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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清修《明史》的争议
  终明之世,对于建文帝未死而出亡,殆成定论,而钱牧斋于此在官史中显有牾的一大事,更煞费苦心,于不悖事实的原则下,为成祖开脱。他替山东赵士喆的《建文年谱》作序,说“唯是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因而他表而出之。“让皇帝”为南明对建文所上的尊号,肯定其“逊国”,他的“至德”不需赘述。所谓“文皇帝之心事”,照钱牧斋的说法:“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这就是说建文帝的行踪在成祖掌握之中,特意放他一条生路,而又唯恐建文帝不明他的“心事”,徒事仓皇,未能安居,所以特派胡和郑和“舍人求仙”、“舍近就远”,作为暗示。成祖有那么仁厚吗?当然不!不过钱牧斋是明朝的臣子,不如此调停其间,又如何说法?其人虽晚节有亏,在这些上面,不失史实之真,不暴君父之恶,立言得体,应该要佩服他。

  谁知这已有定论的一重公案,到清修《明史》时,忽起争论。因为康熙初年有“朱三太子”一案,以清朝的立场而言,“朱三太子”真也是假、假也是假,才可以绝明朝的遗民志士之望,而安定人心,用意与成祖之对建文相同,所以在修《明史》时,主张建文焚死之说。其时明史馆曾为此事集议辩论,大部分迫于现实,主张“存疑”,作为对新朝的让步,小部分坚持出亡之说,而认定“焚死”者,大概绝无仅有只一个王鸿绪。王是江苏松江人,康熙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曾进呈《明史稿》,即为今《明史》的蓝本;《明史稿》原为一代大史笔万季野的原作,但在王鸿绪进呈时,为阿附清廷的意旨,改动原稿,成为建文焚死,并自撰《史例议》,力辟出亡之说为妄。钱大昕撰《万先生传》,不知其中有此一番偷天换日的伎俩,误以为万季野主焚死之说,而《清史稿·儒林传》,又采钱说入传,于是而成为对万的厚诬。

  到了乾隆年间,“朱三太子”一案早成陈迹,既无顾忌,遂复其真,乾隆四十二年诏改《明史》“本纪”,建文的“书法”,重定为“棣(按:成祖名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数百年之谜,至此始正式揭出谜底。但修改过的《明史》未有通行本,目前听见,仍为乾隆四十二年的殿本。此亦是研究明史所不能不知的一番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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