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人的所思所想与其主体之间，连接的是一条有形的线索，那么，这时正可以从北京前门大街公寓的这一端，沿着这条线路做一次长途旅行。从北京向南，走三千余里至长沙，再向西北行四百里，便到了古称武陵的常德。如果手里刚好有一份中国地图，你就会发现，在北面，标志长江的蓝色粗线由西向东蜿蜒，与洞庭湖衔接。湖右沿江横亘着巫山山脉；湖西南方向，武陵山与雪峰山恰似两道屏障，切断了与洞庭湖泽地带及湘中的联系；越雪峰山，入贵州境，西南壁立着大娄山脉与云贵高原，这个被大山包围着的三角形地带，就是湘、鄂、川、黔四省相交的边境地区。其中，属于湖南的部分，便是秦置黔中郡、汉置武陵郡的湘西。史书曰：湖广之西南隅，战国时巫郡、黔郡也。湖北之施南、容美，湖南之永顺、保靖、桑植，境地昆连，介于岳、辰、常德、宜昌之间，与川东巴、夔接壤，南通黔，西通蜀。一片犬牙交错的广漠山地，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
直到本世纪初叶，这里公路未通，火车不行。只有两条屡见于古典词章的河流——沅江与澧水，从群山中闯荡而出，注入洞庭，成为湘西与外部世界交通的要道。沅水上游及其支流——酉、巫、武、辰、沅，便是屡见史籍的著名“五溪”。它们有如人体上的血管，伸延到整个湘西地区。这些河流乱石密布，险滩迭起，恶浪咆哮，亘古长流。群山夹江而立，危峰碍日，密树蒙烟，怪石狰狞，云雾晦冥。群山中也有各处爬行的山道。要是你身体强壮，胆量过人，能吃粗粝饭，喝酸菜汤，能租一条充满汗臭的被子裹着身子在不乏虱子跳蚤的草垫上过夜，便可以从旱路去湘西。白天，一连几个小时在不见人烟的深山里走，你便有机会领会什么叫天籁地籁，寂寞会堵塞你的嗓子，让你心里发慌。路旁忽然一座烧毁的屋，一具开始糜烂的尸体，一丛红得凄惨的山莓，身前身后忽然横路穿过一条大蛇，紧张又使你浑身发毛。天黑前遇到一家客店，你得赶紧住下，再下去又是几十里没有人家。半夜醒来你会听到虎啸狼嚎，毒蛇与蟾蜍格斗时发出的凄厉叫声，仿佛就在屋前或屋后。第二天再上路时，雨后松湿的泥路上，留有老虎路过时的巨大脚印。如果运气好，即使是大白天，也会碰见强人拦路抢劫，单刀决斗……。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
一派原始荒蛮的景象，仿佛是别一个国度。
现在自然是不同了。两条主要公路干线，一条穿常德、慈利、大庸、永顺通龙山和桑植，北通鄂西；一条经常德、桃源、沅陵、沪溪、吉首，通凤凰和花垣，西出川黔。其中大部分路段，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随着后来两条干线之间若干新的线路的修成，开始形成网络状公路交通结构。连接湖北枝城与广西柳州的铁路线业已从湘西群山间斜穿而过。现代交通加速了这片古老土地的开发，促进了湘西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交通的发展不过是眼目所及的湘西变化中的一例。近30余年，湘西以空前的速度改变着原有的面貌。政治、经济体制已与全国同步，旧的人际关系已经得到根本改造，原始自然风貌也在消亡过程中。早先随处可见的大片原始森林与原始次森林，在多数地方已经消失。始毁于1958年“大炼钢铁”，无法数计的百年、千年古树做为燃料被砍倒、肢解，转眼间化为灰烬；再毁于70年代“农业学大寨”，为修造“大寨田”，不少地方连油桐、油茶林也未能幸免。加上木材外运，铁路、公路、水路一齐吞吐，几乎扫光了最后一点残余。除少数人迹罕至的险隘偏远之处，大自然恩赐给湘西的巨大财富，遭到了一次性的大挥霍与大拍卖。毒蛇猛兽固然已经潜踪，大自然原始神秘的美丽也不复存在，宛如一个美艳绝伦的仙女，被人撕去霞彩斑斓的神衣，褪掉奇光闪烁的钗、环、镯、珇，夺走飞腾变化的法宝，赤裸裸地躺倒在地面上。凤滩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建成，已将沅水支流白河许多恶浪咆哮的险滩淹没，峡谷结束了亘古以来的骚动不安，突然变得驯良安静了。可是，一条白河通往沅水的船运，却从此断绝。湘、川边境上有一座八面山，山上一座“自生桥”，两边悬崖绝壁，通向一座孤峰，风景极美。峰上一注清泉，清冽无比。忽然传说那是“神水”，两省边界人民为祛病延年，纷纷前往汲取。当地治安部门为取缔迷信活动，忽然点起一包炸药，于是岭断路绝，天下太平。
人的智慧与愚蠢同行。
也有一些人力不及的地方，依然保留着原始自然风貌，最近几年突然身价百倍，使湘西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区。大庸的青岩山，桑植的天子山，慈利的索溪峪，永顺的猛洞河、不二门，吉首的大、小龙洞，龙山的地下溶洞群……，处处可见造化的鬼斧神工，使人心醉神迷、留连忘返。假如你不仅仅迷恋山水，对风俗民情也怀有同样兴趣，这里照样不会让你失望。正月新春，你如有幸赶上土家族“大摆手”活动，便会看到上万人祭祀祖先的盛大场面。其时，牛角、土号、唢呐与三眼铳齐鸣，男女队伍身披土花被盖，扛起龙凤大旗走过来了。为首的土老司头戴凤冠帽，身穿八幅罗裙，手执铜铃司刀，唱起请“八部大王”的祝辞，率众对神行跪拜礼。尔后，跳起举族参加的长达几天几夜的“摆手舞”。在对神的祝辞里，有的是对正义、勤劳、善良的赞颂，对邪恶、懒惰的斥责。面对人们庄严肃穆的神情，你看到的决不只是人对神灵的顶礼膜拜，它是一种善恶的基本抉择，一种严肃的人生宣誓，一个民族坚固长久的信念。如果你错过了时机，也大可不必遗憾，还可以和苗族同胞一道，共度三月三、赶秋等喜庆节日。每当金秋时节，苗族人民从四面八方赶往秋场，奏响了锣鼓，点燃了鞭炮，“三连铳”礼炮齐鸣，沉沉的牛角号音与清脆的唢呐声交织，同时开展的各种娱乐活动会使你目不暇接。苗族汉子赤脚登上36把钢刀排成的刀梯，赤手从烧得滚开的油锅里捞起炸熟的油粑，红嘴白牙咬住烧得透红的铧口，八人秋千在空中飞旋……。更有苗族青年男女，用本民族特有的山歌，自由地倾吐心中的爱情。树丛中、路坎下，撑一把花花伞，成对儿切切絮语、互赠信物。这一切，使人感触到的，决不只是一点惊讶，一丝缠绵。
假如你同时还是一个历史学家，你一定会对这片土地留下的许多历史遗迹感到兴趣。龙山里耶的新石器遗址，酉水流域的崖墓葬，沪溪的屈望村，凤凰黄丝桥古城，永顺的司王城，保靖的盘车城，溪州铜柱，沅水两岸的伏波宫，以及西起黔东铜仁亭子关，东止于古丈旦武营，绵亘360余里的边墙……，它们记录了一个残余民族，在一份长长的历史岁月中的命运。
这些历史遗迹，有的尚相当完整，有的仅留下一点残痕。日落黄昏，你试登上山顶，去搜寻凭吊边墙遗迹，已经无法想象它当年是什么样的模样了。这座始筑于明朝万历年间，高八尺、厚五尺的小“长城”，是为防范苗民“叛乱”而设的。虽经历史风雨剥蚀，如今只余一点残痕依稀可辨，但专为称颂帝王“文治武功”的正史，却留有赫然分明的记载：始于嘉庆朝征苗之役，……自湖南乾州界之木林坪起，至中营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以杜窜扰。其险隘处设屯堡，联以碉卡。凤凰厅境内，设堡卡碉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厅境内，设碉卡碉台一百三十二座，乾州厅境内，设汛碉一百二十一处，古丈坪及保靖县境内，设汛碉六十九处。环苗疆数百里，烽燧相望，声息相闻。
关墙则沿山涧建之，炮台则择冲要筑之，哨台则与关墙之隙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或品字式，或一字式，或梅花式。其修建之制，关墙则土石兼施，炮台则以石砌，而筑土以实中心。哨台亦石砌，环凿枪孔，高峻坚实，碉楼之制亦然。不难想象，广袤的中国国土上这一弹丸之地，仅四个县境内，成一线排列起一千五百余处碉卡屯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望着眼前的断墙残碉，依稀可以想见烽燧遍地、刀光蔽日，依稀可闻战鼓震天、号角连营……。这一切，似乎都已经十分茫远了，眼下，群山遮断了夕阳的余辉，浓重的阴影扑向远近的山涧与河谷，苗乡与土家山寨的炊烟拖着一条条白色的带子，在山腰与林际间缠绕，远处传来母亲呼儿归去的焦急而温馨的声音。
沉重的历史落到你的肩上，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断墙残碉上，刻写着一个民族悲惨的历史命运。
自古以来，苗、瑶、峒、土家等少数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这里的最早的主人。在土家族的语言里，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称苗族为“白卡”——邻居的人。至于居住在湘西的汉族，则是后来的移民，土家族所称“帕卡”——外来的人，即史籍上所称“客民”。虽然在族源间距上，无论土家族的“巴人说”，还是苗族的“三苗说”，迄今尚无定论，但是，秦汉数百年间，这里已是苗族、土家族主要活动范围，当无可疑。是他们最早开发湘西，创造了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
然而，历史对他们太不公正。在唐以前，他们是被当做“蛮族”来看待的。在封建王朝编撰的正史里，“南蛮”、“西南夷”、“盘瓠蛮”、“武陵蛮”、“五溪蛮”，便是对他们的统一称呼。直到宋朝，才有所谓“苗蛮”辩，进而将苗族与峒、瑶、土家族区别开来。虽族类有别，其“蛮”一也。
伴随这种蔑称而来的，是华夏族对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千年的征服与同化。
于是，这些“安土重旧”的民族，被迫不断地向崇山峻岭间迁徙。在这些民族的“古老歌”里，都留下了民族迁徙的记载。
人间坐不安宁，
世上住不成家；
一帮代熊代萤代酥，
一群代穆代来代卡；
又挟老携幼上迁，
又拨船继续上划。
从务滚务嚷上来，
从务流务泡上来；
从洞务洞党上来，
从洞焦洞湾上来……
跨江过湖上来，
穿云破雾上来；
行山依水上来，
走山靠山上来；
猎兽打鱼上来，
开山开土上来……
这是苗族史诗《鸺巴鸺玛》，描述苗族人民由七个部落首领率领，分七路从平原湖泽地带向湘西崇山地区迁徙的悲壮图景。然而崇山仍呆不住，于是再向湘川黔边境迁徙，一部分在湘西定居，一部分沿沅水西入川、黔。定居湘、黔边境的部分，开辟了以湘黔交界的猎尔山脉为中心，“东南北三面环旋湘境700余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200余里”的苗疆。
从此，揭开了汉族与湘鄂川黔边境苗蛮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斗争的序幕。在这长这数千年的民族冲突中，湘西首当其冲。
各民族之间的恃强凌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的痼疾之一。文治武功培养起来的英雄强者，排演着人类自身的悲剧。这个被迫迁徙崇山峻岭之间的民族，面对历代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征服，不能不为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春秋战国时期，楚对周是“绥服”，而崇山尚为“荒服”，不属楚统属。秦统一中国后，以武力强迫苗民归于王化。苗民“时叛时服”，“叛服靡常”，历代封建王朝便不断发起征苗征蛮之役，对不服王法的湘西少数民族实行武力扑杀。
翻开二十四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种充满血腥气的记载。秦汉数百年间，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伐武陵蛮之役。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精夫单相程率众起义，第二年，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进攻武陵蛮。单相程据险扼守，汉军冒进深入，以至刘尚全军覆灭。明年，马援率中郎将刘匡、马武、耿舒共四万人马，南征武陵，斩杀武陵蛮三千余。三月，兵进壶头山，武陵蛮众据高守隘，汉军旱路兵不得进，水路因江流湍急，船又不得上，终困于壸头。又逢天气酷热，军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这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将军，也终于得病，困死军中。于是，朝野震惊，不得不对“武陵蛮”实行招抚，相互订约退兵。马援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
这位声名赫赫的汉代中兴名将，南征武陵留下的是一声心胆俱裂的绝望叹息。历史终于成全了他的“马革裹尸还”的誓言。
自唐以降，鉴于历史上屡次行蛮之役无功而还，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单纯的武力征服为“以夷制夷”的制度。唐末，江西汉族彭氏家族进入湘西，以计谋杀土家族首领“老蛮头”吴著冲，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土皇帝。至晋天福四年，彭士愁率锦、奖（芷江）、溪（龙山）诸蛮，进攻辰、澧等地。楚王马希范派兵迎击，爆发湘西历史上有名的“溪州大战”。结果，彭士愁大败，向马希范求和。自称马援之后的马希范鉴于乃祖征蛮败亡的教训，遂与彭士愁订立盟约，在永顺会溪坪立了一根重五千余斤的铜柱。从此，彭氏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建立起历经五代至清九个朝代共八百余年的世袭土司王朝。中央政权也利用土司势力，压服土家族人民，并钳制苗区。其后，每当苗汉冲突发生，土司便为王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猇雄”。明万历年间，苗区边缘修筑“边墙”，一面实施“客不入峒，苗不出境”的民族隔离政策，一面将苗族分割成“生苗”与熟苗”，援剿“生苗”，“兼抚熟苗，俾渐知同化”的逐步同化的策略。
然而，自成一统的土司小王朝，一方面，与各族人民的矛盾逐渐激化，一方面，又与中央政权的冲突日益加剧，终成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制夷，遂至以盗制盗。”于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废土司、设流官的“改土归流”政策，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至十三年（公元1735年），湘西的“改土归流”完成，分原土司辖地为龙山、保靖、桑植、永顺、石门、慈利、安福等县。苗族地区，则设凤凰、乾州、永绥直隶厅，古丈散厅，隶辰沅永靖道。从此，中央王朝在政治上开始确立对湘西的封建统治。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无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却与历史的目的同一，仿佛历史的公正总是借不义之手来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给不义授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类道德准则。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宋熙宁五年，朝廷因搜刮朱砂、水银与土著发生冲突，遂进兵诛斩。“无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尸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乾隆元年，贵州征苗之役，“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家，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有奇”。这就难怪南方少数民族揭竿而起了。湘西“改土归流”以后，清王朝为进一步加紧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在湘西增设屯田，加强军事设施，派遣大批高中级将领常驻湘西，重点屯防。为维护民族生存与民族平等的权利，湘西苗族人民多次发动起义，其中以湘黔苗民大起义最为著名。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几个贩运耕牛的客商在凤凰勾补寨附近被劫，官府不问皂白，株连勾补全寨，激起苗民石满宜等人反抗，官府派兵镇压，火烧勾补三寨，烧死石满宜以下100多人。勾补事件激起苗族积蓄的民族仇恨。不久，湘黔边境苗寨100多个寨长聚会，发誓“杀汉官，逐客民”，经过八年时间前酝酿、准备，拥立石三保为“苗王”，以“逐客民，复故地”为吾召，在永绥，凤凰、乾州和贵州松挑四厅同时起义，参加人数达20余万，起义军一度占领四省边境6府13个厅县大片土地。几乎全歼这片土地上的清朝驻军，摧毁了它的统治机构。这次起义使清王朝极为震惊，急调云贵总督福康安，贵州提督彭廷栋，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江西总督毕沅，率7省共18万兵力，分四路合围。起义军在吴八月率领下，屡战屡胜，起义军各部公推吴八月为“吴王”，并创造“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往”的战术，给清兵以沉重打击。福安康、和琳先后败死军中。后因起义军内部有人暗中叛变，遂使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前后牵制清军18万人，仅永绥、乾州、凤凰三厅战场，就击毙清军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等高中级将领220多名，湖南一省耗费战银700多万两。苗族人民也伤亡惨重。民族成员减去三分之二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初，当起义军节节胜利时，吴八月喊出了“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口号。但这个“安土重旧”的民族，发动起义本为“逐客民，复故地”以求自保，当义军占领沅江西岸，见到沅水时，不愿远离故土的群众，便高呼到了黄河。其后100年间，湘西苗族虽然仍不断爆发起义，终因民族元气大衰，再也无力大举。湘西逐渐向现代演变。
历史留给湘西的，是一笔笔无法算清的血账。它留下的民族间仇恨对立的模式，必将影响到20世纪前半个世纪湘西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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