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人，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与你劈面相逢，或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突然成了你的故交挚友，然后你的人生像火遇到了水，或者像水遇到了火，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都有。我也有。坦率地说，本书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
说说我的这次邂逅很有意思。
那是12年前的事。12年前，我是个30岁还不到的嫩小子，在单位里干着很平常的工作，出门还没有坐飞机的待遇。不过，有一次，我们领导去北京给更大的领导汇报工作。本来，汇报内容是白纸黑字写好的，小领导一路上反复看，用心记，基本上已默记在心，无需我亦步亦趋。可临了，大领导更改了想听汇报的内容，小领导一下慌张起来，于是紧急要求我“飞”去，现场组织资料。我就这样第一次荣幸地登上了飞机。正如诗人说的：凭借着天空的力量，我没用两个小时就到达北京。小领导毕竟是小领导，他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当然不仅是出于礼仪，主要是想让我“尽快进入情况”。但是，我一出机场，刚要跟小领导见上面，二位公安同志蛮横地拦在我们中间，不问青红皂白，要求我跟他们“走一趟”。我问什么事，他们说去了就知道了，说着就推我走，把小领导急得比我还急！路上，小领导一个劲地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又何尝知道呢？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次神秘的“带走”，要不就是错误的。我反复跟“二位”申明我的名字，是麦子的麦，家庭的家。我父母给我起名麦家，是出于谦卑，也许是要求我谦卑吧。因为，麦家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田地的意思，耕作的意思，农民的意思，很朴素的。
话说回来，“二位”对我名字毫无兴致。他们说，我们带的就是你，错不了的。听来像有点不讲理，其实全是理，因为有人有鼻子有眼地指着我喊他们来带我的，哪会有错？那喊他们来带我的，也是两个人，在飞机上，我们坐在同一排，听他们私下交谈，乡音不绝于耳，给我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远方老家。我也正是听到“两位”熟悉的乡音后，才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的。殊不知，这一谈，是引火烧身，引来了二位公安，把我当个坏人似的押走。
公安是机场的公安，他们是否有权扣押我，另当别论。这个问题很深奥，而且似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如何脱身。公安把我和我领导一起引入他们办公室，办公室分里外两间，外间不大，我们一行四人进去后，显得更小。都坐定后，二位公安开始审问我，姓名、单位、家庭、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好似我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可疑可究的。好在本人领导在场，再三“坚定又权威”地证明我不是社会闲杂人员，而是“遵纪守法”的国家干部。所以，相关的审问通过得还算利索。接着，二位话锋一转，把问题都集中到“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之上，我一下子有点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光荣坐飞机，“见闻”格外丰富、琐碎、芜杂，乱七八糟的，谁知道说什么呢？在我请求之下，二位开始有所指向地问我，其实，说来说去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飞机上从两位“老乡”的私谈中听到了些什么。这时候，我才有所觉悟，我邂逅的两位乡党可能不是寻常人物，而我的这次不寻常的经历是跟我听到——关键是听懂——他们之私谈直接相干的。他们认为满口家乡“鸟语”会令人充耳不闻，就如入无人之境，斗胆谈私说秘，不想“隔壁有耳”，听之闻之，一清二楚。于是，心存不安。于是，想“亡羊补牢”。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没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说家乡话的，而我也不是那种“见人熟”，加上又是第一次坐飞机，好奇之余，又发现没什么好奇的，等飞机一飞上天，马上觉得无所事事，光傻瓜似的坐着，自然戴起耳机看起电视来。我是在摘下耳机时才听到他们说家乡话的，一听到，就跟见了爹妈似的，马上跟他们套亲近，哪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我这样说似乎有狡辩之嫌，但是天知地知我知，我绝无假话。
事实上，想想看，如果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怎么可能主动跟他们认老乡？再说，既然我要认，又怎么可能听他们说了很久之后再认？还有，既然我一听到就认，又怎么可能听到什么前因后果的？虽说口说无凭，但平心而论，我的说法——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不是不值得推敲的。我的谆谆诱导没有枉费心机，又承蒙我领导极力美言，二位公安似有收场的打算，交头接耳一会儿，其中之一踅入里间，出来时已经同意放我。不过，必须我保证一点：不管我听到什么，事关国家机密，何时何地都不得外传，否则后果一律自负。我自然是连连承诺，然后总算“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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