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黄陂县城。
店铺大多关着门，街上行人稀省少。摆地摊的小贩和卖柴的农夫三三两两蹲在街头，显得十分冷落。一个头戴草帽，身穿蓝布大褂，大褂里面偶尔露出北伐军灰布戎装的青年，跨着大步，汗流满面地步在大街上，给这被灼热空气欲要闷死的小城带来了生机。
“元清！”突然有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向那青年打招呼，随后七嘴八舌地问，“你从哪里来呀？”
“好久不见你进城了，是不是这两年发了财，不做窑工了？”
徐海东一扭头，只觉得面熟，却记不清他们是谁了，便点点头应酬几句。他想：我这次回乡，特意路过县城，主要是打听党的县委机关是不是还在这里。因为自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被诬为“异党”，转入地下了。对眼下这些人不摸底细，不能随便暴露身份。还是打听一下农民协会在哪吧！因为它始终是个公开的组织。徐海东蹲在一个卖小吃的老人跟前，悄悄问道：“您知道农民协会在哪里吗？”
老人用疑惧的目光看了他几眼，向一个门指了指，一句话也没有答。
徐海江怀着激动的心情进了老人指的小院。使他失望的是，喊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他呆呆地站在一堵墙前，墙上贴着两张红标语，那红纸虽已褪了色，但上面写着的“劳农神圣”、“打倒土豪劣绅”几个大字却依然十分清晰、醒目。
“嗨！从哪里来的？”一个穿大褂的中年人边进院边向徐海东打招呼。
徐海东随口说：武昌。”
中年人又问：南京政府是不是要和武汉政府开战？”
徐海东有些警觉，便摇摇头说：不知道。”徐海东意识到，蒋介石叛变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偏僻的小城。还是先回家去，找个熟人摸摸情况再说。他和那中年人哼哈了几句，便离了县城。
大别山的草木的情，似乎在欢迎游子的归来。家乡的村落依旧，茅草屋比过去变得颓败一些，山冲里的瘠地薄田，稀疏的麦子黄了，而插下不久的稻秧还来不及返青，像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
最使徐海东心动是陪伴他十一年的徐家老窑，那徐家七代人在这儿当过窑工的大土堆子，此时正昌着滚滚浓烟。徐海东加快了脚步，赴向了窑场。
“元清回来了，元清回来了！”
烧窑的、做坯的、挖土的窑工们吵吵嚷嚷叫着，停下手中的活计，迎着徐海东，围扰过来，问东问西。
四哥徐元江说：去年，北伐军打到武汉后，黄安、麻城两县闹农会。咱们这儿也闹起了农会、把夏店区的李阳亭老财主打死了，可喜庆了。
“闹农会，谁是头儿呀？”徐海东没等四哥说完，就急切地打听领头的是谁。他想，这个“领头”的肯定是共不党员，找到他，也就与党组织联系上了。可是，乡亲们对详细情况就不知道了。
一个窑工说：当时吹来一阵风，说是参加农会的人，就像那太平天国的长毛，决没有好下场。接着，由地主、老财领头又闹起了红枪会，农会就再没听说了。”
此时的徐海东已不是从前的窑工，见过世面，是个共产党员。他在与亲人团聚的同时，没忘自己的任务：找党组织，继续闹革命。可惜，刚的点线索，又断了。他想：只好一边在家干活，一边打听消息了。
傍晚。徐海东家里。
房，还是那座破茅草房：床，还是那张旧木板床。
从目失明的老母，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摸着徐海东的肩和胸，直问到：“还走吗？”
徐海东理解做娘的心情，安慰着说：不走了！”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徐家人，就是你不恋家里那座破窑，可是，树叶总归要往树底下落，回来不走了就好！”
老人的心思，徐海东是能体谅的。可是，当妈的不了解，儿子是共产党员，还有更大、更重要的事要做。
媳妇田德载见完婚不到半年就出走的丈夫回来了，高兴得直流眼泪，脸红红的，忙里忙外，为丈夫张罗着茶水和饭食。
徐海东在家里暂住，一面到徐家窑做些活计，一面四处打听，寻找县委领导。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还没有线索，他总是闷闷不乐。妈妈虽看不见儿子的愁容，但已发现儿子不像从前那么爱笑了。她以为儿子吃不下粗米杂粮，便告诉儿媳妇每天做点可口菜，饭前再倒一盅酒，让儿子吃得高兴点可是从前一次能喝半斤白干的徐海东，如今一滴酒也不沾了。他是怕“借酒消愁愁更愁”！他脑子里一直在翻腾的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翻脸了，共产党变了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党指示他，要奋斗下去，要尽全力来挽救革命。可是这革命如何挽救法？这会儿又能做点什么呢？必须找到党组织。可是，去了两趟县城，私下了解一下农会的事，但都一无所获。
阴雨连绵。几天过后，徐海东站在大门口，伸着懒腰，正准备再去趟县城，打听情况，迎面碰上一个青年人，身穿白褂蓝裤，头戴草帽，斯斯文文，看那样不工不农，倒像个教书先生。徐海东还没有认出他是谁，他却叫了一声，“海东！”
徐海东迟疑了一下，细一看，“这不是田道生吗？！”
原来，田道生在武昌与徐海东分手之后，一直在大别山活动。两人互诉离别之情之后，田道生兴奋地说：“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在河口一带，组织农民自卫军，正需要你这样的军事人才呀！”
知道了地方党组织的下落，徐海东像是失落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一刻也不能停留，马上前往河口。
1927年6月28日。河口区的一个小村庄。
村庄不大，但很整洁，零散地分布着十来户人家。
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和徐海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海东同志，你来得正好。你在北伐军干过排长，你来组织训练农民自卫军吧！”瘦削的县委书记高兴地说。
“农民自卫军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支枪？”徐海东急迫地问陈金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教训太深了，共产党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只能遭受屠杀。
“没有枪，只有梭标和大刀。农民自卫军有十三人。”陈书记似乎有点抱歉，“不过我这里有一支手枪，十四发子弹。海东同志，县委希望你能担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的队长，这手枪就交给你。”
徐海东愉快地接过手枪，庄重地说：“陈书记，没关系，有了这支枪，又有县委的领导，我有信心拉起队伍。没有枪，我们从敌人那里夺。”
陈金台满意地望着徐海东，默默地点了点头。
徐海东又回到了行伍之列，开始了为中国的贫苦百姓、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生涯。
农民就是农民，自由散漫是他们的天性。再加上没武器，梭标、大刀算是“硬家伙”了，有的用红布包块木疙瘩，插在腰间，算作手枪，也有赤手空拳的。
徐海东按照军队的操典来训练他的农民自卫军，做“立正”、“稍息”、齐步走“，严格军事纪律和生活作风，还给他们讲革命道理。不料，牢骚话不时的蹦出来：
“这像个什么军队，连支钢枪也没得！”
“没有枪，镇不住地主豪绅，更不要说打仗了。”
“还不如先散伙，等以后发了手枪再集合！”
结果，十三个人有一大半不愿意干了。不干就不干，革命靠的是自觉自愿，不能强迫。但是隐伍一定要扩大。
大革命时留下的火种还在，刚刚被压下去的农会热还没散尽。
徐海东东奔西走，举事实摆道理，进行发动，窑工中兄弟们，特别是徐家窑的兄弟，纷纷加入农民自卫军。队伍扩大到四十人。
钢枪，在农民自卫队员的心目中是稀世珍宝，也是徐海东日暮途穷思夜想东西。他盯上了驻夏店区盐卡民团的一个班，有七支长枪。徐海东决定打民团夺枪。
徐海东装扮成个卖窑货的，这是他的老本行。他挑着窑货，戴着遮住眉眼的大草帽，在于堂寺盐卡周围，边叫卖，边侦察情况，根椐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得出结论：只可智取，不能强攻。
7月21日下午。于堂寺盐卡。
盐卡坐落在省城武昌通往黄陂县城的公路上，是进入黄陂县城重要的哨所之一。公路两旁，高山险峻，绿树成荫。
太阳光懒洋洋的，照得守卡团丁也懒洋洋的。
两名团丁倒背着长枪，站在卡子边。
没戴帽子的高个团丁打了呵欠，口水流了出半尺长。
“妈的，这天头难熬啊。口里寡淡，多久没见荤了。连个小鸡也抓不来。”
矮个子团丁眯着老鼠眼，听了高个子团丁的话，咕嘟吞了泡口水，条件反射地也伸个懒腰，打个呵欠。
“是该吃点什么了。妈的，上个月的饷钱还没发，吃介屁！”
咯吱，咯吱，咯吱，一阵响声传来，从武昌方向的公路上，移动过来一乘滑竿。有一管家模样的人，一颠一颠地跑在前边，滑竿后跟着两个挑东西的人，一个担行李，一个挑两个箱子，走得汗流浃背。两个脚夫抬着绑的竹靠椅的滑竿，走得很起劲。竹椅上坐着个人，因凉篷遮掩，看不太清脸。但，宽檐凉帽、黑绸裤子，白绸衫子、手特文明棍，却清晰得很。从中透出了气派和地位，令人一看便知。
“是个有钱的！”两个团丁几乎异口同声。
“干什么的？”高个团丁有些讨好地喊道。
“老总辛苦了，”管家模样的人忙上前，不卑不亢地说，“我家‘老爷’从省城回来，看望刚上任的县太爷。他们早年共一个先生发蒙，情同手足。”
滑竿上的‘老爷’从竹椅上下来，迈着四方步，踱到一棵白果树下，拉着长声说：“嘿，老七呀，这树下倒挺凉快，歇歇吧！”
被称作老七的管家忙点头应道：要得，要得，‘老爷’。”
“既然是县太爷的朋友，那就歇歇吧。”高个团丁把纸烟夹到耳后说。
矮个团丁笑嘻嘻地说：要得要得，不碍事！县太爷的朋友能在我的这个卡子多停留一会儿，那是我们有福气呀！”
“阿福，到那边搬几个西瓜来，解解渴。”“老爷”。“老爷”吩咐着。
不一会儿，那个挑行李的阿福就从盐卡边小街上买回来两个大西瓜。
阿福把西瓜开成好几瓣，递给“老爷？一块，瓜瓣红艳欲滴。两团丁咕嘟着吞涎水。
“老爷”不失时机地说：“老七，让两个老总也来吃瓜吧！”
老七对不时向这边看的两个团丁说：“老总，我家“老爷”请你们吃瓜，别客气，我们“老爷”仗义得很。”
“莫客气，莫客气，多谢多谢。”两个团丁边说，边一溜小跑似的来到大树下，各捡一大块西瓜，迫不及待地啃起来。瓜皮盖住了脸，顺着腮帮子流西瓜汤。
“干什么？你们不好好站岗，呃！”从盐卡边的房子里走出一个人，边说边向树荫下走来。
高个团丁比较机灵，忙站起来说：“报告班长，这位‘老你’从省府来，是咱县太爷的朋友。他请我们吃瓜！王头儿，你吃瓜！”
老七连忙送上一块瓜：“王班长，我家‘老爷’请您吃瓜。”
王班长看了看对面的“老爷”，点头微笑。
王班长暗想：现在兵慌马乱的，蒙骗人的事很多，我得盘查。于是，他接过西瓜，边吃边说：“谢谢。欢迎在我们卡子这儿歇脚，听说武汉有过北伐军，你说北伐军啥样？”
一谈起北伐军，“老爷”的兴奋劲来了。从北伐军的创建、规模，说到北伐的口号、纪律、打胜仗的喜庆......“老爷”正说着，转念一想，这家伙是在考察我，别露出马脚来。
“你在省府里干什么事？”王班长有些信服，但为了拖延时间，多吃几块西瓜，还不停地问。
“我家“老爷”是交通大队长。”老七忙搭腔。
王班长端详一下“老爷”的脸膛，黑黑的、胖胖的，不像整天坐办公室，确像总是外出的。他心里有了底。
“妈的，这上好的西瓜，只有当官的才能吃上，老子们在这里守卡子。”王班长说。
“老爷”心领神会，顺杆说：“王班长，你领兄弟们在这里守卡子，大热天的，好辛苦呢！老七阿福，你们再去拣大的多抱几个西瓜来，咱们都是为党国效力的。王班长，你把其余的弟兄们喊出来，我替你们的县太爷请你们大家吃西瓜。”
没等班长表态致谢，高个团丁捷足先登，跑到房子跟前大叫：“兄弟们，快快快，到那边吃西瓜，真甜（口也）！”
房子里在睡觉的团丁趿拉着鞋，衣衫不整地跑了出来，老七和阿福领着两个挑西瓜的也刚巧回来。后边还跟几个手握空绳卖柴归来的樵夫。
“老爷”说：“你们几个樵夫也来吃瓜吧！算你们的运气好。”
大家一起在树下大吃西瓜。
抬滑竿的两个脚夫，找地方解手去了。
王班长吃完第五块西瓜，打了个嗝，说：“嗯，饱了，肚子的点胀。”忽然，他觉得腰间被硬硬的东西顶住。低头一看，霎那时，两腿发软，瘫在地上。
“‘老爷’徐海东正用手枪顶住他，压低了声音说：“给我老实点，下命令，叫你的兄弟们乘乘举手投降，不然我要你的命。”
“‘老爷’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你们都给我别动！”王班长举起双手冲着团丁们嚎道。
老七阿福等马上拿起菜刀，樵夫们拾起绳子。
正在吃瓜的团丁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捆住了胳膊，乘乘作了俘虏。
房子里的枪，早被两个挑夫和赶来的农民自卫军缴了。再加上外边这两支，共七支枪。临走时，徐海东对团丁们说：“老子就用这七支钢枪和你们的主子斗到底，直到彻底消灭他们。”
徐海东用他的智慧和胆略，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索地收拾了于堂寺的盐卡，缴获七支枪，立即在黄陂境内传开了：黄陂有共产党的队伍啦，领头人是徐海东。
要求参加农民自卫军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发展到三百多人。
8月12日晚，陈金台书记家。
县党委正在开会，讨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徐海东也参加了会议。
“党中央派军委主席周思来同志，于本月1日，在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在三小时内，占领了整个南昌，给蒋介石国民党以有力的打击。现在。起义部队正在按原计划向广州转移。”陈书记激动介绍着，“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开端。黄安、麻城等县区的党员，都积极地活动起来了，我们黄陂县也要以徐海东智夺盐卡为契机，积极发动窑工、贫苦农民，组织农会、扩大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陈书记接着强调指出：“首先把现有的农民自卫军训练好，要加派几名共产党员到里边去，把自卫军整编一下，挑选几名当过兵且又聪明能干的人当连排长。徐海东你是个难得的武举，这个重担只有你能胜任。”
然后，徐海东向县委汇报了智夺盐卡的情况和现在农民自卫军的基本情况，接着，亿说：“根据县委要求和农民当兵的表现，我向这支队伍提出四条纪律：（一）集合不准说话；（二）不许穿长袍；（三）不许吃乡亲的东西；（四）不许打骂乡亲。请讨论通过。”
这是徐海东独立思考出来的。这和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比拟，但它也可算得是一个创造。
陈书记半开玩笑说：“我以前也当过兵，给我的印象，军官打骂下级，似乎是一个指挥官必须具备的‘一种威风’、‘一种治军的手段’。海东同志你怎么认为？”
徐海东似乎明白了陈书记问话的用意，直率地说：“湖北二师的军官中错误地流传着‘兵是苦虫，不打不行’这么一句话。我看，应该是‘不打好人，狠打坏人’就对了。比如，我这根北伐军的宽皮带就是专门打坏人的。”
“你的‘娘卖匹的’口头禅也专门为环人准备的喽！？”
“是的！”
“听说你爱喝酒，今天我做东啦！”
说起喝酒，这是徐海东的嘟好，他侃侃而谈：“我是个老酒徒。从十二岁做窑工开始已有十五年酒龄了，在北伐军时曾戒了酒，回到家乡又开了戒。做窑工时，每天泡在水里、泥巴里，许多人身上都有个小酒瓶。冷了喝口酒暧暧身，累了喝口酒解解乏，困了喝口酒提提精神。我喝酒的时候，不要杯，不要菜，抓起酒瓶嘴对嘴喝，喝上一两瓶不碍事！”
说不碍事，有时还真碍事。
第二天。寒流袭击了大别山区，但是丝毫没的给徐海东首战告捷的成功喜悦降温。他喝完半（）白干，躺在床上想心事。
“队长，四班正在炖鸡，你不快点去吃？”一个外号叫“金豆”的传令兵跑进屋说。
徐海东忙问：“哪来的鸡？”
金豆说：“那谁知道，反正不会是掏钱买的。”
“娘卖匹的！”徐海东拍桌而起，摔碎酒瓶，解下皮带，摇摇晃晃往外走。
金豆聪明伶俐，一看要环事，马上前去挡拦，并说：“鸡是买的，还是偷的，我也......”
“让开！”徐海东一挥手，扬起皮带要抽，金豆两手捂住脑袋，跑开了。
徐海东来到四班住处，煮鸡味果然喷香扑鼻。
四班长笑着迎上说：“队长，你......你来......来得正巧！”
“我问你，鸡是偷谁家的？”
“偷......偷......偷......”四班长外号“九哥”，平时说话还顺溜，一急眼就结巴。
“娘卖匹的！让你偷！偷！”徐海东抡起皮带，对着四班长连打带骂。
四班的队员正高高兴兴等着吃鸡肉，喝鸡汤，队长这顿皮带，人全跑散了。徐海东摸起烧火棍，正要捅煮鸡的锅，金豆一把从背后抱住喊：
“队长！这锅是老乡的，不能砸啊！”
徐海东此时虽醉意大发，但好环话还分得清。这时，房东大妈跑进来，问怎么回事。金豆吞吞吐吐说，队长生气，是因为四班偷了鸡。
“谁说偷的。”大妈搬出装铜板的罐子，抓出一把来说，“这不，这是他凑的钱！鸡是我叫他们吃的。九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吃，还凑钱给我......
徐海东一听，傻了眼，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发酒疯，冤枉了弟兄们。回到住处，心中暗暗后悔。
四班人自己掏钱买鸡吃，反被看成“偷鸡贼”，受了污辱，大家纷纷不平，有的不辞而别了。
四班长“九哥”是上次偷袭民团搞枪、打头阵的功臣。他在武昌当过兵，因不堪忍受打骂，才跑回家参加自卫队。没想到这自卫队长这么凶！他提着枪，来找队长辞别。徐海东正在睡觉。九哥把枪交给传给了金豆，惋惜地说：
“我......走......走了。回家种地。”
“九哥，你别走，是我不好。”金豆挽留说。
“没......你的事！我来的明......明白,走走......走的光明。这枪，还有子......子弹......交给队长！日后，自卫队若用得着我，会.....会回来的。”
徐海东在屋里没有睡着，听了九哥的话，心里越发内疚，很想跑出来认个错，留住九哥，又一时拉不下面子。
金豆含着泪把枪交给徐海东，只说了一句：这是九哥的枪，他请假回家了。”徐海东沉默着，什么也没说出来。
当天晚上，徐海东带着那支枪找到九哥家。徐海东简短地说明来意，“九哥”的父亲佩服而焦急地说，“队长啊，请你多多包涵，等九哥回来，我带他找你认个错赔不是。”
“老人家，九哥没错，是我不好，我打了他。”
“唉，那也没啥，俗话说，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耻。”
“老人家，我不是官，我和九哥都是一起闹革命的同志，不该打他我向他赔礼！”说着徐海东躬下身去。
“使不得，使不得。九哥回来，我叫他回去就完了。革命好，革命兄弟亲，他常说徐海东队长是好人哩！”
“好！我等他回来！”徐海东红着脸走了。
徐海东又主动到四班说：是我错怪了大家。我脾气不好，请兄弟们多包涵，我决心戒酒了。”
革命队伍就是革命队伍，就这么几句话。九哥和其他走的几个队员，都回到了自卫队。队员们打心眼儿里喜欢他们的队长。
1927年9月12日，夏区李家祠堂。
祠堂占地面积不大，但很讲究：雕梁画柱、吊灯长明，九代牌位依次排列，最近又新添了“李旭亭之位。”
“三十八老子”还乡团、附近两区红枪会和从武昌请来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个排等三伙首领正在紧张地开会。
“最近共产党活动颇繁，徐海东组织的农民自卫军更是咄咄逼人。不但人数多、声势大，还四处打击我们，开仓放粮、抗租抗捐。如不除掉，我们名门望族、乡绅贵人就要大难临头。”李旭亭的儿子，自称“三十八老子”中的“李大老子”愤慨地说，“今天把各位请来，就是商量一下，尽快消灭徐海东的队伍，抽掉穷人的主心骨，为死难的长辈和同仁报仇，保住我们望威望福的平安日子，有徐海东这块臭豆腐一日，大家就永无安宁之时。要活捉徐海东。把这块臭豆腐做为我庆功宴上的一道美肴。”
他接着说：“我们‘三十八老子’还乡团，只有长枪九支，没打过仗。我们断后、压阵。张排长，你们是正规军、枪又好又多，打先锋最合适。”
红枪会的李会长也附和着说：“对。张排长久经杀场，比我们有经验。不用说，肯定冲在前头。我们红枪会居中，祈祷神主保佑，全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讨价还价，决定：第二天，偷袭徐海东的农民自卫队。
第二天中午。山凹里的操练场一阵热闹。
“立正”、“稍息”等口令声此起彼伏。农民自卫军正在紧张地操练。
“集合了！集合了！”传令兵金豆高喊着。
徐海东走到集合好的队伍面前，对上午训练进行了简短总结。
乡亲们送来了饭菜，自卫军围坐在坪场上，吃得兴高彩烈。
“报告！大队长，李大老子带着人来了。”山口子上的哨兵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急切对徐海东说。
旁边吃饭的自卫军听了哨兵的话，一阵骚动。
徐海东却冷静地问：“有多少人？离山口还有多远？”
“百把人，离山口还有一里多地。”
“好。你回到哨位，继续观察敌人的动静。”
徐海东心想：凭我这三百多号人，七八条枪，两三百梭标大刀，还怕你“三十八老子”这群乌合之众，你不找我，我也会找你们。今天送上门来了，机会难得，狠狠地揍他一顿，叫他们有来无回。他马上集合队伍，宣布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敌人就在眼前，我们报仇的机会到了。一、二连到东山坡潜伏；三连随我到西山坡。必须听到命令再冲锋，把‘三十八老子’一举消灭在山凹里，”
半个小时过去了，敌人摸进了山口。
前面开路的是花钱从武昌请来的一个排。个个端着枪，迈着正步，还算整齐。中间是红枪会，凶神恶煞，赤膊敞胸，胸贴护身符，手提鬼头刀。最后边是“三十八老子”的还乡团，统一的白衫蓝裤，张牙舞爪东瞧西看，像一伙流氓。
看着这群匪徒，徐海东眼都红了。这群人大别山区，反攻倒算，抢劫烧杀闹过农会的村压，手段残忍，是远近闻名的。当前头敌军进入射程时，徐海东命令：
“打！”
“啪、啪、啪”，三声脆响，有三个敌人应声倒地。遭到伏击的敌人即趴沟里，朝上坡进行排射，枪弹如飞蝗般乱窜，“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赶一阵，密集交织。
李大老子命令：“冲上山坡，活捉徐海东。”
徐海东一面指挥七支枪射击，一面命令农民自卫军朝下冲锋，三百多人对付一百多人，这仗还能不胜么？！
但徐海东估计错了，残酷而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绝大部分自卫军被敌人排枪吓跑了，只剩下不足两个班，都是共产党员和亲属。徐海东大发雷霆：”娘卖匹的！这些怕死鬼！”
趁敌人被打下去的当儿，徐海东把自卫军聚拢，占住一个小山头，压住敌人。
李大老子组织第二次冲锋，扑了过来，并喊道：“徐海东，你被包围了，投降吧！不投降，你今天别想活着回去。”
待敌人靠近时，徐海东一声令下，八支枪一齐开火，稀哩哗啦又把敌人打了下去。
徐海东在山头，李老大子在山下，攻又攻不下，冲又冲不上，双方僵持着。
傍晚时分，山下发生了内讧。
武昌来的张排长气愤地说：“什么三十八老子，简直是三十八孙子；什么红枪会，刀枪不入。妈的，就是偷鸡摸狗行。我们已死伤四人，你们呢？我们压住了对方，你们不向上冲不积极配合 ！” 李二老子也不势弱，骂红枪会：“妈的，假打式，请你们来不是跳大神儿，不顶屁用。”
李会长咽不下眼前的侮辱气：“老子不干了，走！”领上三十人就走。
李大老子怒火中烧，举起枪就要打死李会长。说时迟，那时快。张排长抬手击毙了李大老子。“三十八老子”们一起操起家伙，要为头头报仇。
“怎么？想跟我比试，你们不要脑袋了？正规军是吃素的？！李大老了不仗义，开冷枪打人，死有余辜。走，老子们撤回武昌。”
李二老子壮着胆子说：“快滚你妈的蛋，回去找你们算帐！”
徐海东在山上听得仔细，看得清楚，率领自卫军冲杀下来。“三十八老子”们无心恋战，仓皇逃遁。
这一仗，徐海东虽然不算打败，但给他一个教训：兵不在多，一定要精；党员的可贵，亲人的可靠。
大别山区很快传出一支儿歌：黄安出了个赵次吾，麻城出了个邱江甫，黄陂出了个“臭豆腐”。
“臭豆腐”就是徐海东。按照县委指示，暂把枪藏起来，做发动窑工工作。徐海东回到徐家老窑，组织窑工，密秘发展“徐家军”。三十七年后，徐海东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客观总结：“这时我只会领自卫军给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对部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说不上。当反动武装打来时，自卫军很快跨散了。七条枪还是保留着，等待时机再起。”（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17页。）
夕阳绯红，鸟鸣叠起。
“元清，二叔家有说渔鼓书的，咱们去听呀？”德载问吃完晚饭坐在床上的徐海东。
徐海东说：“走！我从小就喜欢听说书唱唱的。”
他们挤到人堆里，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听了《武松打虎》、《呼延庆打擂》、《杨家将》等几个小段。
“呼家的兵，杨家的将，老婆孩子齐上阵。”说书先生高亢瞭亮的声音，回响在徐海东的耳畔。徐海东心想，呼门、杨家满门当兵。杨门从七八十岁的佘老太君到烧火的丫头杨排风，都能率兵出征保卫国家。现今穷人闹革命、打土豪、要翻身，为什么不能动员兄长、叔侄和亲友组织一支革命军呢？我们徐家代代当窑工，祖祖辈辈受苦受穷，要是能把窑工武装起来，那才叫工人阶级的队伍哩！既符合县委的指示，又说不定能干一番大事业。他决心拉一支“窑家将”、“徐家军”。
俗话说，富家多财产，穷家多人口。徐海东家有五个哥、七八个堂兄弟，远房近房叔侄有十几个。按人头数能当兵的至少有一个排。再加上亲朋好友就更多了。
徐海东决定先找四哥商量。四哥没在家。四嫂是个性格开朗、聪明、能干的农村妇女，正在昏暗的麻油灯下做着针线活。徐海东说，“我想找四哥聊聊。”
“你想聊什么，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那嫂嫂就请猜猜看。”
四嫂压低声音说：“叫他去参加自卫军，对不对？你这个共产党，嫂嫂我知道。”
徐海东笑着对嫂嫂说：“你知道得好。你要答应四哥当共产党，我就把他带走；你要是不答应，兄弟我就劝他在家里守着你。”
四嫂叹了一口气说：“人活一世，窝窝囊囊也是活，风风流流也是活。徐家门里人要当共产党，嫂嫂我也算一个。”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正高兴，四哥回来了。老四的性格脾气和徐海东差不多，也读过几年书，也是不信邪，不怕鬼，敢闯敢干，喜欢热热闹闹过日子。这也是徐海东首先找他商量的主要原因。四哥对徐海东要组织革命军一事早有耳闻，一进门就问：“你们闹得怎么样了？”
徐海东说：“胆小怕事的人多，愿出头露面的人少。我今天来，是想劝哥哥、侄儿们一起闹。”
四哥爽朗地说：“好啊！你领头闹吧，闹好了，除掉地主老财，我们的儿孙们再也不当窑花子了，穷人们才能抬头说话，挺胸做人。闹不好，也没啥，大不了，远走高飞！”
徐海东首说千捷，一鼓作气，找五哥去。
五哥徐元波是个性格刚直、大胆的汉子，在村上和窑场好打抱不平。徐海东还依稀记得四年前的一幕：
叔伯哥哥徐元亮领进门一个媳妇，是孝感县一个人贩子拐骗出来的。要价很高，还要现款，元亮拿不出钱，决计不要了。谁知那女人看中了徐元亮，说什么也不肯走。人贩子要钱不成，要人不走，就暗地买通豪绅李迁觉出来干涉。徐元波一心想为元亮打抱不平，便跑到李家去说理，哪知，李廷觉不容元波说话，就叫团丁把他扣了起来，限定三天之内徐家把那女人交出，不然就把徐元波送往县城的路上，硬把元波抢了出来。姓李的豪绅自知干涉此事不光彩，就不再管了。从那次后，徐元波得到一个启发：地主豪绅欺弱怕硬！于是，他胆子更大了，常常拍着胸脯说：“徐家人不是好欺的！”
想起此事，鼓足了徐海东敲五哥家门的勇气。
“元清，你不在外头混个人样，回到这穷家做什么？”五哥粗声粗气地劈头问道。
“俗话说，穷家难舍呀！”徐海东故意说。
“一座破窑，有什么好恋的？我要是你，走了就不回来，五哥我总有一天也要离开这个穷家！”
徐海东得到四哥、五哥的支持，信心倍增。不辞辛苦，一一做堂兄弟和侄儿们的工作。就这样，一支“徐家军”、“窑家将”的队伍密秘发展起来了。四哥徐元海、五哥徐元波、堂兄徐元洪、徐元庆、徐元兴，还有侄子徐文初、徐文昭、徐文治、徐文明等，在徐海东的启发和鼓动下，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参加了红军，在窑工中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徐海东也就成了窑工中的一名党的领导人。他们——徐家的几十口“泥巴人”，一个个前赴后继，也都像徐海东那样，坚定地为贫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战斗着。
1927年11月13日晚。徐海东家。
徐海东正在和两名党员碰头，研究工作开展情况。田德载沏茶倒水，忙个不停。
一个高兴地说：“今天成绩不小，我在黄家老窑说通四个，还有五个举棋不定，明天再说说。”
一个更为激动地说：“最近民团没来，我们麻岭窑大部分窑工都愿意参加家民自卫军。”
“参加自卫军，一定要自愿。劝说时，一定要细致、保密。照这样下去，到年底，我们就可能有二百多人的队伍了。”徐海东兴致勃勃地说。
“噹、噹、噹”，突然有人敲门。徐海东警觉地打开门一看，是县委的交通员送紧急信来了。
县委的信中说，当前，全国的形势很好，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按原计划到达了广东。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翻新收起义，冲上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鄂东的革命形势也处在回升阶段，大别山的各县党组织，正在积极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黄安、麻城两县家民已经发动，准备举行大暴动，攻打黄安县城。县委令徐海东火速带领家民自卫军前往黄安，支援黄麻两县的农民起义！落款是十一月十二日。
时间紧，任务急。徐海东立即通知各窑场的骨干分子：共产党员、当过兵的和亲属。一共二十七人，一支短枪，七支长枪，其余的均是梭标大刀。
徐海东望着队伍，简短地动员几句，命令出发！
队伍迅速跑步向黄安进发。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锣鼓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
黄安和麻城，是鄂东北地区工家革命最活跃的地方。1925年，共产党支部在这里诞生，随后，密秘的农民协会、贫民夜校和“红学”等革命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武汉，这里的农会开始公开活动，“红学”又办武装训练班。“四·一二”政变后，这里党和群众组织的革命活动仍然继续发展。1927年11月13日，四乡三万多民众和三百多支枪，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地主豪绅！”等口号，在共产党员潘忠汝、吴光洁领导下，一夜之间，攻克黄安县城，活捉县长贺守忠，解除民团武装，这就是著名的“黄麻起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鄂东的反动统治，给地方反动武装以有力的一击，揭开了鄂东武装斗争的序幕。
徐海东率领二十七人组成的自卫军，经过急速夜行军，天亮时到达黄安县城。展现在徐海东面前的黄安县城，已不是过去的车少人衡的萧瑟情景，而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像赶庙会似的，一派繁忙景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1月18日。黄安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
全城张灯结彩、鞭炮震天，人们奔走相告。徐海东作为黄陂的代表，带领二十多人参加了黄安城举行的庆祝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的万人大会。他们被安排在会场前沿靠近主席台。
“现在我宣布：黄安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啦！”大会主持人，武装起义总指挥潘忠汝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喊出了千百万工农大众的共同心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徐海东顿时热血沸腾，激动万分。心想，这才算革命呢！我一定和这次暴动的领导人聊聊，看看他们是臬发动民众的？为什么迅速取得起义的胜利？将来，黄陂县也一定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曹学楷，挥着手大声讲话说：“要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一切反革命武装力量！”曹主席宏亮的声音，勒住了徐海东遐想的马缰。他一抬头，正对着曹主席：一身灰色西装、脚蹬皮鞋、脸膛白晰、胸配起义标志，讲话干脆、有逻辑、有深度，渗透着凛凛正气和丰富阅历。
他说：“过去我们种田佬除了每年交粮饷之外，谁也不敢去县府衙门，今天担粪的种田佬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死回生委员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世界，是劳苦大众的世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
徐海东越听越兴奋，几乎要跳起来，因为每句话都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不知不觉，大会要结束了。潘忠汝宣布大会最后一项：“参加起义队伍选出代表，下午到总指挥部，把所有部队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下午。一座破庙里，起义军总指挥部内，人来人往，紧张忙碌，但井然有序。
正堂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正在忙着，另一个身挎短枪，头戴礼帽，军人气度胜过别人，仔细一看，在庆祝大会上，是九个政府委员之一，但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又不便直问。
徐海东只好主动上前自我通报说：“我叫徐海东，黄陂县河口区的自卫队队长。县委派我率领自卫队前来增援，由于信在路上耽搁，到黄安时，起义已胜利结束。我们编人哪一路？”
“黄陂的同志来了，欢迎！欢迎！你们来了多少人？”那个人打量徐海东一番，欣喜地说。
“我们原来有三百多人，这次只带了二十七人，七条枪。”徐海东说着，又把他们自卫军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
“你应该尽快转回去，把失散的人集结起来。”
“我今夜就走，那七支枪就先带走啦！”
“带不带枪没关系的。只要有人，就会有枪。”
“不！”徐海东争辩说，“有枪才能有人。”
“你仔细想想吧，”那人笑了笑，说，“有人才有枪！”
徐海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申辩说：“农民看见有枪，一下子就扩大到三百多人了。”
那人像是急性子人，手一摆说：“老实告诉你，现在这里成立鄂东军，最需要的也是枪，要用它来保卫新政权呀，你要是不放心，就先把枪带走，要是放心，就把它留下。”
徐海东也有点不耐烦，问：“你是谁？”
“吴光浩。”那人微微一笑，答道。
吴光浩，啊？！这不是革命军副总指挥吧！宽印堂、高鼻梁、大眼睛，一派英雄气概。徐海东早就听说吴光浩足智多谋，勇敢顽强，今天一见，果不虚传。徐海东不再多说了，朝吴光浩点了点头，便赶忙找他的伙伴商量去了。
有的说把枪留下，有的说先把枪带走。有个党员说：“照我看，人是党的人，枪是党的枪。眼下是要保卫新政权，我们人也不能走、枪也不能走。”徐海东说，“这话说得在理。”最后商定：由徐海东一人带支短枪回去召集人，其他的人和枪全部留下。
徐海东马不停蹄，连夜赶回黄陂，向县委汇了报情况。县委立即派人和徐海东一起回到河口区去组织自卫军。
12月6日上午。黄陂县城一个偏僻客栈。
火红的太阳，刚一露头，就被乌云挡住了当芒。
黄陂县委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县委代理书记老王（陈书记重病不能参加）以沉痛的心情说道：“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撼了武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调遣其十二军的一个正规师，于昨天晚上向黄安城发起攻击。鄂东军在中内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指挥下，奋勇应战，但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在浴血奋战中，这两位人民的英雄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刚刚解放二十一天的黄安城又陷入敌手。”
王书记用手帕拭拭泪，说：“现在敌人正在黄安、麻城的四周‘追剿’，朝着黄陂县扑过来。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县委决定：共产党员迅速转移，自卫军立即解散，各自回家隐蔽。”
徐海东听到黄安失陷的消息惊呆了。失败，是出乎他意料的。痛苦之余，他想起那七条枪，二十七个人。现在情况如何？若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他们的亲人交待呢？早知如此，我真不该回来，要是和他们在一起就好了……
“革命真难啊！”徐海东又一次发出了叹息。
民团以及地主操纵的红枪会四处抓人。徐海东在窑场也不能安身，只好到外地，东躲西藏，过了几个月的游僧生活。即使这样，他也没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到一处，做一处的工作。后来他开玩笑说：“那时，我是夜猫子，白天睡觉，夜间广收僧徒。”
一个共产党员，总不能像个逃犯似的，见不得人，相反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开创新局面而斗争。这是徐海东总结出来的原始想法。当然不如两年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共产党人应该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这一落千丈条思想路线精辟和深刻。徐海东在这一想法驱使下，光明正大地走进徐家老窑场，向窑工们公开宣布：
“大伙都是明白的，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当中哪能个害怕受牵连，那就离开这里。我有话在先，我是不走了！”
一位瘦骨嶙峋的窑工语重心长地说：“元清，你放心住下好喽，没有人卖你的！大家都知道，你既不贱，也不是窃，就是不满这个世道，跟上了共产党。”
“你住下吧！你也是为我们穷窑工翻身才到这步的！”一个远房哥哥说着，“一笔写不出两个‘徐’字！凭你那副手艺，还能当师傅呢！”
“对！”一个满脸泥巴的窑工说，“有饭一起吃，有难共同当！”
几个月的云游生活，徐海东多了几分人生体验。听了老家窑工的话，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我一定好好干，不拖累大家。将来革命成功了，也一定有饭同吃，有福同享。”这种纯朴、高尚的无产者友谊，把徐海东和窑工们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
第三天，有两个从河口区方向来打柴的农民，把柴放到离徐海东不远的地方，像是歇脚，眼睛却四处滴滴溜着，见无旁人，他们各自从柴捆里拿出一支长枪往徐海东跟前一递说：
“给！”
徐海东开始有点纳闷，仔细一打量，原来是他带去参加黄麻起义的两名队员。他有说不出的高兴，急忙问：“这枪，你们是怎么拖来的？”
那两个农民顿时眼泪汪汪。一个说：“我们在黄安被驱散之后，害出性命把它背回来的。”另一个补充说：“这几个月，转到这里，混到那里，心想只要不死，总会找到你……”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黎海东说：“谢谢你们，你俩在这和我一起做窑工吧！等待时机，再闹革命？！”
“不。枪，交给你。从此我们洗手不干革命了，回家安分守已，种田度日子。”
徐海东一看他们主意已定，现在又不是时机，也就没再劝说。
“我这就剩两块光洋，给你们吧！好好种田，将来想干了，再来找我！”徐海东叮嘱说。
枪啊，枪，八支仅剩三支。这三支枪成了徐海东东山再起仅有的武器。
徐海东仍然是个“夜游人”。没几天，他就和陈定候、江竹青、张养民等几个一起闹革命的人联系上了。他们约定：不再藏头躲身，就在窑工和农民中开展工作。他们相信：只要能把周围的人都拢到革命一边，定能开拓出一条生路来。
三十七年后，徐海东回忆说：
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会到没有枪杆子就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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