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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八章
  这天西北风甚紧,皇帝身体虚弱,受了凉,当天夜里便发寒发热,立刻召了李德立来请脉。

  “来势虽凶,不过一两天的事,”李德立毫不在乎地说,“皇上是受了凉,这几天天气又不好,‘苦寒化燥火’,所以皇上圣躬不豫,这帖药趁热服下,马上就可以退烧。”

  “怎么说?没有那么快吧?”

  “只要是感冒,臣的方子,一定见效。”

  这就是说,倘不见效,一定不是感冒,这话好象近乎瞎说,而其实意在言外,只皇帝不觉得而已。

  一夜过去,寒热依旧,这下连两宫太后都惊动了,皇帝只在枕上磕头,说是两宫太后垂念劳步,于心不安。

  “我看让皇帝挪回养心殿吧,那儿还暖和些。”慈安太后说。

  “这话不错!”慈禧太后附和着,立刻命人动手,将皇帝移置到养心殿西暖阁。

  先只当普通的感冒治,无非退烧发散,但一连三天,长热不退,只是喊口渴、腰疼、小解不畅,李德立摸不透什么毛病,而心里总在嘀咕,因为皇帝有着不可言宣的隐病,而此隐病到发作时,却又不是这等的征象。细心研究,唯有静以观变。

  过了两天又加上便秘的毛病,同时颈项肩背等处,发出紫红色的斑块,庄守和认为是发疹子,李德立看看也是,算是找着了皇帝的毛病。

  这时外面的“风声”已经很大了,不但军机和王公大臣颇为不安,两宫太后亦觉得皇帝这一次的病,与平时不同。皇帝体弱多病,但总是外感之类,一服药下去,立刻便可见效,而这一次两名太医一直支吾其词,每日严词督责,搞得李德立支支吾吾,汗流浃背,这一天召见时,比较轻松。

  “回两位皇太后的话,”李德立说,“皇上是发疹子,内热壅盛,所以口渴便结,小解短赤,如今用清解之剂,只要内热发透了就好了。”

  “发疹子?不是麻疹吧?”慈禧太后问。

  “不是麻疹,”李德立比着手势说,“麻疹的颗粒小、匀净,颜色鲜红,最好辨不过”

  “你有把握没有?”

  “是疹子就必有把握。”

  慈禧一听,这不成话!听他的口气连病都没有搞清楚,但宫中的传统,对什么人都能发脾气,就是对太医不能。倒不是怕他们在药里做什么手脚,有谋逆犯上的行为,而是顾虑他们凛于天威,张皇失措,用错了药。因此慈禧太后心里虽觉不满,口头上还得加以慰勉:“你们尽心去治!多费点神。

  等皇上大安了,我会作主,替你们换顶戴。”

  “是!臣等一定尽心尽力,请两位皇太后放心。”

  “那么,”慈安太后问道:“你们打算用什么药?”

  “皇上里热极盛,宜用白虎化斑汤。”

  “是白虎汤吗?”慈安太后吓一跳。

  “与白虎汤大同小异,白虎汤加玄参三钱、犀角一钱,就是白虎化斑汤。”

  “都说白虎汤是虎狼之药,你们可好好斟酌。”

  这一说,李德立也有些心神不定了,退下来跟庄守和商议,打算重新拟方,正在内奏事处小声琢磨时,听得廊下有两个太监在低语:“我看皇上是见喜了。”

  “别胡说!”另一个太监呵斥着,“宫里最怕的,就是这玩意!”

  李德立和庄守和都听见了,面面相觑,接着双双点头,都认为那太监说“见喜”是颇有见地的话。

  “再请脉吧?”庄守和说。

  李德立考虑了一下,重重点头:“对,再请脉。”

  等向新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没有多少时候,已经在宫里很红的荣禄一说,他先问道:“皇上如果问,刚请了脉,为什么又要请脉,该怎么答奏呀?”

  “因为皇太后不主张用白虎化斑汤,得再仔细看一看,能用更好的药不能。”

  “好!”荣禄领道先走,“跟我来。”

  一半是那太监的话如指路明灯,一半是就这个把时辰之间,症状益显,一望便知,果然是天花。

  率直叫“出痘”,忌讳叫“出天花”据说这是胎毒所蕴,有人终身不出,出过以后,就不再出,此为呱呱坠地直到将近中年的一大难关。凡事要从好处去想,难关将到,自是可虑,但过了这一道难关,便可终身不虞再逢这样一道关,也是好事,所以讨个口采,天花要当作喜事来办。

  “跟皇上叩喜!”李德立和庄守和,就在御榻面前,双双下跪,磕头上贺。

  荣禄却是吓一大跳,但也不能不叩喜,磕罢头起身,再仔细看一看,皇帝头面上已都是紫色发亮的斑块,但精神却还很好,只听他问李德立说:“到底是发疹子,还是天花?”

  “是天花无疑。”

  “那,该用什么药?”皇帝在枕上摇头,捶着胸说:“我胸里跟火烧一样,又热又闷。”

  “皇上千万静心珍摄,内热一发散,就好过了。那也不过几天的事,请皇上千万耐心。”

  “你预备用什么药?”

  “自然是凉润之品,容臣等细心斟酌,拟方奏请圣裁!”

  于是李、庄二人退了出来,荣禄带头在前面走,一出养心殿,他止步回身,两道剑样的眉,几乎拧成一个结,以轻而急促的声音问:“怎么样?”

  “荣大人,你亲眼看见的,来势不轻。”

  “我知道来势不轻,是请教两位,要紧不要紧?”

  “‘不日之间,死生反掌。’”李德立引里“内经”的话说,“岂有不要紧的?”

  再怎么说呢?莫非是问:有把握治好没有?问到这话,似乎先就存着个怕治不好的心,大为不妥。荣禄只好不作声了。

  李德立和庄守和,自然也没有心思去追究他是如何想法。

  两个人仍旧回到内奏事处去斟酌方子,未开药,先定脉案,李德立与庄守和仔细商量以后,写下的脉案是:“天花三日,脉沉细。口喝、腰疼、懊恼,四日不得大解;

  颈项稠密,色紫滞兢艳,证属重症。”

  “这样子的征状,甚么时候可以消除?”

  “不一定。”

  答了这一句,李德立提笔,继续往下写药名,用的是:芦根、元参、蝉衣、桔梗、牛蒡子,以及金银花等等。方子拟好,捧上荣禄,转交御前大臣伯彦讷谟诂。

  “你看怎么办?仲华!”伯彦讷谟诂坐立不安的那个毛病,犯得更厉害了,一手拿着药方,一手直拍右股,团团打着转说:“是送交六爷去看,还是奏上两宫太后?”

  “我看要双管齐下。”

  “对,”他把方了递了过去,“劳你驾,录个副!”

  录副是预备恭王来看,原方递交长春宫,转上慈禧太后,随即传出懿旨来,立召惇、恭、醇三王进宫。同时吩咐:即刻换穿“花衣”,供奉痘神娘娘。

  三王未到,宫门已将下钥,慈禧太后忽又觉得不必如此张惶,而且入暮召见亲王,亦与体制不合,所以临时又传旨,毋庸召见。但消息已经传了出去,惇王与醇王,还有近支亲贵,军机大臣,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恭王府,想探问个究竟。

  要问究竟,只有找李德立,而他已奉懿旨在宫内待命,根本无法找他去细问经过,因此话便扯得远了,都说皇帝的体质不算健硕,得要格外当心。独有惇王心直口快,一下子揭破了深埋各人心底的隐忧。

  “我可真忍不住要说了,”他先这样表白一句,“顺治爷当年就是在这上头出的大事。”

  真所谓“语惊四座”,一句话说得大家似乎都打了个寒噤,面面相觑,都看到别人变了脸色,却不知道自己也是如此。

  “那里就谈得这个了!”恭王强笑道,打破了难堪的沉寂,“照脉案上看,虽说‘证属重险’,到底已经在发出来了。”

  “要发得透才好。”一向不大开口的景寿说:“刚才我翻了翻医书,天花因为其形如豆,所以称为痘疮。种类很多,有珍珠豆、大豆、茱萸豆、蛇皮、锡面这些名目,轻重不等。皇上的天花,大概是大豆。”

  “什么叫大豆?”惇王问。

  “颗粒挺大。”景寿掐着指头作手势,“这么大,一颗颗挺饱满的,就叫大豆。”

  ‘那不是已经发透了吗?”

  “对了!所以这算是轻的,最轻的是珍珠豆,其次就是大豆。”

  “这一说,不要紧罗?”宝鋆问。

  “如果是大豆,就不要紧。”

  “那么,怎么样才要紧呢?”

  “医书上说:最重的叫锡面。顾名思义,你就知道了,发出来一大片,灰白的色儿,就跟锡一样。那,”景寿咽了口唾沫,很吃力地说:“那是死证。”

  “不相干!”宝鋆大声说道,仿佛夜行怕鬼,大嗓门唱戏,自己壮自己的胆似的,“脉案上说的是‘紫滞干艳’,跟锡面一点都扯不上。”

  “不过……。”

  “嘚!五哥。”恭王抢着打断他的话,“这会儿胡琢磨,一点不管用。明儿个早早进宫请安,看今儿晚上请了脉是怎么说,再作道理。”

  这一说等于下了逐客令。等大家散走,又有一个客来专访,是内务府大臣荣禄,他是怕恭王不放心,特地来报告,说皇帝黄昏时睡得很舒服。李德立亦曾表示,照眼前这样子,虽险不危,他有把握可以治好,就怕发别的毛病。

  “别的毛病!”恭王诧异:“什么毛病?”

  “我也这么问他。他有点儿说不上来的样子,好半天才说,不外乎外感之类。”

  “出天花总是把门窗关得挺严的,那儿会有外感?”

  恭王又问:“明儿进宫,还有些什么仪注?”

  “就是花衣、悬红。”荣禄说,“有人说奏折该用黄面红里,还是顺治年间留下来的规矩。等六爷明儿进了宫再拿主意吧!”

  到了第二天,宫中的景象,大异平时,各衙门均已奉到口传的诏令,一律花衣,当胸恳一方红绸,皇帝的正寝乾清宫,内外都铺猩红地毯。内廷行走的官员,则又得破费,要买如意进献,一买就是三柄,两宫太后和皇帝各一柄。一切都照喜事的规矩来办,但这场“喜事”跟大婚、万寿,完全不同,个个面有戚容,怎么样也找不出一丝喜色。

  病假中的文祥也销了假,一早入宫,先到内奏事处看脉案,然后到军机处,只见李德立正在向恭王回话。

  “大解已通,昨天进鸭粥两次,晚上歇得也安。喉痛已减,皮色亦渐见光润。”李德立的语气,相当从容,“种种证象,都比前天来得好。”

  听这一说,无不舒眉吁气,仿佛心头的重压,减轻了许多。

  “不过,”李德立忽用一句转语,“天花前后十八天,天天有险,但愿按部就班,日有起色,熬过十八天,才能放心。”于是又个个皱眉了,“证状到底如何?”恭王问道,“你的脉案上说,‘证属重险’,重到什么程度?”

  “重不要紧,只怕逆。王爷请宽心,逆证未见。”

  景寿正在看医书,对这些证状特感兴趣,因又问道:“怎么样才叫逆证?”

  “天花原是胎毒所蕴,等发出来,就要发得越透越好,故而发烧、咳嗽、舌苔黄厚、大解不通、小解短赤、口渴喉疼、精神烦躁,都是必有的证象,不足为虑。倘或手脚发冷、干呕、气急、大解泄泻、无汗,就是蕴毒不出,有一于此,皆为逆证。”

  “见了逆证怎么样呢?”

  “那……”李德立悚然肃然,垂手低声:“我就不敢说了。”

  “李卓轩!”恭王倏然存立,握着拳有力地顿了两下,重重说道:“这十八天你片刻不能放松,无论如何不能见逆证,过了这十八天,我保你一个京堂。”

  太医院官员,是雅流官儿,做到首脑,不过五品,若能以京堂补缺,由小九卿而大九卿,进一步就是学士、侍郎的红顶子大员,李德立自然感奋,连声答道:“遵王爷的谕,我必刻刻尽心。”

  等李德立一退了出去,随即便有太监来传旨,两宫太后在漱芳斋召见军机大臣及御前大臣。到了那里,从殿廷中望进去,只见慈安太后默然沉思,慈禧太后在廊上“绕弯儿”。于是恭王等人站住了脚,等太监传报,两宫太后升了座,才带头入殿,趋跄跪安。

  “皇帝有天花之喜,今天好得多了。”慈禧太后说,“靠天地祖宗神灵保佑,这十八天总要让它平安过去。皇帝这两天不能看折,要避风,也不能跟你们见面,中外大政,你们好好商量着办。务必和衷共济,不能闹意气。我们姊妹俩,这两天心里乱得很,外面的事,不便过问,就能问,也照顾不到。六爷,你们多费心吧!”

  “是!”恭王答道,“臣等今日恭读脉案,也传了李德立到军机,细问经过,证象虽重不险,两位皇太后请宽圣虑。”

  慈禧太后是这样暂时委诸重臣,协力治国的打算,但皇帝却另有安排,特命李鸿藻“恭代缮折”,意思奏折应如何处理,仍由皇帝在病榻亲裁,口授大意,由李鸿藻代笔,而实际上代为批示。当然,这不会与军机的权力发生冲突,李鸿藻批折,有“成语”可用,无非“阅”、“知道了”、“该部知道”、“交部”、“依议”之类,决不会长篇大论,自作主张,真的如大权在握。

  这样相安无事的日子,只过了两三天。因为慈禧太后在想,皇帝的症候,即令顺顺利利过了十八天,静心调养,亦得一百天的工夫,大政旁落,如是之久,纵使不会久假不归,而上头一定已经隔膜,同时在这一百天中,有些权力,潜移默转,将来怕难以纠正收回。这样转着念头,内心怦怦然,以前那些每日视朝,恭王唯唯称是的景象,都浮现在记忆中,向往不已,通宵不寐。

  第二天是十一月初七,自鸣钟快七点时请脉,算起来是得病的第八天,天花应该象“大豆”那样发得饱满才是,但细细看去,不如预期。同时切脉,发现了不妙的症候,最可忧的是,皇帝有肾亏之象。李德立内心警惕,认为该当有所透露,于是写了两百多字的脉案,开头是说天花初起,“是重险之后,惟喜阴分尚能布液,毒化浆衣,化险为夷,”写到这里,发现“夷”字犯忌讳,在雍正、乾隆时,是可以丢脑袋的大错误,因而撕去重写,改为“化险为平”,接着又说:

  “现在天花入朝,浆未苍老,咽痛、音哑、呛咳,胸堵腰酸等,尚未骤减;若得肾精不动,胸次宽通,即为顺象。敬按圣脉,阴分未足,当滋阴化毒。”

  因此开的方子就有“当归”、“元参”、“沙参”等等滋阴的补剂。拟好缮呈,慈禧太后看得非常仔细,看完沉思久久,下了决心。

  “今天的脉象不好。”她忧形于色地告诉慈安太后,“要‘胸次宽通’,才是顺象,如今皇帝咳嗽、胸口发堵,这就不好。而且阴分不足,本源就亏了。这跟打仗一样,外敌虽强,只要自己有精兵良将,也还不怕。皇帝的底子不好,我看将来真得要好好调养。”

  “自然。”慈安太后真是慈母之心,此时对皇帝唯有怜惜心疼,将他平日的荒唐行径,一古脑儿抛却,“他平时也太累了,等脱了痂,让他好好玩一玩吧!传个戏什么的,谅来外头也能体谅,不会说什么。”

  “这话也要先跟他们说明了才是。”慈禧太后又说:“我担心的是这一百天下来,内外大事,什么都弄不清楚了。那时候重新开始办事,摸不着一点头绪,岂不糟糕?”

  慈安太后何能看出她话中的微意?只深以为然地点点头问:“是啊!那该怎么办呢?”

  “当然要叫老六他们想办法。”慈禧太后站起来说:咱们走吧!看看去。”

  两宫太后传软轿到了养心殿,皇帝刚刚睡着,慈禧太后不叫惊动,传了总管太监孟忠吉来问话。

  “昨儿晚上,‘大外’行一次,进了半碗多鸭粥,又是半碗三鲜馅儿的元宝汤。”孟忠吉这样奏陈皇帝的起居。

  “‘花’怎么样?”

  “‘花’挺密,比昨儿发得多得多了。李大夫说,花密是密了,发得还不透,要看明儿怎么样。”孟忠吉又说,“奴才几个一天三遍拜佛,想皇上福大如天,一定蒙佛爷保佑,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等平安过去了,我自然有赏。”慈禧太后又正色警告,“你们躲懒大意,伺候得不周到,我可饶不了你们!”

  “奴才万万不敢。”

  “皇后今天来看过皇上没有?”慈安太后问。

  “今儿还没有。”孟忠吉答道,“昨儿晚上来给皇上请安了,歇了一个钟头才回宫。”

  “喔!皇后说了些什么?”慈禧太后问。

  “皇后吩咐奴才,尽心伺候。说皇上胃口不开,若是想传什么,通知皇后的小厨房预备。”

  “嗯!”慈禧太后迟疑了一会,终于问了出来,“皇后待了一个钟头,跟皇上说了些什么?”

  “皇后跟皇上说话,奴才不敢在跟前。不过……。”

  孟忠吉自觉失言,赶紧缩口,但已不及。慈禧太后自然放不过他,厉声问道:“怎么啦?”

  这不能再支吾了,否则慈禧太后一定翻脸,孟忠吉硬着头皮答道:“皇后仿佛淌过眼泪。”

  “哼!”慈禧太后的脸色阴沉得可怕,向慈安太后说了句,“你看看!”

  慈安太后不作声,心里又拴上一个结,慈禧太后对皇后的不满,愈来愈甚,是她所深知的。曾经想劝,又怕慈禧太后疑心她袒护皇后,心起反感,误会更深,而不劝则更不是办法。就这迟疑踌躇之间,有太监来报,说皇帝已醒。这一打岔,便不容慈安太后有开口的机会,忙着去看皇帝要紧。

  皇帝脸上、手臂、肩项等处,全是紫色的斑疱,“花”发得果然甚密,但不是鼓鼓地凸了起来,而且也不是颗粒分明,有些地方乱糟糟连成一大片,这都不算有利的证候。

  两宫太后并坐在御榻前,少不得有一番安慰的话,劝他安心静养。皇帝表示,上烦两宫太后睿虑,深感不安,又说不能亲自看折,颇为着急。

  “我也知道你着急,总得想办法。”慈禧太后转脸向慈安太后说道:“我看也该让他们进来看看。”

  这“他们”,当然离不了军机大臣,其次是御前大臣。正好太监来请旨,说翁同龢请示,可否进见,于是慈禧太后传谕,与军机、御前一起进殿。

  进了养心殿,正间供着佛,大家一起磕了头,然后孟忠吉打帘子,由恭王领头,一起进了东暖阁,跪下行礼。光线甚暗,看不清楚,只听皇帝小声在问:“是那些人?”

  “军机跟御前,还有翁师傅。”慈禧太后又吩咐:“拿蜡来!”

  孟忠吉答应一声,立即派人取来两支粗如儿臂的,明晃晃的红烛,站在御榻两旁。烛光映照之下,越显得皇帝的脸色如醉了酒一般。

  这时,慈禧太后已亲自伸手,将皇帝的左臂,从锦被中挪了出来,揎掳衣袖说道:“你们看!花倒发得还透。”

  于是惇王首先上前,一面看那条布满痘疱的手臂,一面说着慰劝的话。惇王看了是恭王、恭王看了是醇王,一个个看过来,最后一个是翁同龢。皇帝真象酒醉了似的,两眼似开似闭,神态半睡半醒,始终不曾开口。

  当着病人,什么话都不便说,因而诸臣跪安退出,两宫太后亦无训谕。但等军机、御前刚回原处,孟忠吉立即又来传懿旨,说皇太后在养心殿召见。

  这一次召见是在养心殿正屋,佛坛用极大的一张黄幕遮住,幕前只设一张宝座,仅有慈禧太后一个人临御。

  这就是不平常之事。向来召见臣工,垂帘之时也好,撤帘以后也好,总是两宫同尊,除非有一位皇太后的圣躬不豫。但此刻不闻慈安太后有病,然则就有疑问了,是慈禧太后有意避开慈安太后呢,还是此一召见,未为慈安太后所同意,不愿出见?

  不论原因为何,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召见,慈禧太后一定有出入关系极大的话要说。

  十一个人个个明白,个个警觉,特别是恭王,因为必然是由他代表大家发言,所以心里格外嘀咕,磕罢了头,微微侧耳,凝神静听。

  “皇帝的情形,你们都看见了。”慈禧太后的声音低沉,说得极慢,见得她自己也很谨慎地在措词,“现在上上下下都着急,皇帝自己更着急。这七八天,各衙门的章奏,都是些例案,多少大事,搁着没有办,都因为皇帝不能亲自看折拿主意。他着急的就是这些个。养病要安心,不能安心,就有好方子,效验也减了。照李德立说,要过了百日,才能复元:这不是十天八天的事,你们要想办法。事情明摆在那里,应该怎么办,我想外头自有公论。”

  恭王拿她的话,每一个字都听入耳中,记在心头,咀嚼体味,很快地听出了真意,慈禧太后是要亲自接管大政,却又怕再度垂帘为清议所不容,“要想办法”就是要想一个教“外头自有公论”的办法。

  “再有一层,”慈禧太后接着又说,“等过了十八天,静心调养,也不能说整天坐着,不又闷出病来了吗?皇帝到底年纪还轻,总要找点消遣,如果偶尔串串戏什么的,想来外头能够体谅,不会有什么议论。”

  这话原是慈安太后的意思,而在此时来说,慈禧太后是要表示皇帝在这百日之内,既然要以丝竹陶冶性情,自是难胜烦剧,所以垂帘之举,必不可少。她的用意甚深,在别人都能体会,唯有粗疏的惇王,全然不懂。只听说皇帝要找消遣,串串戏什么的,心里大起反感。一年多来,搞得乌烟瘴气,结果搞出这么一场“天花之喜”,就是“找消遣”找出来的!

  他是想到要说就一定要说,自己管不住自己的性子,因此膝行向前,仰脸说道:“臣请皇太后要好好儿劝劝皇上,消遣的法儿也多得很,种花养鸟,玩玩古董字画,那一样也能消遣老半天的。宫里三天两头传戏,外头亦很有议论。”

  一听最后这两句话,慈禧太后便觉得刺耳,因为她的喜爱听戏是宫内无人不知的,所以当惇王的话是专对她而发,脸色便不好看了。

  “外头是怎么个议论?”

  “宣宗成皇帝俭德可敬。臣愿皇太后常念祖训。”

  “列祖列宗的遗训,我都记着。”慈禧太后质问:“宣宗成皇帝俭德可敬,高宗纯皇帝呢?”

  惇王语塞,便又说道:“臣所奏不止一事。外面的传言亦很多,臣实在听得不少,好比骨鲠在喉。如象皇上微行,都因为皇上跟皇后难得亲近的缘故。皇上大婚才两年,在民间,少年夫妇,正该好得跟蜜里调油似的,所以皇上跟皇后这个样子,不免有人奇怪。”

  “我觉得你的话,倒教人奇怪。”慈禧太后更为不悦,“你的意思是,我们当上人的,没有把儿子、儿媳妇教导得好,是不是?”

  “臣不是这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呢?”慈禧太后厉声诘责,“你们是御前大臣,皇上的起居行动,归你们照料。他一个人溜出去逛,我不怪你们疏忽,你们反来怪我,不太昧良心吗?”

  这一指责,相当严厉,五个御前大臣一齐碰头,军机大臣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所以陪着谢罪,这一来翁同龢也就只好跟着碰头了。

  “我们姐妹的苦心,连你们都不明白,无怪乎外头更要有议论了。”慈禧太后一半是伤心,一半是做作,挥泪说道:“先帝只有一个儿子,在热河即位的时候,肃顺他们那样子欺负孤儿寡妇,上了殿指手画脚,歪着脖子直嚷嚷,皇帝吓得溺在慈安太后身上,这些,你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姐妹俩,总念着先帝只有这么一株根苗,他身子又不好,常常闹病,不敢管得太紧,可也不敢放松。就这么轻不得、重不得地把他带大了,你们想想,得费多少心血?我们姐妹俩在宫里,外头的情形不大明白,皇帝行为越轨,全靠你们辅助。你们不拿出真心来,教我们姐妹俩怎么办?”

  说着,泪如泉涌,声音也哽噎了。群臣不知是惭愧,还是惶恐,唯有伏地顿首,等她说得告一段落,恭王才说了声:“皇太后的训谕,臣等无地自容。如今圣躬正值喜事,一切章奏,凡必得请旨的事件,拟请两宫皇太后权代皇上训示,以便遵循。”

  这几句话其效如神,立刻便将慈禧太后的眼泪止住了,“你们的意思我知道了。”她说:“写个折子来,等我跟慈安太后商量。”

  “是!”恭王答道:“臣等马上具折请旨。”

  于是跪安退出,一个个面色凝重地到了军机处,惇王取下紫貂帽檐的大帽子,头上直冒热气,一面拿手巾擦汗,一面埋怨大家:“你们怎么也不帮着说一声儿?”

  “今天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你这几句,也尽够了!”恭王回头问文祥,“你看这个折子怎么上?”

  “军机、御前,”文祥的声音低微,看了看翁同龢说:“弘德殿诸公,是不是也要列名?大家斟酌。”

  太后垂帘始终被认作国家的大忌,所以虽是短局,亦必惹起清议不满,因此,这个折子一上,定有人在背后批评,是阿附慈禧太后,有失大臣之体。既然如此,则分谤的人越多越好,所以宝鋆接着文祥的话,大声说道:“这该当家务办,不但师傅该列名,而且得把九爷也拉在里头。”

  “九爷”就是孚郡王,他不在军机,不在御前,照“家务来办”,就得重新排名,惇王领头,以次是恭王、醇王、孚王,然后是作为皇室“外甥”的伯彦讷谟诂、额驸景寿、贝勒奕劻、四军机、四弘德殿行走,按照官位以左都御史,翁同龢的把兄弟广寿为首,以次为徐桐、翁同龢,而以最近正走红运,居然主持挑选南书房翰林,而为翁同龢尊称为“王公”的王庆祺殿尾。

  折子是沈桂芬起的草,“合词吁恳静心调摄”,俟过百日之期,到明年二月十一日以后,再照常办事。几句话的事,等于写个邀客的便条,一挥而就,送交恭王看过,找了总管太监孟忠吉,命他呈了上去请旨。

  两番叫起,到了此时,已经午后,纷纷散去,但就在恭王上了轿时,孟忠吉飞奔而来,一路跑,一路喊:“停轿,停轿,还有起!”

  于是恭王停了下来,再召军机和御前。惇王这天骑了马来的,早就走了,特派侍卫传旨,等把他从半路上追了回来,交泰殿的大钟正打两点。

  会齐到了养心殿,慈禧太后在西暖阁召见。她是经过一番冷静考虑,觉得此事不可冒失,因为皇帝的意向,难以把握,而慈安太后事先不知道此事。等单独召见后,才跟她谈起,慈安太后不但不甚热心,并且隐约暗示,此举怕伤了皇帝的心,以打消为妙。

  这一来就很显然了,倘或皇帝接到群臣合奏,稍有迟疑,慈安太后一定会帮着他说话。照慈禧太后看,“东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必得先在皇帝那里设法说通了。否则事情不成,有损自己的威严。

  当然,对恭王他们,她另有一套说法,“此事体大,总宜先把利害关系说明白了才好。”她把原奏交了下来,“你们要先口头奏明皇帝,不可以就这样子奏请。”

  “是!”恭王慢吞吞地回答,是在心里打主意,他知道慈禧太后是怕碰钉子,如果措词未妥,真的碰了钉子下来,慈禧太后一定会迁怒,而且再要挽回,相当困难,那不是自己给自己出了难题?因此,他这样答道:“圣躬未安,不宜过劳,容臣等明天一早请安的时候,面奏请旨。”

  这个想法正符慈禧太后的心意,“对了!”她很露骨地暗示:“该怎么跟皇帝说,你们好好儿想一想吧!”

  等退了下来,恭王一言不发就上轿走了。到了傍晚时分,李德立请过了脉,开了方子,带着药方草稿去见恭王,面陈皇帝的病状,说是刚才所见,不如以前之“顺”。

  不顺即逆,恭王大吃一惊,“怎么呢?”他一伸手说,“拿脉案来我看。”

  脉案上说天花“浸浆皮皱,”即是不够饱满,而且“略感风凉,鼻塞咳嗽,心虚不寐”,有了外感更麻烦了。

  再看方子,用的是当归、生耆、茯苓等等益中补气的药,恭王越觉忧虑,“皇上的身子怎么样?”他说:“你照实讲,无庸忌讳!”

  “肾亏!”李德立说,“本源不足,总吃亏了。现在不敢太用凉药。”他接着又说,“今天大解三次,有点拉稀的模样,这也不是好症候。此外……。”

  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终于消失,而脸色忧疑不定,双眉蹙然,完全是有着难言之隐的神态。恭王的心也悬了起来,“卓轩!”他用相当威严的声音说:“有话你这时候不实说,将来出了乱子,是你自作自受!”

  这个警告出于恭王之口,十分严重,李德立考虑了一下,毅然下了决心,“王爷!”他向左右看了一下,“有句话,不入六爷耳。”

  恭王很快地站起身:“你来!”

  鉴园的隙地上,新起了一座小洋楼,恭王在那里布置了一间养静深思的密室,他带着李德立沿雨廊走到小洋房,经过一条曲曲折折的甬道,进入一间构筑严密的书斋。有个听差进来倒了茶,立即退了出去,随手将一扇洋式门带上,“喀”地一声,似乎下了锁。

  说一句不能落入第三者耳中的话,也尽有隐秘的地方,而恭王特地带他到这里,是表示格外慎重,好教李德立放大胆说实话。果然,李德立觉得这里才是吐露秘密的好地方,于是将皇帝生了“大疮”的症象,源源本本说了一遍。

  恭王听得傻了!脸色灰败,两眼发直,最后出现了泪光,只见他尽力咬牙忍住,拿一只食指,抹一抹眼睛问道:“这个病怎么治?”

  “缓证或有结毒肿块,用‘化毒散’,以大黄为主,急证用‘搜风解毒汤’。不过,王爷,这个病,断不了根的。”

  “谈什么断根?能不发,或者发得轻一点,就很好了。”恭王又问:“这个病会不会在这时候一起发了出来?”

  “这也难说,从来还不曾听说过这样的病例。”

  恭王的脸色又沉重了,低着头踱了好一阵方步,突然站住脚问:“卓轩,如今该怎么治?”

  “自然是先治天花,今天这服药保元补气,能帮着皇上灌浆起顶,即是顺症,往后就易于措手了。”

  恭王深深点头:“胆欲大而心欲细,先把天花治好了再说。听说那个病,多在春天发,眼前大概不要紧。”他又问道:

  “这话你还跟谁说过?”

  “就只敢禀告王爷。”

  “我知道了。你先不必声张。”恭王摇头微喟,说了一个字:“难!”

  幸好李德立这天的方子很见效,一夜过去,皇帝的天花,果然“灌浆起顶”,发得相当饱满,精神也好得多了,双眼炯炯,气色甚盛,即使是虚火上升,也总比两眼半开半闭,神色萎靡困顿好得多。

  卯正叫起,先叫军机,皇帝已经坐了起来,等恭王等人行了礼,皇帝将手臂一伸,“你们看!发得很好。”

  天花确是发得很好,颗粒分明,一个个鼓了起来,即所谓“起顶”,昨天皱皮的那种现象消失了。

  “圣躬大安,天下臣民之喜。”恭王徐徐说道:“臣等每日恭读脉案,也曾细问李德立,说皇上的天花之喜,来势甚重,千万疏忽不得,总宜静心调摄。臣等公议,忧能伤人,总要设法上抒睿虑才是。”

  “说要调养百日。”皇帝问道,“日子是不是太长了?”

  “日子从容,调养得才好。只要皇上调养得体力充沛,百日亦不算多。”恭王紧接着说:“臣等公具奏折,请皇上俯纳微衷。”

  “什么折子?拿我看。”

  于是恭王将前一天从慈禧太后那里领回来的、沈桂芬执笔的奏折,递了上去,小李持烛照着,皇帝匆匆看完,放下奏折在沉吟。

  “你们先退下去吧!”皇帝不即接受,但也不曾拒绝,“等我想一想再说。”

  ※※※

  等退下不久,复又叫起,这次是召见奏折上列名的十五个人,两宫太后在御榻左右分坐,脸色都很沉静,恭王就知道皇帝已经准奏了。

  推测得一点不错,皇帝是这样说:“天下事不可一日松懈,李师傅代为缮折,是权宜的办法,这百日之内,我想求两位太后代阅折件,等百日之后,我照常好生办事。”

  “是!”恭王代表大家领旨。

  “恭亲王要敬事如一,”皇帝用很严厉的声音说:“万万不可蹈以前故习!”

  恭王依旧只能应一声:“是!”

  接着便是慈禧太后开口:“昨天你们上折子,我因为兹事体大,不便答应,要你们先奏明皇帝。”说到这里她转脸向皇帝解释:“昨天西暖阁召见,是军机、御前请见,当时我怕你心里烦,没有告诉你。”

  这是当面撒谎,好在没有一个人敢去拆穿,皇帝亦信以为真,连连点头,仿佛感激她的体恤。

  “你不必再烦心。”慈禧太后目光扫过,先看慈安太后,再看恭王等人,最后仍旧落在皇帝脸上,哄小孩似地说:“你放心养病好了,当着大家在这里,我答应下来就是了。”

  意思是“勉徇所请”,皇上和诸臣还得表示感激慈恩。等退了下来,一面拟旨,一面商量。皇太后与皇帝到底不同,看折以及跟军机见面,固无二致,但一般官员的引见,以及祭享典礼,皇太后无法代行天子之职,得要想个章程。

  “马上就过年了,年底太庙祭享,得要遣派亲王恭代。”宝鋆一一指明:“元旦朝贺,免是不免?京内外官员引见,怎么变通?各种差考,谁来出题?”

  “元旦朝贺,经筵等等仪典,自然暂缓举行。郊坛祭享,临时由礼部奏请皇太后钦派人员恭代行礼。差考出题,由军机办理。只是京内外官员引见,”恭王想了想说:“改为验放如何?”

  也只好如此。因为皇太后到底不便召见外廷臣子,而且看折也不是摄行皇帝之职。于是照恭王的意思拟定四条,连同沈桂芬所拟的上谕,一起送上去请旨。

  旨稿很快地核可了,只改动了少许字样,拿下来立即送内阁明发,当天就是“邸钞”,是这样“通谕中外”:

  “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惇亲王等合词吁恳,静心调摄。朕思万几至重,何敢稍耽安逸?惟朕躬现在尚难耐劳,自应俯从所请。但恐诸事无所禀承,深虞旷误;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请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于是从第二天起,两宫太后便在漱芳斋办事,批阅章奏,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军机,裁决军国大事,这又回复到垂帘的光景了。

  当然,慈禧太后大权在手,乐得收买人心,再度听政的第一天,就问起瑞麟的遗缺。瑞麟死在九月里,留下两个缺,一个是两广总督,这个缺因为有许多收入与宫廷及内务府有关,非万不得已,不补汉人,特调安徽巡抚英翰升任。另一个是内阁首席的文华殿大学士,照规矩应该由资序较次的大学士迁转殿阁,腾出一个大学士缺,归协办大学士宝鋆升补,但皇帝因为停园工的案子,跟恭王闹脾气,而宝鋆是恭王的心腹密侣,便有意搁置不理。此刻慈禧太后一提起来,自然是照规矩办事,李鸿章由武英转文华;文祥由体仁转武英,宝鋆大拜,荣膺体仁阁大学士。

  这一下便连带有了变动,宝鋆的吏部尚书,为六部之首,例规是协办大学士的候补者;有人该升协办,便得先调吏部。论起来兵部尚书英桂的资格够了,因而宝鋆改为“大学士管部”,仍管吏部,而以英桂调任吏部尚书。英桂的遗缺,由弘德殿行走的广寿,以左都御史调补。空出来的一个缺,与尚书同等,为“八卿”之一,慈禧太后问恭王:“你看补谁呀?”

  恭王因为皇帝的告诫,记忆犹新,在这些加官晋爵的事上,要避把持的嫌疑,所以这样答道:“臣心目中并无合适的人,请懿旨办理。”

  “左副都御史,是新补的,当然不能马上就坐升左都御史,照规矩应该在侍郎里头挑。现在倒是些什么人呀?”

  六部侍郎,共计二十四人之多,恭王也记不清楚,宝鋆原是吏部尚书,自然念得出全部名单,所以他回头说道:“你跟皇太后回奏。”

  于是宝鋆便念:“吏部左侍郎魁龄。”

  “对了!”刚念了头一个,就让慈禧太后打断:“就让魁龄去吧!”

  这是间接示惠于恭王。魁龄曾在七月底由恭王保荐,升任工部尚书,已经拟旨奉准,就因为停园工之故,皇帝一怒收回成命,此刻到底当上了一品官儿了。

  再有两个升官的,就是太医院的左右院判,李德立以三四品京党候补。庄守和以四五品京堂候补。旨意一下,在太监中就引起窃窃私议,说李、庄两人升官升得出了格,而且值不值得如此酬庸,也大成疑问,因为皇帝的天花,不见得治得很好,饮食甚少,“歇着”的时候也不多,整夜能够熟睡的,只不过亥子之交的个把时辰。

  照李德立的诊断说,这是“元阳不足,心肾不交”的证象,所以用的药是“保元汤”,有鹿茸、有肉桂,这也引起好些太监,特别是年纪较长,略知药性的人的非议,说皇帝才十九岁,血气方刚,不宜用这些热性的补剂。

  处廷的大臣,当然比太监要明理得多,他们所重视的是脉案,既然“元阳不足”,则用“保元汤”是理所必然之事。但十九岁的少年,何以有此证象?以前的脉案中,也曾一再指出“肾亏”,这是少年放纵,酒色斫丧,进入中年才有的现象,而竟出现在十九岁的少年身上,是件很难索解的事。

  于是,“天花之喜”所带来的忧虑,反而搁在一边,担心的是皇帝的体质。而真正了解“病情”的,却又有难以言说的隐忧,觉得皇帝的病情,要比已知的情形严重得多,李德立如此处方,便隐然存着卸责的余地。

  这些看法,两宫太后自是毫无所闻,亦毫无所知,所看重的仍是皇帝的天花,认为危险未过,唯在普施恩泽,感召天和,犹之乎民间所说的,“做好事,积阴功,”庶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所以慈禧太后先用皇帝的名义,为自己加“徽号”,作为起端,由军机承旨,发了这样一道上谕:

  “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并荷慈怀曲体,将内外各衙门章奏代为披览裁定,朕心实深欣感,允宜崇上两宫徽号,以冀仰答鸿慈于万一,所有一切应行典礼,该衙门敬谨办理”

  紧接着又连下三道恩诏,第一道以“奉懿旨”的名义,将慧妃晋封为皇贵妃,瑜嫔、珣嫔晋封为妃。第二道是“优加赏赉内廷行走”,第一名是惇王“赏食亲王双俸”;第二名是恭王,本已赏食双俸,再赏加一分。王公亲贵之后是军机大臣,都赏戴双眼花翎;再下来是内务府大臣,或者赏双眼花翎,或者赏“宫衔”,或者两者得兼。

  之后就是“弘德殿行走”诸臣及南书房翰林,亦各蒙荣典此外“所有王公及京外大小官员,均赏加二级,京师八旗及各营兵丁,均赏给半月钱粮”。凡此都表示“行庆推恩至意”。

  第三道恩诏是惠及囚犯:

  “奉皇太后懿旨,所有刑部及各省已经结案监禁人犯,除情罪重大,及常赦所不原者外,着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酌量轻重,分别请旨减等发落。其军流徒杖以下人犯,一并分折减等完结。俾沾宽大之恩,勉图自新之路,用示子惠兆民,法外施仁至意。”

  在慈禧太后及军机大臣是如此“推恩”的想法,蒙恩的大小臣工,当然亦觉得感奋,但有些比较冷静的,却有异样的感觉,感觉不祥。因为似此普遍推恩,象是“易代”之典——新君登基,才会颁发这样的恩诏。

  除了尊崇太后,推恩臣工以外,还有对鬼神的崇功报德,在十一月初一诊断确定为天花那天起,慈禧太后就根据内务府的建议,在大光明殿供奉痘神。痘神或称“痘母”,宫里称为“痘神娘娘”,又简称“娘娘”。皇子、皇女出天花,照例要上祭,由皇子、皇女的生母行礼。这一次是天子出天花,更非同小可,最初有人翻出陈年老账来建议,说“顺治爷出天花的时节,曾经下诏,禁止民间炒豆燃灯。似宜照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慈禧太后最忌讳的,便是拿“顺治爷”来比当今的皇帝,“顺治爷”就是出天花驾崩的,如何好比?

  当初是否供过痘神,已不可考,不过供奉了“娘娘”,皇帝的天花出了出来,足见已获保佑,所以慈禧太后在十一月十二日,特地又将“娘娘”从大光明殿接到养心殿,预定供奉三天,恭送出宫。“娘娘”启驾,要用轿马,内务府弄了九副纸扎的龙船,陈设在乾清宫。在这三天之中,宫内“一片喜气”,只见到处都是红地毯、红对联。

  “圣天子百神呵护”,所以还有许多祭仪,照太监的说法,到处都有日久成精的神怪,到处在保护皇帝,自然须有酬报,上祭以外,内务府特地行文礼部,请奏请将诸天众圣,普加封号。礼部接到咨文,颇为为难,因为供例无据,事涉怪诞,但亦不便公然驳复,只有搁着不办,好在还不是出于慈禧太后的本意,搁置也就搁置了。

  到了十一月十五那天,是送圣的日子,诸王贝勒,皆有执事,一早进宫,先到内奏事处看脉案及“起居单”,李德立前一天上午的诊断是:

  “前数日痂结外剥腐烂,故用温补峻剂,令化险为平;痂疤渐红,征候大佳。惟气血不充,心肾交亏。”

  下午的诊断是:

  “除毒未清,两脉浮大,此系感凉停食之症。憎寒发热,胸堵气促,务须即解为安。”

  虽有外感,天花的症状还算是正常的。于是诸王贝勒,先赶到景山寿皇殿,侍候两宫太后行礼,递了如意。然后又赶到大清门外去“送娘娘”。

  ※※※

  慈禧太后特别礼遇“痘神娘娘”,用皇太后的全副仪驾鼓乐前导,引着九条纸扎龙船,以及无数纸扎的金银玉帛,送到大清门外,那里已预先搭好一座土坛,“龙船”送上坛去,由惇王领头行了礼,然后举火焚烧,一霎时烈焰飞腾,纸灰四散,样子很象“祖送”。

  “祖送”是大丧的仪节之一,是满俗的旧俗,称为“小丢纸”、“大丢纸”。当皇帝初崩,百官哭临,首先就是焚烧大行皇帝御用的袍褂靴帽,器用珍玩,称为“小丢纸”;到了“金匮”出宫,奉安陵寝时,仪仗中有无数龙亭,分载大行皇帝生前御用的衣物,等奉安以后,一火焚净,称为“大丢纸”。送娘娘焚烧龙船的景象,与大小丢纸,正相仿佛,因此无不窃窃私议,认为又是一个不祥之兆。

  到此只剩下三天,就过了十八天最危险的时期,上上下下都松了口气,因为最后这三天结疤落屑,实亦等于脱险了。

  奇怪的是十六那天,内奏事处既无脉案、药方,亦无起居单,而且奏事太监孟忠吉口传谕旨:“不用请安!”照这样看,竟是喜占勿药。但李德立却照常进宫请脉,然则没有脉案、药方,莫非有不便示人之处?

  他人不在意,翁同龢人最细心,看出其中大有蹊跷,颇想仔细打听一番,略想一想,觉得有两个人好找,一个是新补了内务府大臣的荣禄。从慈禧太后代阅章政、裁决大政的诏旨下达,便奉懿旨:“多在内廷照料”,是新兴的大红人之一,翁同龢跟他很谈得来,如果找到了他,养心殿是何光景,一定可以明了。无奈他奔走于长春宫、养心殿之间,一时碰不着面。

  那就只有找李鸿藻了。翁同龢还特地找个因由,翻了翻很僻的医书,抄了些痘后调养的方子,带到李家,预备请李鸿藻得便口奏。

  一见面便看出他的神色有异,眉字间积郁不开,不断咬着嘴唇,倒象那里有痛楚,竭力熬忍似的。

  等翁同龢说明来意,李鸿藻接过方子,略看一看,沉吟不语,这是根本没有心思来管这些方子的态度,翁同龢倒奇怪了。

  “兰翁!”翁同龢说:“如果不便口奏,无妨作罢。”

  “说实话吧,天花是不要紧了。”

  这一下,翁同龢立刻想到无脉案、药方、无起居单那回事,同时也惊骇地发觉自己的猜测,多半不错,果真有不便示人之处。

  “唉!”李鸿藻摇头叹息,顿一顿足说,“我竟不知从那里说起?”

  “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突起的波澜,不但万分意外,而且也令人难信。然而,不信却又不可。”李鸿藻的情绪算是平静了些,拿出一张纸来递给翁同龢说:“你看!”

  接来一看,是抄出来的三张脉案,一张是:

  “脉息浮数,痂落七成,肉色红润,惟遗泄赤浊,腰疼腿酸,抽筋,系毒热内扰所致。用保元清毒法。”

  第二张写的是:

  “痂已落、泄渐止,而头晕发热,腰腿重疼,便秘抽筋,系肾虚停食感寒所致。”

  第三张注明,是这天酉刻的方子:

  “头晕发热,余毒乘虚袭入筋络,腰间肿疼,作痈,流脓,项脖臂膝,皆有溃烂处。药用保元化毒法,另以膏药敷之。”所开的药有生耆、杜仲、金银花、款冬之类,翁同龢看完惊疑不止。

  “何以突然生了痈了呢?”他说,“莫非余毒所化?”

  “不是天花的余毒。”李鸿藻摇摇头。

  天花的余毒可转化为痈,在翁同龢从未听说过,所以当李鸿藻很吃力地透露,皇帝身上的溃烂之处,可能是梅毒发作时,他颇有恍然大悟之感。

  然而这到底是一件骇人听闻,不易置信的事,“兰翁,”他必得追问:“是听谁说的?”

  “李卓轩。”

  “他不会弄错了吧?”

  “不会的。”李鸿藻说,“这是什么病,他没有把握,敢瞎说吗?”

  “真是!”翁同龢还是摇头,“教人不能相信。”

  “我也是如此!”李鸿藻说,“夏天听荣仲华说起,不但到了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还有下三滥的地方,当时我心里就嘀咕,据李卓轩说,早在八月里就有征候了。此刻的发作,看似突兀,细细想去,实在其来有自。”

  “那么,李卓轩怎么早不说呢?”

  “他不敢。前几天悄悄儿跟恭王说了,这会儿看看瞒不住,才不能不实说。”李鸿藻又说:“其实早说也无用,这是个好不了的病。”

  “不然!讳疾总是不智之事,早说了,至少可以作个防备,也许就不致于在这会儿发作。照常理而论,这一发在痘毒未净之际,不就是雪上加霜吗?”

  李鸿藻觉得这话也有道理,然而,“你说讳疾不智,”他黯然说道:“看样子还得讳下去。”

  “难道两宫面前也瞒着?”

  “就是为此为难。”李鸿藻问,“你可有好主意?”

  “我看不能瞒。”

  “大家也都如此主张。难的是这话由谁去说?谁也难以启齿。”

  “李卓轩如何?”

  李鸿藻想了半天,也是拿不定主意,好在这也不是非他出主意不可的事,只能暂且丢开,跟翁同龢凄然相对,嗟叹不绝。

  到了第二天,下起一场茫茫大雪,翁同龢虽无书房,却不能不进宫请安。依然一大早冲寒冒雪,到懋勤殿暂息一息,随即到内奏事处去看了脉案,是跟前一天的情形差不多。由于昨天从李鸿藻那里,了解了皇帝的病情,他便不肯尽信脉案,决定到内务府朝房去看看,如果荣禄在那里,便好打听,到底被讳的真相如何?

  “别处都不要紧,就是腰上麻烦。”荣禄皱着眉,比着手势,“烂成这么大两个洞,一个是干的,一个流脓,那气味就不能谈了。”

  翁同龢听这一说,越发上了心事,愣了好一会问道:“李卓轩怎么说呢?”

  “他一会儿就来,你听他说。”

  李德立是每日必到内务府朝房的,开方用药,都在那里斟酌。这天一到,但见他脸色憔悴不堪,可想而知他为皇帝的这个病,不知急得如何寝食不安,一半急皇帝,一半是急他自己。皇帝的病不好,不但京堂补缺无望,连眼前的顶戴都会保不住。

  “脉息弱而无力。”李德立声音低微,“腰上的溃肿,说出来吓人。”

  李德立很吃力地叙述皇帝的“痈”,所谈的情形,跟荣禄所见的不同,也远比荣禄所见的来得严重,腰间肿烂成两个洞是不错,但不是一个流脓一个干,干是因为刚挤过了脓。

  “根盘很大,”李德立双掌虚圈,作了个饭碗大的手势,“正向背脊漫延。内溃不能说了。”

  “原来病还隐着!”荣禄问道:“这不是三天两天的病了。

  你是怎么治呀?总有个宗旨吧?”

  “内溃是这个样子,压都压不下去,硬压要出大乱子。”李德立茫然望着空中,“我真没有想到,中毒中得这么深。”

  荣禄和翁同龢相顾默然。他们都懂得一点病症方剂,但无非春瘟、伤寒之类,皇帝中的这种“毒”,就茫然不知了。

  “皇上气血两虚、肾亏得很厉害,如今只能用保元托里之法,先扶助元气。”

  “外科自然要用外敷的药。”荣禄问道:“这种‘毒’,有什么管用的药?”

  “没有。”李德立摇摇头:“只好用紫草膏之类。”

  谈到这里,只见一名苏拉来报,说恭王请荣禄谈事。一共两件事,一件是文祥久病体弱,奏请开缺,慈禧太后降谕,赏假三月。恭王吩咐荣禄,年下事烦,文祥又在病中,要他多去照应。这是他义不容辞,乐于效劳,而且并不难办的事。

  难办的那件事,就是前一天李鸿藻和翁同龢所谈到的难题,恭王经过多方考虑,认为跟慈禧太后去面奏皇帝所中的“毒”,以荣禄最适当,因为他正得宠,并且机警而长于口才。

  荣禄是公认的能员,任何疑难,都有办法应付,这时虽明知这趟差使不好当,也不能显现难色,坏了自己的“招牌”。当时便一口应承了下来。

  “你预备什么时候跟上头去回?”恭王问说。

  “要看机会。第一是上头心境比较好的时候;第二是没有人的时候。”荣禄略想一想说,“总在今天下午,我找机会面奏。”

  “好!上头是怎么个说法,你见了面,就来告诉我。”

  “当然!今晚上我上鉴园去。”

  照恭王的想法,慈禧太后得悉真相,不是生气就是哭,谁知荣禄的报告,大不相同。慈禧太后既未生气,亦未流泪,神态虽然沉重,却颇为平静,说是已有所闻,又问到底李德立有无把握?

  “这奇啊!”恭王大惑不解,“是听谁说的呢?”

  “我想,总是由李卓轩那里辗转过去的消息。”荣禄又说:“慈禧太后还问起外面有没有好的大夫?倘或有,不妨保荐。”“我看李卓轩也象是没有辙了!如果有,倒真不妨保荐。”

  “是的。我去打听。”

  荣禄口中这样说,心里根本就不考虑,这是个治不好的病,保荐谁就是害谁,万一治得不对症,连保荐的人都得担大干系。这样的傻事,千万做不得。

  谈到这里,相对沉默,两人胸中都塞满了话,但每一句话都牵连着忌讳,难以出口。这样过了一会,恭王口中忽然跳出一句话来:“皇后怎么样?今儿崇文山来见我,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我挡了驾。”接着加上一声重重的叹息:“唉……!”

  提到这一点,荣禄脑际便浮起在一起的两张脸,一张是皇后的,双目失神,脸色灰白,嘴总是紧闭着,也总是在翕动,仿佛牙齿一直在抖战似的;一张是慈禧太后的,脸色铁青,从不拿正眼看皇后,而且眼角瞟到皇后时,嘴角一定也斜挂了下来。世间有难伺候的婆婆,难做人的儿媳妇,就是这一对了。

  “皇后的处境,”荣禄很率直地用了这两个字:“可怜!”他说:“只要皇上的证候加了一两分,慈禧太后就怨皇后——那些话,我不敢学,也不忍学。”

  恭王又是半晌无语,然后说了声:“崇家的运气真坏!”

  “还有句话,”荣禄凑近恭王,放低声音,却仍然迟疑,“我可不知道怎么说了?”

  “到这个时候,你还忌讳什么?”

  “太监在私底下议论——我也是今天才听见,说皇上的这个病,要过人的,将来还有得麻烦。”

  果然将这种“毒”带入深宫,是旷古未有的荒唐之事,恭王也真不知道怎么说了。

  又说:“慧妃反倒捡了便宜。敬事房记的档,皇上有一年不曾召过慧妃。”

  如说慧妃“捡了便宜”,不就是皇后该倒霉?恭王也听说过,凡中了这种“毒”的,所生子女,先天就带了病来,皇嗣不广,已非国家之福,再有这种情形,真正是大清朝的气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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