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闭幕后第四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南昌。从南昌乘专列到杭州。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后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沿途中，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
这时，各地、各部门陆续报来一些令毛泽东十分高兴的消息。九月三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九月六日，甘肃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九月十一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九月二十四日，石油工业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石油工业在一九五九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九月三十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生根。十月三日，四川省委在报告中说：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并批转各地参考，还写了一些给予肯定的话。
十月八日，毛泽东接到薄一波前一天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①
九月六日，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题名《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不久前，毛泽东也曾认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而这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却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它同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计密切相关，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自然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立即写信给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②
陈伯达九月八日报告毛泽东，说：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③
这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书面的报告。形势究竟如何，他还要到实际中去亲眼看一看，心里才踏实。从九月十八日起，毛泽东开始他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
十九日，在天津郊区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据农场负责人报告，亩产八千到九千斤。
二十一日，到济南，在专列上接见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舒同、郑松分别汇报了山东三年、五年经济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舒同汇报封山造林时，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舒同没有回答。接着汇报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又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答：“玉米亩产五百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毛泽东兴致很高。他突然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大家说，黄河的漩涡很大很多。他说，漩涡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而且不容别人分说：“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
吃过午饭，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东郊公社的大辛庄大队，专门去看那里的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亩产多少？”郑答：“这片丰产田可达八百斤。”毛说：“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④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呆了一天多。北返路经河北磁县时，下车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后经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此行主要是要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都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代表性。而这些不全面的情况，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边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开化。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无理地指责中国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⑤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毛泽东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共代表团。谈话中，讲了一段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⑥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他渴望在这段时间里，把钢铁尽快搞上去，把粮食尽快搞上去，把整个工业尽快搞上去，超英赶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争取主动。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十月三十一日到达杭州。一路上参观视察，除了农业，重点是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看了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和一个化肥厂，还看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到上海间行进中的专列上，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谈话，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
毛泽东最关心的仍然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答：“情况还好。”
问：“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毛泽东问江苏负责人：“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
毛泽东紧跟着问了一句：“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答：“恐怕好得多。”
这时，有人插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毛：“心放下来了？”
答：“心比较放下来了。”
毛：“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
答：“大概差不多。”
在粮食问题上，毛泽东记取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头脑冷静多了。然后，他又问到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情况，重申他的“大农业”思想：农业包括十二个方面，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还有畜牧业，林业，渔业，还有别的副业，都要发展。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虽然搞了十年，经过那么多风波，问题还是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以后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还存在这个问题。总之，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这个问题。他提出，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来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他又问了一下江苏工业生产情况。⑦这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了，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
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
柯庆施问他：“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不下去。”
柯：“他们有个晚会。”
毛：“什么晚会也不看。”
陈丕显：“游泳吧！”
毛：“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八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十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四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⑧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⑨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⑩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①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10月9日。
②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③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9月8日。
④毛泽东接见舒同等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9月21日。
⑤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日。
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8日。
⑦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⑧毛泽东同柯庆施等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手稿，1959年10月31日。
⑩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1日。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①；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②等等。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周恩来和雷英夫③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毛泽东说：“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最后，毛泽东提出，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④
毛泽东这次谈的，有两点值得重视，都是属于涉外重大方针的。其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盘子”。其二，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这个判断决定着中国长期以来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在谈到一九六0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说：“一九六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和彭真都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毛泽东紧接着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毛泽东总想把钢铁搞得多一些。
彭真谈到农村整社，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彭真说：“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毛泽东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对“反右倾”运动中出现的“左”，毛泽东已多少有所察觉，但他认为只是有这个苗头，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或者防范。
然后又谈到水利。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胡乔木讲了一下他在河北的所见所闻：“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六百万人，不过两百万劳动力，他就有一百六十万人上水库。”
这种景象，可以说是当时大搞水利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接着说：“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⑤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六个要收尾，又增加了三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毛泽东：“安徽大旱。”
周恩来：“比湖北还好一点。”
彭真：“三十一号到一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泽东：“下了四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胡乔木：“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还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来：“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⑥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第二天，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彭真等返回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继续留在杭州，准备他们两人一起，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谈谈国际问题。
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信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信是七日发的，八日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这一点被毛泽东估计到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往后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美国政府对外策略的变化，以及赫鲁晓夫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⑦
以上就是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由来。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所关注的，一是国际问题，一是国内经济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庐山会议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贯穿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有时候偏重于国际问题（这种时候更多），有时候则偏重于国内经济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两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和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会议地点在南屏游泳池。
会议第一天，李富春作一九六0年计划的报告，然后讨论。十二月三日起，讨论国际问题。
毛泽东有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关于一九六0年的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六〇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⑧要留一年的余地。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三千万吨钢⑨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二千八百万吨（对外的）。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要做十年和十三年的打算，一九七二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十三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相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头猪，今年达到一亿八到二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一千斤以上，到一千五百斤，即比现在要加一倍，这也要十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开荒，不是搞十四亿亩，十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粮食重点，第二个十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十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四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
上述意见，大都是压缩指标的，毛泽东可能怕使人泄气，把话头一转，强调指出：“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地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毛泽东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讲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说，我们革命，开始不知如何革法，想革而已，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得到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经验，所以不断总结经验是重要的。⑩
①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不要让人们在睡觉时还想：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和平的夜晚；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战争的浩劫。”
②见195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③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⑤这是河北西部太行山一带的四个水库。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等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⑦毛泽东、王稼祥与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11月12日。
⑧鉴于1958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于1959年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正在准备制定二五计划的后三年（1960－1962）补充计划。
⑨指钢产量1962年的计划数字。李富春在1959年11月25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现在看，到1962年，我国的钢产量将有可能达到三千万吨左右”。
⑩以上是根据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份记录，这个记录没有标明日子，据分析，是在1959年11月30日与12月2日之间。
因为吃了高指标的苦头，毛泽东对八大定的计划指标，颇有些留恋，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这次讲话，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0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毛泽东确实想留有余地，但实际上即使按照当时留有余地的要求作出来的计划，仍然是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在高指标的硬任务下面，这个要求在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这个讲话，提出大后方的问题，包括全国的、各大区的以及各省的。这可以看作是后来提出三线建设布局的先声。
这个讲话，从回顾中国共产党近四十年的历史，说明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并开始考虑如何总结建国以来十年的经验问题。
按照这个讲话的思路，毛泽东的认识在继续深化。
十二月三日起，杭州会议讨论国际问题。这天凌晨三时，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①
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专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没有正式记录，但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份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他接着写道：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②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③
这个提纲，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共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中苏之间的分歧，后来继续扩大，演变成为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以至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此时毛泽东仍认为这些分歧，这些不团结，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十月二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也反复指明了这一点）；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如何发展没有说死，还要看。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国而言，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这个提纲，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计，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具有长远和战略意义的。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国际，特别是国际共运方面。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一段特殊的读书生活。
人们熟知，毛泽东酷爱读书，读书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成为他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革命家当中，像他那样酷爱读书，读过那样多的书的，恐怕不多。他曾说过（那是一九三九年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日”。④毛泽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直到一九七六年病危的时候，也没有中止读书。他最后读书的时间，有记录可查，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晨，也就是临终前一天的五时五十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读了七分钟。⑤毛泽东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读书生活结束的那一刻。
毛泽东这一次集中时间所读的书，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0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鉴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问题，干部中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以后又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他自己带头来读。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邓力群有一个比较详细回忆：
“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时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苏州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为了不误读书，我们又乘夜车于星期一早晨赶回来。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了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朱德、邓小平同志所在的组。我问：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记录详详细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主席读书的谈话记录和我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我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毛泽东读这本教科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独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说这次读书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读教科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这次读书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观点。但又因为有了“大跃进”之后纠“左”的一段经历，因而同发动“大跃进”时又有所不同。
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始终贯穿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之中。他说：“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批评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说明量变中就有部分质变的道理。部分质变论，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但经他重新提起并加以发挥，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不仅有哲学意义，还有实践意义。就像他所说的：“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关于如何认识事物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批评这本教科书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研究和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
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在于，在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指导社会实践的时候，不能以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如果这样理解，这样去做，就会出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要根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人们接受的程度。归根到底，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特别感兴趣、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不奇怪。从“大跃进”以来，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认为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长期并存，否则“就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他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这些观点，仍然反映了毛泽东急于过渡的心态。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当时那种急于过渡的情况，作过一些纠正。庐山会议反右以后，又有明显的反复。他是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是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为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另一个是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认为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小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毛泽东在谈话中，以喜悦的心情，说到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从社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应当说，毛泽东在称道一些“过渡”典型时，不是一点戒心也没有。什么戒心呢？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的深刻教训，他是记在心里的。他既希望早一点过渡，又怕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他说：“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他反复叮嘱：“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尽管有这些话，但毛泽东对这种“过渡”的称道一传达，事实上就助长了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
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他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他的一个思想特点，并且用于指导实践。读教科书时，又反复讲这个问题。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是：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他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和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
价值规律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进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价值规律和计划需要割裂和对立了起来。他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的合理性，是不能说服人的，也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大跃进”之所以受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反了价值规律。
关于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是教科书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意教科书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他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说：“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是也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人个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种主要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对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个人利益有所忽略。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教科书的批评，并不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这是一个科学的创见，也可以被认为是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受到的启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长时间，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便提出这个论断。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来的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最早见之于周恩来一九五四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法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决议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一个优点，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仅对发展生产力，而且对发展文化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可归入工业，因而可不单独列出。）这次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直沿用了下来。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也谈了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来。”“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这些意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看法。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接着他说：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0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0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一部分，远远不能涵盖谈话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其中有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读教科书期间，一九六0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应与会代表的普遍要求，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内容，分别在会议的各小组会上进行了传达。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开始，十七日结束。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这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准备的，首先要把一九六0年的计划指标确定下来。会议的第一天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会议集中讨论的是计划问题和国际问题，还议了一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是一月四日晚上从杭州乘专列于次日凌晨到达上海的。十七日闭会那天，发表讲话，主要讲形势问题。
他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他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在讲到国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这次整风反右比历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包括了富裕中农中间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他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而又很自信。他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除了杭州会议上讲的那些内容以外，他还对赫鲁晓夫访美一事作出这样一个评价：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国家讲好，我们公开支持这一点；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讲话失去分寸。西方国家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但是他们比较有原则，有分寸。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还是着重讲团结，说这是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鲁晓夫虽然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同时他又说：“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邓小平插话说：“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这次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一九六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0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上海会议结束后，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二十七日到广州，在这里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六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泽东亲自动手作编辑工作，而是在别人编好之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他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
《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毛选》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它的生命力。
三月八日，是审读的最后一天，在毛泽东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进行。除康、胡、田三人，参加《毛选》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参加了。开始有的同志还有点拘谨，经毛泽东一番轻松的谈话，紧张气氛顿时消除，觉得很舒坦、愉快。
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日，毛泽东又审读了《毛选》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在题解和注释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怀。彭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编《毛选》第四卷之时，正值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怀的名字和他的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里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为此，田家英专门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这是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郑重态度。这一卷军事方面的注释比较多，涉及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部队等，所以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挂帅，请三位元帅、五位大将参加了注释工作。
《毛选》第四卷于一九六0年九月出版，随即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热潮。至此，作为毛泽东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全部完成。
①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的信，手稿，1959年12月3日。
②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
③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手稿，1959年12月。
④毛泽东在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的演讲，1939年1月28日。引文中的“三百五十九日”，是按中国农历算的。
⑤毛泽东病历，1976年9月。
⑥应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
⑦《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后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⑧以上均引自《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记录，1960年1月17日。
⑩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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