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1969年）
1896年
3月2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月初九）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洪家关，取名贺文常。
父亲贺士道，以裁缝为生；母亲王金姑，务农。全家仅薄田3亩。
1901年
人私塾读书，学名贺平轩。
1910年
桑植水灾为患，为养家糊口，结伴在湘鄂川黔边境赶骡马做生意，倍受边境盐局税卡的盘剥。
1914年
是年由执教于桑植高等小学的留日学生陈图南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卖国求荣的斗争。奉命去石门、沅陵两县从事兵运工作。事泄，连夜返回常德，途中，被土匪绑架，并同土匪一起，被沉陵警备队关进监狱，后由贺士道买通官府，取保释放。
1916年
1月与陈图南、大姐夫谷绩廷一起，领导湘西暴动，夺取石门县泥沙团防队等处80余条枪，发动群众，两次攻打石门未成，暴动失败。
3月16日带领乡邻20余人，捣毁芭茅溪盐局税卡，缴枪12支，成立了一支农民武装。下旬，任桑植讨袁军总指挥。
4月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
6月率部移驻常德，被湖南督军谭延闿缴械，因有事外出得以脱险，返回桑植。
9月到长沙，与中华革命党取得联系，改名贺龙，继续参加斗争。
1917年
9月奉命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任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
12月部队被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溶川吞并，贺被扣押7天后释放，决定返回家乡重建武装。在石门、慈利交界的两水井，和吴玉霖用两把菜刀，缴枪2支，组织18位伙伴与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入鄂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
1918年
春被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委任为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
1919年
夏被澧州镇守史王子豳任命为团长。
1920年
7月王子豳被其副使卿衡谋杀，其子王育寅在慈利起兵。鉴于王子豳已靠拢孙中山，乃支持王育寅讨伐卿衡。
9月林修梅来湘西，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被林委任为第三梯团团长。
10月担任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
1922年
春夏之交随孙中山派往四川的原川军师长石青阳人川，任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击败吴佩孚支持的黔军袁祖铭部，攻占涪陵。秋，移驻彭水。
是年广东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上海，派参谋赴沪晋见孙中山，表示竭尽全力支持革命事业。孙中山复函慰勉，称其“边徼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此真可为干城之寄。”
1923年
6月任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与汤子模、周西成协同，切断长江交通，阻止北洋军增援。
9月在涪陵，亲率部队扣捕为吴佩孚运送军火进川的日本日清公司客轮宜阳丸，击毙开枪拒捕的日方船主，俘虏吴佩孚的军械处长，缴获子弹82万余发。
冬讨贼军内部分化，阵线瓦解，重庆失陷，讨贼之战失败。由此，开始对孙中山依靠旧式武装进行革命产生怀疑，认为：“孙中山是个伟人，可是，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革命，要有本钱，不是经商，可以惜钱作买卖。”
1924年
夏移驻贵州铜仁县，收到在广东黄埔军校学习的桑植籍学生和秘书长严仁珊的亲戚周逸群寄来的许多书刊和关于国共合作情况的书信，读后极为兴奋他说：“确实这样做，那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欲辞职去广东，未获准许，后派参谋去粤晋见孙中山。
10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滇川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兼建国川军总司令，取道湘西，北伐曹琨、吴佩孚。率部为建国联军先遣队返湘。
冬与共产党人多次接触，商谈国是，其中有中共湘区省委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夏曦，兼有国共两党省委委员的陈昌等。
1925年
2月任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
4月15日任澧州镇守使，管辖7个县。时值澧属各县久旱成灾，悉心救灾赈荒，整顿金融，清乡治匪，开办学校。“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后，湖南各地形成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运动。亲自向长沙、上海等地学生、工人发出支持电报，捐助3000银元，予以支持。
10月省长赵恒惕不满其在澧州所为，下令讨伐，兵围澧州。被迫率师转移，并通电全国，阐明是非，暂驻贵州铜仁、松桃一带。
1926年
春获悉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即誓师返湘。占领沅陵等地，准备与吴佩罕、张作霖组织的“讨贼联军”叶开鑫部作战。
7月16日被广州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
8月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率宣传队来到一师，建议宣传队全体队员留在一师工作，并向周逸群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请求中共湘区省委派人来帮助开办政治讲习所。
9月率部攻占公安，激战黄金口、斗堤湖，打败北军卢金山部。任命周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队主任，开始建立政治机关，配备政治工作人员，支持部属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攻占宜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第一师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任师长。
1927年
3月15日在汉口，逮捕了蒋介石派来武汉策动西南军队投蒋的秘书长李仲公。
4月处理了阴谋投蒋、策划闹饷、制造事端的陈图南。
4月至6月率部人豫，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的第二次北伐。激战逍遥镇，夺取临颖，占领开封。
6月15日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任军长。26日，奉命率部返抵武汉。7月初在武汉，首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
向周恩来表示，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7月10日同意周逸群转达的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将正遭受国民党右派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纠察队编人第二十军教导团。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命令部队在武汉三镇的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外挂上二十军的旗帜，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并将因在各地遭受迫害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7月17日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表示，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我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7月23日率部到达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就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征询意见，希望贺龙率第二十军一起行动。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月25日与叶挺、叶剑英在九江甘棠湖开会，决定不理会张发奎要他们上庐山的命令，立即开赴南昌。
7月27日到达南昌，会见中共方面有关人士李立三、谭平山、朱德、恽代英、刘伯承、吴玉章、徐特立、高语罕、方维夏、郭亮、朱蕴山等。在谈到南昌暴动要设法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参加时，说：“我们要拉张发奎就不必干，若要干，就不必拉张发奎。”
7月28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告之起义计划，并征询意见。表示：“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说，中共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7月31日列席前委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的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下午，召开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动员起义，说：“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我们今天起义了。
愿跟我走的，我们一起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8月1日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泊承等在南昌指挥起义。
8月底或9月初起义军南下途中，在瑞金，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入党仪式并讲话。出席仪式的还有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等。
10月7日南昌起义失败，和刘伯承、叶挺、林伯渠、吴玉章等从陆丰抵香港。
11月初从香港到达上海，并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告之，中共中央安排他去苏联学习。后被敌人发觉，遭到通缉，未能成行。
11月中旬在等待中共中央安排工作时，通过周逸群，向周恩来请求，愿去湘鄂边重新组织武装。
1928年
1月8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同意贺龙回湘西组织武装的要求，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发展湘西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造成割据局面。中旬，与周逸群等离开上海赴武汉。
1月中旬在鄂西组织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
2月20日离开鄂西去湘西组织武装，28日，到达桑植县洪家关。
4月初前往湖北鹤峰筹款。国民党军迸犯桑植，革命武装因失去统一指挥，战斗失利，大部溃散。周逸群转往鄂西。回桑植重新组织起3000人的武装，开展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
7月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撤销湘西北特委，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任书记，并正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鉴于部队成份复杂，决定：渐进地将原有部队进行改造，加紧训练，吸收进步士兵入党；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推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
9月初遭敌多次袭击，第四军伤亡巨大，全军仅余200来人，被迫转移至湖北鹤峰县堰垭一带大山中，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为坚持斗争，在困难中进行整顿，遣散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坚定分子，红四军仅剩91人， 72条枪，但形成了党的坚强领导。
1929年
1月率红四军占领鹤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鹤峰县委及农民协会、农民自卫武装，建立了湘鄂西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5月占领桑植县城，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将桑植、鹤峰两地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
7月中旬指挥红四军在南岔和赤溪河渡口全歼进犯桑植的湖南警备第一军军长陈渠珍所属向子云部。
1930年
7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红四军在鄂西公安与红六军会师，成立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任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
7月下旬根据红二军团前委决定，指挥红二军团拔除洪湖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基本肃清了襄河（汉水）以南潜江境内的反动武装，并北渡襄河攻占天门县重镇岳口，将鄂西地区的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根据地联成一片。
9月5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强令红二军团攻取沙市，率部发起进攻，未果，伤亡千余人。
9月中旬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邓中夏主持前委扩大会决定：南渡长江，进攻岳阳，截断武（汉）长（沙）铁路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与周逸群一起，不同意置辛勤缔造的苏区于不顾，驱使全军攻打遥远的长沙，但未被接受，被迫根据会议决定率部渡过长江，攻克南县、华容、公安、津市，围困澧州。
12月下旬南征失败，被迫率部退到湖北鹤峰、五峰一带。
1931年
3月底4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任军长。根据中共湘鄂西特委来信精神，建议回洪湖参加反“围剿”。邓中夏不同意，主张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斗争。根据前委会议决定，率部占巴东，渡长江，连克兴山、秭归、远安、荆门。
4月中旬因敌军优势兵力来攻，率军往鄂西北地区。
6月率军攻占房县，开辟鄂西北根据地。
9月得悉洪湖的红九师沿襄河北上迎接红三军主力，率军离开鄂西北，下旬，在刘猴集与红九师会师。
10月返回洪湖。此时，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来湘鄂西，组成临时省委和中央分局，任分局书记。夏曦以临时省委名义，将红三军编为5个大团，取消师部，并规定军部受省军委指挥。为此，与夏曦展开了争论。后经中共中央指示，恢复了红三军各师师部，但在总的方面中共中央支持了夏曦推行的“左”倾路线。
1932年
1月指挥红九师渡襄河，克皂中、龙王集、陈家河，歼灭敌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和众多矿警、民团，俘十二旅旅长张联华。
3月初率部在文家墩地区全歼“清剿”襄北的敌第一四四旅，俘旅长韩昌峻以下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计划。
6月至12月蒋介石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发动第四次“围剿”，其左路军10万余人向洪湖根据地进攻。红三军由于执行“左”倾的“不停顿地进攻”和大规模地开展“肃反”运动，诬杀了大批忠贞的干部，根据地和红军陷入外有强敌压境，内有自我摧残的危险局面之中，反“围剿”失败，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苏区。根据中共中央分局决定，率红三军绕道豫西南、陕南、川鄂边境向湘鄂边转移。
1933年
1月占领鹤峰，完成转移任务。向分局提出：恢复湘鄂边苏区，以鹤峰为后方，向湘西发展，为疲惫之师取得一个恢复和整顿的地区；暂停肃反，以后有反革命再说。分局会议上，对恢复苏区达成一致意见，暂停“肃反”的建议未被采纳。从三月份开始继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肃反”，段德昌等一大批干部被诬杀。
1月下旬夏曦在分局扩大会上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继续进行“肃反”。对此，再次提出反对意见，在会上说：“解散党，我不同意。
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
7月蒋介石任命徐源泉为湘鄂边“剿匪”总司令，指挥14个多团的兵力发动进攻。中央分局决定分兵开辟新区。与关向应率红九师活动于利川、咸丰、宣恩交界地区。
12月蒋介石派政客熊贡卿前来游说，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前来送信，要求会面。感到其中有阴谋，向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报告。分局决定，为了搞清蒋对中央苏区及红四方面军的阴谋，允许熊贡卿前来。
1934年
1月23日在龙山县茨岩塘将熊贡卿公审后枪决。
5月为摆脱困境，率红三军进入贵州东部，在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及毗邻的四川西阳、秀山边界地区，建立黔东根据地。
7月中共中央交通员送来5月6日写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及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议。
8月与夏曦、关向应召开中央分局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狈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停止了连续两年多的“肃反”。
10月23、24日在印江县的木黄和松桃县的石梁与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合。不久，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任军团长。
10月28日为配合红一方面军长征，和任弼时等率二、六军团离开黔东，向湘西的龙山、桑植、永顺地区发动攻势，创造根据地。
11月16日陈渠珍调动10个团的兵力分4路进攻红军。和任弼时、关向应指挥红二军团诱敌深入，在龙家寨地区歼灭其两个多旅，乘胜占领桑植。
11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大庸成立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省军区和省革命委员会，任省委委员、军区司令、革命委员会主席。
12月为执行中革军委威胁湖南敌军侧背的指示，和肖克、关向应率红二军团主力、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占领桃源县城，包围常德，迫使与中央红军作战的大量国民党军调往常德、桃源一带。月底，主动停止进攻，率部西返大庸、永顺休整。
1935年
4月由于1月底蒋介石集中6个纵队80多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剿”，根据地日益缩校省委和军分会决定，跳出包围圈，转往长江以北。
率部到达桑植县陈家河一带，急袭敌第五十八师一七二旅，予以全歼。接着，又在桃子溪，全歼第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军分会改变原决定，打回去开创新局面。率部收复桑植、永顺地区。
6月率部向鄂西进攻，包围宣恩县城，指挥主力在忠堡东北歼敌第四十一师师部及1个多旅，活捉师长张振汉。
8月亲率红二、六军团主力，在龙山板粟园地区全歼第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师长谢彬，迫使蒋介石命令湘、鄂军队转入防御。为了解决红军补给困难，准备对付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建议抓住时机，以主力向敌人兵力薄弱而又物产丰富的津、澧地区出击。8月中旬，连克石门、澧州、津市等城，红军在兵员、物资上得到了补充。
9月蒋介石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
为打破敌人“围剿”计划，撤离津市、澧州。
11月由于敌人集中兵力，步步为营，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极为不利，根据军分会决定，率二、六军团在桑植县刘家坪誓师出发，进行长征。
1936年
1月指挥红二、六军团进入湘中、湘南，调动敌人，尔后转向贵州，到达石阡地区。
2月指挥红二、六军团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下旬，为避开敌军合围，率部进入乌蒙山区。
3月22日率红二、六军团巧妙地从敌人100多个团中间穿插而出，在昭通、威宁间越过滇军防线，直趋滇东。28日，进至盘县、亦资孔地区。
4月为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指挥红二、六军团佯攻昆明，甩掉追兵。25日至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指挥红二、六军团越过哈巴雪山，到达中甸县。
7月1日率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张国焘拉拢红二、六军团，散发反对中共中央的文件《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路线》。对此，明确表示：“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散发。”并立即通知红二、六军团各部队：“接到小册子统统收起来。”
张国焘企图召开联席会议，以多数压少数，与任粥时以“准来作报告？如有不同意见，谁做结论”为由予以拒绝。
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任总指挥。
7月上旬将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率部由甘孜出发，向哈达铺前进。
过草地时，为解决部队食物，组织大家挖野菜，亲自钓鱼，杀掉自己的枣红马，带领干部群众克服困难，征服草地。
9月上旬率红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礼县地区。
9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作战计划，指挥红二方面军对陕甘边界展开行动，到20日，攻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成立红色政权，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10月21日率红二方面军抢渡渭河后，在会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
11月19日周恩来带人民剧社来红二方面军慰问，两人在阔别八年后重逢，向周恩来表示，红二方面军拥护中共中央。
11月按中革军委命令，边战斗边转移。下旬投入山城堡战役。
12月中旬“西安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命令，从洪德城出发，经环县、庆阳开赴三原、云阳镇一带，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反击可能来犯之敌。
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奉命率红二方面军移驻陕西富平地区。
1937年
8月22日至25日出席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表示拥护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赞成红军迅速出师，并主动提出将红二方面军一部分部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会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师，任师长。
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成立，任委员，并担任一二○师军政委员会书记。
9月3日至28日率一二○师由富平庄里镇出发，东渡黄河，到达晋西北管涔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10月指挥一二○师配合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在日军侧后打击敌人，先后袭击南北大常、永兴村、雁门关、王董堡，歼敌400余，切断日军的交通补给线。
11月中旬太原失陷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指挥全师在北起大同口泉、南到汾阳的同蒲铁路以西地区全面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创建敌后杭日根据地。
1938年
1月13日与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师长以上军官会议。
2月中旬指挥一二○师主力在同蒲路北段展开破袭战，攻占平社、豆罗车站，切断忻口至阳曲的交通线。
3月4日至4月1日指挥一二○师打击侵入晋西北的日寇，先后收复岢岚、五寨、神池、偏关、河曲、保德、宁武7城，歼敌1500余人。
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一二○师部队向东向北发展：宋时轮支队东进与平西支队会合，挺进冀东；三五九旅进入桑干河两岸，开辟以浑源、广灵、灵丘、涞源为中心的北岳区根据地；组织一二○师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刨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10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受命东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帮助冀中八路军第三纵队；扩大一二○师三项任务。12月22日率一二○师主力由岚县出发东进冀中。
1939年
1月25日率邵到达河间惠伯口村，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合。
2月2日指挥曹家庄战斗，歼敌140余人。
2月4日指挥大曹村战斗，歼敌300余人。
2月13日、19日主持召开一二○师与冀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在会上，针对冀中情况，提出冀中区反围攻的指导思想；提议由一二○师担负冀中的主要作战任务，冀中军区抽出部队进行整训。会上，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任书记。
3月1日指挥黑马张庄战斗，歼敌130余人。
3月中旬至4月初将一二○师七一五团和七一六团分别与冀中军区独立四支队、独立五支队合编为一二○师独一旅、独二旅。
4月23日至25日指挥一二○师主力进行齐会战斗，歼敌700余人，在战斗中中毒，中共中央书记处专电慰问。
8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一二○师主力离开冀中，转移到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地区待机。
9月27日至30日在行唐刘家沟指挥一二○师主力进行陈庄战斗，歼灭日军第三十一大队。
1940年
1月24日阎锡山制造反共的“十二月事变”，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与关向应率一二○师主力紧急回师晋西北。
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任书记。
3月10日在窑头村主持召开一二○师和新军参谋长会议，部署1940年整训。
5月参与纠正晋西北在“四大动员”中的偏差，出席中共晋西区扩大干部会。
6月中旬指挥夏季反“扫荡”，在米峪镇歼敌500余；在二十里铺歼敌700余。
8月中旬至9月中旬指挥晋西北部队参加“百团大战”。
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成立，任司令员。
1942年
5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任司令员。
6月西北财经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参与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
8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任分局委员，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兼司令员。
11月领导边区部队开展整军运动。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作《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提出整军的中心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12月至1943年3月参加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12月21日和27日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
1943年
1月6日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
6月主持召开陕甘宁晋绥部队团以上参谋长会议，领导部队开展练兵运动。
10月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部队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经验，部署进一步开展冬季练兵运动。
1944年
3月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作财经工作总结报告，总结一年来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指出边区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币为中心的五点建议。
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开赴江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1945年
5月至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7月下旬胡宗南制造“淳化事变”，进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部队对侵占爷台山的国民党军队实施反击，全歼来犯之敌。
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赴山西统帅晋绥部队对日反攻。作出南北两线同时行动的决定。
8月21日到达汾阳前线指挥作战，夺取太汾公路两侧中小城市。月底，指挥部队攻克文水县城。
9月中旬率晋绥野战军北上绥远。参加绥远战役。
10月25日指挥晋绥野战军主力在卓资山歼灭傅作义部新编第二十六师。
10月底至12月初与聂荣臻一起，指挥部队包围归绥，进攻包头。鉴于包头一时难以攻克，下令到绥东休整。14日，绥远战役结束。
1946年
1月22日参加军调部大同执行小组在丰镇召开的会议，严厉驳斥美蒋代表的无理指责，迫使他们签订了六项协议。
7月4日确定“远交近攻，睦傅打阎”的方针，指挥部队发起晋北战役。
至8月15日战役结束，歼敌8600余人，解放晋北9座城镇。
1947年
7月21日在靖边县小河村，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小河会议，研究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统一领导两个解放区的工作。会后，再次出任联防军司令员、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区工作，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1948年
3月陪同从陕北到达兴县的毛泽东参加晋绥干部会议，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
5月26日至6月1日出席在洛川土基镇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总结西府、陇东战役作战经验。
9月8日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49年
3月5日至13日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赴北平负责商谈和平解决绥远问题。
5月24日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对西北第一大城市进行接收和恢复生产。
6月8日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第二书记。
10月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进军大西南和大西北问题，决定率十八兵团等部由陕人川，配合刘、邓大军解放西南。
12月11日率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从陕甘出发向四川进军。
12月29日率部解放成都。
1950年
1月10日根据调查研究中得到的情况，就进军西藏问题，向毛泽东、彭德怀并刘伯承、邓小平提出《康藏情况报告》，对西藏教派、康藏气候、藏军情况及我军进军路线、宗教政策等提出意见。2月4日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2月中旬部署和指挥川西剿匪作战。
4月赴重庆主持西南军区工作。与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决定成立剿匪生产委员会，集中兵力在四川腹地会剿。
5月在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的剿匪战术。
7月4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是月，组建铁路工程指挥部，抽调3万部队、10万民工，修筑成渝铁路。
1951年
夏在重庆主持筑路会议。在会上说：“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是我国筑路史，也是世界筑路史上空前的。我们解放西藏，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而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而且一九五四年一定要把汽车开到拉萨。”
1952年
11月15日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3年
4月下旬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会上就开展体育运动的意义、方针和规划提出意见。
8月21日中共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成立，任党组书记。
10月21日至12月14日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朝鲜慰问，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考察。
1954年
2月6日至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
9月15日至28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2月17日出席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压缩国家机关编制问题》的报告。
7月17日至8月8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去波兰访问。
9月23日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
9月15日至27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9月28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1月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欧亚11国访问。
1958年
4月召集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及军队体育部门负责人座谈，讨论攀登珠穆朗玛峰问题。此后，即组成登山指挥部，亲任总指挥。
9月5日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筹委会主任。在会上指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要有争取胜利、破世界纪录的雄心和气魄。我们要更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要让人家来破我们的纪录，不要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要采取一切措施，在普及的基础上大量训练运动员。”
1959年
3月25日至4月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第八届七中全会。
4月16日代表国务院宴请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4月28日被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5月21日至6月24日到四川考察，并就四川的工农业建设向中共中央写了6个报告。
7月至8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的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9月26日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主席。
1960年
1月5日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1月22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的扩大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国防工业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在尽短时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必须大搞尖端，以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积极发展喷气技术和无线电电子技术。
2月调总参军训部副部长韩复东负责现场指挥攀登珠穆朗玛峰。指出：“珠穆朗玛峰一定要登上去。我们不光是为登高，还要进行科学考察，带一些标本回来。英国搞了几十年，没有从北坡登上去。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有这个劲头。”3月与聂荣臻一起视察西南地区，发现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存在不少质量问题，回北京后，即与李富春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改进措施。
11月15日至24日与罗瑞卿视察东北地区国防工厂，发现军工产品的质量仍很严重，决定整顿。
12月至1961年1月6日主持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总结建国11年来国防工业的经验教训。
1961年
2月4日至3月30日与罗荣桓到南方视察部队。
3月31日看望出席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赛的全体运动员，鼓励运动员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7月18日至8月16日主持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研究国防工业建设调整方针。
1962年
7月25日出席中共中央北戴河扩大会议。
10月23日与聂荣臻召开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中印边界作战问题，研究作战方案。
11月上旬主持军委常委会议，研究分析中印边界反击战形势，确定边防部队下一步行动方案。
1963年
9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由毛泽东提议，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1月到印度尼西亚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并作友好访问。
1964年
春在国家体委研究工作时说：“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还搞50年？必须赶快下功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去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瞑目。”
4月至5月多次观看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表演。指出，各部队都要认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要把这些尖子经验普及全军。
6月16日至17日组织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
10月12日主持中央军委常委会，研究院校工作，要求贯彻“以我为主”的办学方针。
10月14日就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在国家乒乓球女队的讲话，写信给国家体委领导，指示将这篇讲话发给各运动队，让每个人都好好学习。将徐寅生讲话记录稿送给毛泽东。1965年1月，毛泽东批示：“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是小将们向我们一大批老将挑战了。”11月5日至14日随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任代表团副团长。对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错误言论予以回击。
1965年
5月30日接见并宴请核试验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对他们辛勤工作和卓越成就表示祝贺和慰问。
7月20日到机场欢迎由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并陪同李宗仁分别出席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欢迎宴会。
9月27日至10月13日率中央代表团到乌鲁木齐出席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
12月8日至1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会后，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66年
8月中旬对“文化大革命”中那套无限上纲的作法表示不满，说：“现在这种搞法，有点像党内搞清理阶级队伍，难道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多半辈子，他们是什么阶级还不清楚吗？”
9月5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将林彪指使吴法宪写的诬陷信交给他，并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9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与林彪谈话。针对林彪所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回答说：“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
11月13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接见外地来京串连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
在会上讲话要求军队院校师生发扬光荣传统，遵守纪律，不介人、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参加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等活动。
1967年
1月20日被送往西山某处。
9月被正式立案审查。
1968年
4月5日听到一批老干部被打成反革命，说：“都成反革命了？我不相信。看来问题复杂了！”
6月2日看到报上关于四川省夺权的报导，点名批判了几个老干部，说：“指责他们搞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明白。”
6月14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实行监护。
9月18日看到专案组要其“交待问题”的信，非常气愤。随即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就参加“八一”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详细的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的回顾，让夫人薛明记下来，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
1969年
4月上旬由于“专案组”对医生下达了“尽量用现有药物，维持现有水平，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的指示，在医疗上采取了控制、减药、换药乃至收走全部自备药品，加上生活条件恶劣，营养不良，所患糖尿并高血压日益严重。对夫人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
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5月上旬病情恶化，连续摔倒7次。一次，摔倒醒过来，听到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决不会饶耍”6月8日早晨出现腹痛、恶心、呕吐等酸中毒症状， 12个小时后，才派来两名医生，未作认真检查，即注射了高渗葡萄糖，使病情继续恶化。对夫人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9日7时许，被允许送往301医院。明确表示：“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8时55分住院， 10时25分开始抢救，但医院负责人事前未通知病房，未作抢救糖尿病酸中毒的准备，也未组织专家到场，抢救工作一片混乱。10时55分，生命垂危。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专家会诊，但到13时30分才允许进行一次不让接触病人的“背靠背”会诊。15时04分，含恨而逝。
1973年
2月29日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
指示要平反。
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再次指示要恢复名誉。
1974年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1974）25号文件，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但并不彻底。
1975年
6月9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抱病出席讲话，指出：贺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1982年
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1982）49号文件《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指出贺龙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指出：过去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诬陷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并对其在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面前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给予高度评价。宣布“撤销原中发（1974） 25号文件和中发（68）71号文件，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同志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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