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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二章
  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了车,袁世凯不回小站的“新建陆军”营地,骑着马直驰金刚桥北洋大臣衙门,求见荣禄。

  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并有个无可究诘而疑云重重的传说。大约二十年前,慈禧太后得了一场大病,御医会诊,束手无策,下诏命各省举荐名医。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前任山东泰武临道无锡人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举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杭州人汪守正,进京请脉,诊断慈禧太后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细心处方,渐有起色。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顺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为了地迩宫禁,诊治方便。

  照历来的规矩,帝后违和,所有脉案药方,逐日交“内奏事处”,供大臣阅看。有那深谙医道的人,总觉得脉案极其高明,处方并不见得出色,甚至有时候有药不对症的情形。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种不能告人的病:小产血崩,经水淋漓。皇太后小产是天下奇闻,御医相戒,三缄其口,处方下药,亦就无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读书做官的,胸中别有丘壑。病症是看出来了,既然说不得就不说!托名症象相似,由积劳积郁而起的“骨蒸”,却将治小产血崩、经水不净的药,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用“说真方、卖假药”的诀窍,对症下药,果然收功。

  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疑问,如果说慈禧太后是武则天,谁又是“莲花六郎”?众口耳传,就是这位丰神俊逸、最讲究衣着的荣禄。

  但是,二十年前的荣禄,并未因此加官晋爵,反倒失意了。当时南北两派势如水火,南派领袖沈桂芬与军机大臣大学士宝鋆,合力排挤附于北派领袖李鸿藻的荣禄,找个过错,交部议处,将荣禄山俗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一降而为副将。荣禄很见机,引疾奏请开缺,闭门闲居,到光绪十二年才外放为西安将军。

  这是个闲冷的缺分,倒亏他能守得住,一干八年,直到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进京祝嘏。正好恭王复起,重领军机,深知荣禄干才,保他重回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第二年调任兵部尚书。就此扶摇直上,再下一年升协办大学士。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在四月二十三,皇帝下诏“定国是”,决意变法维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后授意,升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号为“疆臣领袖”。但是,这个缺分的重要,在于兼领北洋大臣,而从光绪初年,李鸿章督直,一意讲求坚甲利兵以来,北洋更掌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成了真正的“疆臣领袖”。慈禧太后派荣禄出镇北洋,勒兵观变,下的是一着足以制新党死命的狠棋!

  荣禄手下有三员大将。一个叫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的回子。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亦是其中的头目之一。后来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所败,投诚改编,反而在平回乱中建了大功。如今官拜甘肃提督、加尚书衔、赏太子少保。所部称为“甘军”,是一支骁勇善战而风纪很坏的骑兵。

  再一个是聂士成,字功亭,出身淮军,是李鸿章的小同乡。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作乱,中日同时发兵援韩,聂士成随提督叶志超率师东渡,以孤军守摩天岭,设伏大败日军,阵斩日将富刚三造,算是淮军的后劲。又通文字,曾匹马巡边,著《东游纪程》,亦算是儒将。所部号为“武毅军”,半仿德国式的操法,实力颇为可观。

  再一个就是袁世凯。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他虽保有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却不愿赴任,因为道员升监司、升巡抚,起码也得十年的工夫,功名心热的袁世凯,一心只想走一条终南捷径。于是上个条陈,主张练一支新军,以矫绿营的积弊。当国的李鸿藻和荣禄,接纳了他的建议,招募了七千人,就天津以南,土名小站的新农镇上,淮军周盛波的旧垒,屯驻操练,名为“新建陆军”,洋鼓洋号,壁垒一新,深为荣禄所欣赏。

  升任为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是光绪二十一年冬天的事,三年下来,卓然有成,因而为康有为所看中了。这年六月间,就派人到小站来活动,袁世凯装傻卖呆,根本不容说客有启齿的机会。这样到了七月里,新政展布,如火如荼,皇帝乾纲大振,新党气焰愈盛。最令朝中大老侧目的是两件事: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专折参劾本部堂官怀塔布、许应弢等阻挠他的条陈,不愿代奏,结果礼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奉旨一律革职。京中各衙门的长官,称为“堂官”,部里满汉尚书、侍郎共是六员,通称“六堂”,这礼部六堂,尽皆革职,与光绪十年恭王以下的军机大臣,全班被逐,都是有清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事。

  另一件是七月二十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一切大政,都由“四京卿”拟议,发号施令,亦由四京卿拟上谕交内阁明发,或交兵部寄递各省。这等于皇帝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府,原来的军机处,就象雍正七年以后的内阁一样,变成有名无实了。

  于是旧党,实在也就是后党,通过各种途径向在颐和园颐养的慈禧太后进言,非采取决绝的手段不可。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一无表示。

  到了七月二十六,突然有一道电谕:“命直肃总督荣禄,传知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袁世凯是七月二十九到京的。

  这天,八月初五回天津,前后在京逗留了七天。

  “恭喜,恭喜!”荣禄一见面就道贺,“我已经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谕了。”

  原来八月初一有上谕,嘉许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这不但使得袁世凯一跃而在一二品大员之列,并得专折奏事,直达天听。这是所谓“大用”的开始,非寻常升官可比,自然应该道贺。

  可是袁世凯知道,在这道上谕中,荣禄最重视的是“责成专办练兵事务”这句话,如今的兵权在荣禄手里,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里,而皇帝想假手于他夺太后的兵权,荣禄就必得为太后为他自己保护兵权。这道上谕一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后帝母子之间的冲突,已很少有调停的可能,而首当其冲的是自己,也是荣禄!

  局势如一桶火药,而药线在自己手里,一旦点燃,如何爆出一片锦绣前程,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这个他从午前十一点钟上火车,一直到此刻,五个钟头的考虑而始终不能委决的大疑难,是到了必须作决定的时候了。

  事机急迫,无从考虑,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平时信服实行的八字真言:见风使舵,随机应变。

  心里闪电似的在转着念头,口中还能作礼貌上的酬应,“这都是大帅的栽培。”说着,垂手请了个安,表示道谢。

  “不敢当,不敢当!皇上的特达之知,于我何干?”荣禄问道:“京里的天气怎么样?”

  此时而有这样一句最空泛的寒暄,大出袁世凯的意料。不过略想一想,不难明白,此正是荣禄存着戒心之故。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的回答,老老实实回答最好。

  “到的那天下雨,这几天很好。不过早晚已大有秋意了。”

  “嘿,你住在那里?”

  “住在法华寺。”

  由此开始,荣禄接连不断地,只谈些毫不相干的闲话。这种深沉得不可测的态度,使袁世凯大起警惕,如果再这样敷衍下去,荣禄会怎么想?他一定是在心里说:这小子,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居心叵测,再不能信任了。

  这样一想,立即向左右看了一下,趋前两步,轻声说道:

  “世凯有几句紧要话,密禀大帅。”

  荣禄声色不动,只侧脸挥一挥手,说一句:“都出去!”

  于是装水烟的听差带头,所有的侍从都退出签押房外,站得远远地,袁世凯便即双膝一跪,用痛苦的声音说道:“世凯今天奉命而来,有件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只有自己请死!”

  荣禄笑了。“什么事?”他问,“让你这么为难?”

  “大帅请看!”

  接过袁世凯袖中所出一纸,荣禄一看是朱谕,不觉一怔,但立即恢复常态,坐在原处细看。朱谕上写的是“荣禄密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着袁世凯驰往天津,宣读朱谕,将荣禄立即正法。其遗缺即着袁世凯接任。钦此!”

  袁世凯觉得这片刻工夫,关系重大,整顿全神,仰面看着荣禄的脸色。先看他读朱谕并不站起来,知道他心目中并无皇帝,迹象不妙!转念又想,这是还不知朱谕内容之故。如果读完朱谕,面现惊惶,有手足无措的模样,便不妨乘机要挟,或者有忧虑为难的神色,那就很可以替他出主意,为人谋亦为己谋,好歹混水摸鱼,捞点好处。若是既不惊、亦不忧,至少亦会表示感谢,那就索性再说几句输诚的话,教他大大地见个情。

  念头刚转完,荣禄已经读完朱谕,随手放在书桌上,用个水晶镇纸压住,板起脸说道:“臣子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不过朝廷办事,有祖宗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承旨’责在军机;定罪有吏部、刑部;问斩亦要绑到菜市口。如果我有罪,我一定进京自首,到刑部报到,那能凭你袖子里一张纸,就可以‘钦此,钦遵’的?”

  这番回答未终,袁世凯知道自己在宦海中操纵的本领,还差人一大截,眼看狂飚大作,倘不赶紧落篷,便有覆舟灭顶之危!

  “大帅!”他气急败坏地说,“世凯效忠不二,耿耿寸衷,唯天可表。大帅如果误会世凯有异心,世凯只好死在大帅面前!”

  说到这里,痛哭失声。且哭且诉,说他在京曾由皇帝召见三次,三次皆是偌大殿廷,唯有君臣二人的所谓“独对”。第一次是八月初一,垂询小站练兵的情形,当天就有“开缺以侍郎候补”的上谕;第二次是八月初二,皇帝曾问到外洋的军事。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天。八月初三,荣禄曾有电报到京,说英国和俄国已在海参崴开仗,大沽口应加戒备,催袁世凯立即回任。而就在这天晚上,谭嗣同到他的寓所相访,要求他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同时表示,皇帝将在八月初五,再度召见,有朱谕当面交下。

  “一看朱谕,世凯吓得魂飞天外,恨不得插翅飞回天津。

  世凯蒙大帅提拔之恩……”

  “好了,好了!”荣禄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有话明天再说!”

  说完,将茶碗一端,门外遥遥注视的听差,拉起嗓子高唱:“送客!”

  ※※※

  撵走了袁世凯,荣禄立即召集幕府密议,好得是先已有防变的部署,前一天已调甘军进驻离京四十里的长辛店。这时决定将聂士成的武毅军调防天津,监视小站的新建陆军。

  在此同时,路局已接到命令,特备专车,升火待发。荣禄便衣简从,悄然上车,深夜到京,预先接到电报的步军统领崇礼,亲自在车站迎接。相见别无多语,崇礼只说得一声:“庆王在等着!”随即陪荣禄出站,坐上蓝呢后档车进城。

  庆王府在北城,什刹海以西的定府大街。车进宣武门由南往北,穿城而过,到时已过午夜,庆王已等得倦不可当,勉强撑持,听得荣禄已到,精神一振,吩咐在内书房接见。

  灯下相见,庆王讶然问道:“仲华,你的气色好难看!”

  “怎么好得了?从本初进京,我就没有好生睡过一觉。”

  汉末袁绍字本初,这是指袁世凯而言。在亲贵中,庆王是颇读过几句书的,懂他这两字隐语,也意会到他此行与袁世凯进京,特蒙皇帝识拔一事,有重大关系。便即亲自起身,掀帘向在廊上伺候的护卫与听差说道:“都出去!把垂花门关上。”

  听得这话,崇礼觉得亦有请示的必要,等庆王转过身来,随即说道:“王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跟你请假。”

  庆王不答他的话,看着荣禄问说:“受之不必走吧?”受之是崇礼的别号。

  内务府正白旗出身的崇礼,也是慈禧太后所赏识的人物之一,而且是步军统领,职掌京师治安,当然亦有参预最高机密的资格,所以荣禄一叠连声地说:“不必走!不必走!”

  于是三个人围着一张花梨木大理石面的小圆桌,团团坐定,崇礼先开口告诉荣禄:“老佛爷昨儿回宫了。”

  “莫非得了什么消息?”

  崇礼愕然:“什么消息?”

  “我还以为老佛爷知道颐和园不安静,所以又挪回来的呢!”

  崇礼大惊失色,“荣二哥!”他急问说,“怎么说顾和园不安静?难不成新党派了刺客藏在园子里?”

  “对了!新党派了个大刺客,打算派兵包围颐和园,跟老佛爷过不去。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等看过荣禄带来的那道朱谕,庆王和崇礼都伸一伸舌头,双眼睁得好大地,不住吸气。

  “好家伙!”庆王说道,“皇上真有那么大的胆子!”

  “那必是珍妃在替皇上壮胆。”崇礼问道:“二哥,这道朱谕是那里来的?”

  “那还用说,”庆王接口,“当然是袁慰庭自己交出来的。”

  “王爷猜对了!”荣禄接着问道:“王爷,你看怎么办?”

  “除了面奏老佛爷,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我也是这么想!”荣禄将身子往后一靠,“劳受之的驾吧,看是怎么样跟老佛爷见面?”

  “好!”崇礼立即起身,“都交给我!我找‘皮硝李’去。

  回头我在贞顺门候两位的驾。”

  等崇礼一走,荣禄才跟庆王谈到应变制宜之道。皇帝决不能再掌权,是不消说得的,但应出以怎样的一种手段,却是非慎重考虑不可的。否则,会引起极大的动乱,招致“动摇国本”的严重后果。

  “废立一事,决不可行。可是,仲华,”庆王一脸没奈何的表情,“你知道我的处境,我实在不便说话。祖家街有个可笑的谣言,说我两个儿子没有入承大统的希望,所以反对废立。这是从何说起?我就做再荒唐的梦,也不敢指望做太上皇。第一、我是高宗一系;第二、果然废立,以旁支继统,当然是为穆宗立嗣,继穆宗之统。算辈分也不对啊!我能糊涂到连弟兄、叔侄都搞不清楚不成。”

  穆宗是“载”字辈,奕劻两子载振、载搜是穆宗的堂房弟弟,自无以弟作子之理!荣禄也觉得“祖家街”的这个谣言,造得太离谱了。

  “我就不服!”不大动感情的荣禄,忽然愤慨了,“莫非只有他‘祖家街’,‘翔凤胡同’就不够资格入承大统!”

  “祖家街”与“翔凤胡同”这两处地名,指两处王府。恭王府原是和珅的住宅。乾隆末年,皇子私议储位,庆王奕劻的祖父、皇十七子永璘表示:“天下至重,何敢妄窥大位,将来但愿能住和珅的宅子,于愿已足。”及至乾隆内禅,皇位归于永璘一母所生的皇十五子,即是仁宗。嘉庆四年,“和珅跌倒”,仁宗想起这段往事,就拿和珅的住宅,作为庆郡王永璘的赐第。咸丰年间,改赐恭王。不过这座王府在三转桥,恭王另在什刹海附近翔凤胡同,构筑别墅,命名“鉴园”。通常说恭王府,都指鉴园而言。所以荣禄亦以翔凤胡同,作为恭王府的代名。

  祖家街在西城阜成门大街以北,相传是清初降将祖大寿的故宅。端王载漪的府第,在这条街上。载漪是惇王奕誴的第二个儿子,承继为仁宗第四子瑞亲王之后,照清朝亲贵承袭的制度,降等袭封,瑞亲王绵忻之子奕龢承袭,降为瑞郡王,载漪是奕誌的嗣子,降等承袭为贝勒。载漪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所以在光绪十四年就加了郡王衔,四年前晋封为瑞郡王。不道军机大臣糊涂,承旨时将“瑞”字误书为“端”字。上谕既发,不便更正,载漪就这样糊里糊涂成了端王。

  端王载漪,与恭王的几个儿子,与穆宗都是嫡堂的兄弟。如今要在近支中找“溥”字辈的作为穆宗的嗣子,则恭王府亦有资格。而载漪恃太后之宠,一心以为只有他的儿子,可以入承大统。荣禄在恭王生前,颇蒙器重,因而有此愤愤不平之言。

  “你也别替人家发牢骚了!言归正传,我看,”庆王沉吟了一下说,“眼前只能在‘训政’二字上做文章。”

  “这篇文章可要做得好!”

  “做文章容易。”庆王答说:“总要等‘见面’以后,才能放手办事。”

  “见面”、“递牌子”、“叫起”都是朝贵常用的术语。军机大臣每日进谒,称为“见面”,庆王此时所说的“见面”,是指见了慈禧太后而言,未奉懿旨,一切都无从措手。于是,各自换了公服,两人同车出府,向东疾驰。

  向来大臣上朝,都由东华门入宫,此时事出非常,驱车直趋宫北面的神武门。厌王与荣禄都是赏过“紫禁城骑马”的,守神武门的护军统领,已由崇礼打过招呼,明知他们进宫不由其道,依旧放行,让他们直到贞顺门下车。

  贞顺门是宁寿宫的后门。这所乾隆归政之后的颐养之处,因为有一座畅音阁,是楼高三层的大戏台,所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为了听戏方便,常住宁寿宫。此时崇礼与外号“皮硝李”的大总管李莲英,接着了庆王与荣禄,先将他们延入贞顺门西的倦勤斋叙话。

  “老佛爷让莲英给叫醒了!崇礼说道,“马上就可以‘请起’。”

  “王爷跟荣大人有什么事面奏,我不敢问。”李莲英接口,“不过,得预备什么?请两位的示下,省得到时候抓瞎。”

  庆王点点头,看着荣禄说:“仲华,听你的!”

  “今儿个怕有大举动。”荣禄答说,“最好避开皇上。”

  “老佛爷本来打算今天仍旧回园,既然如此,就早早起銮罢!”

  “颐和园又太远了。”

  荣禄还在踌躇,李莲英已经有了答复,也等于作了答复:

  “那就挪到西苑。”

  说完,李莲英就走了。不多片刻,有个小太监来通知“叫起”,同时指明:召见的是庆王与荣禄。

  “受之,”荣禄便即叮嘱,“请你派个妥当的人,悄悄通知军机,预备老佛爷召见。”

  ※※※

  召见庆王与荣禄,是在作为乾隆书房的乐寿堂,除了李莲英以外,别无太监与宫女。

  跪过了安,庆王先奏:“荣禄是昨儿晚上十二点钟进京的,有大事跟老佛爷面奏。”

  “说吧!”慈禧太后问荣禄:“你是袁世凯回天津以后才进京的?”

  “是!”荣禄答说,“奴才有密件,请老佛爷过目。”

  密件就是那道朱谕。李莲英从荣禄手里接过来,一转身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入目变色,突出两腮,双眉之间,青筋暴露,牙齿咬得格格有声。庆王与荣禄从未见过任何一位老太太有此可怖的形相,不由得都打了一个寒噤。

  真如雷霆骤发,来得快,去得也快,慈禧太后忽又收敛怒容,平静地说:“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一回天津就来看奴才……。”

  荣禄将袁世凯告密,以及他的应变部署,从头细叙,一直谈到进京与庆王会面为止。话很长,一口气说下来,不免气喘,略歇一歇时,慈禧太后看着李莲英说:“给荣大人茶!”

  茶倒是现成,但茶具都是上用的明黄色,非臣下所能僭用,因而颇费张罗,于是慈禧太后又开口了。

  “就拿我用的使吧!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在那儿蘑菇!”

  “君臣的礼节嘛!”李莲英已找到两个乾隆青花的大酒钟,权当茶碗,一面倒茶,一面头也不回地答说:“大规矩错不得一点儿!老佛爷就有恩典,人家也不敢喝呀!”

  说着,已倒了两钟茶来。庆王与荣禄都先磕了头,方始跪在地上,双手捧起茶钟,“咕嘟,咕嘟”一气喝干。

  就这当儿,慈禧太后已想停当了,“袁世凯可恶!他这是曹操给董卓献宝刀嘛!”她重重地说,“这个人可万留不得了。”

  荣禄大惊,“袁世凯是人才,求老佛爷开恩。”他向庆王看了一眼,“奴才知道袁世凯本心没有什么。再说奴才也制服得住他。”

  庆王受过袁世凯一个大红包,兼以荣禄的示意,便接口帮腔:“老佛爷明鉴,如今办大事正要收揽人才。袁世凯纵不足惜,但如老佛爷饶不过他,怕替老佛爷办事的人会寒心。”

  “而且,”李莲英插嘴说道:“也叫景仁宫看笑话。”

  珍妃住西六宫的景仁宫,她如果知道袁世凯告密而被诛,当然会抚掌称快。慈禧太后醒悟了,“亲痛仇快”的事不能做。

  “好吧!我饶了他。不过,荣禄,你得好生管住!”

  “是。奴才制得住他。”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吩咐:“把匣子拿来!”

  李莲英答应着,立即取来一个专贮奏折的黄匣子,打开了小银锁,慈禧太后亲手检出一件奏折,交荣禄阅看。

  这个折子是两名御史联衔,在八月初三那天,到颐和园呈递的。这两名御史,一个叫杨崇伊,江苏常熟人,热中利禄,不惜羽毛,敢于为恶,曾经一折子参倒珍妃的老师、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为一时大名士的江西萍乡人文廷式,因而颇不容于清议。

  另一个是湖北江夏人,张凯嵩的儿子张仲炘。张凯嵩久任督抚,宦囊充盈,所以张仲炘是个席丰履厚的贵公子,做官的宗旨,与杨崇伊相反,利心较淡,名心甚重,由编修转任江南道御史以来,便以敢言著称。

  杨、张二人联衔所上的折子,自然是向皇帝陈奏,但此折子又不能让皇帝寓目,所以特地到颐和园呈递。因为,慈禧太后自入夏为始,一直驻驾颐和园,皇帝间日省视,亦经常在那里处理大政,臣下到颐和园向皇帝奏陈,亦是常有之事。杨崇伊便是利用皇帝往来不定的这个漏洞,能将奏帝的折子,送到慈禧太后面前。

  折子的内容,是得风气之先,抢一个“拥立”之功,请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只是,既已“归政”,不便再公然收掌大权,所以仿照嘉庆即位,乾隆以太上皇的身分,仍旧干预政务的故事,现成有个“训政”的名目,可以借用。

  这个折子,荣禄不必再看,因为杨崇伊事先到天津商量过的。荣禄当时表示,“不妨上了再说”,做个伏笔,如今别无选择,唯有运用这个伏笔了。

  “那末,你们去预备!”慈禧太后问李莲英,“今儿个,皇帝要干些什么?”

  “除了召见四位‘新贵’,还得驾临中和殿‘阅祝版’。”

  “这会儿,皇帝在那儿?”

  “多半还在景仁宫。”李莲英答说,“奴才马上派人去打听。”

  一听景仁宫,慈禧太后便不自觉地怒气上冲,“不用打听了!”她说,“咱们就去吧!”

  荣禄不能确知慈禧太后到了景仁宫,跟皇帝见了面,彼此会说些什么?不过,皇帝作何表示,可以不管,如今顶要紧的是,须决定慈禧太后在何处召见军机?

  这样想着,便陈奏请旨,慈禧太后并无意见,反问一句:

  “你们看呢?”

  “奴才的意思,请老佛爷在西苑办事。”

  “也好!你们把杨崇伊的折子带去。”慈禧太后随即又吩咐李莲英:“回头咱们就由景仁宫,一直到西苑。”

  “喳!”李莲英答应着,向荣禄使个眼色。

  这是暗示他可以“跪安”了。于是荣禄又拿肘弯碰一碰庆王,两人磕头跪安,辞出殿去,转到隆宗门内,离军机处不远的内务府朝房,派人先将崇礼找了来接头。

  “已经通知过了。”崇礼低声说道:“刚中堂说,他盼这一天很久了!要怎么预备,最好赶快通知他。”

  “仲华,我看,这会儿就把刚子良请了来谈一谈吧?”

  荣禄考虑了一下,摇摇头,“这会儿还不必。”接着又转脸对崇礼说:“受之,劳你驾,悄悄儿把钱子密给找来。”

  “好!我自己去说。”

  子密是钱应溥的别号,浙江嘉兴人,军机章京出身。同治年间为曾国藩奏调出京,在他幕府中专司章奏,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钱应溥复回军机,由章京而“达拉密”——军机章京领班,由达拉密而超擢为军机大臣,为人明敏通达,笔下更是来得。荣禄觉得这件大事,必须通过军机,而军机大臣中,只有跟钱应溥商量才有用。

  庆王比较持重,认为应该告知刚子良,就是刚毅。此人籍隶镶蓝旗,在刑部当司员时,因为熟于律例,勇于任事,颇得当时的尚书翁同龢的赏识,外放为潮嘉惠道,升监司,当巡抚,所至有声,算是封疆大吏中的佼佼者。光绪十五年皇帝亲政以后,翁同龢以师傅之尊与亲,得君独专,颇为弄权。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大东沟一战,海军大败。朝局一变,恭王复起,翁同龢、李鸿藻再入军机,刚毅亦由于翁同龢的密保,由广东巡抚内召,以礼部侍郎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在仕途中,这一步可是跨得大了!照道理说,应该感激翁同龢才是,然而不然!

  翁同龢倒是绝非喜欢摆架子的人,亦很少疾言厉色。但以刚毅既是旧属,又有新恩,言语词色之间,当然比较率直。

  刚毅没有读过多少书,爱掉文而常念白字,提到大舜称为“大舜王”,只是识者摇头,将臯陶的陶,读如陶器的陶,也还不觉刺耳,可是以当国执政的枢臣,“茶”毒生灵,草“管”人命,琅琅上口,这种笑话,可就伤害到政府的威严了因而有一次,翁同龢忍不住当面纠正,刚毅面红过耳,唯唯称是,但心里引为大恨,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

  到了这年春天,翁同龢因为赞助皇帝维新,又与为慈禧太后及旧党深恶痛绝的康有为扯上关系,所以为跟翁同龢有宿怨的荣禄所排挤,落得个“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凄凉下场。而在荣禄下此杀手之时,刚毅在暗中颇尽了些力量。而荣禄并不感激,反觉此人刻薄无义,存着戒心。同时,他亦很不满刚毅刚愎自用、横行霸道的作风,觉得新旧之争搞得如此势如水火,以致太后与皇帝母子之间,竟如仇敌,刚毅在其间推波助澜,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这件大事,不愿与他商议。

  庆王见他态度坚决,便不肯多说,等钱应溥到了内务府朝房,亦仍旧让荣禄去跟他细谈。

  ※※※

  就在这时候,慈禧太后已带着大总管李莲英、二总管崔玉贵,以及大批的太监、宫女,由宁寿宫出蹈和门,进苍震门到了“西六宫”之一的景仁宫。

  景仁宫是珍妃的寝宫,亦是皇帝经常临幸之地。珍妃得报,心知慈禧太后的来意不善,深怕错了礼数,又遭谴责,赶紧出宫跪接。慈禧太后却理都不理,让李莲英搀扶着,上阶入室,往正中所设的宝座上一坐,随即喊道:

  “崔玉贵!”

  “喳!”崔玉贵的嗓子,雌音特重,加以高声应答,亢直尖厉,入耳令人心悸。跟在后面的珍妃,不由得皱了皱眉。

  不过,她总算抢了个先,越过捧着个大肚子的崔玉贵,跪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奴才给老佛爷请安!”

  慈禧太后没有理她,偏着脸对崔玉贵喝道:“你们给我搜!”

  搜什么是早就关照过的,崔玉贵又是嗷然一声:“喳!”回身招一招手,直奔珍妃卧室,抽出皇帝常用的一张书桌的抽屉,拿起来往桌上一倒,那些拆散了的钟表之类的杂物,仍旧一抹一扫,归入原处,所有的文件,用块黄袱,一股脑儿包了起来。

  搜完书桌,又搜珍妃的妆台与枕箱,所获亦颇不少。前后不过一盏茶的工夫,便可复命,而珍妃仍然直挺挺地跪在冰凉的青砖地上。

  “带回去看!”慈禧太后又扬着脸问:“谁是这儿管事的?”

  景仁宫的首领太监,赶紧奔过来跪倒,自己报告:“奴才孙得禄给老佛爷磕头。”

  “你主子不孝!打这儿起,停了‘月例’的首饰衣服,省得她成天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迷得皇帝颠三倒四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喳!”孙得禄大声答应,不由得转脸去看珍妃。

  珍妃噙着两滴眼泪,却就是不掉下来。慈禧太后冷笑着问:“怎么着?敢情你还不服?”

  “奴才都没有吭气。”珍妃回答的声音,既快且急。

  “你们听听!”慈禧太后看着李莲英,“还跟我顶嘴!”

  “珍妃那里敢!”李莲英是怕慈禧太后过于生气,大家都不安逸,所以紧接着说:“主子谢恩吧!”

  珍妃很识好歹,知道李莲英在回护她,倒不能不领这个情,便即碰头说道:“奴才有不是,尽管请老佛爷责罚,只求老佛爷别动气!”

  “哼!”慈禧太后答说:“别口是心非吧!你们都巴不得我早死!老天爷有眼,偏教我硬朗,偏教你们不得遂心!”

  说着,霍地起立,为了表示自己硬朗,大步从宝座的踏脚上跨了下来。就在这时候,外面传呼:“万岁爷驾到!”

  皇帝是朝服阅完了“祝版”,回景仁宫来换常服,顺便要取几件臣下所上建议新政的密折,预备到养心殿召见轮班的“四京卿”。一到宫门,发现慈禧太后的软轿,想要抽身躲避,已自不及,只能硬着头皮,下轿入内。

  进得宫门,就看到慈禧太后站在廊上,双膝便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

  “起来!”脸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的慈禧太后说:“我有话问你。”

  “是!”皇帝挣扎着站起身来。

  “你要杀荣禄是不是?”

  皇帝大吃一惊,不知道慈禧太后从那里得来的这个消息?不过他立即想到,不宜也不能抵赖,便硬着头皮答一声:“是!”

  “你为什么要杀他?”

  这又是极难解释而又不能不答的一件事。人言藉藉,多说九月初皇帝奉太后巡行天津阅兵时,荣禄将有废立之举。只此一端,以皇帝的权力,便可先发制人,但如未奉懿旨,荣禄那敢如此?所以持此罪状作为杀荣禄的理由,便等于表示与慈禧太后亦不能两立。

  有此顾忌,语多窒碍,加以在积威之下,越发讷讷然不能出口。遇到这样的情形,慈禧太后向来不容他从容考虑,又问:“你是派谁去杀荣禄呢?是派袁世凯吗?我告诉你吧,人家把你给卖了。”

  原来是袁世凯告的密!然则谭嗣同所建议的,派袁世凯兵围颐和园一事,慈禧太后当然亦知道了。转念到此,浑身发抖,牙齿震得格格作响。宫女们大都不忍看他这副样子,却又不敢转脸相避,只好垂着眼看地面。

  “你算明白过来了吧!傻哥儿,你不想想,今天没有我,明天那有你!凭你,就能压得住吗?走吧,跟我上西苑去!”

  语气突然缓和了,可是谁都知道,并非吉兆。面如死灰的皇帝,蹒跚起身,上了轿子,跟着慈禧太后向西,过了金鳌玉蝀桥,折而向南,行近德昌门,太监来传懿旨,让皇帝在瀛台待命。凤舆却一直抬到勤政殿。

  殿前朝房中,庆王、荣禄与全班军机大臣都在候驾。不一会“叫大起”,军机与其他大臣同时召见。于是礼王世铎领头,庆王居次,其余按官阶分先后,成单行缓步上殿。

  行完了礼,慈禧太后开口喊道:“荣禄,袁世凯告诉你的话,你跟大家说了没有。”

  荣禄跪行一步,向上回奏:“奴才已经说给礼亲王跟军机大臣了。”

  “你们的意思怎么样?”

  象这样的询问,照例应由礼王答话,但他名为军机领袖,实际上只是摆个样子,很少在御前陈述一番见解,或者出个主意。遇到这样的大事,更不敢胡乱开口,只朝上碰头答道:

  “刚毅有话,跟老佛爷回奏。”

  刚毅不待慈禧太后有何表示,便即大声说道:“新党胡闹得太不成话了!奴才等大家商量,只有请老佛爷重新把权柄拿回来,才能保住大清朝的天下。”

  话说得粗鲁不文,不过意思表达得很清楚。慈禧太后就全班军机大臣,逐一指名询问:“王文韶,你是老人,有话尽管说!”

  籍隶杭州的王文韶,早在二十年前就当过军机大臣,是他的老师沈桂芬所援引。沈桂芬一死,倒了唯一的一座靠山,结果为李鸿藻与清流所攻,而“云南报销案”中,王文韶受贿亦确凿有据,因而被放回籍。家居十年,韬光养晦,磨尽棱角,练就了一副与人无争的性格。他为人并不糊涂,只是一味圆滑,所以外号叫做“琉璃蛋”。上了年纪,双耳重听,慈禧太后说些什么,根本不晓。不过,他另有一套应付的办法,看上面目光下注,落在自己身上,便等慈禧太后闭口后,碰个头说道:“皇太后圣明!”

  御前颂圣,决无差错,慈禧太后换个人问:“裕禄,你看怎么样?”

  裕禄是正白旗人,少年得志,三十岁就当到安徽巡抚,久任封疆,颇有能名。由四川总督内召为礼部尚书军机大臣,还不到三个月,于朝政尚未深知,但对外面的情形,还算明白。当时答说:“如今列强环伺,务求安静。变法维新,原是老佛爷应许了皇上的,不过操之过急,窃恐生变。倘蒙老佛爷训政,让皇上凡事有所禀承,实为国家之福。”

  “是啊!”慈禧太后颇有搔着痒处之感,“谁不巴望国富民强?皇帝要变法、要维新,只要不大离谱,我那有不赞成的?只是听了康有为那些离经叛道的话,凡是老的、旧的,不管是不是祖宗的规矩,都说是坏的,那叫什么话?现在索性打从皇帝自己起,就要造反。”她停了一下又说:“有些话,我也不忍说,你们问荣禄,袁世凯跟他说些什么,你们就知道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放着清福不享,为什么还要劳神?实在是不能不管。我如果不管,就没有人能管了,譬如宫里,有人很不安分,皇后太老实,治不了那些人。我不管,成吗?”

  “自然非老佛爷管不可!今天的事,这就算说定了,老佛爷也不必再问了,就请明白降旨吧!”

  这一下,还有两位军机大臣钱应溥与廖寿恒,就失去了发言的机会。不过,在军机之外有个人,慈禧太后是非问不可的。

  “荣禄,你们商量得怎么样了?”

  “奴才拟了个上谕的稿子,请老佛爷的懿旨。”

  此言一出,军机大臣除了钱应溥以外,无不愕然,刚毅尤其不悦。“承旨”、“述旨”都是枢廷的大权,荣禄竟敢不遵规矩办事,太可恶了!

  然而想到他是面奉懿旨办理,料知争不过他,只能瞠目而视,无可奈何地看荣禄将旨稿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识得笔迹,是出于钱应溥的手笔,看完觉得满意,但并不发下来,只点点头说:“写得很好!我让皇帝看一看,回头再叫你们。”

  于是礼王领头行了礼,暂且退朝。慈禧太后就在勤政殿后休息,进用“茶膳”,指派李莲英拿着旨稿到瀛台去见皇帝。

  瀛台在勤政殿之南,三面临水,台南边儿红蓼白蘋、绿水潋滟的一片大湖,就是三海之一的南海。李莲英过了桥,便有小太监迎了上来,问知皇帝在补桐书屋休息,一直便奔了去,不必通报,上了台阶便喊:“有懿旨!”

  正在屋中发怔的皇帝,听得这一声,立即站起身来,走到堂屋,向上跪了下来。

  于是李莲英亦踏了进去,在上方东首一站,朗声宣道:

  “奉懿旨:有上谕一道,交皇帝朱笔抄一遍。”

  这是常有之事。慈禧太后每每用皇帝之名降旨,而由皇帝亲笔朱书,掩盖假借的形迹。不过通常总是当面交付,或者由李莲英送了稿子来,甚至有时只是口述大意,要皇帝自己做文章。授受之间,不拘形式。独独这时如此郑重其事,皇帝心知大事不妙了。

  等他站起身来,放下了黄匣子的李莲英才给皇帝请安,口中说道:“万岁爷请里面坐吧!”

  “谙达!”皇帝对李莲英的这个称呼,算是一种“尊称”。皇帝称授读的老师,如是汉人而授汉文,叫做“师傅”,旗人而教满洲话、蒙古话,或骑射、礼仪之类,就用满洲话叫“谙达”。而皇帝此时叫李莲英的这一声“谙达”,语音中充满了求援的意味:“你可得帮着我一点儿!”

  “万岁爷怎么说这话?奴才能调护的,不敢不尽心尽力。不过,奴才也实在很难。唉!”李莲英微微叹口气,“无事是福!”

  说完,一手挟起黄匣,一手搀一搀皇帝,陪着进了书房,将黄匣子打开,放在书桌上。

  皇帝就站在那里拿起旨稿,默默念道:“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竞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一面念,一面身子已经发抖。念完,面如死灰,双足想移向近在咫尺的椅子都有些困难了。

  李莲英急忙将他扶着坐好,铺纸揭砚,取一支笔递向皇帝,口中轻轻说道:“且敷衍过了这一关再说。”

  “谙达,”皇帝很吃力地问道:“这是谁的主意?”

  “万岁爷不必问了。千错万错,错在昨儿个不该召见袁世凯!”

  “真是他!”皇帝失声说道:“真的是这个奸臣告的密!”

  “这,奴才可不知道了!”李莲英拿笔塞到他手里,“早点儿复命吧!”

  皇帝茫然地提笔写那道朱谕,写到“再三吁恳慈恩训政”那一句,豆大的两滴眼泪落在纸上,渗成一片红晕,鲜艳欲流,就象珍妃颊上的胭脂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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