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世界恢复平静。

　　玛丽怀着信心在远处注意着组织和平的人们在工作。

　　战胜国的学者与战败国的学者恢复了交往。玛丽表示她诚恳地愿意忘掉最近的战争，但是同时她也不肯采取她的某些同事所抱的那种友好和热情的态度。

　　在接待一个德国物理学家之前， 她往往先问明白 ：“他在九·三宣言上签过名没有？”若是签过名，她就只简单地对他表示客气；若是没有，她就比较友好些，随便与她的同行谈科学，好象没有发生过战事一样。这种只有短暂意义的态度，可以证明玛丽对于知识分子在变乱期间的责任有极为崇高的观念。她并不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在战争期间置身事外：四年期间，她忠诚地为法国服务，并且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是她认为有些行动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参与的。居里夫人责备莱茵河彼岸在宣言上签字的作家和学者，她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定地保卫文化和思想自由，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玛丽虽然参加了这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1919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

　　她一直慈祥地照料着两个亲生的但大不相同的女儿，对她们从不偏爱。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她都是伊雷娜和艾芙的保护者和热心的同盟者。后来，伊雷娜自己有了孩子，玛丽对于这两代人，也是一样地照料，一样地关心。

　　居里夫人不知是因为健康好了起来，还是因为老年人的泰然心情已经开始，她变得安祥多了。像一把虎头钳一样紧紧地卡住她的悲哀和疾病，已经放松，时光冲淡了旧日的苦恼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被引进了镭研究院的很小的会客室。她名叫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在纽约主办一种大型杂志。

　　这次约会，她等了好多年了。麦隆内夫人和许多别的人一样颇为玛丽·居里的生活和工作倾倒；而这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大记者，她极力设法去接近她所崇拜的人。

　　麦隆内夫人参观过合众国各资力雄厚的实验室，知道里面的情形，其中爱迪生先生的实验室简直像一座宫殿。看过那种壮丽建筑之后，再看镭研究院，就觉得它简陋了。这所房子虽然是新的而且也还合用，但是它是照着法国大学建筑的朴实规模造成的。麦隆内夫人也知道在匹兹堡有一些工厂大批炼制镭，她看见过它们发出来的浓烟，以及一长列一长列装载贵重的钒钾铀矿石的车皮她到了巴黎，在一间家具很不完备的办公室里，与发现镭的夫人密谈，她问 ：“你最愿意要什么东西？”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太贵了。”

　　麦隆内夫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她要她的同胞赠送一克镭给居里夫人。回到纽约之后，她想找10个有钱的妇女，10个女百万富翁，劝她们每人出一万元，凑起来买这件礼物。没有成功，她只找到三个学术保护人肯如此慷慨。她后来想 ：“为什么只要十个有钱的妇女呢？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全美妇女捐款运动？”

　　在美国，没有办不到的事。麦隆内夫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最积极的委员有威廉·佛·穆狄夫人、罗伯特·米德夫人、尼古拉斯·布瑞狄夫人、罗伯特·阿俾大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大夫，准备在新大陆的每一个城市中发起筹募活动。在她拜访居里夫人之后不到一年，她就给居里夫人写信说 ：“款已凑足，镭是你的了！”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玛丽·居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玛丽犹豫不决。她永远怕见人群，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公开宣传的国家，到那里去拜访是要遇到许多排场和折磨的，她想到这里觉得畏惧。

　　麦隆内夫人坚持要她去，把她的异议逐一扫除。

　　居里夫人感动了。她抑制住自己的一些顾虑，在54岁的年纪进行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承担了这次旅行的种种义务。

　　居里夫人力求隐退，这种努力在法国部分地得到成功。玛丽已经使她的同胞，甚至使接近她的人相信，大学者并非要人。自从她到纽约，这层帘幕揭开了，真相出现了。伊雷娜和艾芙突然发觉，一向与她们住在一起的这个自求隐退的妇人，在世人的眼中代表着什么。

　　美国人在和居里夫人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成千成万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简朴魅力”着了迷，都对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这个“装束朴素的学者”一见倾倒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花了两个月功夫亲自培植极美丽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以便送给玛丽。

　　就在这所房子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旅行日程。

　　美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专科学院，所有的综合大学，都邀请居里夫人去访问；成打的奖章、名誉头衔、名誉博士学位，都在等着她麦隆内夫人问 ：“你当然带了大学教授的长袍吧？

　　在这些仪式中，这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玛丽的天真微笑引起了普遍的惊讶。玛丽没有带来大学教授的长袍，最妙的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这种衣服。索尔本教授都必须有一件长袍，但是居里夫人这位唯一的女教授，却把这种打扮的乐趣让那些男子去享用。

　　麦隆内夫人立刻叫来了裁缝，忙着赶做这种庄严的衣服。衣料是黑罗缎，用丝绒镶边，将来再罩上博士学位应有的色彩鲜明的无袖长袍。在试衣服的时候，玛丽很不耐烦，说袖子碍事，材料太厚，尤其是绸缎刺激她那被镭烧坏了的手指。

　　到5月13日，诸事终于齐备。在安德鲁·卡内基夫人家里吃过午餐，在纽约匆匆地游览了一下，居里夫人、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和艾芙就动身作流星一般的旅行。

　　重大的日子到了。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将一克镭——或者不如说是象征的镭，赠给了居里夫人。赠她的镭分装许多试管，存放在特别衬了铅皮的匣子里；但是这些试管太贵重，它们的辐射太危险，所以仍旧安全地留在工厂里。一个装着“仿制镭”的匣子放在白宫东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大厅里挤满了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及大学的代表。

　　四点钟，一个双扇的门开了，一列人走进来：先是法国大使朱塞昂先生挽着哈定夫人，再是哈定总统挽着居里夫人，再是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居里和艾芙·居里，再是“玛丽·居里委员会”的女士们。

　　演说开始了。最后是合众国总统讲话，他恳挚地向她致词，说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除了她那极艰辛的工作之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他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玛丽，并且把一个用水纹绸带系着的极小的金钥匙，挂在她的颈上，这是那个匣子的钥匙。

　　人们认真地听着玛丽的简短谢词。然后客人们在一片愉快的喧哗声中进入蓝厅，再列队从这个学者面前走过。居里夫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一语不发地向他们微笑着；他们逐一走到跟前，她的女儿们代她握手，并且依照哈定夫人介绍的人的国籍，用英语、波兰语、法语说客气话。后来他们又排成行列走出去，到了门前的石阶上，一大群摄影记者正在那里等着。

　　有幸参加这次仪式的人们，大声疾呼地宣布“镭的发明者接受她的美国朋友赠送的无价之宝”的新闻记者们，如果听到玛丽·居里在哈定总统把那一克镭赠给她之前，就试图放弃它，一定要大为惊异的。在举行仪式的前夕，麦隆内夫人把赠予与文件给她审阅，她仔细读完后从容地说：“这个文件必须修改。美国赠给我的这一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只要我活着，不用说我将只把它用于科学研究。但是假如就这样规定，那么在我死后，这一克镭就成为私人财产，成为我的女儿们的产业。

　　这是不行的。我希望把它赠予我的实验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律师来？“

　　麦隆内夫人觉得有点为难，回答说 ：“但是好罢！既然你愿意这样，我们可以在下星期办正式手续。”

　　“不要等下星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晚办妥。

　　这个赠予证书要马上生效，我也许会在几小时内死去的。“

　　在这很晚的时候，费了很大的事找来了一个律师，他和玛丽共同草拟了附属证书。她立刻签了字。

　　在费城，居里夫人和科学界、实业界著名人士交换了礼物：有一个工厂的经理赠送这个学者五十毫克新钍；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玛丽赠送这个学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的。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一克著名的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在大学里，她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玛丽穿上她的教授长袍，这件衣服她穿着很合身而且很舒服；但是她不肯用传统的方帽盖住她的头发，她觉得它难看，并且抱怨它“戴不住”。 在一群学生和戴着硬黑方帽的教授中间，她总是光着头，拿着帽子。

　　最会打扮的人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她的脸在周围许多人的脸中间，显出了天然的美，玛丽自己却毫无所知。

　　6月17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中止旅行，她的血压极低，医生们都很不安。玛丽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点气力，能到波士顿和纽海文，并且到韦尔斯利、耶鲁、哈佛、西蒙、拉得克力夫等大学去。6月28日，她上了奥林匹克号轮船，她房间里堆满了电报和花束。

　　玛丽疲乏极了，而总的说来，也满意极了。在她的函件中，她说她幸运地“在美国对于法国和波兰的友谊上作了一点极小的贡献”， 她引述哈定总统和柯立芝副总统对她两个祖国所表达的同情的言词。但是无论她怎样谦逊，她也不能不觉得自己在合众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她征服了几百万美国人的心，赢得了所有接近她的人的真挚友谊。一直到她去世，麦隆内夫人始终是她的最忠实、最亲切的朋友。

　　1922年5月15日，国联理事会一致通过约请“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为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接受了。

　　在玛丽一生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自从她成了著名人物以来，有几百种慈善事业、几百个联合会和团体请求她列名赞助，她不曾允许过一次。玛丽没有工夫实际去做工作，所以她不愿意参加那些委员会；尤其是她要在各种环境之下保持绝对的政治中立。她不肯放弃她被称为“纯粹学者”这种美好的头衔，不愿置身于意见的纷争之中，连最无害的宣言她也从来不肯签名。

　　因此，居里夫人加入国联工作，是有特殊意义的，她只这一次没有忠于科学研究。

　　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网罗了一些著名人物：伯格森，吉尔伯特·墨莱，朱罗·德特瑞，还有许多别的人玛丽后来成为副主席。她参加几个专家委员会，以及巴黎的国际文化合作研究院的指导委员会。

　　1922年2月7日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的选举结果发表了。科学院院长晓发尔先生在讲坛上对玛丽说：“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竭诚献身工作和为科学牺牲的伟大妇女，一个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始终为分外的责任而工作的爱国者，我们向您致敬。

　　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您那儿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我们感谢您；有您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自豪。您是第一个进入科学院的法国妇女，但是除您之外，还有哪一个妇女能当之无愧？“

　　1923年，居里基金会决定郑重庆祝镭的发现25周年。政府也参加这个表示敬意的庆祝会，议会两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给居里夫人4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 并规定伊雷娜和艾芙·居里可享有继承权。自从波兰解放之后，玛丽心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她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

　　她的倔强不足以克服种种困难。波兰在长期的奴役之后，元气刚刚恢复，一切都很缺乏：缺乏财力，缺乏专门人才。而玛丽没有工夫亲自安排，没有工夫亲自募集基金。

　　在一个睛朗的早晨，波兰共和国总统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块砖， 居里夫人砌第二块， 华沙市长砌第三块这些仪式毫无正规仪式的拘束！波兰元首斯塔尼斯拉斯·吴哲其耶贺夫斯基惊讶玛丽出国多年后，祖国语言仍旧说得极好；他这样说并非只是出于客气。

　　他在巴黎的时候，还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同伴。

　　这位总统问她 ：“你还记得么？33年前我带着秘密的政治使命回波兰，你借给我一个旅行用的小枕头，那个枕头很有用！”

　　玛丽笑着回答 ：“我还记得你忘了还我！”

　　过了几年，砖块成墙壁，玛丽和布罗妮雅的努力尚未完结；她们两个都已经把大部分积蓄用在这件工作上面，但是还缺款项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

　　玛丽并没有失去勇气，她考虑了一下，又把注意力转向西方转向以前曾给她很大帮助的合众国，转向麦隆内夫人。这个慷慨的美国妇女知道玛丽爱护华沙研究院的心，不下于爱护她自己的实验室。她又作出一个新的奇迹，募集购买一克镭所需的款项——这是美国赠与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镭。一切又重新开始！

　　像在1921年一样，玛丽在1929年10月上船前往纽约，代表波兰向合众国致谢。像在1921年一样，人们给她许多荣誉头衔。这次旅行中，胡佛总统邀请她在白宫住了几天。

　　1932年5月29日，玛丽·居里、布罗妮雅·德卢斯卡和波兰国家共同的工作圆满完成；共和国总统摩斯齐茨基先生、居里夫人和瑞果教授，出席了庄严的华沙镭研究院的揭幕典礼。布罗妮雅的办事常识和审美观念，使得这座建筑宽敞，线条和谐。在过去几个月，这里已经用放射治疗法给病人治病。

　　这是玛丽最后一次看见波兰，看见她出生的城市的街道，看见她每次到波兰总怀着思乡情绪，差不多近于懊悔地去看的维斯杜拉河。她给艾芙写的信里，一再描写她的极热烈地依恋的这条河、这片土地和这些岩石。

　　玛丽每次旅行归来，总有一个女儿在车站的月台上迎候，等待居里夫人在特等车厢的一扇窗户前露面。

　　这个学者的样子，一直到死总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她谨慎地拿着一个很大的棕色手提皮包，永远是这一个，这是多年前一个波兰妇女联合会送给她的，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纸夹和眼镜盒子。玛丽的一只手臂抱着一把萎谢了的花，这把很普通而且硬邦邦的花是路上有人赠给她的，给她添了许多麻烦，然而她不肯扔掉。回到家里，当她看邮件的时候，艾芙跪在几个敞开的小皮箱前面，替她清理带回来的行李。

　　每晚，居里夫人坐在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小册子。她从来不按照一般“思想家”的习惯，在写字台前坐在圆椅里工作；她需要无限制的地方，才够摆开她的文件和曲线图纸。

　　实验室的“仆役”和工人，也和别的人一样，感觉到她那深藏不露、世上少见的吸引力。玛丽雇私人汽车司机时，人们可以看见乔治·波阿德热泪横流，因为他想到，从此以后每天把居里夫人由比埃尔·居里路送回白杜纳码头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再是他了。乔治原是研究院里的杂役，既是干粗活的工友和技工，又是汽车司机和园丁。

　　一种她不大表示出来的深厚的感情，使玛丽依恋所有那些和她共同作战的人，并且使她能够辨别出这个大家庭里的最热心最高尚的人。

　　每逢一个合作者的论文通过了，或是得了文凭，或是被认为有领受某种奖金的资格，她就为这个人举行一次“实验室茶会”。 夏天的时候，这种聚会就在室外花园的椴树下举行；冬天的时候，餐具的响声就会突然打破这座建筑中最大的屋子——图书馆的安静。

　　若是这个试验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这个不幸就似乎把玛丽惊呆了。她坐在椅子上，两臂交叉，背是驼的，眼神是空虚的，她的样子突然像一个很老很老的农妇，因为遭了巨大的悲哀而沉默忧伤。那些合作者看见她这样，怕是出了事故，怕是演了悲剧，都来问她出什么事。玛丽凄然说出一句总括一切的话 ：“没能使锕X 沉淀”。

　　居里夫人时常谈到自己的死，她表面上很镇定地谈论着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并且预计到实际的影响。

　　她常常冷静地说这一类的话 ：“我的余年显然已经不多了。”或是：“在我去世后，镭研究院的命运如何，使我不安。”

　　但是她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她不甘心这样，她的全部本能都排斥“寿终”这个概念。从远处赞美她的人们，都以为她过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生活；但是由玛丽看来，她这一生无足轻重，与她担当的工作是不相称的。

　　三十年前，比埃尔·居里因为预感到死神要用偶然事故来夺取他的生命，就怀着一种悲剧的热情埋头工作。现在轮到玛丽，她也接受了这种隐晦的挑战。

　　为抵御她所害怕的袭击，她狂热地用计划和责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壁垒。她轻视那种一天比一天明显的疲乏，轻视压迫她的一些慢性疾病：不好的视力，风湿性肩痛，时常发作的耳鸣。

　　她异常匆忙地工作着，而且还带着她惯常所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她严厉地要她的学生们作种种预防：用夹子拿装着放射性物体的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试管。而她自己却永远不注意这些。她勉强遵照镭研究院的规则，允许人验她的血。她的血液成分是不正常的。这有什么关系！35年以来，居里夫人一直在接触镭，一直在呼吸镭射气。在四年的战争期间，她还受过伦琴仪器发出来的更危险的射线。

　　她冒了这么多危险，使血液略有了变化，手上受了一些讨厌而且痛苦的烧伤，有时干枯，有时化脓，这也算不得很严重的惩罚！

　　1933年12月居里夫人短期患病，这次的病给她比较深的感受。X 光照相显示她的胆囊里有一块结石，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死于这种病症！

　　玛丽为了要避免她所害怕的手术，这才注意饮食调养，稍微留心自己的健康。

　　这个学者许多年以来总不顾自己的问题，她计划在梭镇乡间建一所房子，在巴黎搬一个住处，但是一再迟延。直到现在才匆匆开始进行。她审查工程预算，毫不迟疑就决定支付巨额费用。只等天气好的季节一到，就开始建筑梭镇的别墅，并且到1934年10月，就离开白杜纳码头的房子，搬到大学城里新建的一所现代化的房子里去。

　　玛丽原想作一次旅游，让布罗妮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是走过几段路，到了她在加发来尔的别墅里，她就着凉了，觉得疲乏已极。玛丽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妮雅的怀里，像有病的孩子一样地抽泣。她担心她的书，恐怕患了气管炎就没力气把它写完。布罗妮雅照料她，抚慰她。到了第二天，玛丽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形。

　　后来阳光普照的天气安慰了她，并且使她感到舒服。等她回到巴黎的时候，她觉得身体好了一点。一个医生说她患流行性感冒，并且与过去40年所有的医生说的一样，工作过度。玛丽不注意自己一直有低烧。布罗妮雅回波兰去，不知怎么心里总感不安。姐妹俩在开往华沙的火车前面，在那常到的月台上，最后一次互相拥抱。

　　玛丽时病时愈。在她觉得比较强健的时候，就到实验室去；在觉得眩晕软弱的时候，就留在家里写书。

　　每星期用几小时计划她的新住房和在梭镇的别墅。

　　但是健康的敌人抢到了前头了。她的热度更高，颤抖更甚。艾芙不得不耐心说服她，使她同意再请医生。玛丽总不肯请医生，借口医生们 “叫人厌烦”，而且“没有钱酬谢他们”， 因此没有一个法国开业医生得过居里夫人的诊费。这个学者，这个喜欢进步的人，却像村妇一样不喜欢治疗。

　　在1934年5月一个晴和的下午，她在物理室里工作到三点半钟，疲乏地抚摸着蒸发皿和仪器，这是她的忠实伴侣。她对她的合作者说 ：“我在发烧，我要回家去。”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艾芙担心地对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又听从了，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动身了。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希望比较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

　　她日渐衰弱。在试图把她移进疗养院之前，艾芙请法国最好的医生来诊视了一次。

　　她的病势突然加重，但是医生们仍劝立刻动身。

　　这次旅行痛苦不堪：到圣哲末的时候，玛丽在火车里就支持不住了。倒在艾芙和护士的怀里晕倒过去。等到把她安顿在桑塞罗谋疗养院中最美丽的一间房子里之后，又用X 光照了一些相片，又检查了几次：她的肺不是病因，这次移动全无用处。

　　她的体温超过40度，这是不能瞒玛丽的，因为她总以学者的谨慎态度自己看水银柱。她差不多不说什么，但是她那黯淡的眼睛露出绝望的恐怖。立刻从日内瓦请来的罗斯教授，他比较了最近几天检验血液的结果，看出血里的红白血球数目都减得很快。他诊断为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玛丽很忧虑她的胆囊里的结石。他安慰她，告诉她决不给她作任何手术，并且想尽办法来给她治疗。但是生命正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个疲乏的身体。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还能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看出表上的度数减低了——临终前永远有的现象。她快乐得笑了。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迹象，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元了。她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动人的求生欲望，怀着希望，对着太阳和巍然不动的群山说 ：“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迷惘的、惊讶的叹息 ：“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

　　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 ：“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用一把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用具：“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后来她只是再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 她忽然对他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 ：“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

　　她临终的时刻，显示了一个只在表面上软弱者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渐渐冷却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比埃尔·卢依大夫和艾芙每人拉着她一只冰冷的手；还有16小时工夫，生命和虚无都不受这个妇人了。到了黎明，阳光已经把群山染成玫瑰色，并且开始在极明净的天空运行；灿烂的晨光充满了这间屋子，照着床上瘦削的脸颊和无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使她的眼睛定住，她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科学还须对这个遗体宣布它的判断。那些与已知的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几次验血，指出了真正的罪魁：镭。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 ：“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在桑塞罗谋，涛贝教授写出了如下的例行报告：“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因为长期辐射积蓄而有了改变。“

　　这个消息由安静的疗养院传了出去，传播全世界，在几个地方引起极深的悲痛：在华沙有海拉；在柏林的一辆赶往法国的火车里，有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和布罗妮雅，在蒙彼利埃有雅克·居里；在伦敦有麦隆内夫人；在巴黎有一些忠诚的朋友。

　　一些青年学者在镭研究院里死气沉沉地仪器前面哭泣。乔治·福尼埃是玛丽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写道 ：“我们失去了一切。”

　　居里夫人躲开了这些悲哀，躲开了这些激动和尊崇；她躺在桑塞罗谋的床上休息。科学家和忠诚的人一直在这所房子里保护她，不许生人进去看她，扰乱她的安息。没有好奇的人知道她去世后显得多么优美。

　　她穿着白衣服，白发梳向后面，露出她那极大的额部，她的面容平和、庄严而且勇敢，像一个武士；那时候，她是世界上美丽、高贵的人。

　　她那双粗糙的、结了老茧的坚硬的手，被镭严重灼伤，它们一向的痉挛已经消失；它们伸在被单上，僵直，一动不动。

　　这是一双做了那么多工作的手。

　　1934年7月6日星期五下午，居里夫人谦卑地到了死人的住所：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场。爱她的近亲、朋友和合作者，看着把她葬在梭镇墓地里。她的棺木放在比埃尔·居里的棺木上面，布罗妮雅和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1867—1934年。

　　一年之后，玛丽去世前写成的一本书出版，这是她给年轻的“物理学爱好者”的最后启示。

　　镭研究院已经恢复工作，在那个明亮的图书馆里的许多科学作品之中，又加上了这一本巨著。灰色的封面上印的著作者的名字是 ：“比埃尔·居里夫人，索尔本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书名只是一个庄严灿烂的名词：《放射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