而幼稚的话,那些匪夷所思的念头,到底是作者刻意雕琢,还是人物真情流露不由自主的结果?

    元曲有时腻腻于儿女私情,男欢女爱,文人在其间有意张扬才华,互相挤兑,游戏文字,插科打诨,但更多的是个人真情的流露,道破世情。渐渐,我看见石褪玉露的惊喜。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的文字中,没有带有时代偏见的字眼。古人追求功名,今人追求财富;古人三妻四妾停妻再娶,今人床友众多,夫妻双向出轨。试问谁比谁纯洁?凭什么说人家是在宣扬封建礼教和迷信?站在当时人的角度,他就该这么写,他这么写已经很大胆很先锋很身体了。我们不能以数百年后的思想来统一观点,试图净化数百年前人的思想。这是多么可笑的野蛮武断的做法。

    事实上,在深读时,我常常讶异于不同时代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相似,人们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不可言传的默契,无法解释的固执和坚持。心灵意识的更替相较于社会变革,朝代更迭,无疑是缓慢乃至静止的。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根深蒂固的东西依然根深蒂固。

    你以为你英勇果断地离弃了,很可能只是换了个方向绕回来。人总是一面向前,一面退后。

    有人说,世道再变,人心不变,这是它们的关系。在变中写不变,亦在不变中写变,那需要何等的目光清澈又要加上狠、辣、毒?

    深觉有理。以为记,以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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