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0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
出兵援朝
一九五○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后，四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当日午后四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听别的同志告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一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散会后在南海畔，有人向我说：“看来还不服老哟！”
第一次战役
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十九日晨到拉古哨电站，二十日晨到达北镇西北之小山沟。当时，敌乘汽车、坦克追击，先头一部已抵鸭绿江。二十一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二十五日即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战役。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至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第二次战役
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在离敌进攻出发地三十公里左右，隐蔽构筑反击阵地。十一月中旬×日，麦克阿瑟〔82〕坐飞机侦察，其总部又对所属广播：“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我军判断敌即将进攻，一切准备就绪。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敌向我猛烈进攻，我按上述部署作战。以小部队节节抗击，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前沿，时近黄昏，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又是一天疲劳之时，以小部插入敌军后方，我兵力、火力预先适当配备，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军人仰马翻，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此种打法，敌军未见过，也是出敌不意，是我争取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正确战术方针，舍此没有第二种好办法。
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第三次战役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即乘胜追击，至十二月中旬，我已隐蔽接近三八线。经过严密侦察，做好各种攻击准备，乘一九五一年元旦前夕（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
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之新生兵力，共约四个师，集结洛东江预设防线，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从东线咸镜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三十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
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三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昼夜轰击，我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这时，我已有三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接近三七线；主力位于汉江以北三八线及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构筑工事，以防敌反攻，并准备长期作战。
第四次战役
我军进至三七线（水原一线），即行停止攻击。敌见诱我深入洛东江预设坚固阵地不成，于一月下旬举行反攻，我集结五个军举行迎击。此役消灭敌军约两个师，大部分是李伪军，小部分是法、比、卢森堡混合部队，约两千人左右；美军只一个多营。但把敌反攻打退了。一九五一年二三月间利用短暂的几天时间（来回七天）回到北京，向主席报告了朝鲜战况和请示战略方针，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须在二月十五号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之五十军，撤回北岸。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第五次战役
敌积极诱我军深入洛东江失败后，于二月中旬大举向北进攻。我采取节节抗击，艰苦战斗，经过约四十天，敌推进到三八线。我在西线举行反攻，把敌打回汉城附近。这是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但敌不再放弃汉城了，在东线进至三八线，敌亦不撤退，向汉城摆成梯阶队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部共同组织力量将东线之敌打退。有一个军进得过远（接近三七线），接济不上，粮食异常困难，撤回时很疲劳；还有六十军之一个师，在转移时，部署不周，遭敌机和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损失三千人。这是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全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次损失。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消灭伪军一个师，其余消灭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救援。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其余都是消灭营的建制多。一般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天白天他就有办法救援出去。在这时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指示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敲。这个办法很好，但需要有一过渡办法，使阵地稳固起来。站不稳脚就无法去敲别人。由第四次到第五次战役结束，经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敌军也就相当疲劳了；我军阵地已开始形成，并逐渐巩固起来，地面防御战转变为地下固守防御战。在作战形式上，我方进一步构筑坑道纵深工事，沿着“三八线”逐步完成。坑道工事的加强，敌攻不破我阵地，（上甘岭阵地的出现即是一例）使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均被挫败。我集中兵力可以有选择、有准备地攻破敌阵地，学会了既利用坑道工事为掩护进行防御战，又利用坑道工事进行阵地进攻战。构筑稳固的阵地战，在一九五一年夏秋出现了，对敌军进行主席指示的“敲牛皮糖”战术开始了。即集中最大限度的火力、兵力，做好隐蔽进攻阵地，每次歼灭敌一部，大多是敌一个营。打了不少这样的歼灭仗，每月大概打四五次，集中起来就不少了，而且真正学会了阵地攻坚战。最后一次阵地突破战，是停战前一夜（一九五三年七月下旬某夜），我方以四个军一夜突破敌人二十五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体系，消灭伪军四个师大部，美军一个重炮团。我们打出了这样一套阵地积极防御的新战术，即劣势装备的我军，进攻敌阵地时，能攻得破；防御时，能守得住；能攻能守，掌握战场主动。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战胜利，迫使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克拉克和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丰富的。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下的后方勤务工作，其经验也是宝贵的。在反细菌战中，也取得了不少经验。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兄弟般地相互支持。在三年的共同斗争当中，我军与朝鲜人民及朝鲜人民军之间用鲜血凝结起来的战斗友谊是更加巩固了，国际主义的感情是更加深厚了。
注 释
〔82〕麦克阿瑟，美国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盟军西南太平洋地区战争，战后以“盟军最高司令官”名义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任务。一九五○年七月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曾叫嚣进攻中国，后因战争失败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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