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抓军工产品质量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11月7日，中央军委常委在听取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关于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以后，认为应该在军委领导下成立一个国防工业委员会，加强对国防工业的领导。10日，军委常委向中共中央建议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196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任贺龙为主任。从此，贺龙便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国防工业领域。
国防工业，是实现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矗作为主管国防工业的军委副主席，贺龙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他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研究确定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他说：”国防工业委员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协商组织，是研究、发展国防工业并协调解决建设中有关问题的办事机构，是协商委员会。国防工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发展和建设国防工业的建议，经批准后组织和监督执行。
委员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务院、中央军委行使行政职权。”为了工作方便，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叫国防工委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随后，贺龙于1月13日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事业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他郑重地对大家说：“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贺龙在工作上重视调查研究。2月下旬，在广州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他便同聂荣臻、罗瑞卿商定，会后一起去视察国防工业。准备用1年时间，对全国的重点军工企业巡视一遍，作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3月1日他们就动身了。先去南宁、贵阳、重庆视察，3月13日到达成都。17日，贺龙、聂荣臻、刘亚楼①等到成都市郊的飞机制造厂视察。
这个厂是1958年自行设计、自行建设的第二个歼击机制造厂。该厂的口号是“一年建成”，当年生产飞机。贺龙去这个厂视察时，因腿疾未愈，以手杖助行。走进工厂办公室，他见厂领导人夹着厚厚的一叠文件，就问：“你拿那么多资料干什么？是不是要汇报？”厂领导答道：“是的。”贺龙说：“先不用了，我们看看再说。”
贺龙说罢，便从屋顶到地面，从墙到窗户，看了几眼。这里的墙没有粉刷，露着砖缝。他用手杖轻轻一捅，一块砖竟被捅出了半截，还旋转了90多度！他惊奇地问：“嗯？怎么搞的？”总工程师回答说：“这是建厂时，为了‘多快好石，用空心砖砌的空心墙，又没有填满土，砂灰粘接不牢，所以??”贺龙生气他说：“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了吗？这么简陋的房子，我看不是‘多快好石，而是‘少慢差费’！”他又转身问刘亚楼：“你是空军司令员，是使用飞机的。你也到外国考察过，人家的飞机制造厂是这个样子吗？”刘亚楼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贺龙又问厂领导人：“你拿那么多材料，是不是想说建成了多少建筑面积，速度如何快？”
这位厂领导人连忙解释说：“我们厂是在大跃进中开始建设的。为了省钱，①时任空军司令员。
一个钱顶两个钱用。要求一年建成，第二年国庆节飞机上天??”贺龙打断了他的话：“我们就是来看工厂和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的。是好是差，眼见为实。”
贺龙和聂荣臻等来到飞机总装配车间。这座厂房的设计和施工，都非常粗糙。厂房的跨度有30多米，却用了很细的立柱和横梁，一看就有岌岌可危之感。贺龙问道：“这么大的跨度，柱子和梁又这么细，会不会垮下来？”
总工程师说：“设计的人说有安全系数。能不能垮，现在还难说。看来必须加固。”贺龙问，“你能保证不垮吗？”党委书记连忙为他解释：“他是总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贺龙说：“那好。你既然是管生产的，我就问你，这样的厂房能生产飞机吗？”总工程师说：“不能。建厂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有过不少争论。我们也提过意见，但上级没有采纳。”
贺龙追问：“哪个上级？”“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和基建设计院，都是我们的上级。”贺龙说：”你们向中央反映过没有？建筑质量这么差，你们有意见，上级不采纳，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嘛。”工厂领导人回答：“没有。”贺龙说：“建设国防工厂，要保证工程质量，这是百年大计。你们厂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生产，这怎么行！”他对工厂领导人说：“你们马上整理一个材料，我拿着‘通天去’。”他把手杖朝天空指了指，又问：“你们去年上天的新飞机在哪里？我要看看。”“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哪！”总工程师说。
贺龙默然了。
18日，贺龙、聂荣臻来到成都航空发动机厂。该厂负责人听说有中央领导人要来视察，临时作了准备。
贺龙一行在厂部办公楼前下了汽车，贺龙对聂荣臻说：“我们不上办公室去了，先到工地看看吧。”聂荣臻点头同意，他们径直朝车间走去。
党委书记快步赶上，介绍说：“这个厂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10月18日动工的。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钱用’，‘一百天建成工厂’，要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还要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7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还没有安装。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木工车间投产。”
贺龙、聂荣臻放慢了脚步，认真地听着。
党委书记继续说：“所有的厂房，设计标准都低，屋架跨度大，横梁小，立柱细，承受重量过大。厂房全部采用木屋面、木望板、木檩条、木框天窗和木制大侧窗，就连铸、锻和热处理高温车间也是木结构，随时都有起火的危险。车间的地坪过薄，而且把原设计的水泥地面改成了沥青地面。机器一开，地面就震动、下陷，不能保证加工精度。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了。”贺龙停住脚步问：“什么‘六边’？”
党委书记说：“就是‘边施工、边返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
贺龙轻轻地“哦”了一声说：“还是到车间看看去吧。”
贺龙、聂荣臻来到三号车间，看见有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开着，就问：“天气还凉，为什么不关上？”说着，用手杖把窗子轻轻一推，准备关上。突然，一块近1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贺龙急忙向后退了一步，那块玻璃落地，哗的一声在他脚前摔得粉碎，把在场的人们惊呆了。
贺龙面带怒容他说：“这样的厂房能生产发动机吗？工人的安全有保障吗？”
无人回答。因为从厂长、党委书记、总工程师，军代表到每一名工人，谁都不情愿盖这样的厂房。
在会议室里，由于激动，贺龙不时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连声音也有些颤抖了：“造飞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设备还没有完全搬进来，房子就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
说着，他又戳了几下手杖。“有人说你们厂在搞多快好剩我看这是少慢差费！”厂长说：“我们提出过这样盖厂房不行。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争不过来。”贺龙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汇报？”厂长答：“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但只同意我们维修，不准重建。
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果。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贺龙说：“你们写个报告，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写清楚。我倾向推倒重建。我回北京请建委派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推不推倒，最后由技术部门定。”
贺龙在四川视察中，深深感到国防工业基本建设中的问题严重。3月25日返回北京，第二天下午，他就到周恩来那里，详尽地汇报了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两人一直谈到入夜时分，回到办公室，他又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通电话交谈了许久。放下电话，他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家飞机工厂的材料，作为急件送给了李富春。李富春看后，决定向这两个工厂派出专门检查组。
检查小组在成都进行了两个月的检查，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6月，由贺龙转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示说：“成都两厂工程质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根据这一批示，贺龙委托罗瑞卿去成都，同成都军区、成都市委负责人一起，采取落实措施，并决定从军区抽调两个工兵团、两个运输连，四川省和成都市增派一定数量的施工队伍，快刀斩乱麻，重建成都那两个厂不合格的工程，返修、加固尚能保证生产的工程。在返修、重建的几年里，罗瑞卿每年都要到成都去，督促检查一遍。两厂的基建和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
国防工业系统中的质量问题，不仅存在于基本建设，而且产品质量也在普遍下降。1960年4月，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到沈阳检查，发现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以致大批飞机无法出厂。他立即给贺龙和军委写了报告。
贺龙看到报告，感到问题严重，决定进一步听取一机部领导的汇报。5月10日，军委常委会听取汇报以后认为：“目前国防工业生产中存在的质量不好问题是严重的，需要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并且决定：“在一切国防工业生产中，应当明确提出：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口号；坚决反对单纯追求数量，只计算产值，不顾质量的错误观点。”于是，“质量第一，”作为方针，在国防工业系统第一次被明确提了出来。
24日，贺龙给中共中央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沈阳飞机厂和沈阳发动机厂产品质量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地叙述了这两个厂极其严重的质量问题，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着重指出“象沈阳飞机厂和沈阳发动机厂这样的质量事故，并不是个别的情况。根据一机部的检查和各军种、兵种的反映，其他一些军工产品，在质量上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问题。”“军工产品是直接使用于战场上的，只有质量好，数量多才有意义。”针对这两个厂严重的质量问题，他提出了四项改进措施：党委书记、厂长亲自抓质量；加强企业管理，迅速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材料不合格，宁可不生产；加强重要国防工厂的干部，首先是加强导弹、航空、造船、无线电等工厂的干部。他建议从全国范围内遴选最优秀的、最认真负责的干部到这些工厂去担任厂长和党委书记，坚决撤换不称职或玩忽职守的干部。
另一份是《关于国防工业生产和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反映了国防工业生产中新材料、优质材料不足，基本建设中材料、设备、劳动力不足以及干部缺、弱等问题，相应地提了五项改进措施。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报告。
在处理了成都两个工厂的施工质量和沈阳两个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以后，5月31日，贺龙到株州湘江机器厂视察。他听取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对产品质量的介绍；检查了正在生产中的零部件；分别召开了上厂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军事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研究工厂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视察了厂属生活福利设施，了解了职工的生活情况。贺龙在这个厂住了6天，临行时一再叮嘱党委成员：产品质量不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一定要确保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加快生产和试制的进度。
6月2日，贺龙到达湘潭，视察江南机器厂。6日到达上海，参加8日至18日在那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在6月14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写了《关于检查湘江机器厂生产情况的报告》，提出了对军工厂发展方向的设想。他首先肯定了湘江厂从生产炮弹发展到生产喷气发动机的成绩，然后，根据军事工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指出：“该厂今后不应再扩建”，而应“充分挖掘潜力，广泛地开展技术革新，充分利用已有的条件，做到在基本上不扩大规模的情况下，建设成为以尖端产品为主的工厂。亦即是说向‘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大’的方向发展。”
经过贺龙和国防工业战线其他领导人的种种努力，不少军工企业的领导人头脑清醒了，开始采取措施，提高产品质量。但是，也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没完全转过来，甚至有抵触情绪。针对上述情况，在9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电话会上，贺龙再次就军工产品质量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军工产品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质量问题。产品质量不好，不仅影响了国家计划的完成，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而且直接影响了部队装备供应和对敌斗争，还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耽误了掌握新技术的进程。因此，必须明确认识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要下最大决心狠抓质量。他强调，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是思想问题，特别是领导思想问题。有些干部对确保军工产品质量的特殊重要性缺乏明确认识。军工产品都是直接用于战场上的。在战场上，你消灭不了敌人，敌人就消灭你。所以，军工产品的质量必须精良，产品质量不好，在战场上出了故障，实际上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因此，对军工产品质量的态度，是一个党性问题，一个对待革命事业是否忠诚的问题。每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工人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关心产品质量，坚决同一切忽视产品质量的现象作斗争。他对如何提高产品质量，提出了五条措施：一，要把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搞深搞透；二，部、局领导和工厂厂长、党委书记要对产品质量负完全责任；三，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和战争观念；四，认真整顿工艺；五，对每一个质量事故，都要认真严肃处理，找出原因，总结经验教训。这个讲话，在国防工业系统产生了广泛影响。
11月11日，贺龙和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回国。他们在火车上商定，先不回北京，到哈尔滨和沈阳飞机厂去看看。
代表团的专列直驶哈尔滨。14日上午，贺龙一行到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视察。这个厂的负责人13日下午接到通知，连夜准备了一本厚厚的汇报材料；在总装车间布置了一个小型实物展览，挂满了各种图表。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入口处的“前言”。
贺龙走到“前言”处停住了脚步，仔细地看了一遍，没有说什么，就走进展室，听厂党委书记念汇报稿。
厂党委书记刚读了一段，贺龙便打断了他的话：“请你讲讲目前产品的质量情况。”书记说：“产品质量情况，我还说不清楚。”贺龙问：“这几年来，你们厂交付了多少台合格的发动机？”书记答不上来。工厂的另一位负责人回答说：“我们厂3年来还没有交付过1台合格的发动机。”贺龙问道：“为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贺龙严肃他说：“3年了，投入了那么多材料，合格的发动机还造不出来。你们知道制造发动机的材料是哪里来的吗？这是全国人民省吃俭用，节约外汇买来的，被你们白白糟踏了。
要是人民知道你们这样干，是不会饶恕你们的。”他边说边用手杖戳着地坪，发出“咚咚咚”的声响。“帝国主义仇视封锁我们，苏联撤销合同卡我们，都是看我们落后，欺负我们！你们还不争口气！一旦发生战争，怎么办？”
小小展室，气氛立时紧张起来。贺龙双手一按手杖站了起来，径直走到“前言”下，指着上面写的“在省市委和部、局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这句话，对那位书记说：“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对我们也不讲实话。明明3年没有出过1台合格的发动机，却写什么‘胜利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这套做法不就是浮夸吗？！”
临出厂时，贺龙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他用和缓的语气和蔼地问那位书记：“你当党委书记几年了？”“6年了。”“在这个厂当了6年的党委书记，汇报时却讲不出生产和质量情况。你要好好学习啊！”
书记点点头，愧疚他说：“我们马上把‘前言’撤下来”。贺龙用手杖指指工厂大门说：“先不要撤。要有勇气把这个‘前言’放在工厂的大门口，‘示众’3天，让职工们看看。”
这天下午，贺龙一行来到飞机制造厂。贺龙在总装车间看到有一批飞机正在检修，便问：“飞机的交付情况怎么样？”厂党委书记很诚实地回答：“几年来还没有交付1架合格的飞机，”贺龙、罗瑞卿一听，哪里也不去看了，径直来到厂部会议室。这里已经坐满了哈尔滨几家军工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一进会议室，贺龙便说：“今天把大家找来，主要是谈谈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首先请飞机制造厂的同志谈谈质量情况。”
制造厂的军代表说：“这个厂制造的一架直升机，原来是准备赠送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的。但运到南宁后，因为质量有问题，没有送出去。飞机上的零件也是进口的。”
他所说的这架飞机，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给胡志明作专机用的。
贺龙来厂前，只知道这架飞机困质量不行，没有送出去，却不知飞机零件还是苏联产品。他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快，严肃地批评说：“装的什么零件？又去送给谁？你们也不看看对象？这种没有志气的做法，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有义务支援兄弟国家，但是，必须用力所能及的东西去支援。要实事求是，不要欺骗。本来这种直升机已经是比较落后的型号。你们试制了3年，交付了几架？”制造厂的一位负责人回答说：“还没有交付1架合格的飞机。”
贺龙听罢，严肃地用手杖指着会议室挂着的领袖像说：“你们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国防想想，为毛主席、少奇同志想想，要为总理、小平同志想想，你们对得起谁呢？你们是一个大厂，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党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们，可是你们几年出不来合格的飞机，还这样心安理得！”
他又看看发动机厂的负责人，接着说：“他们那个厂还在‘前言’里写上‘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3年没出合格的飞机发动机，给谁完成了任务？现在看来，整顿产品质量问题，靠修修补补是不行了，必须下决心同过去那一套错误做法‘一刀两断’，要采取彻底的办法，重新来过。”
在从飞机制造厂返回哈尔滨市区的途中，贺龙一行顺便视察了铝加工厂。贺龙看到制造飞机能够用上自己加工的各种铝板，很高兴。他与罗瑞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铝冶炼车间，又来到铝板压延车间。当他发现该厂因卫生状况不太好，影响到铝板的质量时，就叮嘱厂长说：“要文明生产，才能保证质量。铝板出厂前要严格检查呀！”
贺龙和罗瑞卿在离开哈尔滨之前，又把那里的几家军工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召集在一起，再一次强调了质量对于军工产品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军工厂的产品质量一定要好，如果不好，会误国误民；军用产品是用于打敌人的，质量如果不好，不仅会伤害战士的生命，还会影响战斗的胜利。敌人每时每刻都想整我们，我们如果刀子不快，就会被敌人杀害。
11月18日，贺龙一行到达沈阳。20日，他们来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半年前，军委常委曾听取过一机部领导人关于这个工厂和发动机厂产品质量不合格的汇报；贺龙还给中共中央写过专题报告。所以，贺龙很关心该厂目前飞机的质量。他走进工厂总装车间的大门，指着一排排飞机，问正在检修的工人：“这些飞机的质量怎么样？”工人们回答说：“修来修去，还是出不了厂！”
贺龙看了看车间的黑板，上边”质量第一”四个字，是刚刚写上去的，墙上也贴着带有”质量第一”四个字的标语，他摸了摸，浆糊还没有干，就转身问总工程师：“飞机的质量究竟怎么样？”总工程师回答说：“飞机的抖动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出厂。”
贺龙没有再问什么，就直奔停机坪。这里停放着两排银白色的米格19歼击机。由于故障没有完全排除，一直停在那里。因而这个停机坪被工人们谑称为“养鸡（机）潮。贺龙望望“养鸡潮，心情沉重地对该厂负责人说：“关于‘质量第一’的问题，今年1月中央上海会议时毛主席讲过，刘主席、周总理、总书记都讲过；5月军委又作了决定；9月在全国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上，我直接给你们传达了。这样三番五次他讲‘质量第一’，按理说大家应该很好的执行了。这么多飞机摆着出不了厂，还在投料，还在追求产值！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办？全国六亿八千万人民宁可不吃肉，不吃鸡，换回来的材料，你们却把它做成超差品，怎么对得起全国人民？”
“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也是架不合格的。”驻厂军事代表插了一句。
“啊？”贺龙吃了一惊，“上次听说那架飞机合格了，我在电话会议上还说‘要发电报表示祝贺。’原来是架不合格的，我们受骗了！”罗瑞卿也气愤他说：“你们敲锣打鼓喊着报捷，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我想，外国专家撤走了，我们自己也可以造飞机嘛！我见了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见了元帅们，都报告了。大家都挺高兴，还给你们发了贺电。
没料到你们是搞假动作，瞒上啊！”
贺龙当即果断地决定：“重新试制！不要采取改良的办法。新的与旧的要一刀两断，不要藕断丝连。从图纸、资料、工艺规程，第一道工序，一直到出飞机，都要严肃认真。”罗瑞卿表示赞成：“对，从头做起。新的、旧的之间划一条线，不要搭界。新的，按正规做法搞，重新投料；旧的，这批不合格的飞机，要考虑补救办法。”他问厂长和工程师：“你们有什么打算？”
他们回答：“我们就照这个指示办。”
当天，贺龙一行还到了沈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贺龙问厂长：“你们对引进的外文资料消化透了没有？”厂长说：“前几年，引进的资料有一部分还没有开箱，试制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把亚音速飞机发动机的零件装配到超音速飞机发动机上，结果不合格。”
贺龙对厂长和党委书记说：“已经造出来的，要一件一件地检验，合格的就要，不合格的就不要。要下这个决心。发动机质量不好，空军就不接收。
规章制度，不该改的就不改；过去改错了的，要坚决改回来。我们讲改革，是指改那些不合理的，不要把合理的也改掉了。在技术上一定要‘先学楷书后草书’，按原来资料进行改正。未经认真试验的不能随便改。我说的中心意思就这么一句：只许往前爬，不许往后退！相信你们一定能搞出合格的产品来。”离厂前，贺龙、罗瑞卿建议这个厂进行一次质量整风。
11月22日，贺龙召开沈阳地区军工厂负责人汇报会，详细了解沈阳地区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当他听到这个地区存在的、骇人听闻的巨大浪费时，痛惜他说：“当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卡我们，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该争口气吗？我今年65岁了，只要叫我管事，我还要认认真真地管。何况你们还这样年轻，更应该争口气嘛！”会议结束时，贺龙谈了考虑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抓军工产品的质量，已经整整1年了。到头来飞机还是出不了厂。原因在哪里？我看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要整顿整顿才行。我们回去以后，准备在北京召开一个大一点的会议，整顿一下领导干部的思想。”
23日，贺龙一行结束了在东北的视察，回到北京。
一直随同贺龙视察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后来说：“贺总曾经告诉我们，毛主席说过，国内问题决定国际问题。他勉励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争一口气。贺总甚至愤慨他说，我今年65岁了，我还要拼命于它几年，拼死就算了。说老实话，我当时听了这些话曾流了眼泪。”
尽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三令五申，要求解决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质量第一”的方针也提出半年多了，但贺龙从调查中发现，产品质量不好似乎已经成了国防工业的“顽症”，仅靠过去那种开会、发文件的办法已经不能彻底扭转“大跃进”遗留下来的这种片面追求产值、数量，不顾产品质量的倾向了。他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极端负责精神，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在国防工业部门召开一次整风式的三级干部会议，来一次强烈的“冲击波”，降一嘲狂风暴雨”，促使那些至今还不重视产品质量的领导干部猛醒。
1960年11月25日，贺龙把准备在国防工业系统召开部、司（局）、厂三级干部会议进行质量整风的设想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28日晚，又向毛泽东主席请示。毛泽东同意召开这次会议，并指出：“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30日，贺龙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的预备会议。他说：“当前国防工业的军品质量问题很多，很严重。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以整顿军工产品质量为中心，整顿国防工业各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开会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把以前质量不好的情况都翻出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不是追究谁的个人责任，而是找出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接着，他首先自我批评说：“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不好，已经受到了损失。这个损失由我向中央、军委检讨。因为我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不要你们负责。”“前天，富春同志给我寄来一封信，赞成召开这样一次会，希望好好地整顿一下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并且说，首先要推动国防工业的领导同志作检讨。”“我们要看到战争的危险还存在，要对国家的安全负责，对我国六亿八千万人民负责。
我们如果不发奋图强，自力更生，还象个共产党员吗？”他号召与会同志“整顿好思想和作风，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地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好。”
12月1日，贺龙向周恩来报告了会议准备情况。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嘱咐：“军工产品质量确实要好好整顿。”
8日，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开幕。根据贺龙的建议，会议在北京工业学院主楼举办了军工劣质产品展览会（共有展品1309项），以期引起人们对质量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大会发言中，代表们充分肯定了11年来国防工业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揭露出了不少问题，分析了产生的原因，研究了克服的办法。
贺龙在会议中间，于12月24日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关于国防工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根据三级干部会上揭露出的大量事实指出，目前国防工业问题确实十分严重。主要是：产品质量普遍下降；军品生产任务一再延误；国防工厂基本建设的质量不好；工厂管理紊乱，事故不断，伤亡严重；浮夸、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之风盛行；军工厂在生产民用产品方面也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因而国家在国防工业中的巨额投资，未获得应有的成果。贺龙把这比喻为“铸剑成犁”。
国防工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几次发言，高姿态地检查了工作中缺点，承担了责任。
12月27日，贺龙当面向周恩来汇报了会议情况、会议总结的内容以及今后的工作安排，周恩来同意。1961年1月6日，贺龙作了会议总结报告。
报告肯定了国防工业11年来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国防工业建设必须遵循的17条准则。准则的主要内容是：必须立足于应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世界战争和原子战争：必须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服务；必须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发展国防工业；必须随着国家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的建立，逐步建成为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做到工业配套、地区配套、产品配套；必须贯彻执行军民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必须贯彻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方针；无论是突击尖端、基本建设，都应当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必须迅速地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必须坚决贯彻勤俭办国防工业的原则；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政治统帅业务；必须树立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浮夸，反对弄虚作假。
这些准则，是经过与会者集体讨论和研究后拟定的。既是对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也是对建国11年国防工业建设诸问题的科学、系统、全面的总结，是国防工业建设长期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原则。它体现了贺龙对于国防工业建设和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远见卓识。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专门就贺龙的总结发言稿进行了讨论，并由彭真等作了修改；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罗瑞卿也先后审阅并作了修改补充。
这次会议于1961年1月7日结束，历时40天。聂荣臻当时评价此次会议说：我完全同意贺龙、罗瑞卿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在中共中央、毛主席、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贺总亲自主持，开得很好，是我们国防工业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军工产品的质量低劣，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军当前的对敌斗争和对未来战争的准备，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一定能迅速扭转局面。
这次会议，以整顿产品质量为中心，总结建国11年来国防工业建设的经验教训，要求深入开展整顿干部思想和整顿产品质量的运动，对全面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国防工业建设和生产的方针政策、纠正军工企业管理混乱、改变浮夸作风、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会议揭问题、查原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有过激、过火现象，伤害了一些干部。贺龙在4年后提到这次会议时说：“质量不好不要整吗？干部思想不对头不要整吗？会议不要开吗？实践证明那次会议开得是及时的，有效的。不过也有缺点。如果把会议领导得好一点，特别是会议的领导方式好一点，会收到更好的效果。那次会我是有缺点的，你们可以批评。”
1961年2月，贺龙和罗荣桓一起视察部队到达南昌。24日贺龙住进了南昌飞机厂，对该厂进行了3天调查研究。在工厂领导人及有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上，贺龙听取了他们关于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贯彻情况，以及生产、基本建设和职工生活情况的汇报。厂长说：传达了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以后，干部很高兴。
贺龙说：“也高兴，也失望。失望的是生产任务不饱满，工厂吃不饱。
要和干部讲清楚， 1961年到1964年，钢材品种不齐，外汇不多。只要国民经济建设起来了，国防工业也就起来了，如果把国民经济压下去，就变成穷国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任务吃不饱，就要搞民用产品。今天做民品，明天还要做民品。要向职工讲清楚，要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只顾军品是不对的。在把军品生产安排好以后，多余的力量搞民用产品，军民结合不只是军工厂和各民用工厂协作的问题。民品生产，也要保证不出废品。”厂长说：“有的干部认为军品难搞，民品好搞。”
贺龙当即指出：对于部这种松劲情绪要注意，要批评。民品也要保证质量，不能出次品。无论军品和民品都要质量第一。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军火商出的飞机、汽车，寒带、热带、亚热带都能开。我们难道连外国军火商都不如吗？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在寒带、热带、亚热带都能用。因此，要教育广大干部职工，提高信心，严把质量关，做到材料进厂合格就收，不合格就不收、不投产；工具、卡具、样板、工艺装备要检查清楚，合格就用，不合格不用。厂长说，厂党委为贯彻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决定在全厂进行质量整风，开展“七查”工作。
贺龙听了，语重心长他说：整风要坚持实事求是，有什么就整什么，是什么就整什么，从上而下，一级一级搞。首先把干部思想搞通。厂级干部整风可以开党委扩大会，吸收工程师、军代表参加，要和风细雨，不要把北京开会那一套搬来。
26日，贺龙给罗瑞卿、孙志远①、方强、赵尔陆4人写了一封长信，通报了他视察南昌飞机厂了解到的情况。他在信中指出：工厂对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抓得紧并进行了初步检查，群众也还满意。但在干部中存在着等挨整，怕负责任，以及对提高产品质量信心不足等问题。在生产方面，存在战线长，技术力量不足；产品种类增加，工人技术等级下降；生产任务不饱满，每天都有2000左右工人停工等问题。为了解决该厂产品积压和飞机出厂问题，贺龙建议三机部派薛少卿副部长来南昌指导帮助工作。
3月7日，贺龙在杭州又给罗瑞卿等4人写了一封信，根据在南昌、长沙视察发现的问题，对当前国防工业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大抓政治思想教育。除应继续整风，贯彻三级干部会议决定的17条外，还应对中央的12条②进行深入教育；第二，大抓生产安排；第三，大抓技术力量；第四，大抓设备检修。
同年11月至12月，贺龙在广东省视察期间，组织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军区主管军事工业的负责人，参观了广州地区三机部所属的黄埔造船厂、广州造船厂、无线电工厂和无线电器材厂。12月18日，贺龙再次给罗瑞卿和孙志远写信，指出了这些厂在领导班子、企业管理、物资储备、职工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三机部派出得力工作组到广州检查和帮助工作，解决存在的问题。
贺龙四处奔波，推动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的贯彻，在国防工业系统起了很好的作用。“质量第一”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国防工业建设和产品质量不好的状况有了不同程度扭转。4年之后，当贺龙再到西南和东北的一些军工厂时，见到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感到十分欣慰。
1965年4月13日，贺龙、聂荣臻和四川省委书记李进泉走进4年前视察过的成都飞机制造厂。当年陪同他视察的工厂领导人和成都军区政治部钱副主任前来迎接。
贺龙听了工厂领导的汇报，很高兴。他说：“上次来，我批评了你们，是不是有意见呀？我今天向你们道歉！”厂长马诚斋怀着感激之情说：“批评得对。就是您上次来捅了两棍子，我们厂才得救了。”总工程师晋川诙谐他说：“我们厂那时像婴儿发高烧，得了小儿麻痹症，半身不遂。我们当时提意见也解决不了。全靠贺老总那次视察才解决了问题，工厂翻了身。全厂职工都非常感谢您哪！”党委书记黄明说：“要不是您那次下了‘推倒重来’的决心，我们厂不会有今天。”
“没有意见就好。有意见就当面提。”贺龙爽快他说，“走，到车间看看去！”
贺龙一行兴致盎然地参观了厂区主要建筑模型、飞机模型和几项工艺、新产品，以及总装配车间。他问马诚斋：“飞机出来了吧？”马诚斋说：“出①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②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12条，故简称”12条”。
来了。但是防弹钢板未过关。”贺龙问“飞机质量怎么样？”“质量问题还不少，基本功不过硬。”贺龙说：“要保证质量啊！质量只能上升不能下降。
因为这是上天的东西，若是在空中出问题就完蛋了。”他问厂领导人：“你们现在劳动不劳动？”晋川说：“每星期劳动一天。”贺龙说：“劳动是应该的。要每天跟班检查质量。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出这个飞机真是费功夫啊！”
他转身对钱副主任说：“你也要抓质量啊！”钱副主任笑着说：“我是搞政治工作的。”贺龙笑着说：“我知道。政治工作就是要落实到质量上，否则就是空头政治。”
贺龙返京后，5月21日约见孙志远，就视察中发现的航空工业质量问题进行研究，再次嘱咐要扎扎实实搞好产品质量，“千万马虎不得”。此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响。贺龙满怀喜悦之情，听取第七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发展航天工业的规划，设宴招待了参加制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专家和全体工作人员。
7月25日至8月16日，贺龙又到东北视察。26日，他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听厂长陆纲说，今年飞机可以超产，新技术产品也可以按计划交付。贺龙满意他说：“嗯，现在和1960年大不一样了。那次我来时，这儿里里外外都是‘鸡（机）窝’。现在嘛，才象个飞机制造厂。”他走到刚刚组装好的一架飞机旁，抚摸着光滑平整的机身和机翼，称赞道：“你们做得好！”
他侧身四顾，一幅写有“千万不要忘记歼击机一年生产，三年返修的沉痛教训”的大标语映入眼帘。他连说：“好，好，贴在这里好。这是谁提出来的？”陆纲回答说：“三机部党组的指示。”贺龙赞许地点点头：“提得好啊！”
8月4日，贺龙再访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和飞机发动机厂。他先到两个厂的总装车间看了一遍，询问了生产和产品质量情况，然后到会议室，点燃一支雪茄，坐在沙发上休息。曾经挨过他批评的工厂负责人静静地坐在一旁。
贺龙赞许他说：“过去你们3年造不出合格的飞机，也造不出合格的发动机，我批评了你们。如今，你们1个月就可以生产几架优质飞机和若干发动机，该是鼓励、表扬你们的时候了。”
他表扬了工人们搞的一项可以缩短工时几倍的技术革新。他说：“还是工人聪明。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当工厂领导谈到正在自行研究设计新产品时，他鼓励说：“要发展生产，没有后继机型不行。只仿造外国的，不自行设计不行。飞机工厂要建立自己的设计队伍，要设计新机种，从改进到创新，循序渐进。只是仿制，跟在别人后面跑，永远追不上，还会掉队的。”
贺龙怀着对国防工业的满腔热忱、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冲破各种阻力，狠抓产品质量，锲而不舍，终于使国防工业系统生产的军品和民品，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了可以信赖的形象。
建设国防工业要“靠自己”
早在1954年1月，贺龙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曾明确提出：“现代化军队的装备，必须依靠国家重工业建设，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建设来解决。依靠外国订货只能解决临时问题，而不能解决长久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事工业主要由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兵工厂和各解放区的兵工厂组成。这些工厂设备简陋陈旧，只能生产一些轻武器和检修重装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它在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占百分之二十七。到1959年，建成了一批重点工厂，国防工业初具规模，并陆续仿制了苏式飞机、舰艇、坦克、火炮和各种轻武器。
贺龙担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以后，根据国际形势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的需要，提出了要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的宏伟蓝图。他强调，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防工业体系，不能光依赖别人，要靠自己，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了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协议。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大批图纸、计划和资料。苏联还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和原材料，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妄图压中国屈服。
在上述撕毁和废除的协议中，国防工业约占四分之一强，给中国刚起步的国防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8月5日，贺龙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议，和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薄一波、罗瑞卿、谭政以及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建工部、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的负责人一起研究对策。贺龙和与会者都认为：没有外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对此不能估计过低。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我们不但完全可以克服困难，而且完全可以用比过去更快的步伐前进。
苏联毁约停援，使完全依靠进口的1691种新型材料供应中断。国防工业面临着重大困难。贺龙在会上郑重提出，我们要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打破一切依赖思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材料、设备问题，“应该仔细摸一摸，那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摸个水落石出。”“我们面前有一堆困难，这是前进路上暂时的困难，但必须下大力量加以克服。这是关系到能否建成现代化国防的问题，是关系到6亿8千万人民能否挺起胸膛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完成突破关键、实现自力更生的任务。”会议要求国防工业部门深入、细致、全面、彻底地弄清楚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存在的困难是什么？缺什么条件？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订出全面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优先安排当前最急需的、在本年度内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设法把依靠外援或进口的东西，在国内解决。
根据会议研究的问题，8月14日贺龙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在当前形势下国防工业建设几个问题的报告》。22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批转各部门贯彻执行。
在中央批转贺龙的报告以后，他开始抓落实工作。贺龙决心使急需的材料、设备逐项落实。他选择了一个僻静地点——北京养蜂夹道一号，以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名义，召开新材料、新设备协作定点会议。在1960年9月到1961年9月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他邀请有关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化工、机械、石油、轻工、纺织等工业部的副主任、副部长以及有关司、局长等“各路诸侯”，开了30多次集体办公会议。每次会议都由贺龙主持。他同大家反复协商，逐项落实急需材料和设备的研制和生产。有一天，会议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下午3时，贺龙招待大家，吃罢饭，他放下筷子后说：“今天帝国主义封锁我们，苏联又卡我们，逼着我们非自力更生不可。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可不能慢慢来。一定要疾如星火，日夜兼程，争取早日实现啊！”说罢，他站起来，双手抱拳，极为庄重地对在座的人说：“军工材料，就拜托各位了！”
为了坚定国防工业战线上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走自力更生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贺龙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他说：自力更生，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方针，在当前形势下，更为重要。我们必须从产品设计、试制和生产，到原材料供应，都立足国内。仿制的目的是锻炼技术力量，积累经验，以便为独立设计和制造创造条件。一切依赖别人，只搞仿制，不积极培养设计力量，不积极支持自己设计的产品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在独立设计和试制过程中，失败和挫折是难免的，我们应该给予积极的帮助和支持，绝不能泼冷水。材料、资金、人力，总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是应该出的学费。在独立设计和试制的时候，要虚心学习一切先进经验，认真考虑现实条件，把敢想敢干和科学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战略上藐视困难和战术上重视困难很好地结合起来。当前要突破材料、技术和设备这三关。突破这三关，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应该大力加强培训工作，迅速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同时要加强各种新型材料、精密设备、测试仪器的研究、试制和生产。特别要抓紧立足于国内资源的各种新材料和代用材料的研究、试制和生产。1962年9月，贺龙在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上又指出：“帝国主义和苏联都欺侮我们。苏联卖给我们几架米格21飞机，给的图纸还把重要部分抽掉几十张，不靠自力更生行吗？我们要争这口气！自力更生就是要靠这些军工厂和各有关部门。原材料工业部门——冶金部、化工部等要共同努力，首先是三机部要努力。原材料、尖端产品、无线电等，都要靠自己的力量过关。”
在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贺龙认为，应从组织体制止解决工厂、科研机构、学校三结合和研究、生产、使用三结合问题。他专门到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及其所属的研究所作调查研究。科技人员希望把研究所合到厂里去。贺龙说：这个意见很好。我早就提出过几个三结合。听了你们的意见我心中有数了，回去就为你们讲话。
厂、所合并是个大问题，贺龙觉得还应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在沈阳，他征求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人的意见，他们一致赞成。回到北京，他又同孙志远交换意见，孙也完全同意。随后，贺龙就科研机构和生产单位合并问题，给罗瑞卿写一封信，通报了下去调查的情况，建议“国防工业各部党委认真研究讨论一下，把能够合并、要求合并的厂、所合一批试试。这个方向我认为是不会错的，而且从当前技术发展需要看，这个问题越早解决越有利。”后来，中共中央采纳了贺龙这个建议。
到1963年，国防工业部门许多过去不能制造的仪器设备、武器装备能够研究制造出来了，贺龙十分高兴。1963年4月9日，他在军工厂的领导干部会上说：“在自力更生方面，这两年成绩很大，应该鼓励。三级干部会议时我批评了你们，今天应该鼓励。使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有两个教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不给八路军发晌，迫使我们各根据地自力更生，大搞生产，搞得丰衣足食； 1960年苏联停止援助，逼着我们非自力更生不可。设计、原材料、技术都要自力更生。开始时对怎么搞，自己没有一套，最近两年已经摸到了一套，要在这个基础上巩固、提高、发展，不能满足。我们的武器装备，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还是海上的都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很多年，帝国主义就认为我们搞不出最新武器，我们能不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嘛！”
在贺龙主持下，1960年1月，国防工业委员会拟定了《关于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建议》（草稿）。1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审查这一建议时，贺龙着重指出：随着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在尽短时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国防工业建设总的目标。必须大搞尖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积极发展喷气技术和无线电电子技术。在和平时期，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化武器，常规武器只应作小量的制造和储备，还要军工厂腾出力量大力进行民品生产、加强科学研究、建设新厂和培训干部，以便既能支援国民经济建设，又能早日摆脱对国外的依赖。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些，不要舍不得压缩常规武器生产，有了国民经济的高度发展，有了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等新武器的制造工业，我国的国防就有了真正的可靠的基础，而常规武器的制造和储备问题也就好解决了。为了迅速突破尖端技术，在国家经济许可的原则下，建议把国防工业部门的力量和军队的力量汇合起来，拧成一股绳。
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形势严峻。因此，贺龙反复提醒国防工业战线和军队的干部，要顾全大局。在考虑国防工业和军队建设需要时，应首先想到国家经济条件是否可能办得到，要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
12月，贺龙在《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再次重申：“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妥善地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极为重要。国防工业是建立在基础工业之中的机械加工、高能化学和电子组装的综合性工业，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基础工业提供原料，国防工业也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因此，就全国来说，在目前和平时期积极发展国民经济，是第一位的，发展国防工业是第二位的，也就是国防工业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①5月21日至6月12日，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城市人口的措施。
为了贯彻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主持下，7月18日至8月16日在北戴河举行了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贺龙在开幕时说：“我们常讲国防工业必须服从国家的经济建设。这次国防工业实行调整，就是具体的服从。我们原来想把国防工业搞多一点，搞快一点，现在看来不行，多了的这次要退下来。”“要坚决执行全国一盘棋的要求，服从国①即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家计委的统一安排，调整军委提出的国防工业八年规划。”
8月12日，贺龙请周恩来向参加会议的国防工业企业的负责人讲国防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生产尖端武器和生产常规武器的关系。周恩来对当前的“三大任务”，即“第一，支援农业；第二，支援轻工业和市场；第三，兼顾国防”作了阐述。在贺龙的影响下，国防工业部门从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定的新产品试制项目削减了百分之八十三，基本建设压缩了百分之六十五。
由于贯彻“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形势日渐好转。国防工业也随之向前发展，到1964年底，形成了既能生产飞机、舰艇、坦克、枪炮和无线电器材等等常规武器装备，又能生产核武器、火箭、导弹和航天器材等尖端武器和技术装备，门类、品种齐全的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贺龙要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美好愿望。
心中装着群众
六十年代初，中国处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
贺龙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不吃肉，不吃蛋，但却时刻关心着全国人民，特别是国防工业战线上广大职工的生活疾苦，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1960年12月召开的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上，贺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关心职工的生活，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他说：“人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生产的好坏决定于人。因此，各级党委、行政和工会领导人，除了应当经常关心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以外，还必须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这在目前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尤为重要。要千方百计搞好食堂，办好各项福利事业，保证职工的身体健康，这是当前各级党委、行政和工会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工厂企业要根据中央的指示，指定一位副书记、副厂长专管安排包括家属在内的职工生活。这是一件大事，工厂党委一定要把它做好。同时，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劳逸结合的指示，严格控制加班加点和过多的业余活动，精简会议，减少职工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对于最近某些工厂发生流行病的现象，必须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措施。”
1961年2月下旬，贺龙到南昌飞机厂观察，看到不少工人得了浮肿病，脸色腊黄发亮，满面愁容。他立即召集厂长、党委书记了解情况。然后他又到工人宿舍，找工人谈心，到工厂的农尝养猪场等处调查，随后同工厂领导人研究怎样安排好职工生活。
厂长说：工人粮食不够吃。厂里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最多时曾达到全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贺龙听后心里十分难过，问道：”部队中战士的粮食可以调剂，工厂是不是也可以调剂？你们厂里空地很多，应当多种蔬菜。还要多喂猪，现在喂多少头？”厂长答：“我们现在喂了1000多头猪。”
贺龙说：“太少了！你们厂那么多职工，应多养些猪。还要多开点荒地，把机场周围的空地都利用起来。多收点粮食，既可补助职工，也给农民减少些负担。如果能做到职工平均1人1头猪，1个人1个月可以吃到3斤肉就好了。还要想法子喂些鸡，多搞些副食。你们在战争年代搞过农副业生产吗？”
厂长说：“我们在太行区搞过，那时搞得挺红火。”
贺龙说：“你们要一手抓军工生产，另一手抓农副业生产。把农副业生产搞好了，让职工吃饱、吃好了，浮肿病人没有了，工业生产也就好搞了。
你们厂在江西，先带个头，敢不敢？”“敢，我们敢！”厂长、书记齐声回答。“你们工厂党委开个会、大家商量一下，作个决定。”贺龙继续说，“关心职工生活，还要把家属工作做好。家属、小孩是职工的后方，人数比职工多3倍，家属、小孩吃饱了，职工情绪也就稳定了。你们要拿很大力量做好家属工作，这是稳定职工很重要的一环。”
贺龙从南昌到长沙视察了几个军工厂。3月上旬，他在杭州给罗瑞卿写了一封信，建议把“大抓生活安排”列为国防工业系统必须狠抓的4个最重要问题之一。
回到北京以后，贺龙又建议尽快把关心职工生活的工作在国防工业系统全面展开。贺龙更想到了知识分子。5月4日，他同聂荣臻在听取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领导人汇报工作时，交侍说：要好好照顾科技人员的生活，特别是对老知识分子，更要多加注意。不仅要让他们本人住好吃好，对他们的家属、小孩也都要照顾好。他说：“你们去找刘仁同志①，专门和他谈一谈，要他搞个定点供应。我们不吃，也要他们吃好。如果不行，可以来找我。工作上出了成绩，要挂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出名。”6月9日国防工业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加强企业职工生活福利工作的指示》，对做好职工生活福利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按照《指示》规定，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迅速行动起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11月份，贺龙看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关于湖南6个工厂大抓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以后，十分高兴。立即给罗瑞卿写信说：“这个报告，我认为很好，可以转发各国防工厂参考。”
“湖南的几个军工厂，今年3月才开始抓农副业生产，到现在就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产，解决了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问题。
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自力更生，搞农副业生产，改善生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意凡是有条件的工厂，都应该下决心大抓一下农副业生产。”
由于坚恃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方针，解决了职工的生活困难，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既取得了经济效益，又取得了社会效益，因而，这“两手抓”在国防工业系统作为传统，被延续了下来。许多关于贺龙关心群众，爱护人民的生动事例，也给大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国防工业系统传为佳话。
①时为北京中副市长。
强化武装力量建设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军事工作中贯彻抓两头、带中间的方针，即既抓解放军建设，又抓民兵建设；既抓机关，又要大力抓好基层建设。据此，贺龙除继续抓好国防工业之外，以更多的精力抓了武装力量建设。1961年初，他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相约，一同去作调查研究，检查、推动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特别是要摸一摸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加强军队基层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保持部队稳定的情况和经验，以及民兵工作落实情况。
2月4日，贺龙和罗荣桓乘火车南下。5日下午两点多到浦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肖望东、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等在车站迎接。他们利用轮渡过江的时间，向两位元帅简要汇报了南京军区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在部队中进行“两忆三查”①和部队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当天下午，贺龙和罗荣桓看望了南京军区警卫部队的1个连队，了解战士们的学习、生活情况。6日到上海，第二天，听取了驻沪陆、海、空三军领导人的汇报。
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锋汇报时说，在当前经济暂时困难的情况下，有些家在农村的战士，对亲友没有饭吃，干部作风不好等说了一些“怪话”。
有些连队干部就认为这是“反对三面红旗”，并根据战士的思想情况，把他们分为三类。有的还被划为“落后分子”。
贺龙听了马上指出：“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麦登场，北方到7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罗荣桓说：“在战士中不准划类。不要把说‘怪话’的战士说成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贺龙接着说：“帽子不能随便戴，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
我们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
一定要强调耐心说服教育，不能压服，逼得太厉害，矛盾会激化，甚至铤而走险，不利于部队稳定。”
8日，贺龙、罗荣桓到达杭州。贺龙对浙江省军区和驻杭州地区陆军、空军部队领导人说：部队的政治教育与政治思想工作，必须根据当前新形势和部队的新情况，不断改进，不断提高，不能搞老一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天都有许多新问题出现，停顿就等于落后，尤其是特种兵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应区分对象，不要一般化，一般化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没有力量的。比如空军有飞行员，有地勤人员，有雷达兵等，对各类人员的思想工作怎么做，要摸出一套来。要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首先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搞好政治工作的前提。调查研究不但今天要抓，明天要抓，而是一辈子都要抓。
结束了对浙江驻军的视察，贺龙、罗荣桓于11日南下，13日到达福州。
14日是农历除夕，他们不顾旅途劳累，把福州军区的领导人请到宾馆，听取他们关于海防斗争和民兵工作情况的汇报。
福建省地处海防前线。那时，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军不断派飞机、舰艇进行骚扰，派特务和小股武装登陆渗透，还常常向厦门、闽江口等前沿区域和在近海作业的大陆渔船打枪打炮，斗争①“两忆”是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尝查斗志、查工作。
十分尖锐。贺龙对福州军区领导人说：“加强海防，就要搞好民兵工作。首先你们大军区的领导干部屁股要坐到人民武装方面来，不能只抓部队那几万条枪。要把主要的力量，比如说百分之六十的力量去抓民兵那几十万条枪。那么长的海岸，只靠那几个正规军防守是不行的，要靠人民武装。不懂得这一条，也就没有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罗荣桓说：“没有人民武装，也就谈不到积极防御。海防主要靠民兵防守，要很好地发挥民兵的作用。这是个战略问题，不是个战术问题。”贺龙问：“你们考虑一下，拿十分之六的力量去搞民兵，你们思想搞通搞不通？”军区领导人回答：“搞得通”。贺龙风趣他说：“共产党人是聪明人，但聪明人有时候也会办傻事。民兵有几十万条枪他不去抓，眼睛只看到那几万兵。我要是军区司令员，就亲自抓民兵。我们是鱼，民兵是水，你们想一想，没有水，鱼怎么能游动！因此，首先是你们军区的几个领导人思想上要搞通。”罗荣桓说：“不很好抓民兵，万一发生了事情就坏了。
现在主要是思想没有转过来，总是把民兵看成小玩艺儿。不要忘了，我们是搞人民武装起来的。”
贺龙接着说：“你们算算，假如福建一个省有1600万人，起码可以动员160万民兵。如果把民兵搞好，再加上正规军，这有多么大的力量！刚才罗帅提到用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抓民兵，我说应当拿百分之六十的力量抓民兵，都是一个意思：希望你们重视民兵工作，希望下次再到你们这里来，能看到民兵工作比现在搞得好些。司令员、副司令员，一个去抓正规军，一个搞民兵。你们一动，下边也就动起来了。”说到这里，他加重语气提醒军区领导人：“要懂得，不搞人民武装就是忘本，就是没有真正懂得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省军区更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搞人民武装上。民兵训练不要搞那么多，不要搞形式，不要搞会操，把各种姿势的射击和利用地形地物这两项学好就很好了。”
春节刚过，年初二（16日）贺龙、罗荣桓从福州出发，视察驻莆田、泉州地区的部队。17日，到达与金门隔海相望的厦门，听取当地驻军的汇报。
他们冒着金门国民党军炮击的危险，视察了第一线炮兵阵地，了解战士们对武器的使用和生活情况，指示部队领导人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进一步搞好各项战备工作，守卫好祖国的南大门。
19日，贺龙和罗荣桓离开福建到达南昌。江西省是福州军区的后方。所以，贺龙在听取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省军区司令员邓克明和副司令员倪南山等关于省军区情况汇报时再次强调省军区要以主要力量抓民兵。他说：“你们军区的民兵有6万多条枪、2000多挺机关枪，还有那么多子弹，比红军一、三军团的武器都多，了不起。你们要把屁股坐到这边来——要抓民兵。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么。江西省搞民兵工作比其他省有利条件多，你们有井冈山摆在那里，不要忘了井冈山啊！你们今后主要是搞民兵。省军区有六、七位领导同志，起码经常得有四、五位搞民兵；军区的几千名干部，不要尽在机关里写指示、写文章，要多下去抓民兵落实工作。”
南昌步兵学校是福州军区培养连、排基层干部的学校。贺龙、罗荣桓在视察该校时，对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领导方法等作了重要指示。贺龙说：“你们是初级学校，主要是搞思想、搞战术、搞技术和传统教育。你们学校的教育应该比地方学校搞得好些。要使学员接触社会实际，看到好的和坏的，有个对比。把学员关在学校里是教不好的，要出去走走，让他们上井冈山看看。没有汽车就走着去，边走边做课目。南昌暴动时有几万人，但失败了；井冈山千把人，却成功了。这两件事是鲜明的对比。江西地区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在江西的部队如果教育搞不好，那要打屁股。”
罗荣桓很赞成贺龙的意见，他说：“上井冈山是实际教育，比在课堂上讲要好得多，学员的印象就会很深刻。现在讲大抓基层，在学校把连排长教好了，对抓好基层大有益处。”
这次巡视，贺龙调查了南京、福州两个大军区的陆、海、空军，苏、沪、浙、闽、赣、湘等6个省军区和警备区以及一些军工厂，历时近两个月。通过这次调查，他对部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民兵工作等有了进一步了解，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国防建设主要是抓好三件事：第一，抓好解放军的建设；第二，落实民兵工作；第三，抓紧对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和国防工业建设。在军队建设的“两头”——基层和机关中，贺龙更为关心基层建设，尤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1962年10月，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对人闽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原武汉军区某师的战备情况作了调查，并给贺龙送来了他写的调查报告。这月26日，贺龙给刘培善复信，强调部队工作主要是把基层建设，特别是党的建设搞好。他说：“军队是要打仗的，是要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死活的。所以，军队工作就要过得硬，不过硬是不行的。要军队工作能够过得硬，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没有扎扎实实的支部工作是不行的。”“我们的军队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它不是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也就是党的工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广大党员积极的、模范的工作，很难设想能把我们的军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做到一声令下，大家视死如归。因此，能不能把党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做好，是部队工作能否过硬的一个根本因素。所以在考核一个部队工作时，也要首先看一看他们各级党的领导如何，支部工作如何，党员的情况如何，阶级觉悟如何，因为这是部队领导的核心，团结的核心，是部队的堡垒，对于这一环节必须抓紧。”
后来，贺龙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在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工作中，重点要放在基层、放在连队。连队是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是战斗中的尖刀，任何高明的战略战术，任何优良的武器装备，都要通过连队在战场上应用，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同机关建设比较起来，连队建设更为重要。领导机关的工作，要为连队服务。把连队建设好，这是军队建设中最普遍、最大量、最起作用的事情。连队基础打好了，就能经得起任何考验，在战时就一定能过硬。
对于军队各级领导机关的建设，贺龙认为：领导机关“是军队行动的指南”。如果领导机关搞不好，“就要打瞎仗、走瞎路，无指针可依。”因此，也要认真抓好，这是军队建设的另一头。他多次主持军委常委会议研究军兵种和大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亲自到一些军兵种、大军区机关视察，抓思想和作风建设。
贺龙从1962年12月起，就按当时军委分工亲自抓了海军机关的建设。
他找海军主要领导人和海军党委的一些常委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1963年1月中旬，他主持军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海军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贺龙在会上对海军领导班子出现的不团结问题，特别是对李作鹏等人打击贬低别人、标榜抬高自己的恶劣行为，作了严肃的批评。刘伯承、徐向前对海军的建设也谈了许多重要意见。会后，军委就海军问题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重要指示。
海军根据军委指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海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的情况，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教训，使海军的工作在1963年有了明显的转变。
1964年3至6月，贺龙多次对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等表示他对海军的进步深感欣慰。贺龙指出：海军过去工作中之所以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军委指示没有认真贯彻，过分强调海军特殊。你们海军有特点，其他军兵种也有自己的特点，特点并不是海军特有的。最根本的、共同的是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坚决地、具体地贯彻军委指示。要使中央、毛主席、军委的指示结合实际具体落实，而不是借口特殊，不认真执行上级指示。针对海军机关的实际情况，贺龙要求：“首先要把班子搞好。领导机关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要抓住关键。关键就是要把班子配好，搞好党委团结，这在什么时候都是第一条。大庆油田为什么工作好，就是班子强，团结好。要搞好党委团结，一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自觉地搞好团结，搞好集体领导。但团结是有原则的，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非原则问题应相互谅解。这一点很重要，要向大家讲清楚；二是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起来。这个问题，正、副司令员，正、副政治委员都有责任。政治机关是党的机关，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来斗争。要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对中央委员也可以批评。过去海军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不够，现在要很好地开展起来。对过去批评和处分错了的，领导上应当很好地进行自我批评，向他们道歉，把问题谈清楚，把这些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
贺龙还向肖劲光、苏振华提出，你们应该下去，蹲到舰上去、岛上去，到连里、班里呆一呆。好好把情况摸一摸。下去不能搞官僚主义，要了解问题，解决问题。下去一趟，怎么都要搞点东西出来，对下面有点帮助。海军机关要为基层服务。要把机关搞精干一点，有些领导干部身体不好，不能做工作的就离职休养，挑选一些年轻力壮的优秀干部上来工作。不是要搞接班人吗？我们要搞子孙万代么！舰队、舰艇和院校也都应该是这样。
9月中旬，贺龙在听取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汇报时，再次指示要抓好领导机关的建设。他说：首长对司令部要很好地抓，使司令部成为能干的司令部，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司令部要战斗化，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根据东南沿海战备行动的经验，司令部组织上一定要精干，政治上一定要强，业务上一定要精通。不能成为官僚机构，浮在上面。
在这一年中，贺龙在视察广州军区、空军、工程兵时也都一再强调抓好“两头”的重大意义。“抓两头”，是贺龙在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期间一直努力贯彻的一个重要思想。
贺龙一向注重干部的培养。他认为军队是人和装备的有机组合，而在“人”的方面，主要的又是干部。因而，他在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对于部培养、军队院校建设，投入了很多精力。
1964年3月27日，他在听取张宗逊汇报时说：要很好抓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的工作，这两所学院办得好不好，培养出来的干部好不好，关系重大。学校是基本建设，关系军队的建设、国家的安危，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你们应该亲自到那里去住，去听课，细致地摸一下。
9月中旬，贺龙在听取政治学院领导汇报时说：政治学院要研究思想政治工作。毛主席现在一周找政治局同志谈一两次话，就是讲的这方面的内容。你们自己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好、贯彻好。党委一定要在原则的基础上搞好团结。党委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自己上课教书，给学员讲为人民服务，特别要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人生观问题。
10月12日，贺龙主持第四十九次军委常委会，专门研究院校问题。叶剑英汇报了在长沙政治学校召开的院校工作现场会议的情况以及对院校进行整风的意见。贺龙发言说：“办军事院校，必须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全军所有院校，包括高等军事学院，都应该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以我为主，最根本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建设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建党建军的根本。”“办学数量，应根据需要，抓住重点。需要培训多少干部，就办多少学校，不十分需要的学校，应当合并、取消一些。对全军儿所重点院校，要好好抓，领导要亲自抓，要花一些力量把这些学校搞好。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更要抓好。”“领导干部要发扬光荣传统，培养好接班人。我们要把我党我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就需要培养接班人。但是，要下一代接好班，首先要求我们这一代人交好班，你交班都交不好，人家怎么接好班呢？”
1964年11月22日，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的福州军区副政委廖海光和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秀龙来看贺龙。贺龙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亲切地询问他们学习的情况。对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是系统的东西。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要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主席不是讲要培养接班人吗？老干部首先要搞好自己，同时要注意培养接班人，苗子要选对选好??廖海光、张秀龙向学院领导汇报了贺龙的谈话。学院组织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于30日专门派宣传部的梁唐向贺龙汇报情况。
贺龙所了汇报后说：培养干部是基本建设，你们的责任就是把全军高等学府办好，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干部。我们这一代斗争经验很丰富，打仗、建党、建军，几十年革命，坚定不移。但帝国主义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得出结论说，到了第三、第四代就不行了。我们的干部好的是多数，但也有极少数组织上人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高官厚禄、贪图享受、腐化堕落，所以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因此，高等军事学院要强调我们的光荣传统。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这是真正的优良传统。讲到这里，贺龙十分感慨他说：“过去我们大家在一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有钱就花，无钱不花；官兵一致，军民一家。现在同志间疏远了，和群众也不打成一片了，把过去的老传统丢了。所以，高等军事学院一定要把老传统拣起来，保持发扬下去，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我们交班，就是要交艰苦朴素的班，交为人民服务的班，交做称职的人民勤务员的班”。贺龙还对梁唐说：“你回去和李志民（学院政委）讲，要把学院办好，就必须搞好党委的团结。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靠什么人？靠党员、靠干部。如果执行方针政策变了样，就要受损失。所以，搞好党委团结很重要。党委工作做好了，一切工作就好了。不团结，无原则，思想不统一，就无力量。”这时，贺龙伸出手，先分开五指然后握成拳头比划着说：“5个指头分开就无力量，形成拳头才有力量”。对于高等军事学院党委的整风，贺龙说：“我讲两条：第一，要坚持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党章办事。不要讲意气，不要不讲理。思想问题不容易一下子弄清楚，总有个认识过程。所以，党委整风必须多花点时间，要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在党的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某些同志一时转不过来，要等待。第二，在政治理论和军事教学中，要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特别是把毛主席讲的10条军事原则好好地温习一下，这10条在革命战争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干部一定要把《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通、学好。”
贺龙的这些发言和谈话，反映了他对军队院校建设的基本思想，也反映了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培养优秀军政干部的殷切期望。
精心备战，保卫边疆
1962年2月至5月，根据周恩来提出的“整军备战”建议，中央军委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全军编制装备会议，着重讨论了部队的战备方针、编制原则、整编方案和装备保障，并规定了整编的步骤和时间。2月19日至3月6日，贺龙参加了会议在广州举行期间的领导工作。会议之后，林彪因病休养，军委的日常工作落到了贺龙和聂荣臻两位副主席的肩上。
1962年是很不太平的一年。在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反华，中苏矛盾日趋尖锐；在国内，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经济出现了暂时的困难。从春天开始，国民党军队就从各方面加紧进行窜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准备；中印边境局势也很紧张，印军不断调兵遣将，侵入中国境内，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5月上旬，贺龙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分析研究中印边境地区形势。根据印度军队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步步推进的势头，军委常委一致认为，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难以避免。为了防范印军的进攻，会议决定，立即指示西藏和新疆军区的边防部队提高警惕，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为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战备工作，5月下旬，贺龙同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一起，研究分析了美蒋关系和国民党军队的动向。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企图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的指示，命令人民解放军立即加紧备战，调整部署。与此同时，贺龙还召开有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各个国防工业部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部署了保证战备需要的军工生产。
部署完毕东南沿海的战备，贺龙又着手检查中印边境的战备工作。7月16日上午，他召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领导人和总参谋部有关部的领导人研究中印边境战备问题。贺龙指出：“对部队的战备情况，总部要好好检查一下，看看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已经解决的是不是已经落实。对边防建设要作长期打算。边防部队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很差。他们为人民、为祖国忠心耿耿守卫边疆，我们要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说到这里，贺龙停了一下，对总政副主任甘泗淇说：“要加强边防部队的政治工作，要根据不同特点进行工作。”贺龙又向总后参谋长胥光义交代：“总后要以支援进藏部队的精神来支援他们，搞好对边防部队的供应。要注意保持部队的体力。
同时，要认真研究改进用于高原地带的被服、装具、炊事用具和主副食供应办法，做到轻便坚固，经济适用，重量轻、质量高。”
7月底贺龙再次召开军委常委会，研究东南沿海和中印边境形势。大家认为，由于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加强了战备，使美国与台湾蒋介石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由国民党军队单独搞大、中规模的进犯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至少被推迟了。因此，会议决定，调整东南方向的军事部署；中印边境地区则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在东南沿海，由于中共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军事冒险计划，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是，中印边境地区的形势却愈发紧张了。6月份，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至8月底，印军在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境内设立了9个据点，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境内设立了43个据点。9月20日，印军向择绕桥的中国边防哨所射击，制造了流血事件，中印边境形势进一步恶化。贺龙在9月底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再次研究中印边境斗争的最新情况和边防部队的战备工作。
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同时发起全面进攻。中央军委立即命令西藏和新疆的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三天（23日），贺龙和聂荣臻召开军委常委会议，讨论中印边境作战问题。大家根据两天的战况和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部署，研究了作战方案，对解决部队的后勤保障（特别是运输补给），加强战地政治工作和群众纪律等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作了安排。
自卫反击作战开始后，贺龙的心也飞到了前方。他像过去战争年代一样，在办公室里挂上了中印边境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图，标示出双方的态势及变化情况，以便于根据战局变化，通过总参谋部对作战部队下达指示。
至28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驱逐了侵入克节朗、达旺地区的印军；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百分之八十六的据点，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的胜利。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三项建议。为了表明中国方面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于28日停止战斗行动。但印度政府再次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并于11月4日宣布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生产部”，扩大军火生产，在全国进行战争动员，中印边境地区印军总兵力由2.2万人增至3万人，准备进一步扩大边境武装冲突。
根据上述情况， 11月上旬军委常委开会，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等对下一步作战的兵力使用、组织指挥、战前准备、后勤保障以及作战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对策，进行研究，作了具体指示，从而保证了边防部队从11月16日至21日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
国民党军队在1962年进犯大陆的阴谋被粉碎后，不甘心失败，便变换方式，由空中、海上派遣小股武装，对南起广东，北至山东的沿海地区，进行渗透袭扰。为了粉碎这种袭扰破坏，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1963年2月11日至3月12日，解放军三总部在福州召开了岛屿战备工作业务会议。
这是一次保证中央军委战略方针和全军作战计划落实的重要会议，贺龙十分重视。4月上旬，他主持军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贺龙认为，中国的海岸线很长，岛屿多，海防任务繁重。要做好海防战备工作，党的领导最重要，要突出强调党的领导；要迅速解决守岛部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问题，加强各大岛上的军队干部；各岛都要把民兵工作搞好，进行人民战争，只靠几个军不行。他还提出：要加强对岛屿的建设。岛上的部队应该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要生产粮食，解决水源，修路绿化。大的岛屿如海南岛，还要能造子弹、手榴弹等。
只有把岛屿建设好，才能长期坚守，独立作战。船只太少的问题也要解决。
船只要轻巧，速度快，能
抗风，既能用于交通运输，又能用于作战。
杨成武汇报时提出，这次会议没有研究1950年解放金门岛失利的战例。贺龙说：“为什么不能研究？那是经验教训。不能因为某些人看法不一致就不研究。不要爱面子，我们要的是‘里子’。
应该总结起来研究一下，作为教训来接受，以后还有可能打岛子，应该好好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
1962年以后，新疆的边境也不安定。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了新疆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
“兵是练出来的”
1963年12月下旬，叶剑英到南京军区参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①现场会以后，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
贺龙同意叶剑英的建议。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此后，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2月5日，南国羊城春意盎然。这天，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4位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等军委领导人，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州军区领导人的陪同下，接见了该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评比现场会议的全体代表。
在接见时，贺龙说：“兵是练出来的。过去战争时期，我们就很重视练兵。如果发100发子弹给一个新兵，就得用50发训练他打枪。表面上看，这样划不来，用100发子弹去打敌人不是更好吗？可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100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相反，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 50发子弹可能打中50个敌人。”
罗瑞卿问一个叫袁春阳的炮连班长：“表演时，为什么最后一发没有命中？”袁春阳答道：“炮筒打热了，影响命中率。”贺龙说：“恐怕是紧张了吧！如果元帅们、将军们来一看就影响命中率，打起仗来怎么办呀！”“我们不怕敌人。”袁春阳坚定地回答。贺龙赞许地点点头说：“好啊！脑子里要经常装个敌情，任谁来看，心里也不紧张，也不影响成绩。”
1964年，贺龙以极大的热情同军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全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推动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的开展。他亲自抓北京军区，4至6月间，先后7次到北京军区视察。
4月7日，贺龙首次观看了北京军区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中涌现出来的”尖子”分队的表演。他说：部队平时不打仗，要训练好才有战斗力。苦练才能出精兵。各部队要认真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要把这些“尖子”的经验普及全军。应该把每个战士都练成这个样子，全团、全师、全军都练成这样，人人过得硬，就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能打胜仗。他还强调：搞好部队训练，先要抓好干部训练，干部训练不好，战士就训练不好。
为了进一步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4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并成立了全军军训比武筹备委员会。4月下旬，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长向贺龙汇报了“比武”计划及所需经费、器材和弹药等。贺龙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比武”的准备工作在全军展开。
北京军区为选拔参加全军“比武”的代表队，5月中旬，在天津杨村召开训练现场会，组织各部队“尖子”分队表演。贺龙用了两天时间，观看“尖子”分队白天和夜间的几十个课目的表演。在观看表演期间，他对在场的各①“郭兴福教学方法”是南京军区某团二连的副连长郭兴福在上级帮助下总结出来的。其主要特点是：1.善于在教学中抓活思想，发扬军事民主；2.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3.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4.把言传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5.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谆谆善诱，耐心说服。
级领导人说：训练为了打仗，所以训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不仅军训部门要抓，作战部门、通讯部门也要抓；不仅司令部要抓，政治部、后勤部也要抓。
只有这样，训练才能搞好。所以，这种表演，总政、总后也要看看，因为这不光是训练问题，还是一项很大的政治工作。做好政治工作，是各级干部、各级机关的首要任务。行军有行军的政治工作，作战有作战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做好了，其他就好办了。
在表演时，贺龙看到神枪手、神炮手百发百中，技术能手个个身手不凡，不由得兴奋地鼓起掌来，不住地叫道：“打得好！”“好极了！”他说：“把兵都练得这么好，有这样的本领，不消灭敌人才怪呢！”每个分队表演之后，贺龙都要接见。他亲切地拉着战土们的手，拍拍他们的肩膀，夸奖他们“功夫过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勉励大家戒骄戒躁，继续努力。贺龙还对陪同观看表演的军区各级干部讲：“目前，摆在你们各级领导人和司、政、后机关面前的，是要研究怎样普及训练经验。一方面要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另一方面要找出你们自己的郭兴福，把你们自己的东西总结出来。培养典型很重要，运用典型推动工作更重要。如果把‘尖子’经验总结出来，推广出去，把部队都练成这样，还得了啊！”“每个干部，尤其是军、师、团的领导干部，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特别是‘十大军事原则’。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军所以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是因为贯彻了毛主席军事思想，贯彻了‘十大军事原则’。在学习的时候，要钻进去，学深学透，融会贯通，才能灵活运用。”他颇有感慨他说：“现在的兵真好，这样聪明，又有文化，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那一个国家也没有这样好的兵。”
贺龙觉得这样的表演，应该让中央的领导人也来看看。于是，他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建议中央领导人抽空去看看部队的军事表演。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贺龙的建议。
5月20日中午，周恩来、彭真、陈毅在贺龙、罗瑞卿、杨勇的陪同下，来到天津杨村靶场，观看轻武器射击、打坦克、汽车过钢轨桥、“夜老虎连”训练、构筑防御工事等等白天和夜间课目的表演。
周恩来看完表演，兴奋地对杨勇说：“你们的表演很好，我看了很高兴。
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把兵都练成这个样子，把民兵也练好，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
21日上午，贺龙返回北京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的情况。但是，没有得到回音。然而，毛泽东的态度却迥然不同。当贺龙向他汇报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后掀起的练兵热潮，以及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表演情况以后，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6月初，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这份简报很快转到贺龙那里。他立即给正在济南军区看比武的罗瑞卿和张宗逊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毛泽东批示的内容，请他们考虑怎样安排？罗瑞卿同张宗逊商量后，建议调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尖子”分队到北京，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作汇报表演。贺龙同意他们的意见，并让通知这两个军区做好准备。
6月15日和16日，在贺龙和罗瑞卿等人的周密组织下，北京和济南军区的“尖子”分队和参加表演的民兵，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表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①所有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表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对表演分队和参加表演的民兵高超的技术，过硬的功夫，给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在看完射击表演以后，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对贺龙说：“不错么！”贺龙答道：“因为主席来看，有的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毛泽东说：“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贺龙告诉他：“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夜老虎连’的表演。”毛泽东问：“什么叫‘夜老虎连’？”贺龙说：“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他们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毛泽东听后高兴他说：“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在观看表演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军队无非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多想一点，想荆”“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习文化。”表演完毕后，毛泽东在十三陵召开会议。他对前来参观表演的各盛市、自治区的领导人说：“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他要求地方党委注意抓军事工作。
17日下午，贺龙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决定将毛泽东的指示，由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立即向驻京机关高级干部传达；由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未到会的军委常委传达。
毛泽东在看过北京和济南军区部队的表演后，对部队的训练“尖子”十分欣赏，亲自找贺龙谈了几次，指示要在全军推广“尖子”的经验。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普及“夜老虎连”。他指出：“过去上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这样，打起仗来，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贺龙向张宗逊布置工作说：“我己向毛主席说了，两三年可以把‘尖子’经验在全军普遍推广。我是根据部队的训练情况和士兵服役年限考虑的。今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出现了一批‘尖子’，我们要抓桩尖子’不放。
各级领导要亲自抓，严格督促，定期检查。普及工作要造成声势，要雷厉风行，要像今年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搞游泳训练一样抓好普及工作，一定要很快搞出成绩来。”
贺龙特别注意纠正在军事训练和比武中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6月中旬，他看到总参军训部《军训简报》第4号上，一篇题为《练为了战，还是为了看》的文章，揭露有些部队训练中有拼凑“尖子”和种种弄虚作假现象，还指出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好看，不能搞形式主义。贺龙认为这个情况反映得很及时，意见很正确。24日，他对北京军区的领导人说：“从杨村到北京进行了几次大的表演。毛主席、刘主席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①参加观看表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李先念、李并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罗瑞卿、康生、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聂荣臻等，和正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盛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
看了，这是对大家的鼓舞和鞭策。今后应当把兵练好，从实战需要出发，都练出过硬的本领。训练不能搞形式主义，要培养出更多的自己的郭兴福。”
8至10月间，贺龙同陈毅，叶剑英、罗瑞卿等在北京、青岛和济南等地，先后观看了工程兵、炮兵、空军、海军的“尖子”分队和山东省民兵的军事训练表演。在观看工程兵表演时，贺龙再次强调：要做好“尖子”经验的推广工作，同时，从上到下都要注意反对弄虚作假。他说：“现在各军区‘尖子’都不少，要注意保持各自的特点，注意总结经验，写出材料来。主席看北京和济南部队的‘尖子’表演时，最欣赏‘夜老虎连’的3000米越野竞走。
‘夜老虎连’每个营搞1个，每个团搞3个。就是要搞夜战、近战， 200米过硬??能打，会走。总参谋部一定要抓紧‘尖子’普及工作，要搞个规划，要快搞。普及一定要实事求是，训练是为了打仗的，不能弄虚作假。一些材料说，在‘比武’后选拔‘尖子’中都有调人换枪，冒名顶替，代替操作，熏准星缺口，打不好不算等等作弊情况，名堂多着哩！”“全国都学解放军，可是解放军自己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家学！三总部要带头反这个东西，部队也要反。”
贺龙在青岛观看北海舰队汇报表演时又强调：要从难、从严、从实战情况出发训练部队。他说：“打仗时敌人就是选坏天气来，我们平时也要选坏天气练。在七、八级的大风浪中练过硬功夫。在训练中要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有些技术要经常用，只有平时用好了，战时才能更熟练。”
正当贺龙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全军推广“尖子”经验的时候，林彪派他的老婆叶群带了一个10余人的工作组，到广州军区三七九团蹲点，假调查研究之名，搜集大比武的“罪证”。这个工作组在该团蹲了1个来月，先后给总政党委和林彪等军委领导人写了4个调查报告。在一份题为《对三七九团一连3个“尖子”班情况调查》的材料中，夸张而蛊惑人心地列举了移苗并丘，拼凑“尖子”；重军事技术，轻政治思想；追求锦标，弄虚作假；歪风邪气，庸俗下流；管理简单粗暴，影响内外团结等10个问题。在大比武中，出现某些问题并不奇怪，而且贺龙和罗瑞卿在半年前就已发现并着手纠正了。从6月份起，贺龙就三令五申，要求坚决反对拼凑“尖子”和其他种种弄虚作假现象；反复告诫必须是练为战，不是练为看，要练过硬的真功夫。
半年来，这些问题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叶群等把它重新提出来，并非是为了改正推广训练“尖子”经验中的缺点，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叶群在另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一、二、三（单双杠）、扣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最后，她危言耸听他说：“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的接班人”。从此以后，便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尖子”表演很多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是欺骗毛主席等等。
林彪派叶群下去“调查”，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1960年底，林彪推行他那一套极左的“政治思想”，并用所谓的“政治思想”来“冲击其他”，“代替一切”。贺龙、罗瑞卿等军委其他领导人大力倡导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展开“比武”活动，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显然和林彪的那套“政治思想”大相径庭，而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这使林彪十分恼火。他要用所谓的“突出政治”，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下去。所以，当林彪看到叶群搜集来的这些材料，听到种种流言以后，如获至宝。一面把总政一位领导人找去，对他说，去年军事训练时间过多，训练中出现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影响了“四个第一”，要他给张宗逊传话，让张作自我批评，还让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总参打电话，说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一面在《解放军报》1965年元旦社论的讨论稿中，给1964年的军事训练罗织了一大堆罪名。
林彪的上述做法，矛头显然是对着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人的。然而，贺龙他们认为中央军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光明磊落，但然处之。
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 1965年1月上旬，召开了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总结1964年的工作，讨论1965年的工作纲要。会议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主持，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会前，将叶群等人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了大家。
在总结1964年工作，特别是讨论如何评价军事训练时，有个别人指责说，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大多数与会者看了叶群的调查报告，又听了这种言论，都认为，这种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抹杀甚至全盘否定1964年军事训练成绩的观点是不对的。大多数与会人员认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1964年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第一位的，必须肯定。
在这一年中，掀起了两个学习高潮：一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一是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大比武，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把部队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有干劲、有办法、有水平、取得了很大成绩。杨得志、杨勇等许多大军区和总部的领导人在发言时特别指出：去年我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军事训练真正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未有的高度，是我军多少年来最突出、成绩最好的1年。有人说去北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三代民兵也是假的。他们打靶时1枪1个，百发百中，凡参观的人都心服口服，怎么是假的？当然，在“比武”中出现了一些缺点，但这是前进中的毛病，不仅军事训练中有，政治工作中同样有。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是指责，泼冷水，还是帮助克服，继续前进？有的当面质问那个讲军事冲击了政治的人：“你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
谁向林副主席这样报告，就是别有用心”！
这次会议原来准备只开1天，结果开了4天，大家还言犹未荆罗瑞卿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到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对大比武“冲击政治”的说法不满意，虚伪地表示：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
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之后，关于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的言论虽然暂时停息了，但林彪并没有就此罢休，只是感到发难的时机还不成熟。1年之后，在批判罗瑞卿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贺龙时，林彪便又把“大比武”翻了出来，说：1964年“贺龙搞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林彪向贺龙开刀，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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