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忆起与海东同志朝夕相处的日子，许多感人肺腑的往事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在安徽叶集召开了红军占领正阳关的庆功会上，红四方面军的负责人把我介绍给徐海东同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两道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讲起话来，一口湖北口音，但铿锵有力，非常生动。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可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师长了。我早已慕名这位打仗勇敢、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今天看到他，心里格外高兴，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以后，我又陆续和海东同志见过几次面，印象最深，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当时，日寇由南京、明光、蚌埠等地出动二千余人向津浦路西、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扫荡。驻古河的桂顽专员及其部队闻讯而逃。而我新四军四支队在徐海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于周家岗、玉屏山等地与敌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激战。敌人死伤一百六十余名，俘敌三名，敌人被迫仓皇而逃。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由于紧张的战斗使海东同志疲劳过度，旧病复发，肺部大出血，使这位意志坚强的人不得不暂时离开战斗部队。新四军军部决定他到安徽藕塘一带疗养，由团长程启文同志率一加强营保护他的安全，并配给他一个卫生所。就这样，海东同志化名“李副官”来到了藕塘一带，我当时是新四军四分区政委，我们的部队常在这一带活动，所以和海东同志见面机会较多。海东同志虽在病中，但他总想为党为人民多作点事，一边养病一边工作，关心群众生活，关心干部的思想情况，关心部队的建设。他经常让医务所人员给老乡看病，而常在他身边的只有他爱人周东屏同志。在他的提议下，随他行动的部队常给老乡抢收抢种，挑水送柴。新四军的干部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思想问题、有争论或矛盾时，都乐于找海东同志解决，他总是耐心诱导做说服教育工作，告诫他们要搞好团结，使争论的双方都心服口服，使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屡打胜仗。
藕塘一带是三角斗争区，有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鬼子，斗争十分复杂。新四军二师师部住在津浦路西一带，一些团以上的负责同志肖望东、张劲夫、余立金、成钧、梁从学等经常来看望他。我们和他见面后，海东同志总要询问军情及形势，同我们谈部队的建设、打鬼子和打国民党顽固派的经验和战略战术。我们在他面前毫无拘束，畅所欲言。由于海东同志战功显赫，威名远扬，敌人总想千方百计地寻找他的踪迹。我们大部队要打仗，经常在海东同志身边的队伍只有一营兵力，我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新四军二师政委谭震林同志到分区来时对我们说：“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军队的一面旗帜，不能倒，也不能给敌人抓去，要精心给海东同志治疗，确保他的安全。”因此，我们总想多派些部队保护他，但他坚决不肯，说不要分散部队的战斗力，他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海东同志充分估计到当时的形势，采取了经常变换住处的办法与敌人捉迷藏。当地群众得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就直接送信给他。所以，敌人虽然经常围剿，但也经常扑空，反而使我们大部队掌握了主动权，常常歼灭敌人。海东同志见到我们时风趣地说：“没想到我这个病人还能吸引这么多敌人的兵力，这也是对革命的一点贡献呢！”
海东同志的谦虚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虽然负伤多次，亲自指挥过几十次大小战斗，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将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伟大的党，归功于伟大的人民。在一次闲谈中，我讲到直罗镇大捷毛主席称他是“有大功的人”时，他连连说这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领导得好，他还特别提到彭德怀同志是他学习的榜样，他说彭总指挥果断、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平易近人。彭总的西北保卫战真是立了大功，我们都应向彭总学习。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海东同志立足于藕塘一带，病中指挥战斗，使新四军在津浦路西一带的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队伍。
解放后，他搬到北京，我也常去看他。那时生活条件好了，地位高了，但他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外，从不要国家照顾，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在他的病稍有点起色的时候，就急着去各地参观学习、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海东同志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离开了我们。他留给我们的是崇高的革命品质，顽强的战斗意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这些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徐海东同志的英名将留芳百世，光照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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