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居里的父母，都是有见识的人。父亲学祖父的榜样，在圣彼得堡大学研究高深的科学，后来回到华沙教数学和物理学。母亲把一所收寄宿生的女校办得很成功，城里最好的人家都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这一家在弗瑞达路她办的学校里住了8年，他们住在二楼，住房向着院子，窗户间有精巧得像花环的阳台。每天早晨当这位教师迈出卧室的时候，前面的屋子里已经有女孩子闲谈的声音，她们在等着上第一堂课。

　　到了1868年，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被任命为诺佛立普基路中学教师兼副督学，丈夫有了新职务，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可能既保持女校校长职务，又照管她的5个孩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无遗憾地辞去自己在女子中学的职务，离开弗瑞达路那所房子。在离开这儿前几个月的1867年11月7日，玛丽·居里就出生在那所房子里，她的母亲亲昵地叫她玛尼雅。

　　斯可罗夫斯卡夫人用她手指抚摸她最小的女儿的前额。这种抚摸是玛妮雅所知道的最亲切的表示了。

　　早在玛妮雅能记事的时候起，她母亲就没有亲吻过她。

　　那时候，她所能想象到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偎依在多思多虑的母亲身边，并且在几乎看不出来的一些示意、一句话、一个微笑和亲切的一瞥中，感觉到有一种极深厚的慈爱保护着她，关注着她的命运。

　　她还不了解这些令人痛苦的原因，也不懂她的母亲为什么严格地使自己与他们隔离。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生玛妮雅的时候，她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后来5年中，虽然经过多方调治，她的病情还是发展了。不过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总是生气勃勃，衣着整洁，照旧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给人一种身体健康的错觉。她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只用她专用的餐具，不拥吻她的女儿。那些小斯可罗多夫基不大知道她有这种可怕的病症他们只听见由一间屋子里传来的一阵阵短促的干咳声，只看见母亲脸上的忧愁阴影，只知道由前些日子起，他们的晚祷辞里加了一句很短的话 ：“保佑我母亲恢复健康！”

　　玛妮雅每次说到读书，一种特有的羞怯总使她双颊晕红。前一年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布罗妮雅觉得独自学字母太乏味，想拿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跟她妹妹玩“教师游戏”。 这两个小女孩有好几个星期总在一起，用纸版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后来有一天早晨，布罗妮雅正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妮雅听得不耐烦，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

　　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就继续玩这个极有趣的游戏；但是她忽然惊慌起来，看了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惊呆了的脸，又看了看布罗妮雅不高兴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就不由得哭了；神童气概完全消失，她还不过是一个4岁的孩子，痛哭着并且悲哀地重复着说 ：“请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布罗妮雅的错这只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玛妮雅突然失望地想到，或许因为她学会了读书，他们永远不肯原谅她。在这次难忘的事发生之后，这个小孩渐渐把大小写的字母都认熟了；由于她的父母总是避免给她书，她才没有显著的进步。他们都是很谨慎的教师，总担心他们的小女儿智力发育过早，所以每逢她伸手去拿书本的时候，就叫她作别的事。

　　玛妮雅天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她清楚地记得上年夏天和姐姐在一条小河里划水玩，一玩就是好几个钟点记得她们秘密地捏泥饼，衣服和围裙上都溅了黑泥点；还把泥饼放在木板上晒记得那棵老菩提树，有时候七八个小捣乱——她的表亲和朋友——一齐爬上去， 他们也常把她这个手臂太弱、 腿太短的“小东西”举上树去；他们在大枝上铺着又凉又脆的白菜叶，在白菜叶上晾着板栗、生胡萝卜和樱桃等食物她记得在马尔基，约瑟夫在一个燥热的谷仓里学乘法表，他们试着要把她埋在那流动的谷粒堆里！她也记得斯可西波夫斯基老爹，他驾着大型的四轮马车的时候，总是那样高兴地把鞭子抽得噼噼啪啪地响！

　　她还记得克萨维尔叔父的马！

　　她们越走近学校，比较大的一个就越控制住自己，并且把声音放低。她大声讲着的那个自己编的故事并没有完，但是到了在学校的房子跟前，她就中止了。

　　这两个女孩子突然静悄悄地从房子的窗前走过，这些窗户都挂着同样的硬花边窗帘。

　　里面住的是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最恨也最怕的人物依凡诺夫先生，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学校范围内，他是代表沙皇政府的。

　　素希雅和玛妮雅散步回来，溜进父亲的书房的时候，这位教师正低声和夫人谈着伊凡诺夫。

　　但是不行！大人们的谈话太叫人厌烦了。“ 依凡诺夫警察沙皇放逐密谋西伯利亚”玛妮雅一到这个世界来，就每天听见这些词儿；她模糊地觉得它们有一种可怕的意义，本能地躲开它们。

　　这个小女孩深深沉浸在幼稚的幻想中，从父母身边走开，不去理会他们低声的亲密谈话。她昂着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且呆呆地站定在她特别喜欢的东西跟前。

　　那里有个架子，上面放着一个饰有路易十八的圆形头像的蓝色塞夫勒磁杯——父母上千次告诫过玛妮雅不要碰它，因此她很怕它。小女孩躲开了这个架子，终于在她最喜欢的那些宝贝前面停下来。

　　一个是挂在墙上的精确的气压表，镀金针在白色的标度盘上闪着亮光；到一定的日子，这位教师就当着他那几个聚精会神的孩子仔细地调整它，并把它擦干净。

　　再就是一个有好几个隔层的玻离匣，里面装满了奇异而且优美的仪器。有几支玻璃管、小天平、矿物标本，甚至还有一个金箔验电器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教课的时候，常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去；但是自从政府命令减少教科学的钟点之后，这个匣子就一直关着了。

　　玛妮雅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有一天，她正踮起脚尖站着，极快乐地看着它们，她父亲简单地把它们的名字告诉她 ：“物—理—仪—器。”

　　多古怪的名字！

　　她没有忘记这个名字，她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

　　并且，因为她正很高兴，就反复地唱着这个名字。

　　玛妮雅上学后，她的样子和她的同学并没有多大差别。她坐在第三排，靠近一个高高的窗子，由窗子向外望，可以看见萨克斯花园里白雪覆盖的草地。她坐在邻近的桌子前面。穿整齐的制服，梳简朴的发型，是西科尔斯卡小姐的“私立学校”的规矩。

　　坐在椅子上的这位教师，服饰也并不浮华，她那黑绸上衣和鲸须领子，从来不是流行的式样；而安多尼娜·杜巴尔斯卡小姐也不美丽，她的脸是迟钝、粗鲁而且丑陋的， 不过很富于同情。 杜巴尔斯卡小姐——人们平常叫她“杜普希雅”， 是数学和历史教员，兼任学监；这种职务使她有时候不得不用强制手段，压制“小斯可罗多夫斯基”的独立精神和固执性格。

　　然而她看着玛妮雅的时候，眼神仍是含着很深的慈爱。她怎能不为这样一个出色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呢！

　　这个学生比自己的同学小两岁，对于任何科目都似乎不觉得困难，永远是第一：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有一天，全教室寂然无声——似乎还不只寂静而已，这是在历史课上造成的一种气氛。25个年轻激昂的爱国小志士的眼睛和“杜普希雅”的庄重脸色，反映出认真的热诚；讲到死去多年的波兰国王斯塔民斯拉斯的时候 ， 玛妮雅带着特殊的热情肯定地说：“不幸得很，他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

　　这个不漂亮的教师，正在用波兰语教波兰历史；她和那些很听话的儿童，都带着共同参加阴谋的神秘态度。

　　突然，她们真的都像阴谋者一样吃了一惊，因为轻轻的电铃声由楼梯平台那里传来了。两声长的，两声短的。这种信号立刻引起一种剧烈而无声的激动。

　　杜普希雅猛然挺直身子，急忙收拾起散乱的书籍。一些敏捷的手把课桌上的波兰文笔记本和课本收起来，堆放在5个敏捷的学生的围裙里，她们抱着这些东西，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走出去。接着听见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这5个学生喘着气回来坐下。通前厅的门慢慢地开开了。

　　霍恩堡先生在门口出现，他的讲究的制服——黄色长裤，蓝色上衣，缀着发光的钮扣，紧紧地裹在他身上。他是华沙城里私立寄宿学校的督学，身材粗壮，头发剪成德国式，脸很肥胖，眼光由金边眼镜后面射出来。

　　这个政府督学一语不发地看着这些学生，陪他进来的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站在他旁边，表面很镇静，也看着这些学生——但是她暗地里是多么忧虑不安呀！

　　今天拖延的时间太短了看门刚刚发出约定的信号，霍恩堡就在引导者前头到了楼梯平台，进了教室，天哪！都安顿好了么？都安顿好了。25个小女孩都在低头作针线，手指上戴着顶针，在毛边的四方布上锁着扣眼剪子和线轴散乱地放在空桌沿上。杜普希雅头上的青筋有点突出，脸色涨红；教师的桌上明显地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是合法的文字印的。

　　校长从容地用俄语说 ：“督学先生，这些孩子每星期上两小时缝纫课。”

　　霍恩堡向教师走过去。

　　“小姐，你刚才在高声朗读，读的是什么？”

　　“克雷洛夫的《寓言》，我们今天才开始读。”

　　杜普希雅十分镇静地回答，脸色也慢慢恢复了常态。

　　霍恩堡象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附近一张课桌的盖子掀开；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本笔记，没有一本书。

　　这些学生细心地缝完了最后一针，就把针别在布上，停了缝纫活；她们坐在那里不动，两臂交叉，一律是深色衣服，白领子，表情都相同，这时25张孩子的脸突然都变都老了，都带着一种隐藏着的恐惧、狡猾和憎恨的坚定神色。

　　“请你叫起一个年轻人来。”

　　玛丽亚·斯可罗夫多斯基在第三排上，本能地把她那恐慌地小脸转向窗户；心里暗暗祷告着 ：“我的上帝，叫别人罢！不要叫我！不要叫我！

　　不要叫我！“

　　但是她准知道一定要叫她。她知道，过去几乎总是要她回答政府督学的问话，因为她知道得最多，而且俄语讲得好极了听见叫她的名字， 她站起来了。 她似乎觉得热——不对，她觉得冷。一种不让讲波兰语的可怕的耻辱感卡住了她的喉咙。

　　霍恩堡突然说：“背诵祈祷文。”他的态度显得冷漠与厌烦。

　　玛妮雅用毫无表情的声音，正确地背出祈祷文。

　　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方法之一，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说天主教祈祷文。就这样，他以尊重他们的信仰为借口，却亵渎波兰孩子们尊重的东西。

　　又完全寂静了。

　　“由叶卡特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

　　“叶卡特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督学满意了。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她的发音多么惊人啊！她真是生在圣彼得堡的。

　　“把皇族的名字和尊号说给我听。”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

　　她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一串名字，霍恩堡微笑了。

　　这真是好极了！这个人看不见，或是不愿意看见玛妮雅心中的烦乱，她板着面孔，竭力压住心中的反感。

　　“沙皇爵位品级中的尊号是什么？”

　　“陛下。”

　　“我的尊号呢，是什么？”

　　“阁下。”

　　这个视察员喜欢问这些品级上的细节，认为这些比数学或文法还重要。仅仅为了取乐，他又问 ：“谁统治我们？”

　　校长和学监为了掩饰她们眼中的怒火，都注视着面前的花名册。因为答案来得不快，霍恩堡生了气，用更大一点的声音再问一遍：“谁统治我们？”

　　“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玛妮雅很痛苦地说，她的脸色变得惨白。

　　考问结束，这个官吏离开座位，略一点头，向隔壁屋子走去；西科尔斯卡小姐随在后面。

　　这时，杜普希雅抬起头来。

　　“到这儿来，我的孩子”

　　玛妮雅离开座位，走到教师面前，这位教师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吻她的额头。忽然，在这个复活了的教室里，这个波兰小孩难过得哭了起来。

　　受考问之后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个钟点，这个小女孩仍然觉得不安。她深恨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深恨这种屈辱的表演，在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们必须说谎，永远说谎霍恩堡的视察，使她更沉重地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悲哀，她哪里还记得自己从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婴儿？种种不幸的事情，接连打击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玛妮雅觉得过去的4年，有如一场噩梦。

　　先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带着素希雅到法国东部的尼斯去了，人们告诉玛妮雅说 ：“治疗之后，妈妈就会完全康健了。” 过了一年，这个小孩再看见她母亲的时候，几乎不认识这个变老了的、被无情地刻了满脸皱纹的妇人。

　　在1873年秋的一个戏剧性的日子，斯可罗多斯基先生带着全家度假后回到诺佛立普基路，准备开课；这时他在他的桌子上看见一封公文，通知他：奉当局命令，他的薪俸减低，他的副督学头街，以及按职务分配的住房，一并撤消。这是被降职了。

　　这是中学校长依凡诺夫，对一个不怎么肯奴颜卑膝的属员施行的报复。

　　几度迁居后，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在诺佛立普基路和加美利特路转角处的一所房子里住定了。因为家境困难，他们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变。起初这个教师收了两三个寄宿学生，后来增加到5个、8个、10个。

　　这些都是从他的学生里选出来的年青小伙子，他供给他们食宿和个别辅导。这所房子变得像一个吵闹的磨坊，家庭生活的亲密感完全消失了。

　　他们之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不只是因为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降了职，也不只是因为他须付妻子在利维埃疗养的费用。他有一个倒运的内兄弟拉他作冒险的投机，投资于一种“神奇的”蒸汽磨。这位教师素来很谨慎，这次却很快就丧失了3万卢布，这是他的全部积蓄。从此之后，他懊悔错误，焦虑将来，十分悲苦。他过度地内疚于心，时时刻刻以使家境贫困，使女儿们没有嫁妆而自责。

　　但是玛妮雅第一次突然认识厄运，还是在整整两年以后。在1876年1月，有一个寄宿生患斑疹伤寒，传染了布罗妮雅和素希雅。那是多么可怕的几个星期呀！在一间屋子里，母亲尽力要压住自己那一阵阵发作的咳嗽；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因发高烧而呻吟着，颤抖着在一个星期三，父亲来找约瑟夫、海拉、玛妮雅，带他们到大姐跟前去。素希雅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柩里，脸上毫无血色，似乎是在微笑，两手合在一处，头发虽剪得很短，样子仍是非常美丽。

　　这是玛妮雅第一次遇到死亡。这是她第一次送葬，穿着一件素黑的小外衣。而在恢复期中的布罗妮雅，在病床上哭泣；身体太弱不能出门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勉强地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自己孩子的棺木沿加美利特路缓缓而去。

　　美丽、善良的卢希雅姑母领着她的侄女们，用轻快的步子走过萨克斯花园，这个地方在11月的下午，差不多没有人来。她总是找各种借口让这些小女孩去呼吸新鲜空气，使她们离开那患肺痨病的母亲苟延性命的狭小住房；假如传染了她们，可怎么办哪？海拉的气色很好，可是玛妮雅脸色苍白，闷闷不乐玛妮雅向她相信的上帝祈求。她热切而绝望地请求耶酥把生命赐给世上她最爱的人。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为了救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她愿意替她去死。

　　玛妮雅又穿上了黑色丧服，在加美利特路住房里悲痛地游荡着。她的母亲去世了。现在布罗妮雅住母亲的屋子，只有海拉和她还睡在漆布椅上；父亲匆匆地雇了一个管家，每天来指挥仆人，分配寄宿生的食物，并且漫不经心地照料一下这些孩子的穿着。玛妮雅对于这些事都觉得不习惯。斯可罗夫斯基先生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这些孤儿身上，但是他的照料很笨拙，令人伤心，这只是男人的照料。

　　玛妮雅很早就知道了生活是残酷的；对民族残酷，对个人残酷。

　　素希雅死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死了。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在差不多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诉过苦。

　　她是骄傲的，决不肯听天由命。当她跪在以前陪她母亲去的天主教堂里的时候，她觉得心里暗暗产生了反抗的情绪。

　　她不怀着从前那样的敬爱向上帝祈祷，上帝已经不公平地把这些可怕的打击降在她身上，已经毁灭了她周围的快乐、幻想和温存。

　　每一家的历史里都有一个全盛时期。受到种种神秘原因的驱使，某一代会是天赋独厚，格外活泼，格外美丽，而且格外成功，超过前代，远胜后代。

　　虽然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刚刚遭到灾难，却是到了这种全盛时期。在5个聪明热情的孩子中，死神夺去了素希雅；但是其余的4个却生来就有一种锐不可当的力量。他们后来战胜困难，克服阻碍，4个都成了非凡的人物。

　　1882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们聚在桌子周围吃早点。看他们的样子，都有些类拔萃。16岁的海拉，颀长娴雅，毫无疑问是这一家的“美女”；布罗妮雅脸庞鲜艳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头发是金色的；最大的约瑟夫穿着学校制服，体格象北欧运动员玛妮雅的脸色倒是很好！她增加了体重，她那合体的制服显得她的身材并不太瘦。因为她年纪最小，当时不如她的两个姐姐好看。但是她的脸也和她们一样显得兴奋愉快，眼睛明亮，头发光润，皮肤白嫩，与一般波兰女子相同。

　　现在只有两个小妹妹穿制服：海拉仍穿蓝制服，是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的忠实学生；玛妮雅穿栗色制服，她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所官立中学校里出色的学生。布罗妮雅一年前由这所学校毕业，得到真正的荣誉，拿回一个金奖章来。

　　中学、寄宿学校、大学玛妮亚·斯可罗多夫斯基的青年时期是被这些词缠住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中学里教课，布罗妮雅由中学出来了，玛妮雅到中学去，约瑟夫到大学去，海拉到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去直到现在，她家的样子，也是一个学校！

　　玛妮雅当然想象宇宙也像一个大学校，里面只有一些教师和学生，而且只有一种理想在里面统治一切：学习！

　　一个金奖章，两个金奖章，三个金奖章，先后到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家里第三个是玛妮雅的，就在1883年6月12日她参加中学毕业典礼时得到的。

　　宣读得奖人名单，演说和国乐都在闷热中进行。

　　教师们致祝词，和俄属波兰的教育总监阿普式京先生轻轻握手，玛妮雅向他致最后敬礼小斯可罗多夫斯基按照习惯穿黑礼服，上衣上用扣针别着一束红蔷薇，致了告别词，对朋友们发誓每星期给她们写信，拿了一大堆当作奖品的俄文书，大声说这些书“可怕”。

　　永别了在克拉科维大道的中学，挽着她父亲的胳膊走了出来，她的成功使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骄傲极了。

　　玛妮雅上学很用功，甚至是非常用功。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决定在选择职业之前，让她到乡间去住一年。

　　玛妮雅要到斯德齐斯拦夫叔父的家里去过冬。他是斯卡罗东米亚兹地方的公证人，在加里西亚边境，离此不远。这家的主人活泼愉快，他的妻子很美丽，而他们的三个女儿整天只是笑着过日子。玛妮雅在这里怎么会觉得厌烦呢？她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极快乐的闲暇日子后，在1884年秋天，回到了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