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节目开始以后，我(从)外面听到一些消息，也在网站上面传来一些消息，大家说你对共产党好像太客气一点。
我曾经在上次节目里面谈过，我说为什么会客气，因为我们要给共产党时间。为什么要给它时间？因为在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逃到台湾来的时候，能够破坏的全都破坏了，工厂桥梁都被破坏了，能够带走的全带走了。最重要的是，九十二万两黄金，这个黄金是全中国人民的钱，被国民党席卷到台湾来，台湾用这笔钱经济起飞了，可是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同胞就变得一穷二白。他们在很艰苦的过程里面，能够重新使中国站起来，并且建造一个强国，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说，要给他们时间，有些事情不能算在共产党的账上面。譬如说，上次我讲过这个人口问题，讲过我看到一个报告，说一个教授到甘肃去考察，到个农家去要水喝，结果呢，看到一个农家的女孩子在棉被里不能出来。为什么？也不是生病，也不是午睡，而是因为没有裤子穿。怪不怪共产党？如果这样说，没有历史的眼光。
大家看到唐朝杜甫的诗吗?《石壕吏》(讲的)是什么？就是要拉夫，抓你当兵。一家人爸爸被抓走了，老大被抓走了，老二被抓走，老三被抓走了，然后呢还要抓。“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天黑的时候，石壕村，那些兵跑来还要抓。抓的时候，老太太出来了，说：我们家里没有壮丁了，我的丈夫我的儿子，都被抓走了。你要抓什么?家里没有人，只有我儿媳妇，抱着我那个还吃奶的孙子，可是她不能跟你们见面。为什么？她没有裤子穿。看杜甫《石壕吏》这段诗，家里老头子跳墙逃跑了，老妇出门看，她说：两个儿子都死了，房间里没有人，惟有乳下孙，只有吃奶的孙子。“有孙母未去”，那孙子的妈妈，我儿媳妇，还没有离开。“出入无完裙”，没有一个不透孔的裙，就是没裤子穿。中国人从唐朝开始就没有裤子穿，你怪共产党吗？
当然我们说，你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五年可不可以有这个现象?它在努力。它有错误，(对于)毛泽东过去我讲过，邓小平也讲过，都说毛泽东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一共耽误了中国二十年，也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可是他们在努力。什么原因呢？包袱太重了，十三亿人口。
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包袱压下来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在我李敖眼光看起来，我不能不说，当我们谈人权的时候，我要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权利的时候，有些东西我知道，人权里面第一条更具体的就是我要吃饱饭吧?我要有裤子穿吧?我向共产党要裤子，对不对？对，因为你是当政的，你要给我裤子。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从历史眼光来看，从唐朝开始，从杜甫的诗里开始，很多大姑娘就没有裤子穿，就这样，不能算在共产党上面。
反过来说，你怎么不替国民党讲句好话？我也会讲国民党到处拉壮丁，很多兵都抓着从江西到了福建，再抓福建的兵，一路抓抓抓，抓到台湾来，就形成了很多所谓老兵。请问这个拉兵是国民党发明的吗？也不是，唐朝就有。换句话说，我也替国民党讲好话。
这好话意思是说，并不是说你做得对，而是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不是你发明的，没裤子穿不能完全怪你，抽壮丁，也不是你发明的，我们用历史眼光来看，比较能够了解当时干这种事情的人的心态，我越老了比较越能了解。这并不是我变得好讲话了，并不是我温和了，而是我比较能够了解到这一层次。这一层次呢，就是我越老越发现：我们个人的要求，跟国家的要求，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看，这个照片展示给大家看，这个人，他是谁呢？他是林肯时代的美国国务卿，就是施沃德。他干什么呢？他做了一件丑事，当时被全美国人骂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买了俄国的阿拉斯加。俄国的阿拉斯加买过来的时候七百二十万美金，一亩地六分钱，那么便宜，他当时做国务卿，就把它买过来了。就是开这个会，他坐在这里，就把这个阿拉斯加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全美国都骂他。可是，我们现在想想看：美国人骂他对不对?现在知道错了，知道他对，而是我们错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人民的要求跟政治家的标准，跟国家领导人的标准不一样，国家领导人看得比较远。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人要使人民知道，好比如说，我们要靠核子弹，使中国靠核子弹可以挡住外国对我们的欺负，挡住一百五十年来对我们的欺负，这很重要。可是人民说我光着脚，我要穿双袜子。买双袜子多少钱?一双袜子一块美金好了，十三亿人口，你告诉我多少钱？这么多的美金，可以用来做很多的建设，保护我们国家，或者给我们国家争取荣誉，所以，国家领导人就觉得，这个钱啊这边我们的尖端科学，飞弹，核子弹，我们要造。作为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没有裤子穿的老百姓，他不这样看，可是国家领导人，或者第一流政治家知道为什么要买阿拉斯加，这个两个利益是冲突的。所以，我才写篇文章，叫做《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当年我在香港发表的。那时候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五十年，我讲了一句话，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要用展望未来的前瞻方式来庆祝，中国人终于会得到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谅解，中国人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中国。
我也举了那个节育的原因。凭什么要我一胎化?我生一个男的，生一个女的，我生两个男的，生两个女的，那是我的希望。可是，在国家领导人看起来，你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我们国家一天生出六万个人来，我们国家受不了，我们的进步都被吃掉了。当吃光的时候，吃掉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受穷了，我们的努力都落汤了，所以要一胎化。
讲风凉话的人说，你们这是独裁国家，为什么不许生第二个小孩子，对不对？对，不该这样子管人家几个小孩子。可是从整体利益来考虑的时候，真正的政治家，真正的国家领导人，真有眼光的、有勇气的、有魄力的，他就说：我不得不这样做，这就是美国国务卿施沃德要买阿拉斯加的原因。买阿拉斯加以后，将来对我们有没有好处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施沃德买阿拉斯加的时候，七百二十万美金花下去，他怎么想到在一百年以后，阿拉斯加在战略上面这样子保护了美国？这块领土属于美国的，跟属于苏联的，完全对美国的安全不一样的。属于苏联的话，很容易打到你美国本土了，可是因为属于美国的，被美国买到以后，整个美洲跟苏联隔开了，才知道它在战备利益上面对美国是多么重要。这种眼光政治家有的，国家领导人有的。国家领导人跟政治家站出来以后，会被人骂死的，骂臭的，可是他不得不做。
所以，我认为，国家领导人跟有眼光的这种政治家，他除了有勇气来做这些事情以外，他有责任让小情侣、小百姓、匹夫匹妇、小家庭、没有袜子穿的人、没有裤子穿的人，使他们清清楚楚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还要做飞弹，我还要制造核子弹，我还要制造载人的太空船，绕地球一圈两圈，为什么!要使这些跟你一起患难与共的人民知道这些真相。如果没有知道，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你的宣传出了问题。(只是)国家领导人你知道没有用啊，要使小百姓知道啊，应该把这个真相告诉他，告诉他这是什么样一个事件，我面对着什么样的事件。
中国面对的，我们的教育过去都说地大物博，现在我一再讲过，中国是地大物不博。物不博还不严重，(还)有这么大的农业人口!十三亿人口里面有八亿是农业人口。所以当埃德加·斯诺跟毛泽东讲，说我们美国人用不到十分之一人口的农民，耕着田产着粮食，就够大家吃了。毛泽东说：怎么可能呢?他不相信。埃德加·斯诺说：你不能不相信，因为我们美国靠机器种田，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农夫，就可以有那么多收获。这么多人力我们可以转移来做别的事情，我们不会溃乏，农产品足够的。对中国而言，我们坦白地说，我们需要八亿的农民吗？我们不需要。可是八亿活生生的人在那里，活在那里，痛苦地活在那里，穷困地活在那里，我们能瞪着眼睛不管吗？能说你们该死、你们该穷吗？我们不能这样说。
邓小平为什么说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大家慢慢地富呢？在台湾也不是这样子吗？一批人他们开始富起来，富起来以后呢，一桶油漏掉一样，我们接点漏油，然后我们才有西装穿起来，我们才可以过一点好的日子。
当然，有的人比我们更有钱，不是这个样子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谈平等?对不起，现在不能谈这个问题。甘肃很多女孩子一天要走二十里路，干什么？去挑一点水回来。为什么？没有水喝，就这么惨。平等吗?当然不平等。那么这些人全都到都市里面来是办法吗？也不是办法。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去面对。可是，除了改善经济，不管你翻一番，翻两番，邓小平这些理论和这些事实，都是我们所赞同的以外，我们必须说：(要考虑)如何使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协调在一起。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故事，不是说我是伟大政治家，做件好事就够了，你要使小百姓跟你同一个呼吸，使他知道他为什么光着脚，而且甘心光着脚，而不是说否则的话怎么办，否则的话就全变成煽动，平等啊、自由啊、民主啊，整天被这些抽象名词来煽动。名词不是坏的，可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使用)的时候，它就不是好的了，因为它常常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有权力也有义务要重新地检讨他们的宣传政策，使他们知道如何开放人民的言论自由，使人民真的了解，他的利益是跟国家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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