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段时间，我们的学习生活似乎变得很平静，按部就班，许多事情是—遍又—遍地重复进行的，让人觉得，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们也就这样下去了。上课，下课，再上课，再下课，打篮球，逛小镇，吃饭，睡觉，背后议论女生……生活自有它固定的格式，但我们并不觉得枯燥乏味。因为在这固定的格式里，我们总会去创造许多新的细节，一次与—次不—样。人在这么大岁数时，总是容易满足的。这次打篮球与上次打篮球，只要换了—个人，或只要球滚进水里去的样子不—样，我们就绝不可能把两次打篮球看成是—种重复的活动。即使觉得重复，也还是饶有兴味，就像—个小孩老对—种固定不变的游戏感兴趣一样。
每个星期，我都要和马水清下一次馆子，吃—顿猪头肉。钱当然是他掏。他有钱，我没钱。他有时叫上刘汉林，有时叫上谢百三，有时叫上姚三船，有时将他们一起都叫上，但，每一次都必然叫上我。我们还共同买了—块布，然后去缝纫店，做了两件相同的衣服分别穿上。有一位老师在办公室里对其他老师说：“马水清与林冰合穿—条裤子还嫌肥。”我常常星期六不回家，而跟着马水清回十八里地外的吴庄去过星期天。
马水清似乎已忘了乔桉当着丁玫的面对他所进行的羞辱，一天到晚地总很自在。他所塑造的形象是少爷的形象。他的钱，在我们那个岁数上，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和在我们那个穷地方上，是多得惊人和让人羡慕不已的。他三岁时，母亲就已在吴庄那地方去世，在上海工作的父亲并未把他接到身边去，而以每月三十元钱的固定款顷，作为他与祖父祖母—起生活的费用，将他永远地留在了乡下。他的祖父曾经开过木排行，有许多财产和储蓄，根本不要这笔钱，于是那三十元钱便仅仅作为马水清的零花钱，同时也作为祖父的一份溺爱，全部给了马水清。这三十元钱既养成了他的少爷作风，也使他获得了大胆的想像和一种别人望尘莫及的能量。现在，只要他愿意，他自己可以不刷饭盒而让谢百三刷，自己可以不洗衣服而让刘汉林洗，自己可以不做作业而让姚三船做。
可他从不支使我去做任何一件事。他让我难堪的惟一的事情，就是拿我和陶卉去闹。比如，他见陶卉决走进教室了，就会喊：“林冰，外面有只鸽子。”听了他的话，我连忙往外跑，差点与陶卉撞个满怀。于是，他和许多同学便会“嗷嗷”地哄闹起来。再比如，我们一起去小镇找小铜匠配钥匙，半路上遇到陶卉，他会将胳膊放在我肩上非常友好地走着，等与陶卉走近时，出其不意地将我猛一推，使我差点将陶卉撞倒。我急了，就变恼。但他会咬着牙，狠狠—揪我的腮帮子，赖皮赖脸地说：“你是假变恼。”
马水清是我行我素的马水清。
乔桉总站在远处注视着我们，对马水清更是抱了敌意的态度。他当然会记住那天，他当着众人的面，将一枚新的小镜子赔偿给马水清。那天晚自习，他没有到教室来，跑到宿舍后面那口恐怖的大塘边，直把笛子吹到后半夜。
冬天即将来临，被浓荫遮掩着的校园，随着棕树、榆树、白杨树等树木叶子的凋零，而把那片红瓦房和那片黑瓦房越来越分明地袒露在人们的视野里。四周被收获了的稻地，现在满是稻茬，荒凉地躺在乡野的天空下。宿舍前面的小河里，菱角都已枯死、烂断，随着西风，和落在水中的芦叶、树叶—起，被冲到了小河的尽头。世界—下子空阔起来，也似乎寂静了许多。于是白麻子敲响的钟声显得十分清脆、空远，仿佛能一直传到到天边去。
学校决定在霜冻到来之前，把办公室门前的荷塘加以清理并扩大，任务布置下来了，我们得停课—天。谢百三叫了几个人，取来一大堆工具，并很快地领着我们投入了劳动。
乔桉不声不响地从一堆大锹中挑了了一把最锋利的的，猛—剁下去，将地上一根树枝切成两截。当证实了这把大锹确实很锋利也很是顺手之后，他拖着它，走到了他应去的位置上。
用大锹挖泥，需有一把好力气，而且又得会挖——不会挖就挖不成块，那就无法装筐。我和马水清自然不会去选择这种活儿，各自挑了一副泥筐。而邵其平分小组时，竟把我和马水清等几个与乔桉分到了一组：乔桉挖土，我们几个担土，他一把大锹，管我们几副担子。当邵其平宣布这—组合时，我瞥了乔桉—眼，见他猛—踩大锹，把它痛快淋漓地直插进泥里去。和我们分在同一小组的还有陶卉和夏莲香。他们两人合抬—只筐（女生受照顾，两人抬一只筐就行），先走到了乔桉跟前。
马水清用扁担顶了我—下，“该轮到你了。”
走到乔桉那里去，要通过菜地间的—条不可两人并肩而过的小路。我自然知道马水清又在闹我和陶卉：让我和陶卉相逢在小路而尴尬在那里。因此不论马水清多么使劲顶我，我就是不肯走到路上，死死赖在路口。分在另—组的刘汉林看到了，又嗷嗷嗷地叫起来。我朝他砸了一块泥块。幸好没有人与他呼应。我怕马水清在陶卉她们走过来时又要做出什么动作来，便先跑到远处待着，直到陶卉她们走出小路，而马水清走向乔桉，我才重新回到路口。
等了—会儿，马水清挑着担子过来了。扁担两头的筐里各放了一块方方正正的大泥块，直压得他满脸红得发紫，仿佛被—个残暴的人狠狠地勒着脖子。他踉踉跄跄地走着，几次差点歪斜到菜地里。乔桉的机会到了。马水清走到我跟前时，我看到他在龇牙咧嘴，并用双手往上使劲顶着扁担，以便让扁担轻些压在已经硌疼了的肩头上。他的背本就因为没有大人管教和提醒而微微有点驼，这会儿更驼了。他的那副熊样很可笑。他总算走出了小路。我听见他低声骂了—句：“乔桉这个杂种！”
该轮到我了。我一路走，一路在担心：乔桉这狗日的又将如何对付我？
当我把筐放在乔桉面前时，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往手心狠啐了—大口唾沫。
乔桉能干活。他很早就下地干活了。他干活已经很有几分样子了。他的动作很熟练，很到位，又有一身好力气，干起活来，总让人觉得他不是个学生，而是庄稼地里的—个好劳力。当他将大锹向泥中使劲蹬去时，我马上就知道：我今天绝对在劫难逃。
谁让我和马水清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呢？除此以外，大概还有另一件事情也使他对我耿耿于怀：最初一段时间，邵其平总说乔桉的作文是全班做的最好的，而近来邵其平却是这样说了：林冰的作文和乔桉的作文，是全班做得最好的。我们在暗暗地较着劲。
他果然用足了劲，挖了两块火油桶划、的泥块，稳稳地放在了我的担子里。
我鼓着腮帮子，将担子硬挑来。从塘底到岸上，要爬坡。
我总不能掌握住肩头的担子，—会儿前面的筐碰到了地面，—会儿后面的筐又在地上拖着了。一步一步，都爬得极艰难。我觉得，前后左右有许多目光在看我，我甚至能觉得此刻乔桉正拄着大瞅，望着我的后背，—脸的嘲弄。
我总算走到了小路上。那时，我已经满头大汗，张着大嘴直喘气。在干活这—点上，我也不比马水清强到哪儿去。我直不起腰来，真想将担子搁下。然而我绝不能在乔桉眼前这么做！我必须让自己坚强地挺着。我两腿发软，晃悠着，东倒西歪地往前走。当我用劲抬起头来往前看时，只见陶卉正抓着扁担笑眯眯地站在路口，等我走出这段小路。我咬紧牙关，挺起胸脯，竟然走出了快步。
乔桉决心要让我们更清楚地感受到，他今天存心要做的就是惩治我们，因此在给陶卉和夏莲香装筐时，他像—个吝啬的卖颜料的人，只用大锹挑些碎泥，勉强将筐底遮住，就让她们抬了走。她们极轻松，夏莲香甚至能用一只手代替肩膀，举着扁担，—边走，—边用另一只手从路边采摘一朵小蓝花戴到头上。
每当我在路口与马水清相遇，总要听到他骂—句：“乔桉这个杂种！”
快到中午时，马水清已经十分狼狈了。他的后筐经常是在地上拖着的，并且已有三次因稳不住脚步而滑出小路，把泥担子挑到了菜地里，把菜踩倒了好多棵，几次引得许多人把脸转过来朝他看。我两次看到夏莲香笑弯了腰，陶卉也把脸转过去窃笑。
我的肩头像火烫的—样疼，根本不敢将扁担压上去，便用足了劲，用双手托着扁担，腰弯得像张弓。我集中注意力，心里不停地说：“走稳，走稳……”走在小路上，就像走在—根钢丝上那样心悬悬的。由于使劲过猛，我觉得瞪着的眼珠子有点发胀，汗水流进眼眶，还有点淹人。在爬坡时，我有两次差点滑倒。
乔桉始终是那样一副神色。他似乎永远能挖起火油桶那样大的泥块。随着我和马水清一点一点地坚持不住，他却干得越来越潇洒，越来越有派头。那泥块挖得四面光滑，十分完整，几乎不掉—块碎泥，端起，放筐，都极为自如而准确。他绝不肯很快结束他的游戏。
我们也就必须接受煎熬。
总算熬到了吃中午饭。乔桉把大锹往泥里—插，几步就蹿上岸来，然后扬眉吐气地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
下午，我们挑了几担以后，实在撑不住了，便开始磨洋工。
马水清老往厕所跑，有时—去半天，仿佛便秘拉不出屎来了。有一回，我也溜进了厕所，看到他并没有拉屎，而在那儿挤尿。我倒不常往厕所跑，但常蹲到一边去收拾筐子，系一系绳子，补—补漏洞，极仔细，极认真，煞有介事。其实绳子是我故意弄开的，洞是我故意捅出来的。
乔桉对夏莲香说：“我看见老师宿舍门口的水塘边，开了许多小蓝花。”
夏莲香总喜欢在头上插朵小蓝花，听了乔桉的话，与陶卉抬走一筐土再也不回来了。
乔桉便把大锹一扔，在塘边拔了些枯昔铺在坡上，躺下来睡大觉。
邵其平见乔桉躺着，便走过来质问：“你们是怎么回事？”
乔桉说：“我把土挖给谁挑啊？”
“马水清和林冰呢？”
“我不知道。大概玩去了吧。”
邵其平火了，离开塘边就去找我和马水清。他先找到了我，问：“马水清呢？”
我只好告诉他：“在厕所里。”
召其平把马水清从厕所里叫出，又将我叫到一块儿，冲着我们吼：“老老实实地干活去！”
我俩只好又乖乖地去继续领略乔桉的“火油桶”。
马水清的身体被娇惯得太不中用，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往小路旁边摔倒了两次，爬坡时，后面的筐没有抬起，前面的筐滑过来，又使他往后仰倒了一次，还因为两腿—软，扑通，往前跪倒了—次，几次遭到众人哈哈大笑。
他跪倒的那一次，样子很滑稽，形同乞讨、哀求和求饶，连我都禁不住笑起来。然而，就在我笑他之后不到十分钟，我也往前跌倒了一次。这—跌倒使我铭刻在心，终身难忘：我挑到路口时，双腿无力，脚无法抬到应有的高度，脚尖被—块凸出地面的土疙瘩绊了一下，身体立即失去平衡，连人带担子往前扑去，终于跌倒。我很丑陋地趴在地上（就是那种叫“狗吃屎”的姿态），这时我看到了一双女孩的脚——我竟摔倒在了陶卉的脚下。我羞愧得不敢抬起头来，直到那双脚极轻柔地走开去，我才爬起来。我猛一使劲，把两筐泥都掀翻在路上，把扁担远远地抡到菜地中间，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傍晚，收工后，马水清照了照小镜子，拉了我、谢百三和刘汉林，来到了乔桉的宿舍门口。当时，乔桉正在洗脸。马水清对与乔桉同一宿舍的两个同学说：“走，我们到镇上吃猪头肉去！”
那时，所有的人都饿得变成了馋鬼。每人每月才—元五角菜金，每天中午每人一碗咸菜汤，许多同学能四五个月闻不到肉味。人的嗅觉会因为馋而变得异常的敏锐，让人怀疑那是否还是人的鼻子。一回，马水清的父亲托人带回几只红烧肉罐头，他和我两人撬开—只吃了，然后把空罐头盒扔到了床下，都过了大半天了，门窗且又开着，刘汉林从家回来，居然一进屋子就叫：“你们吃罐头了！”他一边像狗一样嗅着，一边四处寻找，终于从床下找出了那只空罐头盒。馋是—种克制不住、令人忘记—切的欲望的颤栗。它能使人失去自己，处在一种很不清醒的状态里，而在记忆里只剩下某些食品的诱人的气味。馋会使人大失风度，让自己好端端的样子变得很不好看，甚至很猥琐，甚至会使人做出各种各样不光彩的事情来。一九八八年十月，台湾一家大报社与大陆—些杂志社与出版社联合搞征文，那天在国际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后举行的宴会结束后，—位台湾朋友对我说大陆一些人吃相不好看。我听了，并未反驳，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大陆人曾有过一段饿怕了、馋坏了的日子。我想总有一天，在他们完全失去这—记忆且又脑满肠肥之后，他们也会面对一桌丰盛的酒席，摆出一副漫不经心地夹—点菜随便尝尝的斯文而优雅的样子的。
乔桉宿舍里的同学听马水清说要请他们吃猪头肉，双眼顿时熠熠发亮。猪头肉！太棒了，太诱惑人了，更何况是在一天紧张的劳动之后饥肠辘辘极埯油水的时候呢？
“走吧！”马水清催促他们。
他们微微忸怩了一下，便跟我们走了。我回头瞧了一眼乔桉，只见他把脸埋在水盆里—直未抬起头来。马水清有钱，乔桉没有钱。
那天晚上，马水清慷慨极了，把钱用得“哗啦哗啦”，用得使我们—个个说不出话来。猪头肉蘸酱油，—个个吃得满嘴油光光的。吃完猪头肉，我们就在小镇上东逛西逛，心里很开心。马水清和我都忘了肩头的疼痛。
回到宿舍时，我突然想起我和马水清晾在面绳子上的床单和衣服还没收回来，便出门去收。—看，晾衣服的绳子断了，我们的东西全都落在田边的臭水洼里。那水洼里都是些尿——夜间，我们懒得去厕所，总是站在门口，将下身向前挺去，憋足了劲远射，天长日久，田边就有了—个臭水洼。
我和马水清认定，那晾衣服的绳子是乔桉搞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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