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傍晚，苍茫暮色笼罩着赤都瑞金。朱德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
他身着一套退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已年近四十八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在行军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病员。和朱德一起行军的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回忆说：“行军途中，朱德同志经常不骑马，腰插一支小手枪，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军。他沿路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减轻大家的疲劳。我真佩服朱老总，他肚子里的故事可真多，而且慢悠悠的讲得那样风趣幽默，大伙听了都乐呵呵的，走起路来也觉得轻松多了。”①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仍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但是，有关红军的行动部署和作战命令大部分由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有些命令由他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联署。就现在保存下来的档案来看，单在十月二十三日一天，由朱德个人署名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有十五件，向他们通报敌情，对部队的行军和作战作出周密部署。他要求部队在行动时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在大兵团集中运动与战备行军条件下，亦必须隐蔽露营”②。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救护和收容。”③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把它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有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计八万六千八百余人。留下红军一万六千人，由项英、陈毅率领，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十月十八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二十一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十一月八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
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所以能比较顺利，除由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陈济棠作为广东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北线、东线、西线打得都很激烈，但在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的南方战线上却一直比较平静。双方已开始作试探性的接触。这年七月间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④，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九月底，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称：“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指出“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军则增兵于赣闽，福建事变，可为殷鉴，“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信中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建议，说明“日内德当派员到（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⑤。信中说的黄师长，是指陈济棠所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桢。十月初，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带着周恩来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当红军突围西征时，陈济棠执行了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四十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红军是十月二十一日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朱德在第二天的一个电报中说道：粤军“余汉谋部已总退却”⑥，第二道封锁线的北端汝城在湖南境内，南端城口在广东境内。朱德在致三、八军团电中说：“估计在汝城北面没有打开前进路的可能，汝城南面的道路己有初步的保证。”⑦红军主力顺利地越过这道封锁线。这是朱德、周恩来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打开通道的成功之举。
为了突破湘南郴州、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朱德在十一月七日发布“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⑧这道封锁线的命令，红军分三路继续西进。这里是朱德领导湘南起义的旧地。在当地群众积极配合下，红军顺利地占领宜章城和白石渡，迅速跨过粤汉铁路。
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不顾大局，企图拣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为此，朱德曾致电批评红一、九军团行动的无计划和执行命令的迟缓，“使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成问题”⑨，同时，以军委名义通电各军团，“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⑩，朱德还致电中央二纵队的司令员李维汉，命令他率部在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宿营，牵制敌人，等待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九军团，收容掉队的零散队伍。这时，庞大的后勤队伍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拖累了整个战斗部队的行动，问题己越来越显露出来。
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他任命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周浑无两部共十六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
国民党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十一月中旬红军分两路进入广西北部。二十五日十七时，朱德向各军团、纵队发布命令，明确指出：国民党军队的“企图是在湘江阻止我们，并从两翼突击我们。北面为敌之第一、第二路军，南面则为广西的主力，而敌之第三、第四及第五路军则直接尾追我们”(11)。针对这种状况，他作出全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的部署。这时，兴安、全州一线正是湘江封锁线的薄弱环节。桂军白崇禧为了防止红军深入广西中部，刚将这一线的部分桂军撤防自保，而湘军还没有来得及接防，“全州、灌阳、兴安暂无大部敌军”(12)。这对红军是极为有利的时机。如果全军能轻装急进，完全有可能抓住这个间隙迅速抢渡湘江。但由于部队携带的物资太多，行动迟缓，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十一月二十七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二百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一万四千多人，有一千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一百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他们作出具体部署后命令：“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13)经过四天四夜激战，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斗。“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五军团）卅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都已渡过湘江。”(14)红军虽然突破了最后一道封锁线，保存住了主力，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惨痛的损失，引起全体指战员的深思。朱德曾沉重地总结这一阶段的教训说：“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因此，部队动起来很慢。”(15)由于吸取了这个教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十二月四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并要求检查携带的物资，不必要的立刻抛弃或毁坏，使部队能够轻装前进。
过了湘江，红军“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16)，进入峰峦连绵的西延、龙胜山区，行军更加艰难。天上是国民党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脚下是山险路滑，周围山头上又常有反动民团打来的冷枪。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反动势力派了许多便衣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房烧粮，然后散布“共匪杀人放火”的谣言蛊惑民众。朱德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总司令部十二月七日这一天的行军日志中记载：“朱总司令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17)十二月十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他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于是，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此作出决定。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18)。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十五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八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挫折和教训使他对毛泽东更加信服。因此，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19)。这个决定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了部署，规定分成两路纵队，队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20)。
在通道和黎平期间，中革军委曾就部队整编问题先后作出两个决定，一个是将长征前不久新组成的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另一个是将军委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下辖三个梯队。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十二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三十一日，朱德连续电令：“我三军团应迅速渡过乌江”(21)，“一军团限今晨八时前全部渡河完毕”；“军委纵队限今十时渡河完毕”(22)。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为此，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23)猴场会议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
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红军分三路渡过乌江天险。七日，先头部队袭占遵义。八日，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领导人，告诉他们：“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24)。
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月十二日下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红军的主张，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李富春和遵义群众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会后，朱德还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在短短十几天中，有四五千青年报名参加红军，使红军队伍得到突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即遵义老城批把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
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
在会上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25)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分清了红军战略战术中的根本是非，肯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6)。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7)。会后不久，常委再行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8)。这以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在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时刻作出的关键性抉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二十六年后，朱德在缅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这样的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29)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三万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周旋，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经过四渡赤水战役，终于跳出敌人的围堵圈，使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才发觉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已经改变，急忙命、薛岳等部以重兵向黔北地区进逼。因此，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黔北创建新苏区的决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红军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地区开进，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命令战斗力较强的川军以重兵封锁长江，并进入赤水、习水、土城地区阻击红军。
一月二十四日，右路的红一军团进占土城，继续向赤水县推进。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到达土城。这时，获悉川军刘湘的模范师一部四个团正尾追红军，向土城开来。毛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歼灭这股敌人，给川军一个迎头痛击。他责成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三、五军团进行这一战斗，以红九军团及红二师担任预备队。二十八日晨五时战斗打响，但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这时才发现情报有误：原来以为川军是四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上来的是六个团万余人，而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这也是最初估计不足的。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倚仗优势兵力，突破红五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不能把它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毛泽东决定，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的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反冲锋。朱德到干部团指挥他们抢占有利地形，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根据当时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围堵红军的新情况，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沪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一月二十九日三时，朱德发出野战军西渡赤水的命令（即《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随即重返前线指挥战斗，掩护全军西渡赤水河。
他来到王开湘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阵地。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那时也在这里。他回忆说：“当时，天下着雨，刘湘的模范师向我们阵地压来。朱老总手提驳壳枪，来到我们这里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我很担心朱总的安全，几次劝他赶快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同我们坚持到天黑，才和我们一起渡过赤水河”(30)。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朱总司令在我们阵地的前沿，细细观察战斗情况后，当机立断，下今后撤。我们从前沿撤下来了，突然，又传来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
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团长和我又带了二十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
敌人像着魔似的一个劲儿往我们阵地压来，我们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朱总司令，他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我与王开湘同志，六团长朱水秋、王集成同志都来了，大家都为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来，但是看看朱总司令，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元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我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总司令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我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王开湘和朱水秋也说：“我们急得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总司令亲切地笑笑，用从容、风趣的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31)这就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长征途中，朱德曾多次这样在危急时刻亲临前线，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镇静、从容。这种作风，给广大指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简、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有十二个旅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薛岳部和黔军也向川南急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为了甩开追敌，红军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地区。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队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一线，而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突然折回黔北，根据会议决定，二月十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待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32)，并规定了具体办法。十五日，朱德电令各军团：“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33)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克桐梓，夺娄山关，再取遵义，并在遵义城外重创吴奇伟、王家烈部。这次遵义战役，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约三千人，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朱德为此致电九军团，要求他们在桐梓附近多贴捷报，召集当地群众开祝捷大会，以扩大红军的影响。
红军的遵义大捷，使蒋介石大为震动。他飞抵重庆指挥，准备以重兵围歼红军于遵义地区。三月四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后，故意将部队在遵义地区徘徊，而当国民党军队被诱赶来时突然掉头西进，于三月十六日经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并摆出准备从这里北渡长江的架势。这样，又将各路追敌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为了进一步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一支部队继续佯攻古蔺，主力却用神速动作掉头东归，于三月二十一日晚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渡河前，党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发展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34)抢渡赤水后，红军立刻南渡乌江，把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岸和乌江以北，跳出了他们的合击圈。
当南渡乌江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陈赓和宋任穷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后来，他们得知殿后的红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宋任穷回忆说：我们到宿营地时，“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常他们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七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
宋任穷立即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四十里返回乌江边，连夜突击把浮桥重又架起，等候九军团的到来。但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诱敌北进，以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一度失去了同中央军委的联系，后来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才同大部队会合。对这件事，宋任穷感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35)红军南渡乌江后，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将有较强战斗力的滇军主力调出云南。为此，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部向黔东方向佯动，作出东进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却直趋贵阳。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而贵阳城内兵力空虚，急忙向滇军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调滇军三个旅赶往贵阳保护。
滇军主力被调出，后方空虚，进军云南的门户已经敞开。四月七日，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36)。八日，红军以一部佯攻贵阳，以一部佯攻龙里，主力在第二天从贵阳至龙里间约三十里宽的地段阔步穿过湘黔公路，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
红军进入云南后，乘滇军主力已东调入黔之际，直趋云南省会昆明。四月二十九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红军两个月来的机动作战，一般追敌已被甩在我军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现在金沙江荫岸空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37)威逼昆明只是佯动。由于滇军主力东调，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深恐红军进占昆明，只得急调原来驻守滇北的部队回援昆明，使金沙江南岸的守军兵力顿时空虚。这个目的一达到，红军在昆明附近只是虚晃一枪，随即出人意料地大踏步北转，直奔金沙江。
金沙江是中央红军北上的第一个严重天然障碍。这里谷深流急，地势险要。江北岸的川军控制了大小渡口，并把所有船只都掳了过去，阻止红军过江。如果红军不能北渡，就有被国民党军队压在金沙江南的深谷遭到歼灭的危险。
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斗争。红军如此神速地向金沙江挺进，是国民党当局万万没有想到的。五月二日，朱德部署红军分别进取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三个渡口，其中通往龙街渡的是大道，其他两条是商道。(38)五月三日晚，刘伯承指挥军委纵队干部团在皎平渡乘对方没有戒备一举偷渡成功，并在这里找到七条渡船。随这一路行动的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乘船过江后，在江北岸石壁上一排山洞里，组织渡江指挥部。那时，进占龙街渡的一军团和进占洪门渡的三军团在渡口还没有找到渡船。五月五日，朱德电告一军团：军委纵队本日已在皎平渡渡江完毕，三、五军团将分别在七日上午和八日下午渡毕，“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绞（皎）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毕，否则有被敌隔断危险”。(39)这样，全军凭靠七只小船在皎平渡往返运输，经过六个昼夜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
朱德后来谈到中央红军在云南的经过时说：那时，“云南的五个旅也还在贵州，昆明城内只有一个教导团。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占领昆明，而是引诱敌军来援，同时更故意向西去占元谋、禄劝，佯向龙街企图过金沙江。
这样，引得大部敌军趋向元谋，而我们折回头，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40)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把原来紧紧尾追的国民党军队甩在江南，行程相距一个多星期，夺得了主动权，也获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当时，林彪等对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这样大规模迂回机动的运动作战十分不满，说这尽是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甚至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朱德、毛泽东下台。在会上，毛泽东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41)。朱德和周恩来也严肃批评林彪，肯定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今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西进，越过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合，井决定组织先遣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五月中旬，蒋介石飞抵昆明，调动中央军十余万人，川军五六万人，部署在大渡河畔堵截红军，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42)。蒋介石判断红军不敢从彝族区通过，因而把守备重点放在大树堡一带。为了避开蒋军主力，红军偏偏选择了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冕宁至安顺场之间那条小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彝族人对汉族疑忌很深。红军一些人听说彝族人“厉害”，“野性子”，有些紧张。毛泽东对他们说：彝族人最痛恨的是白军，对我们就不同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你们怕什么呢？
五月二十一日，红军进达彝族地区的冕宁县。朱德在有彝、汉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他还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43)
这个布告到处张贴，鲜明生动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担任先遣任务的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得到彝族同胞的信任，并在他们帮助下，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常五月二十五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由十七勇士在惊涛骇浪和枪林弹雨中强渡大渡河，攻占了对岸渡口。接着，用仅有的一只小船来回不停地运送后续部队，一天一夜才渡过一个团。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安顺常朱德对到村头来迎接他们的刘伯承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斜。刘伯承说：“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44)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架桥，附近又找不到其他渡船，数万大军如果只靠现有的一只小船，即使昼夜不停，也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全部通过，而迫敌正气势汹汹地向大渡河扑来，时间决不允许那样做。毛泽东主持在大渡河畔开了个小会，决定以急行军抢占大渡河上游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会后，朱德向各军团发出《关于控制沪定桥渡河点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两路都向泸定桥急进。
从安顺场到沪定桥有三百四十里路程，两岸是悬崖陡壁挂着羊肠小路，又有数十条山涧溪流将小路切断，加上大雨不停，行路更为艰难。朱德同战士们一样，在大雨中跋涉，还要随时掌握整个部队的进军情况，发出新的指令。五月二十八日一时半，他致电林（彪）刘（伯承）聂（荣臻），指示左路先头部队四团“今二十八日应乘胜直追被击溃之敌一营，并迎击增援之敌约一营，以便直下泸定桥。二师部队迅速跟进，万一途程过远，今日不及赶到泸定桥，应明二十九日赶到”，同时指示右路“刘聂率二团亦应迅速追击北岸之敌一营，以便配合四团夹江行动”(45)。同日，他又致电红一、五军团领导人，指示：“我左、右两纵队之先头部队，明二十九日均应赶到泸定桥及其西岸，并力求于正午前迅速袭占铁索桥，消灭该处守敌，以控制该桥两岸，并准备与援敌作战”(46)。
红四团接到朱总司令的命令后，以一昼夜二百四十里的速度急行军，终于在二十九日拂晓赶到泸定桥，抢占全桥。当天傍晚，林彪致电“朱主席”，报告红四团已攻占泸定桥的消息。朱德的警卫员回忆说：“我们走在朱总司令身旁，雨水从他的脸上不断流下，长途跋涉，他的眼窝已经深深的陷下去了。但从他那浓眉下两道奕奕有神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47)朱德来到沪定桥头，看到由十三根铁索组成的铁索桥悬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一些临时找来的木板铺在铁索上连成桥面，桥下急浪滚滚，令人目眩眼花。朱德仔细询问前面的部队过桥时的情况，了解到有些马匹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大慢，有一匹马还掉下江去了，立即吩咐参谋：“告诉部队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渡河的秩序，务必使部队尽快通过，把马匹拉开。有些马不敢过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以免影响别人过桥，每隔十分钟派人检查一次桥板，踩开的桥板要及时更换。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在后面就要及时把桥板弄好。那个部队过完桥，就要负责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
轮到司令部的队伍过桥了。朱德从容地走上去，一边走，一边鼓励身旁的人：“沉住气，不要怕，别看水，看桥板。”走在朱德身边的警卫员回忆说：“正走着，朱总司令突然停下来，仔细观察一处桥板。那块桥板和另一块桥板已经脱离开，露出一个大缝。朱总司令弯下身去，把这两块桥板合拢起来。总司令这种行动，给我增加了勇气，我的心情也开始镇静下来，并深深为总司令给我们铺桥板而感到惭愧不安。”(48)抢渡大渡河的胜利，使蒋介石要红军重演七十二年前太平军石达开部失败的历史悲剧，要“朱德、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灭了，过了大渡河，红军便开创了继续北上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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