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农历9月，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六安、霍山一带休整，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从鄂东送来了信。信上说：“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
当时，红二十五军刚和敌人四十七师打了一仗，部队伤亡甚大，供给困难，对下一步行动还没决定，接到此信，我们心中非常高兴。研究了一番，随即组织了一个后方留守处，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当晚，就率队出发了。
从出发地到鄂东，要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我军一路打一路走。第一道封锁线从商城到麻城，敌一○九师在此堵击我们，我军在汤池打了一仗，歼灭了敌人四个连，才把道路打开，越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一○七师三个团相遇，他们以为我们是小部队，采取分兵合围阻击我们，我们来了个分割包围，激战半日，将敌人两个团全部歼灭。冲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这两仗，我们伤亡不大，打的是便宜仗，缴获武器很多。可是，部队相当疲劳。打仗的时候，战士们个个都象小老虎。战斗一结束，却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我们本来想一刻不停继续前进，看到战士累得不行，便休息了两个钟头，吃了些干粮，让战士打了个盹，才又继续前进。
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汪桥附近时，部队实在走不动了，肩膀上的粮袋也空了，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今晚很难冲过去。因为离敌人比较远，临时决定在这休息半天，准备当晚来个一百三十里路的急行军，冲过敌人的第三、四道封锁线。
休息过后，战士们又有了精神。下午五点钟，我们又出发了。夜晚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新集的第三道封锁线。接近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为了迅速把敌人摆脱开，部队跑步前进。
四处狗叫枪响，部队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加紧脚步跑着。一个多钟头我们就冲出了二十五里，暂时把后尾的敌人甩开。天亮后，我军便通过了敌人从仁和集到砖桥公路上的第四道封锁线。
上午十点左右，我军刚刚在光山县的胡山寨住下，敌人的四个师又从三面包围上来。有东北军一一七师、一二○师；刘镇华的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好大的行动！大概他们想来一个“聚而歼之”。当然这是妄想。然而现在困难的是：部队已经走了整整一夜，再靠两条腿把敌人四个师摆脱掉，那是不可能的。经我们慎重考虑，认为只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打，打它个稀里哗啦。这一仗如果能把敌人打垮，后顾之忧就能解除，便可以顺利地走向鄂东。
决定性的一仗，在这里展开了。军的指挥部，设在胡山寨南边的高山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整个战线。开始，敌人的气焰很高，四架飞机掩护着，喊着杀声向我军扼守的寨子攻击。
我军坚守着阵地，一次又一次地迎接着敌人的进攻。从上午打到黄昏，敌人多次进攻不成，锐气大减。反击的时机到了，一声号响，我军从扼守的各个山头，象洪水似地涌了下去。敌人吃不住这一突然反击，跑的跑，退的退。东北军是我们的老“运输队”，这一次，光机枪就给送来了一百多挺，还有四千多人作了俘虏。从俘虏当中，查出一个团副，两个营长。没查出的官，想必还有不少。
这次战斗，我军伤亡也比较大。七十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牺牲，七十四师金师长负伤。部队减员大，而俘虏的人数又超过了我们部队的人数，要继续西进，这些俘虏就成了累赘。我们开会研究了一番，便决定把俘虏全部释放。
俘虏集合起来后，向他们宣传了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解释了我军的宽大政策。俘虏兵听了个个点头。当听到宣布释放他们的时候，顿时轰动起来，个个惊奇，纷纷议论。这个问：“可是真的？”那个说：“你们不骗人吧！”还有的直摇头，表示不相信。
我们又向俘虏做了解释，并劝他们回去后不要再替反革命卖命。
有几个被俘的士兵纷纷答起话来，有的说：“红军放了我们，回家种地去，再不当兵了。”有的说：“人不能不要良心。”
放了俘虏，把伤员安插好，埋葬了牺牲的同志，半夜又出发了。这时候，我们唯一的想法是：快到鄂东，早一天看到中央的指示。
经过连夜的急行军，第二天下午到了宣化店以北的殷家湾，见到了郑位三同志。他拿出中央的指示，内容的大意是：鄂豫皖苏区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人力、物力损失甚大，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区，开辟新的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关于老区的工作，省委决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一支小部队（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十八军），原地坚持斗争。
按照省委的决定，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了两天，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就告别了苏区，开始了转移。
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于1935年2月，翻越天谷山，进入了陕西的柴家关。在这半年之中，我们冲破了敌人无数次“围剿”，打了许多胜仗，正象毛主席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鄂、豫、陕广大的土地上，红二十五军撤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还在不少地区留下了干部开展游击战争。
2月底，我军打下柞水之后，杨虎城的独立二旅，又尾追上来。九间房一战，歼灭了独二旅五个营。在陕西葛牌镇，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的决议，向东行动。打下雒南，占领柏峪寺，在这一带发动群众，组织了雒南游击队。不久又转到大小泾川一带，发动群众，又先后组织了三个游击队。同时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工作。
5月初，敌人集中了四十一个团的兵力（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向鄂豫陕地区发动了“围剿”。因为敌人的兵力强大，我军采用了“先疲后打”的方针。牵着敌人的鼻子，今天走八十里，明天走一百里，高兴了来个一百二。敌人象武装大游行似的，日夜跟在我们后边。同样是两条腿，可是他们赛不过红军。我们的战士，行军八十里驻下后，又跳又唱；敌人走八十里就累熊了。
开始，战士们不了解这种“先疲后打”的方针，为了保守秘密，未到时机作战方针又不便下达，有的同志就讲怪话，有的说：“敌人一条命，我们命一条，为什么不和他们拚！”有的说：“我们红二十五军从来没打过败仗，敌人跟着屁股不打，我们的枪是打兔子的？”
这时，军、师的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在行军中都深入到连队去做动员解释工作。军政委吴焕先同志，有的时候一天去参加好几个支部的会。他耐心地对下层干部和战士们解释着：“多跑几天路，脚上多磨几个泡，算不得什么，跑到一定的时候，谁想再跑也不让跑了。”
不几天，我们打下了河南的荆紫关，消灭了敌人一个营，活捉了萧之楚的军需长。这里是敌人的兵站，缴获了很多的白面、猪肉、白糖和布匹，战士们高兴起来，有的说：“现在到了我们撵敌人的时候了。”有的说：“这回不再走了。”
同志们高兴得早了点，还不到打的时候。当夜，又开始了急行军。第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第二天又走了一百四十里，翻山涉水，战士们的怪话又来了：“刚打了个小仗，又跑开了！”“咱们到底跑到哪里去？”
接连走了四天，走出了五百六十里，进入了陕南黑山街一带，这才驻下。我们的口号是：“哪一股敌人先到，就打哪一股。”
大兵团的敌人，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二百里之外。三天后，杨虎城的警备一旅，象乌龟爬行似的，远道而来。先来者必领“头赏”，我军把它引入袁家沟口，一个反扑，把杨虎城这个旅全部歼灭。旅长唐嗣桐也被活捉了。
这仗一打，部队情绪高涨起来。同志们不再埋怨跑路了，大家纷纷说：
“咱们的路没白跑！”
“现在明白了，跑，不是怕敌人。”
我军经过一连串的艰苦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由于我军长期转战于山区，兵源、给养发生了困难。为了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和扩充部队，为了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省委决定：打出秦岭，逼近西安。
6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跨过终南山，一天，到了西安西南四十五里的殷家卫（接驾回），捉住了一个伪区长。我们想把西安的敌人调出来，拦路打它个埋伏，便要那个伪区长向西安挂长途电话告急，要敌人前来增援。城里敌人回电话说：毛（炳文）军长、于（学忠）军长的部队已向西开，目前无兵可派。此计未成。
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因为只是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无电台联络，中央红军到底到了哪里，无法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一、四方面军是北上了。
在子午镇西二十里的一个地方，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刻西进甘肃，牵制敌人。迎接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陕南留下郑位三（陕南特委书记）及陈先瑞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于是，红二十五军的全体同志，满怀着会见党中央的热烈愿望，离开了陕南向西行动。
当时，我们的决心：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我们向全军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积极前进，迎接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行军的路上，同志们纷纷问：
“冲央到了哪里？”
“毛主席也来了吗？”
“咱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兄弟部队？”
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更想念中央，盼望毛主席。他们现在在哪里，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哪一天能会面，自己心里也没数。我们只好向大家说：不几天就会见到毛主席了。
部队的情绪真是空前的高涨。为了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尽管不少的人脚底板上大泡加小泡，也没有掉队的。鞋子破了，赤着脚走。由于我们出山扩充了八百多名新兵，搞了很多粮食，继续行动也有了条件，部队便连日向西挺进。
走了十多天，行程数百里，经过（幸攵皿）（厂至）、骆驼口、佛坪、西江，到达了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这是古战场，据说，三国时代马谡失街亭就在此地。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便谈论起马谡的故事来。望着附近的群山峻岭，有的同志说：“可见马谡太麻痹大意，这样的地势，易守不易攻，怎能把街亭失掉呢？想必真地象戏中所说的那样，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旨意，没靠山近水扎营。”有的同志取笑说：“马谡没有群众观点，脱离群众。”
拂晓，我军一支部队和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了。这又是送上门的礼物，一个没放跑，全部把他们歼灭了。更可喜的是，还活捉了一个少将参议。从这位少将的口供里，更加证实我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确实越过了松潘。他还供出：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西调去抗击北上的红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
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了一天，开会纪念了“八一”建军节，二号一早，就向天水挺进。
刚打下天水北关，敌人一个旅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放弃了攻占天水的计划，连日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了渭水。
过渭水时，全军只有一条小木船。除了指挥部的几个同志和七名女护士是乘船渡过的外，全军都是沿着一条绳子徒涉过去的。过了渭水后，便打下了秦安。为牵制毛炳文的主力，部队又继续向通渭前进，一直威逼到静宁附近。这一带是回民地区，全军指战员坚决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做了许多争取与团结回民的工作。为了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部队不入清真寺，不吃猪肉，不动用回民的家具。军部还向回民送了匾和银锭。这些行动，使当地的回民甚受感动。回民们杀羊宰牛慰劳红军，阿訇摆上香案、点心迎接红军。还有不少的回民青年自动参加了红军。
在兴隆镇一带休整了三天，因仍得不到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消息，省委又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我们是远离陕南孤军作战，要转回去也比较困难，如果再打听不到党中央的消息，就奔陕北，去会合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
休整以后，部队继续前进，打下隆德。当天傍晚，毛炳文的主力从兰州增援上来，我军与敌激战一阵，又开始转移。
部队边打边走。政委吴焕先同志在前头领着大队，我在后面指挥打敌人的追兵。从隆德转战到六盘山；从瓦亭到平凉，日夜行军。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消灭一个多营），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带领的一个团，团长马开基被打死，活捉了四百多人。
不幸的是，就在泾川战斗中，吴焕先同志牺牲了。这使我们非常悲痛。吴焕先同志于1927年秋天参加过黄安暴动。在鄂豫皖苏区，我和他一块坚持斗争好多年，又一同转战万里。他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最敬爱的同志。前些天，他还向我说：“见了毛主席，咱们还不认识呢？”现在，他倒下了，再也见不到党中央，见不到他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了。
我们从泾川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南公路与敌人周转十七天之久，天天派人打听，也没打听着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确实消息。毛炳文的部队乘着八十辆汽车，配合马鸿宾的一部分部队，从背后赶来，我军在此孤军作战，处境不利，便按照原定的计划去陕北。同时我们还有这样的想法：陕北是老苏区，我们到那里会到刘志丹同志，打听党中央的消息也是比较容易的。
我军强渡泾水，经过数天的行军，便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绍山一带。这里是白区和红区交界的地方，部队翻山越岭走了三天，也没碰到一个村庄。背的干粮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了一个羊群，有五百多只羊。一盘问，是羊贩子的。我们和贩羊的人商量一番，他便把羊卖给了我们。我们的部队就吃起羊肉来。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脸盆的，把羊肉切成薄片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烧。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陕北苏区。
开始进入了苏区，我们说话口音不对，有些群众不知我们是什么队伍，纷纷逃走。可是，当群众知道我们是红军时，就相继归来，分外亲切。消息传得很快，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先后找来了，并且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我们。来到陕北苏区，我们好象到了家一样。
和习仲勋同志会面后，又经过连续四天的行军，到达了永坪镇。在这里，我们和刘志丹同志会面了。志丹同志穿的十分朴素，沉静谦虚，看来，你想不出他会是黄埔五期的学生。他是陕北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深受陕北的人民和战士的爱戴。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刘”。我们会到他，真是高兴万分。他也象我们一样，正热切地盼望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可是也不知道中央确实的消息。
两军会合之后，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党决定由我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
1935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四周年，我们在永坪西南一个干部学校门前操场上，举行了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两军合一，七千多人，真是人强马壮。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了大会；会场上红旗飘扬，遮天蔽日。许许多多的大字标语贴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主席台的两旁贴着两张特别大的标语：
“两军亲密团结，携手作战！”
“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
会上，党的负责同志和我们军团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讲了话。
此时，敌人正开始发动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人的兵力，除了原来就在陕北的四个师外，东北军的七个师也跟在我们后面赶来。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二天，我们就商讨反“围剿”的作战计划。两军会合之后，战士们说：“一定要打个漂亮仗。”我们指挥部的同志们，也是这样想：一定要打响第一炮。
我们在讨论作战对象的时候，有的同志提议先打住米脂一带的井岳秀师，或者高桂滋师，出横山，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吃掉这两个部队，把握大一些。可是目前大兵压境，消灭这两个部队，对敌人的打击不重。还是先打东北军好，因为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据情报：东北军七个师分成两路，一路是王以哲率领的三个师，从陕西向我进攻，一一○师、一二九师已经到了延安；一一○师留一个营在甘泉，军长王以哲带军部和一○七师驻守洛川、（鹿卩）县；其余四个师在甘肃境内由军长董英斌带领，经合水向我进攻。我们决定：围攻甘泉，调动延安的敌人，拦路打它的埋伏。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我们绕过延安，到达了延安南九十里的甘泉附近。部队在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带休息。我和志丹同志带着团以上的干部，来到了甘泉北十五里的劳山附近。一看地形，非常理想：甘泉北，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把延（安）甘（泉）公路夹在当中，象是一条口袋，而且，两边山上树木茂密，便于埋伏。如果把敌人放进来，真如同把狐狸装进口袋里。
决心下定了。但是，我们考虑到敌人习滑，必须埋伏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区。
回来后，指挥部的同志详细地商讨了部署，决定派一部分小部队围攻甘泉，大部队在劳山附近打延安来的援兵。估计：我军第一天包围甘泉，第二天延安的敌人可能起身，那么，第三天上午即可进入埋伏地区。
战斗按着计划开始了，围攻甘泉的第二天，我和志丹同志分头带领部队，进入了埋伏区。出发前，对参加埋伏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组织，又规定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进入埋伏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得开枪。
等到第三天上午，却不见敌人的影子，我心里好急，暗暗想：何立中（敌人一一○师师长）一向找着我们打，这回怎么耍滑头了，莫非走漏了风声！
我们正在着急，派出去侦察的便衣喘吁吁地跑回指挥部，报告说：“来了，来了？”
指挥部设在西山上一棵大树下。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原来估计，敌人要是两路行军，必有两个团钻进来，如果再追一下，可以搞到他两个多团。谁想，敌人一露头，是四路前进。看来，何立中太欺负人了！
骄傲的敌人虽有防备，但他们把我军可能埋伏的地区估计错了。据后来抓住的一个参谋说，何立中骑在马上，过了他预计我们埋伏的地区后，向参谋长说：“我当共军会打我个埋伏呢！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他正说这话的功夫，我军开枪了，道路两旁，机枪、手榴弹，立刻混响起来。几千敌人，象黄蜂窝挨了一棍，不知向哪里跑好，有一股敌人企图抢夺山头，被打垮了；有的企图往前突围，被军团部派出去的短枪团把路给堵住了。敌人开始顽抗，不肯缴枪，我们的战士连打带喊话：“缴枪吧，你们跑不出去了！”“放下武器一律优待！”
敌人这个部队里，有好多士兵了解我军的政策，在此情况下，纷纷缴了械。
这部分敌人，不愧是红军的“老朋友”，士兵们放下枪后，有的说：“我这是第二次向你们缴枪了！”有的说：“我是第三次缴枪了。”还有的发誓说：“我一枪没放。”他们象是纷纷表白自己的“功绩”。有的俘虏问我们战士：“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我们同志回答的很好：“我们指挥部特别邀请么！”
战斗只有六个多钟头，一一○师全部被歼。三千七百多人做了俘虏，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被打死。缴获的武器很多。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劳山附近休整。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同志带队去杨泉源侦察，又在那里歼灭了一○七师一个营。
这两仗，把敌人“围剿”的气焰打下去了。敌人改变了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垒政策”。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强攻榆林桥，又消灭了一○七师四个营。这个团是东北军的主力，团长高福源（外号叫高包脖子）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开始，从俘虏中就是查不出这个团长。后来有个同志看见俘虏中有一个穿的满漂亮，便故意诈他说：“你就是高福源！”这个俘虏连忙说：“我不是，我不是，我是理发工人。”说着嘴向旁边一歪，原来“高包脖子”就在旁边。
打完这仗，我们得到了中央红军的确实消息，知道毛主席离我们不远了。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起镇。我们一面派人去迎接，同时对指挥部的同志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
下一仗从哪里下手呢？一一○师摘掉了，一○七师搞垮了他五个营，米脂方面高桂滋、井岳秀两支部队放弃了瓦窑堡向北逃走了，附近敌人不多了。我们讨论了一番，决定把后方留下，部队立刻南下。
我们决定攻打张村驿--这是个小镇，敌人不多，周围四个围子有三百多条枪，因对我们妨碍甚大，决定把它收拾掉。战斗刚开始，忽然从军团部后方跑来了七匹快马。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同志派人送来了信：毛主席今天下午到司令部来。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啊！天天盼，天天想，毛主席到底来了！
我立刻命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然后快马加鞭地往日奔。心急只嫌马跑得太慢。到底慢不慢？一百三十五里，当中还有两座山，三个钟头就赶到了。
已经是初冬了，赶到司令部时，我已是满身大汗。刚洗了一把脸，毛主席来了。一块来的共四个人，都穿着朴素的灰棉衣，哪一位是毛主席？不认识。子华同志是中央来的，他介绍后，毛主席向我伸出手来，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
我用双手把毛主席的手握住，久久地望着他那可亲的面孔，不知说什么好。盼望了好久，总算见着了。
毛主席问了部队的情况，也问到同志们吃的和穿的。我们回答之后，毛主席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问我们：
“陕北的三次反‘围剿’怎么样了？”
我们把敌人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报告。毛主席看着地图，又问：
“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
我们报告后，主席析起地图，亲切地说：
“好吧，先按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跟主席一块吃完了饭，我临动身回前线的时候，主席向我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
这几年，我们的交通联络都是原始工具，哪里用过电台？我向主席说：
“我不会用它。”
“不要你自己动手，”主席笑着说，“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
当晚，我离开主席回前方的时候，感到全身是力量。有中央首长的直接领导，对粉碎敌人的“围剿”更加充满了信心。
回到前方，立刻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到来的消息传达下去，转告了毛主席对大家的问候，部队的情绪沸腾起来。这个问：“毛主席什么时候来这里？”那个问：“哪天能看见毛主席？”我说：“咱们把张村驿打下，大家一块去见毛主席！”
这几句话，比什么口号都有鼓动力。战士们喊着口号：“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一鼓作气，爬上了张村驿两丈多高的围墙。接着把张村驿附近据点都打开了，缴获了很多粮食。
战斗结束后，我向毛主席发了电报，报告了胜利。这是我做红军指挥员以来发的第一封电报。当天，毛主席回了电报，向参战的同志问候。
就在这次战斗之后，我们就和中央红军会师了，毛主席亲自指挥陕北会师的各路大军，在直罗镇歼灭了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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