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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并封之议廷臣大哗
  神宗的手札如何说法,王锡爵的密奏说些什么,虽无文献,亦可想像得之。在神宗,并封之议还算是对王锡爵“放交情”,则此时朝列有所质难,当然要责成王锡爵来应付;而王锡爵则“责无旁贷”,必定有所自辩,并坚持其原议,因而并封之旨如故。

  于是廷臣大哗,在朝房当面诘责王锡爵,大吵一架。其时有个庶吉士——会试礼部一榜、殿试午门一榜,此即所谓“两榜进士”。进士中一大部分内用部曹,外用州县;一小部分朱笔亲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肄业,表示才堪大用,责其深造。到此地步,就被艳称为“翰林”,可以公然言天下事。上书王锡爵的庶吉士名叫李腾芳,字子实,湖南湘潭人,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上书宰相,不必如后世在信封上写上“亲钧启”的字样,重重转递;亦不必顾虑不达宰相,或虽达而不得复,或得复而以“奉交下”字样开头,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他是赴朝房当面向王锡爵投书,王锡爵当场开读。

  读不到数行,王锡爵就拉着李腾芳的衣服说:“大家都骂我,都未得事实真相,而我无以自明,所以我不服。像你所说的这番话,我受教。请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王锡爵如此动容,因为李腾芳说中了他的心事;而李的论列,亦确是读书有得、深明史事的警辟之论:

  闻古贤豪将与立权谋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则不难晦其迹于一时,而终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然以公之明,试度事机,急则旦夕,缓则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迟。他日继公之后者,精诚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坏公事、隳公功,而罪公为尸谋,公何辞以解?此不独宗社之忧,亦公子孙之祸也。

  “贤豪与立权谋”这一段话,是绝好的史论。古来忠臣,相度事机,非屈身降志、“晦一时之迹”不足以斡旋大局时,常不计个人荣辱祸福,毅然自任,如我在《华阳教主》中所记,立宋高宗的吕好问,即为一例。但终得以“皎然于天下”,实非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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