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某县，会见了徐海东将军。这时候，他率领的部队正打退了从平山、并陉出来攻击他们的两千多敌人，他应该欢喜。可是他并不。在他欢迎宾客的象南方三月的春风一样温和的微笑里，隐约的有一抹忧愁的痕迹。我们是初见，虽然他是一个显得那么易于接近的人，却也不能一开口，就问他的心事。
几年以前，他的家被毁了，他的家人完全被杀。他是想起了他的家和家人难受吗？这显然不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虽然是悲惨，却已经被时间和民族解放事业冲谈了他的悲伤。他有心思在这种军书旁午的紧张的时刻，突然想起了家，为它忧戚吗？这显然不是。
他曾经八次负伤，右腿上中了四弹，右臂上中了两弹，左臂上中了一弹。脱下衣裤时，浑身布满了枪弹的进口和出口的伤痕。最危险的一次是一粒子弹从左眼下面的脸颊打进，从左耳朵后面打出；左耳的听觉神经毁掉了。如果子弹向脑子这边稍微偏一点，世界上就没有他了。
他很幸运，逃脱了八次死的危险。但毕竟因为负伤过多，流血过多，--一个人能流多少血呢？--身体衰弱了。最近，因为在剧烈的战斗中，过度的操心和过度的奔走，他已经吐了两个礼拜的血。是因为身体虚弱，他感到忧伤吗？也显然不是。第八路军的将领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常常是并不多加考虑的。有许多人的脑子，是生来只想自己的事情的。有许多人的脑子，却正相反，好象专为思考大家的事情而生的一样。徐是属于后一种人。徐爱延安，那里有许多他的老友，那里的风习他很喜欢，而且在那里，有他唯一的两个家属，他的妻和小孩。这次吐血最厉害的时候，他曾去电请假，以他的这种情况，要得到珍爱部属的朱总司令和任强时主任的准假，是容易的。回电立即来了，同意他到延安休养，但这时他的病稍微好了一点，而军务又那么繁忙，他脱不得身，留在那里，抱着病来指挥战事。显然，为了自己身体健康而忧愁，对于他这样的人，是不相称的。
那末，他今天这隐约的忧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从上午到夜晚，一直到由于我们的谈话渐渐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信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流露了优愁。
这次洪子店的战事，他的部队给了敌人巨大的伤损，敌人死亡四五百。但他们花的代价也不轻，死伤近两百，而且死了一个年轻勇敢和他一道工作有几年历史的干部。悲悼战死者，悲悼那象一个家属的成员一样的他的同志，他无意中流露了忧伤。
用家属来形容徐的部队，是恰当的。他们上下的关心，正和兄弟的关心一样。在偶然讲到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天天有战争，他们的豫鄂皖边区，因为人数少，所以每一次战斗，全军都参加，“枪一响，全家都来了。”他自己也是用“家”这个字眼来叙述他的部队的。
在这种不只是有工作关联，也有浓厚的战友之谊的部队里，牺牲了一个同志，特别是一个得力的同志的时候，那是久久不能消散的一种忧伤，一种悲痛啊！
虽然在这种情况中，徐海东同志也给了他的宾客最好的招待。我所指的招待，不是他的别致的晚餐，他的梨和在那里难得的桔子，而是他的亲切的微笑和朴实的谈话。
坐在一个正月寒夜的炉火之旁的，就是这位使敌人胆颤的名将。传说中，他是那末勇敢；想象里，他是应该有些粗鲁吧，事实却相反，他倒象个温文儒雅的书生，有浑圆的脸孔和灵活的眼睛，笑起来，左眼下的枪伤，象是生在上颊的一个酒靥。和一切实行家一样，他不大多说话，所有关于政治和组织的问话，他都让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回答。黄是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可能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们以前在五台见过，这回是第二次相见了。
让我们终止这种旁涉罢。徐海东同志是那样的寡言，也许，那一天是特别的吧，他的吐血才停止，讲多了话，头要昏的。黄克诚这样告诉了我，而这个，也是他代他回答许多问话的原因罢。
关于自己，徐海东同志只说了一句，“我是湖北孝感的窑工。”一切其他的话，都是谈的战士的疾苦。他是这么叫个一刻不忘他的同志们的痛苦的将领。他使人感到：虽然他的家人全受了难，自己负了八次伤，最近又吐了两个礼拜的血，但这一切的不幸似乎都比不上目前他的同志们的痛苦。“在这样冷的天气，”他说，河北正月的天气常常在冰点以下二十度，“我们的战士还没有棉衣，还穿着单衫。我们一个连，只有两件棉大衣，是给放夜哨的哨兵交换来穿的。”
我听说，正太路南面给他们预备了一千多件大衣，但是运送的时候，需要过多的牲口，很难过铁路。他们原可以买到布，自已来做，但是没有钱。
“我们三个月没有发饷了，”徐继续说，“我们的战士，要吸一点土烟，都没有零钱。我们总是用‘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来克服一切困苦和艰难。战士们在这个口号下面，情绪都很高。洪子店的战事，我们站在有雪的山头上的同志，手冻得扳不得枪机，但还是站着，没有退一步。”
徐的部队是忍受了极大的艰苦的部队，同时也是极强韧极勇敢的部队。抗战以来，他们从雁北，从繁峙、代县，打到崞县、原平，再打到孟县，再打到河北，转战几千里，象游龙一样。在平型关，在魁关岭，在洪子店，几次打败了敌人，而他们的战士却没有零钱买一点土烟；在雪山之上截击敌人的时候，因为衣服太单薄，手竟冻得扳不得枪机。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打击敌人。“抗日高于一切”，高于一切生活的问题，高于一切个人的痛苦。
在我们来到徐的旅部的途中，遇见他的一团人，开往前线去。战士们胸前佩着一个或两个手榴弹，背着步枪和军毯，还背着一个白布口袋，装的小米，是他们四天的粮食。去吧，祖国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胜利！你们的武装不完全，口粮不丰富，但以你们的勇敢，你们是可以缴到敌人的枪械、子弹、罐头和饼干的。“我们的兵工厂在东京”，“我们的粮站也是在东京。”
到夜深，徐去了。我就残烛的余光，在我的日记本子上写了下面几句话：
“二十六日晨到徐海东同志的驻地。与徐谈甚洽。他是湖北孝感的窑工，有工人的坦白、纯厚、和穆的性格，非常的勇敢。他的部属都信赖他，而且爱他。是稀有的工人出身的将领。有满含智慧的大眼睛和以前很结实、现在因为负伤过多而变得虚弱了的身体。他爱骑马。为了驰马，曾跌掉两颗门牙，现在补上了。
“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奇异的人，徐海东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滹沦河畔的梨子好吃，水汪汪的，而且清甜。小花生却不行。”
有一件事我没有记在日记里，心里却还没有忘记。卡尔逊替徐拍好小照后，我们在充满阳光的田间散步。河北的西部多荒山，大概还是太行山的余脉罢。在冬天，北方的山野，只有黄色的尘沙和黄色的山地。麦子还没有长起来，点缀于田野间的唯一的青色的东西，是扁柏树。
“这地方，这一种树多。”徐说，他忽然注意了自然景色，而且由于这一注意，奇妙地联想到了人的年纪。田守尧同志的年纪他知道，他又问了我的年纪。
“你多大了？”我问他。
“三十八岁，老了。”
他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奇异。
“不是事业已经开始了吗？”我老实地反问了这么一句，这无异于同意他是“老了”。
实际上，谁都知道，象他这样的年纪，在我国还不算老，在别国，更有人生四十才开始的成语。使他感到老的，显然是长久的中国的苦难。多少年来，特别是现在，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他和象他一样的人们不绝地埋头在困苦艰难的斗争里，不知道昼夜，不知道休息，一旦有间歇，偶然地抬起头来，才惊讶着消逝于困难的环境之中的生命，是这样的多了，由于这个引起的超越了实际年龄的一时间的苍老的感觉，也是自然之理罢。
第二天，他要转移了，我们也要到别的地方去，紧紧地一度握手后，我们分路了。在他的部队的中段，他和田守尧同志并排地在马前走着。这时候，他又是一个英武的将军了，和昨天完全两样。
当我回到南边时，已经是春天了。平汉车过孝感时，我看见车窗之外，在我们的窑工的故乡，梅花已经开放了。而在他现在所在的北方，还是雪吧？凭着这薄暮里雪白的梅花，祝福还在雪中的北方的战士，祝福我们的英勇的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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