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从延安重返前线后，华北局势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多数国民党友军部队同八路军的关系疏远了，曾划给东路军指挥的大部分友军，这时已南下归还建制，有的不久就公开反共。这种变化自然是朱德不希望看到的。它的根源来自国民党最高当局，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暂时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同时又加强政治诱降活动。蒋介石虽然仍继续抗日；但是，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却发生很大的变化。
武汉失陷前，蒋介石尽管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的防范，例如：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他命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严防共党非法活动”①；四月二十六日又命令蒋鼎文和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严防共产党徒冒充伤兵入川”②；对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的监视也很严密。在他指挥下，河北的磨擦活动也已开始。
但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他对抗日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同时，他在正面战场的部队一再败退，也需要八路军在敌后帮他拖住日军的进攻，所以，他那时不反对，还多次主动要求八路军深入敌后积极活动。可是，当正面日军压力减轻以后，特别是看到八路军在敌后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朱德对此曾作过生动的说明。他说：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八路军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象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
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③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象雨后春笋地兴起，也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看到以前的旧政权被根据地民众选举产生的新政权所替代，想把它重新夺回来。于是，他就设法派大批人员到华北敌后来“限共”、“溶共”，加强磨擦。这就严重恶化了抗战初期那种团结抗日的良好气氛。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下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县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不再邀请八路军将领参加，这是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发生变化的明显征兆。会议期间，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由重庆潜逃出国投敌。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回到前方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彭德怀到西安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二十四日，彭德怀偕同林伯渠、王明会见蒋介石，但蒋急于回重庆处理汪精卫外逃问题，约彭去重庆再谈。
彭德怀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时，蒋公开采取偏袒鹿钟麟的态度，强调要维持国民党政府原来在河北的行政系统，八路军只能，向省府推荐行政人员；同时，提出由程潜、卫立煌派大员同彭一起去河北调查解决磨擦问题。④中国共产党是愿意通过这种共同调查的办法来解决磨擦问题的。因此，彭德怀便到洛阳去会见程、卫。程潜原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时已决定调任天水行营主任，遗缺由卫立煌接任。一月中旬彭德怀到洛阳时，他们二人正忙于交接工作。程潜决定派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和彭德怀同去河北，调查处理磨擦问题。
一九三九年元旦，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创刊。创刊号上发表朱德的《迎接一九三九年》一文，强调：“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他针对蒋介石、阎锡山压制敌后民众运动的企图，指出：为了在华北长期支持抗战，“今天的问题不是将已有的民众运动组织加以取消的问题，而是将已有的组织加以培植与扶助，未有组织的，加以组织起来，树立起一支伟大的力量，使他们积极的援助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工作。这乃是最迫不容缓的任务。只有这样做去，才有利于国家民族。”
这一天，由山西第三、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在沁县联合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晋东南各界“拥蒋反汪”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表示支持蒋介石继续抗日，强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蒋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开驳斥了日本近卫首相的诱降声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他又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除汪的一切职务。朱德及晋东南各界人士支持拥护的就是蒋介石继续抗日的这一面。
但是，蒋在抗日的同时，又要限共，把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成限共抗日，特别是极端无理地要取消在华北敌后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日民众运动，要取消已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在工作中卓有成效的抗日民主政权，要把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赶出河北。这就使河北，特别是冀中和冀南，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积极活动，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很沉重。日军看起来占领了整个华北，但他们自己也承认，“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
⑤他们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
‘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⑥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企图改善华北的“治安”状况，只是苦于乓力不足。“但到汉口作战结束以后，由于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项工作始得逐渐具体化”。
⑦从这时起，日军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极端残酷的反复“扫荡”。
如果蒋介石真以抗日大业为重，这时自然应该要求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决不应该制造磨擦，自行削弱抗日力量。
可是，蒋介石却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不借削弱抗日力量，在敌后以至全国推行反共方针。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后，又在十二月四日任命鹿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
十二月十二日，决定将原来驻在山东的第十军团石友三部开往冀南，归鹿指挥。二十九日，也就是彭德怀在重庆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的第二大，重庆政府军令部正式颁布冀察战区的战斗序列，下辖：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第十军团石友三部；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豫东游击司令孙殿英部；河北保北保安团及冀察各游击队。⑧这样，把驻在豫北的国民党部队中力量最强的朱怀冰部也列入冀察战区。将重兵陆续调集到这个地区，显然是国民党当局扩大河北磨擦的重要步骤。
尽管朱德一再派人同鹿钟麟商讨解决河北磨擦问题。鹿在口头上也讲团结抗战，但行动上却不断制造事端，加剧磨擦。进入一九三九年后，令人痛心的河北磨擦事件层出不穷，情况日益严重。面对这种使人不安的状况，一月七日，朱德致电鹿钟麟指出：“最近各地发生武装冲突，逼收政权、互相残害之惊人事件层见迭出。”
“目前一切问题，弟已电令敝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主任邓小平就近与兄相商，共同解决。必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遇事相商，采取互助互让办法，勿使事端扩大，集中力量以对外敌，实为当前之急务。”“彭德怀同志此次赴渝谒委座，对华北问题已得面谕，并曾示以各方文电。委员长决定电程、卫司令长官派大员，协彭德怀同志到兄处共同商决办理一切，想必能更彻底解决，精诚一致，共赴危难。”
这时，日军正集中约三万人的兵力，准备分十一路“扫荡”冀南。尽管大敌当前，鹿钟麟仍只想“取得冀南，再进而攫取冀中，分割晋察冀边区。”
⑨彭德怀进见蒋介石也好，朱德致电鹿钟麟也好，都不能扭转对方积极反共的既定方针。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一月十日，国民党当局任命一向顽固反共的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正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游击部队分别归冀察战区及苏鲁战区指挥。也就是说：限定八路军不得在河北、察哈尔、山东活动，反而要将这些地区内经过八路军长期艰苦工作所发展起来的游击队，统统划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这自然是欺人太甚的无理要求，鹿钟麟又“企图乘机扩充势力，武力接取关卡、政权。”⑩在对方采取如此蛮横态度的情况下，一月十四日刘伯承遵照朱德指示同鹿钟麟所进行的第三次谈判当然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局势，朱德不得不作出相应的但仍很克制的部署。
他命令：八路军及各游击队积极向日占区活动，粉碎日军对冀中、冀南的进攻；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及六八六团进入冀鲁边区，由罗荣桓率干部去山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整理山东纵队；调整各新编部队，加紧对整个部队的统一战线及军政教育，增强战斗力；加强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深入与巩固各地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缺点，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对鹿钟麟准备作某些无害大局的让步，以求得减少磨擦。(11)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国民党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久，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北，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性质也日益严重。
朱德对此立刻作出反应。一月三十一日，他和八路军其他重要将领致电延安，请转发致蒋介石电，电文说：“自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各地磨擦纷起，冲突时有，力量抵消，莫此为甚。”他们要求蒋介石“明令禁止防止异党办法之流行，并对抗日阵营中之矛盾现象作彻底之调整，对暗藏之汪派作彻底之清洗，用以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则俾益抗战实力多多矣。”
(12)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开会期间，日军正向冀南、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
他们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消灭河北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队，然后转向山地进攻，从而完成巩固华北占领区的任务。(13)一月下旬，彭德怀陪同程潜所派的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到达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正忙于指挥部队准备消灭一股进犯晋东南的辽县的日军。这股日军约二千余人，朱德分析他们的目的是配合冀中、冀南的“扫荡”，扩大平汉铁路两侧的占领地区，以保障平汉铁路的安全。(14)这股敌人被击退后，朱德发现日军还准备对晋南发动进攻。晋南是卫立煌防区。在当时磨擦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卫立煌能够坚持抗战，不搞磨擦，是真正共同抗日的友军。朱德非常关心他们的安全。
二月二日，朱德致电卫立煌，告诉他“翼城已陷敌手”，日军在同蒲线南段不断增加兵力，有进犯晋南模样，“实堪注意，请饬晋南各友军严为防范。”
(15)
尽管军情如此紧张，彭德怀陪同刘古风来到八路军总部后，朱德仍立刻抽出时间来认真接待。他和彭德怀、杨尚昆、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等商量了一个同鹿钟麟谈判的纲领，力争在此基础上恢复双方的团结合作，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这个纲领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动民众、武装民众、两党合作、共赴国难、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减租减息等原则，提出了合理的财政经济政策；同时，在统一行政、实行合理的统一军事指挥等问题上作了必要的让步。(16)二月中旬，彭德怀带着这个谈判纲领同刘古风来到冀南找鹿钟麟，不料，日军开始“扫荡”冀南时，鹿钟麟的部队同敌人接触三、四次后损失不小，连电台也丢了，便丢下地盘，“落荒而走”，逃过平汉铁路，躲进山区安全地带，(17)不但当地的干部、群众无法找到他，就连按蒋介石电令委派的刘古风和专程前来同他商谈合作抗日问题的彭德怀，在冀南转来转去，也打听不到他的行踪。这些热心于磨擦而缺乏群众基础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冀南后，在日军面前竟那样地不堪一击！由于反“扫荡”战斗越来越剧烈，彭德怀只能留在当地指挥作战，刘古风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也只好空手回去。直到八路军、游击队和根据地民众粉碎了日军这次“扫荡”后，鹿钟麟才再次露面。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日军“扫荡”期间，鹿钟麟的部下对抗日那样无能，对制造磨擦却并未放松。二月上旬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在束鹿附近同日军作战时，该支队第一营第九连因失去联络，遭到鹿的部下袭击。该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桥、排长一人、班长四人、战士十五人及带路的老百姓二人被杀，长、短枪二十一支被缴。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在一、二月份内活埋八路军通讯员、地方工作人员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人员和医务人员，挖去八路军埋藏的经费、机器多件。三月份，该部又活埋八路军第五支队副官、侦察员数名。(18)朱德将这些情况报告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要求他们严厉制止这种破坏抗战的反共罪行，却被搁置不理。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河北等地的磨擦日益加剧问题发出指示，首先指出：“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关于对鹿钟麟的政策的指示，指出：“鹿在河北整个期间之行动，是有害抗战，破坏团结，阻碍三民主义之实施，分离军、政、党、民之一致，制造磨擦，使河北平原抗战根据地之巩固受到重大损害，而在敌人进攻时，鹿即放弃责任率队逃跑。我八路军则与敌血战，坚持河北抗战。彭亲赴冀南指挥并求与鹿见面讨论抗战办法，竟无法找到鹿之所在。因此鹿应受到澈职处分，以河北省政交与八路军及其他无恐日病有责任心之人员负担，否则河北前途甚为可危。”中共中央的这些意见，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转告国民党最高当局，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在河北制造磨擦事件。
二月四日，国民党当局任命石友三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十四日，任命张荫梧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三月四日，委任石友三和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司令。针对中共提出的以朱代鹿主政河北的主张，他们在三月二十日任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个任命的真实意图，是要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晋绥境内，不让它在河北发展。在国民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下，国共双方在河北的矛盾自然日趋激化，磨擦势必加剧。
六月间，鹿钟麟同彭德怀会谈时，尽管八路军方面作出不少让步，鹿仍坚持要取消冀南主任公署，“最后无结果”。(19)朱德后来愤慨地说：“河北及各地抗日政权是人民自己赶走敌人、自己选举出来的。行政工作人员个个都不要钱，不怕死，天天背包袱，打游击”。“顽固分子一定说他不合法，要取消，另来一套。”“事实证明，敌后抗战坚持必须抗日政权的配合，如果把过去那些失职的官僚都搬到河北去当行政人员，成天两台花酒、四圈麻将，那立刻会断送一切。我们八路军对于此问题是当仁不让的。”(20)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河北制造的反共磨擦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被称作“磨擦专家”的张荫梧更公开表示：“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以为无论他们怎样为所欲为，中共方面也不敢进行反击。他尽力在八路军内部进行策反，制造了一个“柴恩波事件”。
柴恩波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连长，抗战开始后在冀中组织武装，一九三八年九月接受八路军改编，担任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经张荫梧等人策动后叛变，被国民党当局委任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他公然扣押原该支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大队长等一百多名干部、战士，包围文安县抗日政府，逮捕该县县长，还经常残杀抗日干部、群众，无恶不作。
后来又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做了汉奸。在柴恩波投降日本侵略者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公然为柴辩护，提出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21)张荫梧本人也经常利用日军“扫荡”的机会，袭击八路军的后方。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部包围八路军驻河北深县刘家庄的部队，残酷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这就是震惊国内的“深县事件”。事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说：“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的机会。”(22)对张荫梧这些日益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朱德实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下令反击。六月二十二日，一举歼灭张部二千余人。他也致电蒋介石等，报告了“深县事件”的事实真相，要求他们彻查真情，制止张荫梧的罪恶行动，以免事态继续扩大。但朱德仍很有节制，希望鹿钟麟、张荫梧等能吸取教训，消弭磨擦，共同抗日。这时，贺龙已率一二○师主力到达冀中，朱德要求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加强同鹿钟麟的联络，向他报告冀中、冀南的敌情和对日作战等情况。朱德指示他们，“加紧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磨擦亦须适可而止。”(23)七月，日军开始对晋东南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时，河北连降暴雨，水势猛涨，日军乘机掘堤放水，冀中、冀南尽成泽国。正当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磨擦专家”张荫梧又在八月一日从背后袭击，派兵包围八路军驻中马峪村的赞皇工作团，捕杀八路军工作人员十余人，并将该工作团的公私财物及文件抢劫一空。十二日，张荫梧部三千余人再次袭击八路军赞皇工作团及独立支队第二大队。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了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在这样确凿的证据面前，受害已久的当地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民众坚决要求清算张荫梧的罪行，为被杀害的兄弟报仇。
八月十二日，朱德在晋东南各界纪念“八一三”暨追悼平江惨案殉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行为，指出，这是为日寇灭亡中国的反动目的服务的。他严正提出：政府要继续领导抗日，就要严厉制止这类投降派的活动。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查张荫梧部已屡次肇祸于冀中、冀南，今值敌寇大举西犯时，又复迭次扣留，杀害、诬蔑职部”；要求蒋介石“迅予制止，彻底解决”。
同日，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
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六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
在河北反共磨擦愈演愈烈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山西的磨擦活动也开始升级。山西的情况和河北有所不同。八路军是在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应邀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并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拖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使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得到重新整理和补充的机会。八路军又是正式列入第二战区序列的。山西的群众工作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山西反共磨擦的重点不便直接指向八路军，而是主要针对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三月下旬至四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一次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宣扬同日军和平妥协和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言论；并企图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新军里的共产党组织，由旧军来吞并新军，由于进步势力的抵抗，阎锡山的企图未能实现；但是，山西的政治气氛从此大变，磨擦事件日益严重。
当时，山西顽固派制造一种舆论，说共产党、八路军力量的不断壮大是一种威胁，因此，必须进行“限共”、“防共”。朱德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回答了这种论调。他说：我认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还是大小了，还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两年来，共产党、八路军的确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受到威胁的只是日本侵略军。如果以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太大了，要想“限共”，那就是限制抗日力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24)到十一月间，国内的形势愈益严重。这个月的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由过去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改变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并发布《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会后调兵遣将，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山西新军的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鉴于险恶的风暴即将来临，彭德怀在十月中旬受命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商讨对策；并在沿途视察八路军各部的准备情况，访问国民党军政大员程潜、卫立煌等。十二月四日，彭德怀在途中接到朱德、杨尚昆来电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在华北重新调动力量与布置主力，企图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估计今后磨擦将有更尖锐的展开。”电报中也告诉彭德怀，总部针对这种情况所进行的部署。(25)当彭德怀途经陕西宜川同阎锡山谈判的时候，阎锡山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因此，彭德怀在延安只匆匆停留了几天，就赶回山西。根据总部的部署，在晋南的阳城等斗争最激烈的地区，组织当地新军和八路军反击；日军的进攻。
正当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刻，一个普通的日子——朱德的生日来到了。这一年朱德满五十三周岁，虚岁五十四岁。朱德一向反对为自己祝寿，但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内心里激荡着一种对自己总司令热爱的激情，纷纷提出要为朱德祝寿。尽管朱德本人坚决反对，总部也尽力劝阻各地军民不要派人前来祝寿，一再压缩庆祝规模，最后只在总部内开了个小型庆祝会；但是，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抗日团体仍发来许多贺电、贺信、贺幢和祝辞。朱德所在的党支部还送给他一面写有“模范党员”的贺幛。《新华日报》华北版这时也发表题为《庆祝朱副司令长官五十晋四诞辰》的社论，指出：“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第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两年来的奋斗，已经获得了一万万民众的拥戴，也引起了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的惧怕和仇恨。每一个爱国人民都在热烈拥护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而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则以危害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为快。”“华北军民在今日热烈庆祝朱副司令长官的五十晋四诞辰，其真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示华北军民对朱副司令长官的衷心爱戴，而且在于，这一次的庆祝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路线的热情拥护，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八路军的兄弟的友爱，表示了华北军民在新的艰苦环境中衷心接受朱副司令长官的领导，赞助八路军与中国共产党。”
当天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还发表陆定一写的《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四寿诞》的长文，赞颂朱德的功绩。(26)八路军总部在驻地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席棚，把各地寄来的贺信、贺幛、祝辞等张贴在里面，前去观看的人非常多。
(27)
当时正在大行的作家访问团的杨朔写了一首《寿朱德将军》的诗：立马太行旗飐红，雪云漠漠飒天风。
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
朱德读后写了一首《和杨朔作学原韵》：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换尽血流红。
这首诗在一九四一年公开发表时，将末句改为“河山依旧战旗红”；题目改为《赠友人》。
山西的“十二月事变”表面上是新、旧两军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同样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军的行为。十二月中、下旬，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也日益扩大，主要冲突地区在晋东南及晋西北，同时，陕甘宁边区和河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局势日趋恶化。
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德同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联名通电全国，沉痛地指出：“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应挑拨争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电文呼吁团结抗战，消弭内争。(28)三十一日，朱德对山西“十二月事变”发表公开谈话，指出：“在此被害之进步分子中，亦有共产党员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亦不能漠不关心。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分子之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密切注意中。”(29)一九四○年元旦，朱德在《迎接一九四○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敌寇一九四○年，将会更加紧其对华北敌后的军事‘扫荡’”；“然而当这严重关头，一部分旧中国的残余、旧的力量、旧的人物、旧的制度和旧的思想，却在拼命地阻碍着新的力量、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之发展”；“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是大大开展反对汪精卫及抗战营垒内部的投降派的斗争，是拥护蒋委员长坚决抗战到底，制止一切投降派的言论和行动，是公开击破反共、反八路军、反新四军、反陕甘宁边区、反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的投降本质。”(30)在朱德、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新军在事变中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旧军并没有达到他们原定的消灭新军的目的。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的破裂，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在山西仍对阎锡山作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他，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这样，山西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但河北的磨擦却进一步升级了。
这时张荫梧因通敌有据，已被撤职，由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由乔明礼接任河北民军总指挥。蒋介石又准备从黄河以南增调第四十一、七十一两个军到河北，以增强反共军事进攻的力量。当时河北磨擦的重心仍在冀南。单由一二九师来打退这次规模很大的反共军事进攻，困难较大。朱德决定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支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斗争。
朱怀冰在奉调列入冀察战区序列后，立刻从豫北率部北上，成为同八路军搞磨擦的主力。在河北各地顽固派军队中，因朱怀冰部实力最强，各种游杂武装都听他指挥，他进到冀西后，就抢占战略要地，指挥早已通敌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塘部及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进攻，朱德当机立断，下令歼灭这两支“已无争取可能”而又向八路军发动新的进攻的顽固派军队。
(31)在八路军歼灭这两部的大部后，日军出动二千五百多人，以飞机配合，袭击正在乘胜追击的八路军，(32)使侯、乔二人得以各率残部逃到奕城和石家庄附近公开投敌。
一九四○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公然命令八路军撤至白（圭）、晋（城）路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随即调动国民党军队向太岳(33)、太南(34)地区推进，企图把八路军排挤出这两个地区。朱德拒绝了蒋介石这个错误命令，并令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及总部特务团移驻大岳区，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会合，陈兵临屯公路一线，和薄一波统一指挥这个地区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保卫太岳根据地，挫败了蒋介石的企图。
由于侯如塘、乔明礼两部被歼，晋察冀南下增援部队又到达太行，朱怀冰部孤悬冀西，不免胆怯。二月初，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朱怀冰、鹿钟麟一起撤至冀豫交界处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同冀南的石友三部、豫北的了树本部和山东的沈鸿烈部相呼应，等候从黄河以南增调的两个军开到太南，准备会合后再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晋察冀增援部队南下时，聂荣臻和冀中军区负责人吕正操也随军南下。
自从八路军总部移驻太行后，聂荣臻这是第一次来到总部。此外，罗瑞卿率领的抗大总校准备迁到晋东南，也随南下部队同行。南下部队到达后不久，朱德就在黎城桐峪镇召开作战会议，作出反磨擦斗争的新的部署。
在反磨擦斗争中，朱德主张对顽固派军队要利用矛盾，区别对待，集中力量彻底解决其中的一股或数股。他感到八路军在山东的兵力比较弱，又有分散兵力的缺点，以致未能给某些反动力量以严重打击，要他们注意改进；同时，他又提醒处于反磨擦斗争前线的各部指挥员，不应忽视主要敌人仍是日本侵略者，不要放过一切有利时机给予日军和伪军以沉重打击。(35)这时，八路军掌握了石友三勾结和准备投降日军的证据。二月三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彭等，指出：对石友三已不适用争取方针，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之。石友三得知八路军将给予打击，就在日军掩护下逃到卫河以东。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反击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联成一片，化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极大地发展鄂中、鄂东，以便与全国形势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磨擦与反磨擦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
二月十八日，自恃拥有相当实力的朱怀冰部突然袭击冀南磁县西贾壁村、大湾村八路军驻地，杀害八路军指战员一百多人。二十一日，朱德、彭德怀就如何消灭朱怀冰部的准备工作致电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并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一场反击反共顽固派军事进攻的激烈战斗即将开始。
朱怀冰在东路军时期曾受朱德指挥，这时竟气势汹汹地来到八路军总部，打着“军令政令统一”的旗号，要八路军把河北让给他。朱德后来曾叙述过这次经过。他说：朱怀冰蛮横地问，究竟是让还是打？我就对他说，我们建立根据地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要让？再说，大革命时期我们让过一回，让坏了。大革命一失败，国民党右派来了，要杀我们，我们那时候没有军队，领袖陈独秀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能让他杀。现在我们有八路军；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为什么还要让！朱怀冰威胁要打。我就对他说，你要晓得，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没有打过内战；但是，你要打，我们一点也不怕。(36)朱怀冰碰了钉子，并未就此罢手。
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是：在反磨擦斗争中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争取丁树本中立。当时，石友三刚败退到卫河以东，立足未稳；移驻武、涉地区的朱怀冰部离国民党其他主力部队距离较远，位置孤立突出；国民党当局准备增调到河北的两个军还在黄河以南；鹿钟麟已辞去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搞磨擦表现消极；国民党当局宣布以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冀南参议会等通电反对，这正是八路军反击反共顽固派的有利时机。
八路军总部在三月四日发起打击石友三的卫东战役，到十一日共毙、俘石部三千六百多人，后来，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被枪决。三月五日，发起磁、武、涉、林战役，反击朱怀冰部。战役开始后，朱德得知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正向林县开进，立刻致电庞炳勋：“贵部骑兵张旅开林县，当饬本军予以方便，惟林、武、涉地区朱怀冰军现正与本军磨擦甚烈，希贵部开抵该区，勿加磨擦，免生误会。”(37)庞炳勋慑于八路军的威力，为保存实力，不敢继续东进。孙殿英部也不敢介入，使八路军得以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
朱怀冰挑衅时虽然傲气十足、实际上却不堪一击，到三月九日已被打垮。
朱德立刻下令停止进攻，并主动后撤，准备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这次战役共歼灭朱怀冰部第九十六军及游杂武装一万余人，俘虏中有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参谋长王斌、武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等。当时有人还想活捉鹿钟麟。朱德说，不要捉，捉到了又怎么放呢？(38)因此，故意让开一条路，放他逃走。对俘虏和朱怀冰部军官眷属（包括朱怀冰的妻子），也加以优待，不久后全部放回。
三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八路军将领阐述反磨擦斗争的方针：“今天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主要的斗争方式是对日寇的武装斗争，这是丝毫不能放弃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也是用武装斗争方式，这是统一战线的不幸。但为着争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政治路线的胜利，这是必要的，这是要由上层资产阶级负责的。”“倘若没有今天反磨擦的局部武装斗争，就必然会分裂，而发展为全部的武装斗争，那是我们不希望的。”
(39)
从歼灭朱怀冰部、击退石友三部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再没有力量可以同八路军闹大规模的磨擦了。所以，毛泽东说：打朱怀冰是华北根据地的一个决战。(40)朱德也说：自打了朱怀冰，便确定建立华北政权，实行独立自主，从此形势反而好转了。(41)河北这一仗，结束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仍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说：蒋介石有个好处，你把他打赢了，他就不开腔了，这一点确是一个好处；假如他打赢了你，那你就不得不下台，你打赢他，他一点腔也不开。(42)这是朱德长期同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之谈。周恩来也曾谈到这一点。他说：“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
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一个第一次谈判。”(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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