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得意）当然是别人的牺牲。
上帝李：所以，不论敌人或朋友，都要牺牲。朋友牺牲了外蒙古领土，敌人牺牲了原子弹下的人命?动用原子弹，没考虑到人道原则吗？
杜鲁门：我愿意提醒上帝李注意，我们美国《陆战法》（United States Law of Land Warfare）规定：“陆海空军部队之使用爆炸性的原子弹，由于无国际法惯例之存在，又无限制其使用之国际协议，不能视为违背国际法。”
上帝李：这算什么法？这明明是原子弹丢下来以后，“量弹定做”的法律。就法律而论，我愿意提醒你注意，1963年的一项日本判例，正式认定美国使用原子弹为违反国际法。那是1955年5月，有5个日本人向法院控告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在广岛、长崎所受原子弹的损失。1963年12月7日，珍?港事件22周年纪念，东京地方法院宣判，认定美国投掷原子弹为违反国际法，主要理由是此种轰炸为不分目标之盲目轰炸，而且造成不必要的痛苦。这种武器与传统不合之处太多。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因为威力之大，已大到不能分别轰炸目标与非轰炸目标、战斗员与非战斗员、军事基地或不设防城市，因而违背了国际法的人道原则。
杜鲁门：哦。
上帝李：动用原子弹，不考虑人道原则，也不考虑世界末日吗？
杜鲁门：什么世界末日？
上帝李：沃瑟曼（Harvey Wasserman）与所罗门（Norman Solomon）合写了《杀死我们自己》（Killing Our Own），这本书详尽地告诉我们，广岛与长崎所投的原子弹、乃至内华达州的核弹试爆、乃至太平洋群岛的试爆、暴露在核子工业里的铀和三里岛（Three-Mile Island）核能发电厂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无数人的死亡。人类玩原子弹，是杀死我们自己的开始。过去人类没有杀死自己的能力，从原子弹开始，人类有了；从你杜鲁门总统开始，人类有了起点了，像是老虎第一次舐到了血，它有了起点了。这起点多么诱惑人、诱惑自己，甚至在1950年朝鲜战争时，你还想丢。
杜鲁门：我有吗？
上帝李：现在我们看到解密的1950年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对机密文件中，明白写出：“为了反对中共入侵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分为两种：战术目的，用于朝鲜；战略目的，用于满洲。”请注意，1959年10月25日中国出兵，半个月后，美国这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内部方案就出笼了。1950年11月30日，你在记者会上旁敲侧击，用不用原子弹，沸沸扬扬，惹得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都跑到华盛顿来关切了，直到你对艾德礼保证不丢原子弹，才算雨过天晴。不是吗？
杜鲁门：（想了一下）大体如此。
上帝李：为什么不动用？美国军人在朝鲜天天在死人啊。
杜鲁门：我们要慎重。
上帝李：可见5年前原子弹丢到日本那两次，惹出了复杂问题，原子弹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新武器。不能因为美国军人死不死就决定丢不丢，不是吗？
杜鲁门：哦。
上帝李：上帝造人，至少到世界末日才收拾人类，可是疯科学家呢，却提前清场，在上帝还没动手前，就先收拾起来。疯科学家本身，还不足做坏事，因为他们一出实验室，就是白痴，但他们会把研究成果给疯政治家做尽坏事。搞出原子弹的天才奥本海默（Robert J. Oppenheimer），在发现原子弹的残忍后，向你这美国总统下指导棋，可是，你却讥笑这个愁眉苦脸、哭哭啼啼的家伙，懒得理他，政治利用了科学，疯科学家要功成身退都不简单呢，奥本海默的忠贞竟遭受调查。
杜鲁门：这些科学怪人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他们以为他们造了原子弹，还可以控制使用原子弹，他们太天真了。一旦武器落到政治家手里，丢到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丢，就全是政治家的事了。科学家以为那个时候还可以由他们指手画脚，他们太天真了。至于奥本海默后来忠贞遭到调查，又怎么样，连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不早就被调查吗？
上帝李：你记得1952年，你做总统的时候，你们美国怎么迫害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吗？你们用“自由主义者”等怪罪名，不让他入境，但是课他的税，却课到1955年，因为说他仍是美国公民，你们还抬出1910年的《曼恩法》（Mann Act）整他，他回忆（拿出一张纸）：“联邦政府不时以合法的胁迫手段来损害政敌的威信。《曼恩法》最初的目的，在禁止输运妇女到别州去做娼妓。自从废止风化区之后，这种法律就没有效用可言，可是它还是用来做牺牲公民的依据。万一一个男人陪伴他已经离了婚的妻子，越过州界到另一州去，并和她发生性关系，他就算触犯《曼恩法》而要被问罪，而且很可能要服5年徒刑。美国政府就是假借这种合法的机会主义对我提出控?的。”卓别林的结论是：“如此这般的超爱国主义者，会促使美国成为法西斯的细胞核。”很讽刺吧，美国人有法西斯的气质是由顶级大明星发现的。连顶级大明星都这样被迫害，其他的异议人士，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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