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受命负责湖南工作之后，一边着手组织湖南省的各级班子，一边考虑到湖南后的工作方针问题。
经中央批准并正式任命，王首道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兼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金明、高文华任省委副书记。他们先行随六军南下。
1949 年7 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进军湖南。
在我党的大力争取下，加上湖南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黄克诚因为要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没有马上到湖南赴任，暂时留在天津。
1949 年9 月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黄克诚以中南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能召开的情况下，实际上代行了其职权。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实际上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了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决定了国名、国旗、国歌和以公元纪年，决定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毛泽东继续讲道。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泽东强调指出。
最后，毛泽东提高了声音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
整个会场爆发出持久的雷鸣般的掌声。
大家热烈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黄克诚自然高兴得难以形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
会议开幕之前。
毛泽东邀黄克诚一起去迎接从湖南赶来参加会议的程潜。毛泽东对黄克诚说：“中央已经决定在湖南组建军政委员会，由程潜任主任，你任副主任。
接着，毛泽东又嘱咐道，“你要善于与党外人士团结共事，建设湖南。”
“我一定做到！”黄克诚满怀信心。
1949 年9 月7 日晚10 时。前门火车站。
一列火车吐着白烟，徐徐驶进。
车站的月台上，有一百多人的欢迎队伍。一条醒目的横幅上写着：“欢迎程潜将军”六个大字。
程潜在车门口出现了。他微笑着走下火车，向大家招手致意，向毛泽东等领导人走了过来。
毛泽东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如此隆重的欢迎，出乎程潜的意料。
“欢迎你到我家作客。”毛泽东说。
一会儿，毛泽东给黄克诚、程潜二人做了介绍。
“欢迎你，程潜将军。愿我们合作愉快！”黄克诚握着程潜的手说。
“我一定竭诚合作，建设我们的家乡！”在宴会上，程潜见中共领导人如此诚恳相待，甚为激动：“我过去跟着辱国辱民的蒋介石，走错了路，很惭愧。今后要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9月30 日，黄克诚和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10 月1 日，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首都北京宣誓就职。推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选举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当天下午。天安门广场。三十万人聚集在这里，举行开国典礼。
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军乐声中，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山摇地动。黄克诚和战友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谛听着新中国的春雷。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火中冲杀，多少优秀的战士用他们的身躯铺就了共和国诞生的道路。没有他们，哪有这欢声雷动的海洋？
黄克诚的眼角湿润了。
首都北京沉浸在狂欢之中。
黄克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眼四望，心中感慨万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获得了解放，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
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的烈士们，若地下有知，亦当含笑九泉了。
1949 年10 月中旬。北京开往长沙的列车。
带着开国大典的喜悦，带着党中央、毛泽东的信任，黄克诚乘车南下，奔赴长沙。
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农民们正在忙着秋收、秋种，一派欢乐的和平景象！
看到这丰收的景象，黄克诚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他长舒一口气，颇多感慨地想，无数的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不就是能让广大的民众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吗？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当然，黄克诚也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大局已定，但天下并非完全太平。
在西北、西南、台湾等广大地区，还有着为数众多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就是在已经解放了的许多地区，地痞、土匪等反革命势力也很猖狂。
因此，对于此次就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并没有掉以轻心，他想，我一定要努力工作，巩固和扩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一生之中，黄克诚都是个深谋远虑、处事谨慎的人。列车驰进湖南境内。黄克诚精神顿时为之一振。二十多年了！故土重归，黄克诚禁不住感慨万千。望着窗外似曾相识的景象—
—那悠悠的蓝天白云，那碧绿的层峦叠蟑，那潺潺的小河流水，还有那诱人的稻谷芳香..黄克诚想起了儿时的欢乐，那种无拘无束赤身裸体同小伙伴们追逐嬉闹的快乐生活。
黄克诚也想起了几时的悲歌，砍柴放牛常常忍饥挨饿的艰难生活。
长路漫漫，风雨如磐。
二十多年来，黄克诚投身革命，追随中国共产党转战南北，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实现了自己所为之奋斗的夙愿。黄克诚，这位戎马一生的赫赫战将，此时此刻，竟流下了情感复杂的热泪。
列车缓缓驶进长沙。
看到站台上欢迎的人群，黄克诚立即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精神昂扬，向前来迎接自己的人群招手致意。
到达长沙的第二天，来不及和亲朋故友们叙旧，黄克诚便走马上任，立即投入工作。
工作的重心该放在哪里？
黄克诚想到了1949 年3 月，也就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他那高屋建瓴的气势向全党郑重指出：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已经将问题说得明白而又坚决——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城市。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对于这一问题，黄克诚有自己的考虑。从全国范围而言，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湖南的具体情况来看，他认为在开头一段时期内，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农村。
这是因为：
第一，湖南刚解放，人口近百分之九十在农村，城市人口比例很小。
第二，我上百万大军要经过湖南去解放华南的广东、广西和大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湖南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
第三，湖南山区土匪多，湘西是历史上著名的从来没有被肃清的匪区，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土匪合流勾结。我们急需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必须依靠农民支持。
第四，要发动农民，就必须做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这需要花大力量才能完成。农村搞不好，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清匪、支前工作都会发生困难。
这些任务都是紧迫的，繁重的，所以，黄克诚认为，在进入湖南后，开始一个阶段还应把领导重心放在农村。
然而，自己的这一想法会不会被认为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而得不到上级的支持呢？对此黄克诚是有顾虑的。
不久，黄克诚见到了中南局书记林彪。
稍事寒暄之后，林彪开门见山：
“你对新区工作有什么看法？”
黄克诚立即把自己的一系列想法详细地向林彪作了汇报。
听罢，林彪浓眉微蹙，沉思片刻：“你讲的很有道理。”
说完，随即招来秘书。
林彪依然双眉微凝，一字一顿地向秘书说：“传我指示，中南各省当前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
然而，黄克诚对此还是有所顾虑：“这，会不会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呢？”
林彪听了，反而双眉展开，脸上浮起几丝笑意，嘴里略微哼哈了一声，然后缓慢地吐出了五个字：“因地制宜嘛！”
说完，林彪头向后面的椅背上一仰，微眯双目，从口袋里捏出几粒炒豆，悠悠地填进嘴里。
二十多年之后，林彪叛国身死，中央批判林彪。林彪让秘书发出的这一电文被当成了他违背中央总方针的罪行之一。
三十多年之后，黄克诚在谈到这件事时，曾在他的自述中这样写道：
其实，这个观点或如有错，首先应该批判我，可是我至今还认为这观点没有错，大量新干部不懂政策又缺乏经验，把重点放在农村，老干部大力抓农村工作，尚且免不了有许多毛病，使群众有意见，不着重地抓，问题就会更多。
黄克诚从林彪那里得到指示以后，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林彪是奉令率大军南下的统帅之一，又是中南局书记，是湖南等省的上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发言权。
随后，黄克诚便按照自己原来的意图，雷厉风行地在湖南展开了工作。
黄克诚在湖南工作了一共三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他所领导和指挥的湘西剿匪，是件值得一书的事情。
湘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近百年来，广泛流传着几句俗语：
“湘西有割不完的大烟，数不清的枪，打不净的土匪。”
湘西是湘、鄂、川、黔四省的边陲之地，境内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有湘川、湘黔公路通往四川、贵州，是第二野战军入川作战的必经之地。
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迷梦，指令宋希濂将一二二军布置在大庸、溪口一线，同时收编了十几万土匪，编为三个暂编军、十个暂编师，盘踞在湘西各处，妄图利用这些土匪势力和游杂武装，依托湘西的崇山峻岭，扼险固守，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
黄克诚对湘西十分重视，他对准备进剿湘西的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指示道：湘西所处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对我们解放大西南关系重大，国民党虽然在这里只有一个正规军，但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很猖獗，是湖南的“盲肠”，对我军进军西南威胁很大。我们要打开进军西南的通路，保障部队入川作战的交通运输安全，必须消灭湘西的土匪武装，彻底割掉这根“盲肠”。
盘踞在湘西的十余万土匪，是国民党败退前有计划地留在湘西的所谓“大陆游击队”。他们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企图在湘西建立“敌后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准备策应蒋帮“反攻大陆”，卷土重来。
湘西土匪有四大特点：
一是历史长远。早在三百多年前湘西就有土匪，尤其是近百年来，湘西的政治势力实为土匪所掌握，有些土匪竟世袭数代，许多家庭世代以匪为业。
二是相当普遍。湘西的土匪本来就很多，加之国民党实行养匪害民的政策，更使土匪遍于各地。老百姓说湘西有三多，枪多、匪多、大烟多。不少土豪劣绅强迫老百姓从其为匪，谁不愿意，全家都要遭殃。
三是反革命坚决。这些土匪本来就是封建势力的武装，其骨干力量是国民党的地方团队和散兵游勇，加之受国民党特务操纵，其反革命本质更加明显。
四是社会基础深。他们不仅有地主、恶霸官僚的基础，而且还受着家族、帮会和宗派势力的支持。
湘西的土匪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土匪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有个叫张平的土匪头子，是个嗜杀成性的魔王。一首民谣唱道：
天见张平，日月不明。
地见张平，草木不生。
水见张平，浑浊不清。
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张平要杀一个人，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而且手段相当毒辣，杀一人必抄斩全家，甚至株连九族。惨死在他手下的普通百姓不知有多少。
人民解放军初进湘西时，广大指战员看到一幅幅匪徒们造成的凄惨景象，听到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血泪控诉，心里充满了仇恨，更加激发了为解放湘西人民而战的斗志。
面对残忍猖狂的匪徒们的暴行，黄克诚义愤填膺，他下定决心，要彻底扫清湘西土匪，为家乡造福，为湘西的父老乡亲们除害！
1950 年1 月，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召开了党代会。
会议分析了湖南地区的形势，提出了1950 年的工作任务：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动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有步骤地进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的政治统治和封建的经济剥削，开展生产节约、救灾备荒运动，为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并指出：剿匪是当前中心工作的中心环节，不解决土匪问题，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谈起。特别是湘西，剿匪更加紧迫和重要。
湖南省军区制订了周密的剿匪计划，要求我湘西剿匪部队集中兵力，第一步先消灭最猖狂、最反动的大股土匪；第二步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消灭盘踞一地观望待机的股匪。省军区还进一步指示，在剿匪中，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军事扑灭、政治争取和群众捕捉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分时间、分地点、分环境，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务求把土匪消灭干净。
接着，湘西军区、四十七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剿匪部队广大指战员发布了剿匪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具有光荣历史意义的剿匪战斗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决彻底地消灭湘西土匪，为人民解除痛苦，为我军争取新荣誉，为建设新湘西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随后，剿匪部队展开行动！
1 月上旬，各进剿部队相继进入进剿地区，对大股土匪展开了全面的春季进剿。
在这次进剿中，我军头一仗是“八面山之战”。
八面山顶是块几平方公里宽的平地，四周均是悬崖峭壁，仅有几道岩梯可以上山，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通往八面山的各路口和岩梯都被土匪设了闸门、碉堡和堆积了无数滚木擂石。
匪军的司令部设在被形容为只有燕子才能飞上去的岩间山洞里，名叫“燕子洞。”
因此，土匪们吹嘘：“八面山是大陆上的小台湾”，“共军想打下八面山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也不断为他们打气。事后从缴获的电文中，看到台湾给他们发来的电报，允诺“在八面山空投支援。”
为了攻克八面山，我进剿部队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研究了攻山的方法，准备了许多绳索、软梯和长杆挠钩。
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训练，攻山战斗于一个夜间开始。
我攻击部队巧妙地避开了土匪把守严密的大门，从大小岩门之间的悬崖峭壁上用钩杆和绳索爬上了山顶。
次日凌晨，我攻击部队出其不意地攻上了八面山，消灭了把守路口的土匪，然后，攻占了匪首司令部，全歼这股土匪，取得了八面山之战的胜利。
从春季开始一直到该年年底，我剿匪部队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挥下，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终于将湘西匪徒全部肃清。
湘西解放了，百年匪患消灭了，“湘西土匪永剿不灭”的迷信被打破了。
广大湖南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感激万分，他们纷纷给部队和省委写信，赞扬说：“共产党真是伟大，人民解放军真是伟大，神仙办不到的事情，被你们办到了。”
在一年的湘西剿匪中，黄克诚一直密切关注着剿匪的进程，当捷报飞来时，黄克诚感到莫大的欣慰。
建国初期，在湖南所开展的“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黄克诚能收能放，处事得当，既没有放纵敌人，也没有滥杀无辜，从而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对于新解放的地区来说，镇压反革命本是立即要做的事情。因为湖南基本上是和平解放的地区，情况就又复杂一些，反革命潜伏势力很大，尤以湘西为甚。有和土匪合流的，有在地方称霸的，也有以合法身份掩护，待机而动的。
建国之初，国家首先要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政令比较宽大，没有立即提出“镇反”问题。湖南当然也是如此。
然而，当时的反革命势力却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被军事胜利陶醉了，不注意它的存在了。
于是，一有机会，反革命势力就活动起来，而且越来越猖狂。形势逼人，非采取措施进行镇压不可了。
黄克诚，这个一贯不愿开杀戒的老将军，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新生政权，建议湖南省委考虑镇压。当黄克诚和一些有关同志商量时，许多同志习惯于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有的同志则有点轻视这些反动势力，以为他们是小残余，不足为患。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同志想不通，认为开杀戒不符合中央精神。
抗美援朝开始，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人朝作战。
这一形势的变化，使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都大喜若狂。反动势力认为，他们的时机到来了，反攻有望，解放军怎么能打得过强大的美国军队呢？
随后，社会上的反革命势力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活动。社会上谣言满天飞，什么“国民党马上要反攻大陆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等等，弄得人心惶惶。为此，许多群众反映，共产党怎么这样宽大无边呢？连这样公开叫嚣的反革命言行都不管、不杀，不是要酿成大乱吗？基层干部们也感到形势严重。这样，赞成镇压反革命的就多了起来。
但是，一些中层领导同志仍然顾虑很多，下不得手，怕犯错误。
此刻，问题的关键在中央下决心。
黄克诚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当时，同湖南一样，全国的反动势力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都蠢蠢欲动。
中央早就看到了这点。
1950 年10 月，中央作出决定，指示进行镇压反革命。黄克诚立即传达了中央指示。然而，个别同志仍迟疑不决，不相信中央有这个决定。当时，湘西的负责人周赤萍就是这样一个。黄克诚亲自到湘西去督促他镇反，对他讲道：
“湖南反革命最多的就是湘西，开杀戒的命令是中央决定的，根据湘西的情况，估计总得杀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才能控制住局面，你就下决心干吧。”
周赤萍听说要杀人，顾虑更大了。他亲自跑到武汉中南局，找到当时中南局的负责人邓子恢问这件事。经邓子恢证实以后，他才相信确实是中央的决定。这才下决心严厉打击反动势力，打开了湘西镇压反革命的局面，回击了反革命的进攻。开杀戒之后，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就处死了不少人。这时，黄克诚意识到必须对镇反加以控制了，否则，就会搞成扩大化。1951 年3 月， 黄克诚给邓子恢发电井报告中央说：
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个别出现了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经常工作，限制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中央很快同意了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意见。1951 年3 月30 日， 毛泽东在电报中回复说：
我认为黄克诚3 月23 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的、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展开者，则应当推动运动的尽快展开..
在向中央发电的同时，黄克诚已决定在省内加强控制，收缩范围。下令不许随便杀人，没有省委的批准，一个人也不准随便杀掉。
然而，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群众运动是很多人的运动，各有各的主观随意性，杀戒既开，又有点停不住了。
黄克诚亲自过问此事，严令禁杀，过了一个星期，才使运动完全停了下来。
停杀之后，计算总数，已经超过了黄克诚估计的数目。由于控制及时，湖南杀的反革命绝大多数是该杀的，是人民赞成杀的，可杀可不杀而杀了的，为数很少。
镇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清醒了干部的头脑。
中央决定“镇反”是完全正确的。湖南下决心这么一镇压、杀了一大批反革命，治安情况完全改观。肃清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湖南就太平了。
连湘西这个历史上最不太平的地方，也从此平安无事，政府可以正常工作，法令通行元阻，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总起来看，湖南的镇反运动，起先是推不动，后来慢慢动了，以后越动越快。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二十天左右。由于黄克诚密切注视着运动，一看有过火迹象，便立即下令刹车，这才免于发生扩大化。
“镇反”运动之后，黄克诚又领导开展了湖南的“三反”“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主要是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行为。由于湖南工商业不太发达，较易处理，这方面问题不多。
问题比较难办的是“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主要是整肃党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毛泽东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
自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便特别注意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在我国搞复辟，特别是注意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影响、腐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所以，他便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打击他认为危险的倾向，于是，防右、反右成为他的主导思想。
反贪污运动被称为”打老虎”。大老虎即指大贪污犯。这个运动对黄克诚来说，比镇反还要难于开展。
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难在开杀戒这个政策问题上。中央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三反”则是在内部清除贪污分子，一是难于找准对象；二是难于下手打击自己的同志。
“三反”运动，中央决心很大，为了避免下面走过场、敷衍了事，一方面惩治贪污从严，枪毙了两个地级党员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以作示范；另一方面下达了数字指标，以便督促各地，认真查找，进行斗争，把贪污腐败分子挖出来。
对于中央的指示，湖南试行了几天以后黄克诚就感到有问题。
镇反是敌我矛盾，目标明确，根据情况可以估计一个大约数字。在国家和党内“打老虎”，目标和数字都不易搞清楚，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而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
于是，黄克诚召开省委会研究，决定县里不搞三反，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许多错误来。县里和区、乡不搞运动，基层就稳定了。基层稳定，大面上就不乱了。“三反”只有上层搞，省委比较容易控制。
陈钧，省工业厅副厅长。
黄克诚一向认为，陈钧为人正派，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委决定他离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陈钧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对此，黄克诚深感歉疚。
当时，黄克诚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没有顾得上向陈钧当面赔礼道歉。
三十多年后，在提到此事时，黄克诚曾经自责说：
陈钧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很是不安。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到他的将来。
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勇于自责的人，一个善于改过的人！1952 年8 月。
北上的列车上。
黄克诚坐在车窗边，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铁道两旁的田野里，正翻滚着喜人的麦浪。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
此次北上，乃是黄克诚奉中央调令，离湘赴京工作。三年前，黄克诚回到湖南，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国民党统治者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三年之中，黄克诚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稳定物价、湘西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业建设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都在黄克诚的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
三年里，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
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 年为二十三亿多元（按现行人民币算），1951年即达到二十七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 年为一万一千吨，1951 年增加到三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好了城市。
黄克诚在湘三年，把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变成了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当中央调黄克诚回京工作时，他很有点恋恋不舍。黄克诚到京之后，于10 月奉令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先到总后工作。
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
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
黄克诚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己迫在眉睫。黄克诚看到工作那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会上，黄克诚声音洪亮他说：
“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的局面。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随后，黄克诚就以他那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总后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
全国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
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包干的办法是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
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
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更生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迸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感到高兴和方便多了。
黄克诚在总后工作了没有几个月，大约在1952 年12 月，聂荣臻代总长要黄克诚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于是，黄奉命前去，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
到1953 年，黄克诚把总后的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黄克诚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他在总后的工作。此后，黄克诚便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上去了。
1952 年底，彭德怀住处。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以及刚到总参工作的黄克诚，一起开会，主要内容是研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此后，这个会就形成常会，开过多次，当时也被称为军委会，因为它实际上是做这个工作的，再向上就是报中央、毛主席批示了。
但是，它并不是中央任命的军委会，只是个适应急需的工作组织。
1953 年7 月，朝鲜战争结束，彭德怀正式回国。
1954 年9 月，全国人大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军委和总参是一个办公厅，还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 年11 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后来受衔的十位元帅， 共十二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
随后，毛泽东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
黄克诚虽然不是军委委员，但因工作需要，实际上早就担任了秘书长的职责，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助手。
1958 年6 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曾说过： “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
毛泽东的这番话，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言的。
处于开创时期的军委、总参，工作问题多得不得了。
那时，我们的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作出新贡献。他们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争取多拨一些经费。他们要钱要物资、要外汇，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只能由军委、总参会同总后解决。这样，黄克减就成为协调各部门关系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一次会议上，黄克诚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导各部门的负责人说：
“我们要顾全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是不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行的。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必须从全局考虑，有主次、善配合，才能打胜仗。规在建设也一样，要全面考虑，区别缓急，先抓重点、急需的工作。比如：海军要建设舰队，当然是合理要求，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就应把它当作长期任务来考虑。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可以先抓急需，搞那些既能加强海防、又能建设较快、费用较低的。空军在建军中是当务之急，我国因没有空防，抗美援朝时牺牲极大，建设空军队伍比海军舰队费用要少一些，而需要更急一些，所以，我们应考虑重点先建空军..”
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问题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些。
当然，也有一些高级干部坚持己见，甚至对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干部大吵大闹乃至大骂。使这些干部感到很苦恼，甚至不愿干这个工作了。
对此，黄克诚耐心地劝说他们：
“我们不要怕挨骂，当面骂就和他讲道理，背后骂就只当不知道。共产党员只要做的事对国家。对党有利，就要能任劳任怨，挨骂、受委屈都是光荣的。对工作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为了军队的逐步现代化，我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很快建立了一套军事工业体系，建立了各种军事工厂，建立了国防工办，并建立了军事工业学院。
我国不但自制先进的常规武器，自制飞机舰艇，而且设立了国防科研系统，开始研究国际上先进的尖端武器。为此，军委决定建立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元帅负责领导国防科委工作。
当时，我国有许多热爱祖国的、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不少人抛弃了国外的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甘愿在祖国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国防科研工作。他们和一大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我国在短期内就能屹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这方面的成就曾使世界震惊。
在这令世界震惊的伟大成就里，凝结着黄克诚的巨大心血。
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的功臣。
1955 年，我国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
黄克诚，以他卓越的战绩和对党对人民的赤诚，被授予大将。
1955 年10 月，黄克诚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
1956 年11 月，黄克诚又被任命为军委委员。
1956 年，彭德怀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报告中说：
“我军已实行了有计划的整编，先后集体转人生产部门的部队，有三十一个师零八个团。转业干部、复员士兵已达五百万人。目前我军员额，包括征集的新兵在内，比解放初已减少二百七十万人。我军已在原来步兵的基础上，建立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防化兵等诸军兵种..”
改革进行得不慢，但仍没有达到预定的要求，精简、整编工作继续进行。
1956 年10 月，军委责成黄克诚研究裁军方秦，在1957 年1 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裁减和整顿军队的报告。此后，1958 年的军委扩大会仍把精简整编作为议题之一。这说明了精简、整编工作的繁重性和经常性。
和平时期，机构人员总有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但导致机构臃肿，军费膨胀，而且导致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使工作效率低下，办事不灵，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所以，精减机构、整编是个做不完的艰巨的工作。
与精简、整编密切联系的是兵役制的改革问题。
我军历来实行志愿兵制度，全国统一后，必须适应新情况而有所改变。
方法是实行义务兵役制。
实行义务兵役制，合格青年适龄入伍，定期退伍为预备役。这样，可使国家积蓄大量的受过军事和技术训练的预备役兵员，战时不愁没有补充。
中央军委决定1954 年试行“义务兵役法”，取得经验。1955 年，我国正式颂布“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同时，颁布了“军官服役条例”，使我军的战士与军官都有预备投人员储备，而我常备军则可保持着年青的朝气。建国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敌视、封锁。
苏联为帮助我国建设，在此期间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在各方面派了大批顾问、专家。我国早期重工业基础的建立，早期军事工业基础的建立，从设计到施工，从提供技术、设备，到指导施工及试生产，都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
在建军方面，苏联派了总顾问和一批专业顾问，提供了他们的经验和各种资料给我们借鉴。
当时，毛泽东主席号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对如何学习苏联经验，黄克诚还是有自己考虑的。黄克诚认为，我们不应当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决不能轻易丢掉自己的好经验、好传统。对苏联的经验，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或采用、或不用、或修改之后再用。
这也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针。
基于上述思想，解放军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
1953 年9 月，中央军委正式确定军队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司令员和政委有分工之别，无上下之差，意见有分歧，特别是对待关系重大的问题，由党委会作决定。
军队的政治工作，保证解放军永远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军队，决定着军队的性质。
军队的上下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决不可以丢掉，长期艰苦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应当世代相传。
到1956 年，军委工作已稍有头绪。虽然许多工作离做好和完成还有很大距离。问题仍然很多，但大体都有了安排，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忙乱了。
彭德怀对黄克诚十分信赖。
每当彭德怀下去视察，或出国进行对外活动，就让黄克诚负责日常工作，并授权黄克诚可以召集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重大事情则请示军委处理。
1956 年底，军委责成黄克诚于1957 年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告。
在这次大会上，彭德怀提出交班。退休的问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
黄克诚十分支持彭德怀的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是有远见的提法。当时，军队干部平均还不算老，高干年龄在50 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因此，及时提醒是有必要的。1958 年，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
这年，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到各地视察、开会，鼓舞生产、建设的干劲。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随着“总路线”的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轰轰烈烈。军队中早就有人提过：我军仍有教条主义。毛主席讲话以后，一些同志就更忍不住了。
首先在军事院校中，不断有人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以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于是，便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军队应开一次整风会。
1958 年5 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发言中说：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改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号召：“把火线挑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中央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之后，担心军队领导出问题。
这次会议之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他本来身体不好，就请假休息。军委决定让黄克诚继任总长。
1959 年春，彭德怀出访东欧诸国，黄克诚主持日常工作。不久，庐山会议召开。
庐山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转折点，也成为黄克诚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S$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