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冯玉祥与郭松龄的密约，在河南的国民军并不知道；当然也不会知道直隶、热河的地盘已划归李景林这一协议，所以国民二军、三军的邓宝珊与徐永昌两部，仍着着向李景林的防区进逼；同时冯玉祥派张之江率领三旅之众在丰台待命。准备支援郭松龄的计划，亦被李景林误会为将与邓徐两军，合击会师。这一年多来，李景林饱受国民军的庄迫，至此认为忍无可忍，决心与国民军见个高下，重金礼聘德国军事顾问，在北仓一带，秘密构筑有电网与地雷的新式防御工事。
这一下，当然导致了李郭关系的根本变化，由“中立亲郭”转而为“拒冯远郭”；十二月二日发表了表明立场的通电。
他的立场是“职司守土、保卫地方，此役倘有对于直隶扰害秩序、破坏和平者，惟有率我健儿、捍我疆土，人不侵我，我不侵人。”明明白白地表示，直隶是他的地盘，不容许国民军侵入。当然，他作此强硬的表示，须有所恃，首先想到的是张宗昌，论公，直鲁唇齿相依，是一起磕过头的弟兄，所以“直鲁联军”的新番号，很快地出现了。
十二月三日，李景林所部与国民二军邓宝珊部，在直隶大城进行了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侦防战，正式开火决裂，接下来便是第二天李景林发表痛低冯玉祥的通电。同时李景林对郭松龄亦采取了行动，一面释放郭松龄交给他看管的奉军将领高维岳等人；一方面隔断了冯玉祥与郭松龄之间的通路。
这对郭松龄还不是太大的打击；打击最重的是，关东军司令白川向奉、郭双方提出书面警告，表示两军行动如果扰乱到南满铁路两旁的附属地带，及日军守备区时，关东军职责所在，必要时将采取武装行动。换句话说，郭松龄的部队，不准越过南北向的南满路及西东向的京奉路之交叉点的“老道口”，这个交叉点在沈阳以西；倘不能逾此点而东，即无法到达沈阳，无异为张作霖加上了最后的一道保障。
郭松龄当然要提出交涉。由他的驻京的胞弟郭大鸣转托黄膺白，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严重抗议，理由是过去奉军入关，都是畅通无阻；即就眼前而论，南满路向亦正在运吉、黑两省的奉军南下支援，何得独独限制郭军？这样说法，理直气壮；芳泽表示，果真郭松龄能打过辽河，乘胜往沈阳追击，应该没有问题。
问题是郭松龄能不能打过辽河？张学良集结残部，在锦州拒郭的一战，打得并不好，只靠率部退过大凌河时，破坏了铁桥，暂时阻遏了攻势，未来情况如何，颇为难说。因此张作霖特地于十二月八日，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局势。
通盘检讨下来，仍旧大有可为：第一、有关东军帮忙；第二、李景林态度转变，尤其是李景林与国民军已经开火，如果直鲁联军能够击败国民军，必然挥师山海关，自郭军后路逆击，郭松龄有天大的本事，亦难逃束手就擒的命运；第三、郭军仓猝出关，冬天的装备不够，北国冰封，天气严寒，大大影响了郭军的战斗力及士气；第四、京奉路的铁轨，破坏得很厉害，郭军工兵团，修一段走一段，进展很慢，最狠的一着是，张学良接受了他的好友，也是英文老师，任职京奉路局的英国人爱尔顿的建议，将沿线水槽完全破坏，火车行驶全靠水火相济，缺水跟缺煤同样动弹不得；拉民亻夫挑水，费时费事，自然限制了部队的行动；第五、吴俊升的骑兵，虽以中东路的俄国人，间接响应郭松龄，拒绝载运，但已入吉林然挑南，正越过科尔沁大草原，兼程南下，“黑龙江马队”，自乾隆年间的海兰察，一直到清末的僧格林沁，赫赫有名，这支生力军一到，可使战局改观。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张学良个人的号召。郭松龄回师出关，是打的张学良的旗号，而正面抗拒的正是张学良本人。这一来郭松龄便变成师出无名了。而旦，张学良驭下有恩；郭军将士，愈逼近老家，便愈觉得自己的行为合不合中国军队传统中所强调的“忠义”二字？因此张学良在前线喊话的效果很大，郭部团长以上的军官几乎个个在军用电话中，与张学良诉道衷曲。只要时机一到，楚霸王四面楚歌、兵败孩下的故事，立即可以出现在郭松龄的身上。
因此，在这一次军事会议中检讨下来，重新鼓舞了奉军的信心，决定整兵再战，全部兵力计有张作相所部两万八千；游金纯军八千；汤玉麟四千；张学良的总预备一万，合计五万人。主要装备有野炮一百门。作战方针是坚守辽河，以待局势的变化。张学良除在辽河左岸，筑了一道一英里长的战壕以外，另外修筑了一条接连京奉路的轻便轨道；他的司令部就设在装甲火车中。
在内外各种因素牵制之下，郭松龄竟有些举棋不定了。本来他的左翼已占领了营口，如果由张作霖的老家海城北上，经辽阳，柑沈阳之背，出这一支奇兵，以张作霖的后防空虚必然震动，可以导致其崩溃。但郭松龄顾到，第一、路程较远；第二、这条进攻路线正沿着南满铁路，可与关东军发生冲突——他新请到的秘书长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可能提出与关东军冲突，十分不智，主张循外交路线，取得日本谅解的建议，因而在军事上，失去了制先的机会。
见此光景，反而促成了日本军方见机而作，准备打落水狗的计划。其时沈阳人心浮动，老百姓纷纷避难，西关的火车站中，挤满了老弱妇孺，张作霖每天开会，除了大骂“郭鬼子”、“小六子”以外，束手无策。于是在辽阳的关东军进驻沈阳，派出部队在沈阳八个城门口站岗，代为维持秩序。
这样到了十二月十五日，日本方面有了新的行动，一方面在朝鲜日军有一部分渡鸭绿江，向奉天移动；另一方面，关东军司令白川，派了一个叫安河内的中佐，向郭松龄的外交代表齐世英，提出了第二次警告，南满铁路两侧二十华里，亦即十二公里以内，两军不得交战。
这是不平等条约上所规定的，日军从来没有执行过；一旦执行，对郭松龄构成了严重的抵制，因为自南而北的公路，是与南满路平行的。郭松龄无法利用这条公路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但郭松龄仍旧相信芳泽谦吉的话是有效的，只要奉军一垮，“乘胜追击”，通过南满路不成问题。事实上，他亦只有这条路好走，因此，集中五万兵力，野炮二百四十门、迫击炮一百五十门、重机枪一百五十挺，沿京奉线由沟帮子、大虎山一直开到巨流河西岸的新民屯，与张学良指挥的守军，隔河对峙——这一仗打起来，是一场其硬无比的歼灭战。
不过，这只是郭松龄的想法，他的部下并不同心。其时他的部队中，已流传了一句口号：“吃老张家的饭，不打老张家。”同时郭部高级将领，邹作华、高纪毅、张振鹭、刘伟、范浦江等人，在新民屯透过奉天总领事古田茂所派的代表，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甚至还利用日本的通讯设备，将郭松龄的部署通知了张学良。
在战线上，郭军高级将领，自亦有很“实惠”的支援行动，最明白的一个现象，由河面打过来的炮弹，落地不爆炸；当然是指挥炮兵的邹作华动了手脚，将炮弹的引信秘密拆除，或者把螺丝松开，引信与炮弹的接触不良，自然无法引爆。
话虽如此，张学良还是一步也不敢放松，连官长都抬了机关枪上前线。其时巨流河已经结冰，怕郭军履冰而过，直扑十里以外的沈阳，所以士兵除白天作战以外，晚上还有一个任务便是用铁铲凿冰，使河面的坚冰，不至连成一片；沈阳城内每家皆备的铁铲，一齐都被征用。
这样到了十二月甘一日，吴俊升所派援兵的先头部队，骑兵四团由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率领，星夜急驰长驱南下，侧击东西对峙的郭松龄，而且目标对准新民西南的白旗堡，打算截断郭松龄的归路。
这就到了郭松龄唱“霸王别姬”的时候了。二十二日晚上，他在一家粮店召开军事会议，表示将亲上前线督战，作背城借一之计。出席的高级将领，个个面现疲惫之色，有的瞠目不语；有的索性低下头去，仿佛倦极入梦。见此光景，郭松龄长叹一声，宣布散会。壁上的挂钟，嘡嘡地打了十二下，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
会后郭松龄接到密报，他的部下由参谋长陈在新出面，代表邹作华、高纪毅等人，正式经过新民日本领事分馆向奉天接洽投降，提出的条件是：第一、赦免郭松龄；第二、保护投降者的生命财产。新民分馆通知了总领事吉田茂，他亲自向张作霖接头，得到的答复是：第二条接受；第一条拒绝。理由是奉军的将领反对。
郭松龄发觉已为部下出卖，就只能私下逃亡了。新民是七路交会的要冲，正东，越巨流河经张学良司令部所在地的兴隆店，而达沈阳；这条路郭松龄想走而走不通，自然不必再谈。东南也是越巨流河，经大民屯至辽阳，亦无从考虑；西南到白旗堡，变成自投罗网。他唯一能走一条路是沿着巨流河西岸往南，希望能与占领营口的部队会合，性命可以保住一半。
依照郭松龄的意思，打算骑马逃走，但韩淑秀不会骑马，他又不忍抛弃夫妇兼“同志”双重身分的结发之妻。仓猝间只好弄来一辆大车，连同林长民、饶汉祥，一起在凌晨二时，于大雪纷飞中，匆匆上路。
这时，军用电话中传来天津的消息：十二月十八日，张之江下奇$%^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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