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字子尚，河内温人（今河南温县）。司马懿次子。昭随父抗蜀，多有军识。景初二年，封新城乡侯。正始初，迁洛阳典农中郎将。曹髦时，继兄司马师为大将军。专揽国政，阴谋代魏。甘露五年，杀魏帝曹髦，另立曹奂为帝。景元四年，分兵谴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伐蜀，灭之。自称晋公。后加晋王。咸熙二年，薨。昭死数月，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晋朝。追尊司马昭为文帝，庙号太祖。

　　司马昭的野心

　　魏少帝曹芳恨透了司马家族，结果被废黜，司马师立曹丕的孙子曹髦为帝。可是，曹髦空有皇帝的虚名，手中却没有实权，只是个傀儡，连任命一个朝廷官员都做不了主。朝中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司马师和他弟弟司马昭手中。

　　司马昭是司马懿的第二个儿子，哥哥司马师死后，他接替做了大将军。司马昭同父亲、哥哥一样，工于心计，谋略过人。司马昭刚刚坐上大将军的宝座，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谋反，司马昭率兵讨伐，大胜而归。司马昭为人奸诈，他认为魏国完全是依靠司马家族才得以有了今天，因此他进进出出都有三千名手执武器的护卫前呼后拥，所有的事情也不禀报朝廷，而直接由他决断。

　　曹髦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皇帝，他对司马昭大权独揽，自己不能亲理朝政，越来越不满，更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像曹芳一样，被司马昭废掉。他想了好几天，终于作出了决定。

　　这天，曹髦把平日里还比较听他话的王经、王沈和王业三位大臣召入宫内，从怀中取出事先写好的讨伐司马昭的诏书，说道：“三位爱卿，司马昭大权独揽，野心勃勃，他称帝之心连过路人都知道。我决不能坐以待毙，等着他来废掉我。今天，我决定和你们一起去讨伐他!”这就是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来历。

　　听了这话，三位大臣呆若木鸡，半晌才回过神来。

　　王经跪下身，一边叩头一边劝阻道：“陛下，这可万万使不得啊!从前鲁昭公不能容忍季氏专权，结果是失败亡国，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司马昭专权并非一天两天的事，朝廷中他的爪牙也不是一个两个，而宫中肯听命于您的，实在是太少了!您赤手空拳，拿什么去讨伐?如果不成功的话，恐怕祸患更大。还请陛下慎重考虑，从长计议!”

　　曹髦激动起来，咬着牙说：“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已下了决心，做好了死的准备，还有什么可怕的?何况我们不一定会死!”

　　说完，他径自入后宫，向太后禀报去了。

　　王沈和王业清楚地知道曹髦根本不是司马昭的对手，肯定必死无疑。他们生怕司马昭以后会治他们的罪，立刻溜出大殿，直奔司马昭府中告密去了。

　　曹髦手持利剑，带了一百多名童仆刚出宫门，迎面遇上了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奉令带了一队人马赶来。双方动起手来，曹髦持剑大喝一声：“我乃当朝天子，你们冲入宫中，难道想杀君谋反不成?”

　　这一声大喝把贾充的手下全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有几个胆小的甚至想转身逃跑。贾充见这情形，扯着嗓子对一个名叫成济的手下人喝道：“司马公平日里养你们是干吗用的?难道不正是为了今天这样的时刻吗?”

　　成济哆哆嗦嗦地问：“您看该怎么办?是杀还是绑起来?”

　　贾充瞪着眼说：“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

　　成济这才壮起了胆，拿着长矛一直冲到曹髦的车前。曹髦大声说：“你小子竟敢对我无礼?”谁知话还未说完，已被成济一下子刺穿胸膛，从车上跌了下来，当场断了气。

　　司马昭没想到曹髦真的被手下人杀死，他有些心慌，更有些心虚。他马上把大臣们召集起来，装出非常伤心的样子，挤出几滴眼泪，假惺惺地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臣们心中都明白，却谁也不敢吱声。

　　司马昭又问老臣陈泰：“发生了这样的事，天下人会怎样看我呢?”

　　陈泰想了想，说：“只有杀了贾充，才可以向世人谢罪。”

　　这话让司马昭听了不顺耳，他又问：“您再想想，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陈泰说：“实在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司马昭不再吭声，心里暗暗地盘算着这事如何处置才好。最后，他决定将罪责归于成济一人，下令将成济斩首示众。

　　就这样，司马昭把杀曹髦的事轻易地掩饰了过去；接着，他立曹奂为帝，即魏元帝。

　　司马昭之心与钟会、邓艾之死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认为应该对外显示一下军威了。虽说目的是树立威望，也不过希望打一两场胜仗，便算满意。谁知蜀国竟灭亡得这样快，而蜀国灭亡，却又造成邓艾、钟会二人的空前声望，这和司马昭的初意就大不一样了。

　　不难设想，司马昭处心积虑取代曹魏，是最怕别人的功劳凌驾自己的，钟、邓一举灭了蜀国，威名大震，在司马昭看来，简直是对自己地位的威胁。邓艾、钟会虽说是司马昭的亲信人物，但司马氏又何尝不是曹氏的亲信呢？何况邓、钟二人，一个是在淮河流域树立了相当威望、一个是参加过司马氏的机密、深知内情，这两人如果一旦联结起来对付自己，或者就地起兵反对自己，岂不成了心腹大患！

　　司马昭他周密计算了一下，知道钟、邓二人既有互相勾结的可能，又有彼此敌对互相残杀的可能。假如向二人一齐发动打击，他二人一定来个联合应付；但是这两个人各自称功逞能，又可以分化瓦解。于是司马昭就运用分化瓦解的手段，实行逐个击破。

　　司马昭的第一着是压抑钟会而提高邓艾。他晋升邓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而钟会只是晋为司徒，增邑万户。邓艾自是洋洋得意，钟会却恼火而妒嫉了。于是两人的联合便没有可能。

　　当钟会愤愤不平的时候。他的心腹卫瓘以监军的身份随军到了西蜀。这个卫瓘实际上是奉命对钟、邓二人进行监视的。

　　钟会这人，正因一向诡计多端，他也许猜到了司马昭的阴谋，故意加以利用；也许是利欲薰心，不暇作长远考虑；居然仿效邓艾的字迹，向朝廷发出措辞傲慢的表报文书，以证实邓艾的不臣之心；又仿效司马昭的字迹，写了些使邓艾大起疑心的信件。这一来，钟会、邓艾便完全对立。

　　司马昭两步棋都已获得成功，于是再走第三步，硬指邓艾企图造反，下令槛车邓艾（把邓艾囚禁送回京都），先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但又给钟会一个甜头，先稳住他，所以又下令钟会进军成都，接收邓艾所部人马。

　　钟会也不是呆鸟，他也要借刀杀人，便叫卫瓘先带几十个随从，奉着诏书，拘捕邓艾，自己则亲率大军随后出发。

　　卫瓘何尝不知道此行非常危险，却又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进入成都。幸而邓艾并非成心造反，他手下的人听说司马昭来了手令，也不敢反抗，卫瓘总算顺利完成了任务。

　　钟会进入成都，摆在他眼前就唯有两条路了；要么跟随邓艾之后，束手就擒，要么马上起来造反，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他认为，自己手上握有近二十万大军，还有蜀国的将领军士，合起来也是一股庞大力量。

　　然而，阴险狡猾的司马昭料定钟会必反。当钟会进入成都，还未站稳脚跟的时候，司马昭已经亲率十余万大军，紧紧追蹑在钟会之后了。

　　他的布置也够严密。首先命令亲信走狗贾充带万余人由长安入斜谷，严行监视；自己则挟持皇帝曹奂，以十万大军进驻长安；还怕曹魏的宗室旧族乘机在内部起事，又派得力干将山涛为行军司马，坐镇邺城。这一布置，明显地是下了决心同钟会周旋到底了。

　　钟会本来也有他的如意算盘。他对姜维说：“蜀兵可以作先锋，攻占长安以后，便可分兵两路，一路由渭水直趋孟津，一路由潼关东下，水陆会师洛阳，天下事就可定了。”

　　然而事情却不出司马昭所料：“夫蜀已破亡，遗民震恐，不足与共图事；中国（魏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造反）也。”确实如此，所以钟会才一动作，内部便已先自扰乱，失败之快，出乎他的想象之外。

　　或者以为钟、邓二人既有功于司马氏，如果不是成心作反，司马昭是不会杀他们的，不知道正因二人立了大功，所谓“功高震主”，被杀的机会更大。邓艾本是司马氏的忠顺奴才。曾在淮水一带开渠灌田，积储军粮，使军士屯田，替司马氏树立浑厚势力；又在司马师讨伐毋丘俭、文钦时，立下汗马功劳。钟会则是司马氏的智囊团人物，镇压毋丘俭、文钦，赖钟会策划定计为多；后来杀诸葛诞，杀嵇康、吕安，也有他的密谋。《三国志》说他“从典知密事”，“寿春之破，会谋居多，时人谓之子房（张良）”。其后虽在外司，司马氏的“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

　　既然如此，司马氏为什么必须杀他们呢？前已说过，一则这二人“功高震主”，司马昭害怕此后驾驭不住。二则司马昭的秘密实在给两人知道得太多了，尤其是钟会，他长期是智囊团里的人物，司马氏如何玩弄阴谋，如何剪除异己，如何处心积虑篡夺政权，钟会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构成非杀不可的条件。试看钟会被杀之后，和钟会对立、本人又无明显反迹的邓艾，既已束身受办，为什么还要杀了？如果说邓艾之死是卫瓘嗾使田续复仇之故，并非司马昭要杀他，那么事后何不治卫瓘擅杀之罪，反倒连邓艾在洛阳的几个儿子也一并杀了，妻子及孙都发到西域充军。

　　历史评价

　　虞世南对司马昭的评价是：他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他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他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他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