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我的目的地前几站下了车，于是我终生记住了一个叫“五原”的地方。列车每到一站车厢里照例是一片慌张忙乱，有人提行李下车有人提行李上车挤来挤去大呼小叫，而那胆怯的男子却镇定若素，在昏暗的车灯下始终不放松对我的监视，见我没有和她一同下车似乎还有点诧异。她一手拎个拉链包一手提个网线袋，磕磕碰碰地好不容易走出座位。到通道时她还回过头匆忙地与我的目光对接了一下，但这世界上唯一的亮光仅仅一闪烁便被后面挤来的人扑灭。从此她随着人流涌人茫茫人海，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眼睛及同她的眼睛一样的眼睛。
虽然在列车上她将男人的活力赋予了我，激发起我想与女人过“夫妻生活”的冲动或说是“发情”，但与真正的女人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却是在几年以后。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政治口号下几年以后形势确实有了很大变化，农场的群专队早已解散，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又上了台，那时叫做“恢复工作”。如今被管的人又管人管人的人又被管，这种勿须通过投票选举的轮流执政据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的真正民主”。想起来当年要在月经纸上去“找突破口”真毫无必要且非常可笑。“走资派”又当了场长，他也没有借口私自用“国家财产”代替草纸而报复医务室的小李小王。“走资派”没有“斗倒斗臭”却被斗怯斗怕了，经过“锻炼全体干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锻炼，他决不会再坚持原则主动工作，所以我也原谅他没有专门成立个“劳改释放犯”的小队叫我当队长。有时他回到原先群专队的所在地也就是我劳动的生产队来视察，见了我不过点点头而已，不再夸奖我已经改造好了。当然我还不至于假到去问他为什么失信，人一当官马上就忘了他过去说的话。
不过凭良心说我的处境毕竟有很大改善。因为革命群众失势后再也不热衷革命，才发现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他们来说大大超过革命的重要性，而那时的社会主义怎么也“为人民服务”不好这“开门七件事”，劳动妇女仍然用印满“为人民服务”的硬邦邦的报纸垫月经带，反正那种政治宣传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革命群众开始大发牢骚，上工不干活，干活不出力，在田里拄着锹三五成群地“讲怪话”。那些＊怪话”的反动性大大超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我这个右派分子也就被他们看作是自己人了，革命群众亲见地称我为“老右”。
本来我是可以申请到一间上房的，然而母亲还没有等到我把自己安置妥当便在偌大的北京孤独地去世。这一段请让我略去，我有权和那些有意回避“文革”的人士一样极力回避会使自己崩溃的历史。他们以为叫大家少谈“文革”“文革”就会在民族的记忆中仅仅淡忘，果然，今天的大学生已经不太了解“大跃进”及“文革”真正的历史面貌，大学高中初中往下依次递减，以至于毫无所知，一个后人无法超越的一贯伟大正确的神话，就在患有失忆症的民族中树立了起来。那么，是不是我尽量不谈母亲母亲也会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消失？为了我的精神免受痛苦，我倒想试一试。
在农场，没有家庭的单身农工过日子比较简单：“两个饱一个倒，家里连个油瓶子都没有，扯床被把一家子都盖上了，炕上又没个女人等他ｘ，这样的人不叫他干活他还闲得慌。”所以生产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好像单身汉一定要比拉家带口的工人干得多。凡是遇上加班加点的工作或繁重劳动，队长组长总是叫单身汉去。革命群众虽然在政治上已把我当作普通人，但一致认为我是个特殊的劳动力，过日子又简单劳动又好又没女人等我Ｘ并且遵守纪律，叫干什么干什么，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这样我就几乎成了大家的工具。和我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并给了我很大启发的女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的。
我的生产组长是个复员军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别人一样扛着铁锹走路，总是把铁锹抱在地上来回跑，让铁锹拍打着地面，他走到哪儿哪儿就叮叮哆哆响成一片。春夏秋冬他都不系上衣钮扣，个子又矮又注，过大过肥的衣服老是敞着两襟一扇一扇地像他长出了一对翅膀，于是他就获得了“麻雀”的外号。“麻雀”既玩世不恭，喜欢用政治语言开玩笑，又对人从不曲里拐弯耍心眼，说话直来直去。一天他对我说他要想法把他老婆从别的组调到他管的这组来跟我一起干活，我问他为什么，他毫不隐讳地说为了好让我多于他老婆少干。我说你他妈的真会占便宜，他说有便宜不占自不占，“当官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这个小官也要趁有权的时候使唤使唤你这个好劳力。”
不久，“麻雀”真的鼓捣队长把他老婆调到我们这组来了。第一天上工他就当着全组工人宜布他老婆和我结成“一帮一的对子”。“一帮—一对红”、“开展谈心活动好”、“要斗私批修”等等都是那时的流行语言，顺便他还说了句：“这样也便于监督这个‘老右’嘛！”说完又连忙向我打恭作揖，“玩笑玩笑！你老右别放在心上。”
“麻雀”老婆坐在田埂上纳鞋底，一面笑着骂“麻雀”“婊子养的”一面瞟了我一眼。“麻雀”老婆不超过三十岁，模样长得很端正眼睛也很大，她源我的一问好像给我猛地一击，使我想起列车上遇到的她。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五原”一带的人，出生在乌拉特前旗一个叫“白彦花”的地方。她还给我说过那个地方出美女，“脸盘鼓鼓的，眉毛弯弯的，腰杆细细的，肚子平平的，奶于极极的，屁股翘涵的”。她介绍到哪个部位便用手揉搓她身上的哪个部位，带动她全身都扭动起来因而使她的介绍非常生动具体。她自己就完全符合她的介绍，所以她的介绍实际上是一种炫耀。她介绍时我暗自想列车上的她大约与她的身材相当，遗槽的是列车上的灯光太暗。若干年后“三围”成了女人身材的时尚标准，但那固定的机械的数字怎能体现出女人珠圆玉润的灵动的美丽？从此她的身材便成了我看女人的特殊规格，后来我在巴黎用这种眼光看所有的模特与她相比都黯然失色。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她确实是我干活的累赘，譬如小组集体挖沟开渠，每人按二十公尺分一段，“一对红”是四十公尺，这四十公尺全靠我一人吭咦吭味地挖，她只是铲铲浮土修修渠边而已，多半时间无精打采地拄着锹站着东张酉望，没干两下就急不可耐地问现在啥时候了为啥还不吹哨收工。中间休息时，却好像刚刚苏醒过来开始活跃了。她爱唱一种叫“二人台”的地方戏，确切地说应该是“哼”而不是“唱”，因我从没听她唱过一首完整的曲子，她大概也不记得一首完整的戏词，所以至今我回忆起她只听见那悠扬婉转的哼哼却不知道她究竟哼了些什么。她的序的音调纯朴自然，节奏富有弹性，有很强的跳跃感，带有黄土高原的开阔意境，给人极为悠远而又欢快的感觉，听腻了革命歌曲听她哼哼倒也新鲜而动听。
有一次我说你哼得挺好听，不过到底唱的是什么词你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她说啥意思都没有就为了给自己解“心焦”（心烦），唱词是现编的，想到啥就唱啥。我说我在替你干活你在旁边看着你还“心焦”，你说我“心焦”不“心焦”？她说你要是“心焦”我就给你唱一个吧。说着她笑嘻嘻地唱道：
哥哥你好好干
妹妹在旁边看
哥哥要心焦
妹妹给你干
快把锹撂下
咱俩玩一玩
一身白内肉
随你上下看。
她随唱随笑，我也跟着笑。我说真把你没办法，你就“旁边看”好了。她笑得弯下腰，又唱：
不干白不干
不玩干瞪眼
不玩你就得干
哥哥你哟好可怜！
如果是两人干“零活”，我就干得更多了。“零活”包括很多农作项目：灌溉、起肥、打畜草、扬场及其他只需一两人干的零散杂工。我俩一“打零活”，她从不按时到工地，我几乎干了定额的一半，她才扛着铁锹或拿着镰刀慢腾腾地走来，到我视线以内就小跑几步，在我跟前就装出气喘吁吁的样子总能说出一套理由，不是要给“麻雀”做饭就是孩子病了要去医务室。后来经我证实多半也是真的，她大大小小有三个孩子，难怪“麻雀”要设法减轻她在生产队的劳动，好让她腾出手干家务活。我也看出来她走到我视线以内开始小跑其实是对我表示尊重和因来晚了而内心不安，如果她像一般群众那样摆出高我一等的“革命”派头，来晚了就来晚了，根本勿须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我又能把她怎么样？
有一次她来晚了的理由非常特别，那是在马自起粪，大清早我已经将马囵的粪起了一半，太阳也升到房顶上，她才扛着铁锹疲惫地拖拖拉拉到工地。我埋怨说，你倒好，活还没干一锹人倒乏了，一早晨你干什么去了？她笑了笑叹道：
“你哪知道！‘麻雀’每天早晨要ｘ个起床Ｘ，不ｘ不起床。唉……”
这个ｘ分别代表两个词，前面一个是动词后面一个是名词，是劳动人民包括犯人常用的语言，绝对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我也笑了，学她的口气说他要ｘ你你不会不让他ｘ，是干活重要还是干那件事情重要？她脸上一副无可奈何而又心甘情愿的表情，又叹了口气说：
“唉！有啥办法？给男人当女人男人啥时候想ｘ就得给男人支上让男人ｘ。”
这使我突然理解了“二杆子”的老婆，“二杆子”介绍“她是农村的”实有深意，怪不得“二杆子”要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和她过“夫妻生活”她也只好顺从，乖乖地就往麻袋上一躺，给她男人“支上”。
汉语的语境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粗鄙化。所有传统观念中“非礼”的动词名词口语俗话方言及“国骂”都登堂人室，甚至大大方方地成为文学语言与官方语言，如“政局”“狗屎堆”等等，所以怎能怪一般老百性的口语越来越直言不讳，越来越不堪人耳。我想，姓大概就是孔夫子说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吧。我与她在马圈的对话还算是“文明”的，并没有公开详细深入探讨Ｘ的全过程。那时在农村农场工厂，干活的时候，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性也是劳动人民主要的话题，拉家带口的农工聊起来无不绘声绘色，常常还伴有动作表演，让如我这样的单身汉垂涎欲滴想人非非。
平时她来晚了还可原谅，孩子病了当然应该去找医生，一家五口人吃早饭也够她忙的，可是今天我一个人大清早在马国埋头苦干是因为“麻雀”睡在炕上要练他的早操，不由得我有一肚子牢骚，于是就骂“麻雀”混蛋王八蛋，说他跟马囵里挂的牲口差不了多少。她拄着锹靠在马自的柱子上，张开轮廓秀媚的嘴唇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一面探眼睛一面就像说日常的柴米油盐一样平淡地为“麻雀”辩解：
“也不能完全赖‘麻雀’要ｘ我嘛，我一大早也骚得想要‘麻雀’Ｘ，有时候还是我鼓着他来义呀！”
我听了笑得差点倒在马粪堆上。我说“我服了你了！”她放下揉眼睛的手诧异地问：“你服我啥？”我说我服了你惊人的坦率。她把“坦率”当作大批判中常用的“坦白”，笑着说：
“‘坦白从宽’嘛，抗拒才‘从严’哩。我跟你坦白为啥来晚了你也应该‘从宽’了嘛。再说，你多于点也不吃亏，你闲着也是闲着，要不你干啥去？要不你也找个女人来ｘ？”
我与她的对话全部是诸如此类的对话。她善于把什么事都与性事联想到一起，譬如我们干的活儿需要我爬高的时候，她在下面仰着头会这样警告我：“小心掉下来把你的球摔断。”“球”指的是男性生殖器，或是：“小心你屁股摔成八瓣！”好像我受伤的部位总会是身体的下半部分。如果铁锹把或镰刀把没有修刨光滑，用起来不顺手，她会埋怨说：“还不如捏着一个球舒服片或是：一细得跟个球一样！”我俩放水浇灌小麦，泥沙淤积在渠口里致使水流不畅，她会说渠口“小得跟ｘ洞一样”“水流得跟尿尿一样”。今天我写到这里，眼前又出现了她在田埂上飞跑的身影。一次我和她两人灌麦田水，一截田埂被水冲了个缺口，我一人墙不住，不得不着急地扯开嗓子连声喊她来帮忙。她在远处向我跑来，胸前两个如她所说的“瓶瓶的”****在破烂的纱线背心中颤动得如同两大蛇圆圆的果冻，我一时竟忘了堵缺口，手拿铁锹站在激流中呆呆地望着她甩动的前胸。到了近处她发现了我傻瓜般的神态，便故意连跑带跳让****颤动得更强烈更欢畅，还随****的颤动有节奏地笑着大声喊叫：“嘻嘻雕！喀嘎嘎卜…··”好像****的颤动会发出声响，又像给飞旋的****伴奏的节拍。我俩堵缺口时我向她胸部瞥了一眼，发现她****间的壕比“二杆子”老婆的壕还深，****随着她铁锹的挥动不住地抖动，弹性十足。突然间，她既让我心慌意乱，又使我产生一股想用一根或两根手指顺着那道壕向下插进去的强烈冲动。我俩好不容易堵住了缺口，她还偏过头笑着问我：
“有意思吸？”
“有意思俄？”是她说“骚话”（这是她常用的方言）或表演她的肢体动作后总要向我补充的发问。当然我会连声回答“有意思有意思！真有意思！”我的确逐渐觉得和她在一起干活“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即使跟她一起干活会加重我的负担，加大我体力的支出我也心甘情愿了。这样便无形中调动起我劳动更加积极，每次都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于是我俩经常受到组长“麻雀”与生产队长的表扬。“麻雀”一次还装模作样地在“小组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说我俩“一帮—一对红”真正使两人都有了进步，两个人都“红”了，这是组长即他自己“落实了伟大领袖最新指示的结果”。
倘若遇到难得的休假日，我一天见不到她反而感到寂寞难耐，有时还躺在炕上猜想她现在在家正干些什么。第二天上工，她一定会详细地告诉我前一天她所做的家务事：洗衣烧饭合煤饼带孩子缝缝补补等等。她与别的女人不同，从不抱怨生活的艰难和供应的短缺，却会尽可能地寻找生活资料的替代品。一次，她利用休假日将日本进口的尿素口袋拆开来当布料，缝制成小汗衫及裙子般的半长裤穿来上工，满身散发着尿似的骚味，我笑着讽刺她说你说你“骚”，今天当真“骚”了，就跟刚从厕所里跑出来的一样。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两手拎着半长裤的两边在我面前得意地旋转，而且极为自然地跷起脚尖。那时中国还没有Ｔ形台更没有时装模特，她可能就是中国时装模特的先驱了。
几年以后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有文章介绍说，那种专用作包装材料的化纤纺织品对皮肤极为有害，会使人患上皮癌。但她穿着薄薄的尿素袋缝的衣裤却更加飘逸，更加突显了她的身材，至少在我俩分开时她丝毫没有患皮癌的症状。那时我还不知道怎样形容她的身材，进人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应该用“肉感”和“****”之类的词。与此同时，那种裙子般的半长女裤竟被称为“裙裤”，开始在西欧成为时装并立即流行到中国，让我处处都能看到她因而常令我心酸。
不过，那时她穿着日本化肥袋做的半长裤在我眼中却非常滑稽，“日本”两个字正好缝在她屁股蛋上，一边是“日”，一边是“本”，但她连“旧本”两个字都不认识，显然不是有意的。她做时装表演的时候我发现了“日本”而大笑她却以为我笑的是她屁股，便停下来弯下腰把屁股朝我面前一撅，笑道：
“你看你看你看！让你把女人的屁股蛋看个够！”
于是“日本”在我眼前更大大地膨胀起来。
平时，聊完了家务事，她决不会忘记叙述她怎样和“麻雀”过“夫妻生活”。当然她不会像农业大学毕业的“二杆子”那样用文明的词汇，而是直截了当地用一个动词加一个名词来表达。她说她有时也觉得“心焦”，“‘麻雀’瘦得跟铁锹一样，格得我骨头疼。“如麻雀”又爱喝酒，喝那种用白薯干酿成的劣质强度酒，她皱着眉头形容：“嘴巴臭得跟大粪坑一样！”我觉得这似乎就是她最大的“心焦”了，除此之外她永远快乐。譬如我俩割育草或者割麦子的时候，蚊子牛虹马虹满天飞，朝人们劈头盖脸地扑来，连耳朵里眼睛里鼻孔里嘴巴里都会钻进蚊子螃虫还有一种叫“小咬”的飞虫，叮得人满脸是包，全身红肿，这是我最害怕最“心焦”的事了，恨不得旁边有条水渠让我跳进去把全身淹没在水里。而她却好像毫不在乎，一面像扑蝴蝶一般扑打一面还笑嘻嘻地喊：
“蚊子喜欢我，苍蝇喜欢我，老鼠喜欢我，麻雀也喜欢我！……”
在她眼里世界上好像没有不喜欢她的人与动物，似乎她也喜欢世界上所有的人与动物，她是我所见过的唯一活得滞洒的人。又譬如，她刚刚叙述了“夫妻生活”，还没把喜欢她的“麻雀”骂够，便会立即欢快地扭起秧歌。一瞬间她能变化出七十二种表情。
她不止爱哼“二人台”并且爱扭秧歌，每次要扭得上气不接下气瘫倒在地才肯罢休。我想，“尽情”这个词大概就是专为她而创造出来的。她的舞台是田埂、渠坝、割了麦子的麦田、割了牧草的荒地甚至在马圈、羊囵、猪队厕所旁边。总之，只要是我俩“打零工”的时候她一高兴便会担起来。我汗流侠背地干着活，她在一旁扭秧歌，秧歌扭倒在地上还要喘得哈际哈味地笑着问我：
“有意思歧！”
她扭的秧歌我从来没有在别处见过，尽管我不是内行但也看出她的舞姿绝对不符合规范，像一具全身各处的关节都是用线连接起来的木偶被耍木偶的人举着摇晃一般，如果换另一个人来扭肯定是丑态百出，而她扭起来却显得活泼可爱，天真烂漫，脸上还带着调皮的笑容，同时嘴里发出“陪不仑旺呛！胜不合旺呛！喀不合旺呛！噎不仑嘻哈哈哈……”的乐器伴奏。她曾洋洋得意地说她不需要别人来用乐器为她伴奏，自称“我自己就自带狗皮弦子”。我至今也不知道是真有一种民间乐器叫“狗皮弦子”，还是她自贬的一句玩笑。她其实非常增长表演，一会儿拣根树枝当旱烟杆杨在嘴上装扮成老头扭，一会儿提起嘴唇驼起背装成老太婆扭，一会儿挺起“瓶瓶”的胸脯变成雄赳赳气昂昂的小伙子扭，变化多端，花样百出，她的“自带狗皮弦子”始终不停地“陪不合喀呛”！
虽然我觉得“有意思”，但也常常笑骂她有扭秧歌的力气还不如多干些活。当然她决不会听从我的，仍旧照扭不误。
十年后我去著名的巴黎歌剧院观看轰动巴黎的后现代派芭蕾舞《天鹅湖》，才发现原来她就是西方后现代派舞蹈的鼻祖：全部动作都是反舞蹈传统的，在舞台上不应该怎么跳便怎么跳，举手投足完全随演员此时此刻瞬间的兴之所致，肢体动作纯粹出于天然，这种舞蹈的审美价值大约只有真正后现代人或真正原始人才能体会得到。
看完后现代派的《天鹅湖》，我没有招出租车也不去乘地铁，一直徒步走到蒙玛特高地，这里是巴黎公社社员战斗的最后地点。我在著名的“白教堂”前面的台阶上坐下，整个蒙玛特已空寂无人，连咖啡店也打烊了。白天艺术家们聚集在此作画，夜晚纷纷融人沉沉的黑暗。我突然感到无边的寂寞。“有意思俄？”“是的，真有意思！”仰望巴黎的星空，淡淡的丝丝缕缕的云正向东方飘浮。“意思”在哪里呢？一切的一切忽然变得丝毫没有“意思”。巴黎躺在我脚下平淡如水，惟有月光中的她浮出水面……
“有意思！真的非常有意思！”她也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完全不属于这个权欲横流物欲横流的世界。她丝毫没有受到“社会化”“革命化”的污染，从不说流行的政治语言，相反，她用她自然纯朴粗矿原始的风貌使所有“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及所谓的文明顷刻间土崩瓦解。她像是直接从半坡村或更早的山顶洞中跑下来的人的始祖，让现代人认识到“人”的原型。她会使人感受到什么是真诚，什么是人的天性。一次，她带了一些炒熟的黄豆到田间来我俩一齐吃，虽然她从不刷牙牙齿却洁白坚实，那口利牙把黄豆嚼得咯咧咯潮乱响，浓郁的黄豆香味从她嘴里不断向田野扩散。她见我嚼得艰难便自告奋勇说我替你嚼。但嚼好了怎样递到我嘴里倒成了个难题。她伸出她的舌头“呜呜”地要我去接，舌尖上有她用舌头裹成的一团黄豆泥。我笑着不知所措，而她却一把便将她舌尖上的黄豆泥持在手掌上往我嘴巴里塞，我也只好却之不恭地咽到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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