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为中央接收铺路。
到了10月里，汪精卫自知为日无多，决定留下一篇最后的文章；但已无法书写，只能口述，由陈璧君纪录。
就在这时候，小矶国昭突然来探病，事实上是来”送终”。汪精卫觉得这个机会必须把握；他要把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向这个已在求和的日本首相作最后的”奋斗”。
“首相先生，”他说：“关于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问题，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愿望，中日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你们现在所作的努力，完全是白费气力。”
小矶听了这话，闭上眼作了有两三分钟的考虑，然后睁开眼来，以郑重的语气答说：“我可以负责奉告主席阁下，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应该有变更的余地。但是变到什么样子，完全视乎在谈判时，对于解决中日共同利害问题的谈判而定。此刻，我无法作任何预测。”
小矶等于来替汪精卫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满洲国”成立以来，日本的军部也好，内阁也好，在这个问题上，从没有让过步，即使是9月17日的”御前会议”，对于对华谈和的条件，仍然坚持”满洲国”的”现状不得变更”。可是终于有”改变的余地”了！纵或小矶的话中暗示”改变的余地”极其有限，或者需要中国在另一方面作极大的牺牲，以为交换；但毕竟是一项原则的打破，有了一个起点，就能站住脚，逐步推进，不难达到恢复原状的终极目标。
因此，汪精卫便有了一段比较能自我鼓舞的《最后之心情》。他在题记中说：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西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誉正，交专人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兆铭没后二十年发表。
所谓”适当时间”是何时，汪精卫自己都说不上来。但《最后之心情》显然已与离开重庆时所抱的失败主义大不相同；一开头就说：“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以解东方日本之威胁，隐以弱我国本。为苏俄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不但心情改变，立场亦已不同，隐隐然赞成与英美同盟而抗战了。接下来正好谈到发起和平运动的原始动机。
开头一段话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场。不但他也承认，”脱渝主和”是”与虎谋皮”，目的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又说。”即将来战事敉起，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本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
这是指”维新政府”、”临时政府”而言，在后面还有一段解说；蒋委员长”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用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
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梁鸿志、王揖唐辈，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
这又是反共的进一步引申，如果蒋委员长一有言和的表示，延安的共产党，立即就会展开猛烈地攻击，”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虽是表功之语，多少也是实情。
汪精卫也知道，他的”脱渝主和”是”行险侥倖”或者”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不过他是这样想：国际情势演变，已至千钧一发的局面，此时不赶紧想办法，将来”内外夹攻”，更艰险，更不忍见的局势发生，也许想要”自为之谋而不可得”。所谓”内外夹攻”是指延安的共产党将于战争中扩大。在那个时候来说，也许高估了延安，但不能不说他也是一种看法。
接下来，汪精卫说他近年来的主张是：“说老实话，负责任。”他的”老实话”是”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痛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起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
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21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几年来以”跳火坑”自誓；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这两段话，说得少气没力，还不如不说。但以下有段话，却很动听：“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品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
由于汪精卫对日本的战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虽认为必败于美国的”海空两权”，但却用了”摇瞻”的字样；即是”遥瞻”，还来得及补救，”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提到国父的主张，正好顺便表白，他说：“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同时，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本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至于他的”政府”突然”对外宣战”，亦知”贻笑外邦”？殊不知”强弱之国，万无同尽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汪精卫说他是利用这种情势，作为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接着便谈到”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终告实现，这是他可以引为快慰之事。当然，这是他的仆人之谈；因为他不会不知道美国与中国谈判重订”平等新约”，日本便不能不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
由此，汪精卫检讨了他的对日交涉，虽是”与虎谋皮”，却有两方面可谈。
一是”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无伤于渝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
二是民国21年淞沪协定签订时，他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欺，至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精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着错，满盘输，到此亦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难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喘息之机”；他说：“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岂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说：“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这是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口，只好说是他的求和，是为求得强邻压境的”喘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汪精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这是很含蓄的话，意思是只不过想将英美势力逐出东亚而已。却又不便明说；因为一说明了，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出的中日美三国联盟的主张，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补过之道，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复地区；首先着眼于华北五省，说”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他这个决定，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用他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实现重点驻军”的目的，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汪精卫在最后一段中，竟发出了对延安的警告：“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即指延安而言。最后对于他认为仍是”同志”的”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对日本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
陈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样，质直勉强，自以为是，本不宜曲曲传达汪精卫幽微复杂的心情，所以这篇纪录，在汪精卫很不满意，觉得许多地方，言不达意；不过他已无力删改，只由护士扶持着，草草写下了题目《最后之心情》，并签了”兆铭”二字。
病况由于咳嗽频仍，而益形恶化，汪精卫的咳嗽起于夏天，同住在病房中的陈璧君，肥胖怕热，白天不必说，晚上亦非开窗不可；她还振振有词地说：“病房要空气流通。”那知夜凉如水，在她好梦正酣时，汪精卫却因风寒侵袭，立刻就发烧了。不知是畏惧，还是出于爱意，他始终不肯说破，他的感冒咳嗽是由于陈璧君开窗睡觉的缘故。
咳嗽影响睡眠，体力越发衰颓；不过医疗服务周到，估计还可以拖一段日子。不道11月初九那天，美国飞机空袭名古屋，发布的警报，一开始就是短促而接连不断的紧急警报；护士长慌了手脚，找了几个人来，连人带病床推入电梯，直降地下防空室。
在名古屋，那时已是严冬。地下室阴凝酷寒，常人身处其中，已难忍受，何况以汪精卫久病垂危之身？加以电梯上下，病床进出，七手八脚，受了震动；所以汪精卫当时就已面无人色。
等空袭警报解除，送回病房；汪精卫呃逆不止，病情剧变。接着是发高烧。彻夜急救，始终并无气色；第二天上午6点钟，烧到41度，脉搏每分钟120几跳，呼吸困难陷于半昏迷状态；到得下午4点多钟，终于咽气，送终的是陈璧君和他的小儿子文悌。
从这时候开始，陈璧君就除了子女以外，什么人都看不顺眼了。11月12那天，遗体由专机”海鹣号”送回南京，下午5点钟到达明故宫机场；机门开处，一身黑色丧服的陈璧君首先出现；在场的汪政府要人一看，都打了个寒噤，因为陈璧君的那张寡妇脸，不但难看，而且可怕，凡是接触到她视线的，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她在指责：“汪先生是死在你手里的！”
因此，从陈公博以下，一个个戒慎恐惧。当晚移灵到汪政府大礼堂；预先布置好的停灵位子是横置的东西向，此名为”如意停”，较之直置的南北向来得合理。但陈璧君一见便大发雷霆。
“这是谁出的主意？”她大声吼道：“汪先生的遗体自然要正摆；这像什么样子？重新摆过。”
这”重新摆过”就费事了，因为由横而直所占的空间不同，灵帏、灵桌都要重新悬挂挪动。忙了个把钟头，陈公博才能领导行礼，完成”魂兮归来”的迎灵式。
到得第二天中午，重新大殓，组织治丧委员会。陈璧君又有意见，嫌名称太平凡，改为”哀典委员会”，陈公博是”委员长”；下设3名”副委员长”：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谊。但实际上是陈璧君在发号施令；她就住在大礼堂左侧的”朝房”，整日进进出出，事无大小，无不要过问；而且一开口不是责备，就是讥讽，以致于人人敬而远之——唯有一个人逃不掉，就是褚民谊；因为他跟汪家是至亲，”哀典委员会”就推他当”联络官”，有什么决定，由褚民谊去向陈璧君接头请示，以致挨骂的机会特别多。因此，汪精卫之死，看起来最哀泣的不是陈璧君，而是褚民谊。
陈璧君又下令”哀典委员会”，开了一张守夜陪灵人员的名单，党方”中委”以上，政府”部长”以上，分班轮流，从黄昏到黎明，一共分做三班。第一班比较轻松；第二班也还好；第三班就是医院里所说的”大夜班”，从凌晨两点到6点，时逢隆冬，严寒砭骨；”中委”、”部长”的少壮派都吃不消，何况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头？但懔于陈璧君的雌威，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
即令如此，陈璧君还不满意，半夜里都会起来”查勤”，看到轻声闲谈，立刻双眼一瞪；遇到打瞌睡的，上前一推，大声叫醒：“起来、起来！”
最不合道理的是，丧家半夜不招待陪夜的人吃点心，还倒罢了；自己带了食物来果腹，她居然亦会站在那里，冷眼看人进食。这一来还有谁能下咽？
最倒霉的是丁默邨，他的身体早为酒色掏空了，格外怕冷；带了床毛毯盖双腿，她毫不客气地上前说道：“汪先生一生为了国家，死亦不怕；你们只陪了一夜灵，都要讲究舒服；要舒服，索性不要装模作样了，何不回到公馆里去纳福。”
丁默邨勃然大怒，真想跳起来指着陈璧君的鼻子骂：“汪先生一生就害在你手里！如果不是你蛮不讲理，一意孤行，汪先生是读书人，何至于朝秦暮楚，出尔反尔，到头来一事无成，身死异域，还落个汉奸的名声！”
但看到陈璧君200磅的”福体”，自顾鸡肋不足以当她一巴掌，只好忍气吞声，挨她一顿训。
在汪精卫未死以前，就私下谈过汪政府的继承人问题。广东人骂败家子，称为”二世祖”；意思是像秦始皇一样，想传万世于无穷，结果是老子业，儿子败家，只得二世。所以有个广东籍的官儿，说了一句隽语：“谁来继承，都是二世祖”。
这个汪政府的”二世祖”，一般来说，都认为理当属诸陈公博；而且陈璧君又带来了汪精卫的遗命，希望陈公博以”国府主席”驻华北；周佛海担任”行政院长”，负责京沪一带的秩序。更使得他无可推诿。但是，陈公博另有想法。
原来从汪精卫赴日就医以后东南地区包括已沦陷的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各城及膏腴之地，与仍为政府所属的浙东、苏北等地，一度出现了非常危险的情势。在东条内阁末期，为了想在战局上打开一条出路，真如困兽之斗，丧失了理性……。
此外，从延安方面辗转来了个情报，说中共决定以苏北的阜宁为第二根据地。这个情报所显示的意义是，日本战败后，苏北势必为中共所夺得；如果美军登陆日本，日本展开”本土决战”，抽调侵华日军回国，亦会形成中共与国民政府的激烈冲突。陈公博在离开重庆时，留呈一封信给蒋委员长，自誓必照”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原则去从事”和平运动”。为了实践他的誓言，同时为了补过，也为了不负汪精卫的托付，他觉得在这方面，他应该挑起这副千斤重担。
但是，汪政府的武力实在有限，只有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项致庄改编李明扬旧部，并合并一些杂牌部队，整训的两个”军”。这些部队为日军司令部以”分防”为名，拆散了单摆浮搁，不但缺乏集训的机会，而且大部分为共军所包围。
此外还有三个”警卫师”，第一师留守南京；二三两师，亦是分防各处，待遇微薄，开小差的很多。陈公博经过多次”参谋会议”以后，决定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在这个区域内部署防共的军事措施。首先将江苏、浙江、苏北诸地区的”地方长官”一律换作军人，江苏是任援道，浙江是项致庄，苏北是孙良诚。
就在命令发表的那天，陈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个”高级将领会议”，陈公博在报告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以后，慷慨陈词：“日本不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日本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
接着，陈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计划：第一、孙良诚在河南的部队，带致苏北；第二、项致庄在苏北所训练的3个师，调浙江，因为浙江只有”第一方面军所派的一个师；第三、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第四、上海由周佛海的”税警团”和”保安队”负责；第五、将3个”警卫师”集中南京，由陈公博亲自指挥，清剿茅山的共军和土匪，打破中共的”三山一湖”计划，同时防备共军渡江。
在汪政府中人看，小矶内阁出现，阻遏了少壮军人左倾现象，是件可喜的事；但特派参谋次长柴山到南京，带来东京直接向重庆谋和的5条件，则不免有秋扇捐弃的悲哀。陈公博的下意识中也有这样的情绪；但为理智所掩遮了。因此，当讨论继承”国府主席”人选时，虽然他被认作”责无旁贷”，但却一直说是”佛海比我适当”。因为他有个想法，如果东京跟重庆谈判成功，南京的”国民政府”不如自己先解散；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这一天，论公，以非”主席”的地位作此提议，比以”主席”的身分作此宣布在措词上比较可以畅所欲言，易于邀得同情；谈私，不是”主席”对解散的悲哀，可能会轻得多。
这种微妙曲折而复杂的心情，是没有人能够体会的；因此，终于一致压力，于汪精卫下葬梅花山的前3天，三十三年11月20日，就任”国府主席”，而且只是”代理”；跟汪精卫初期”代理”的意义一样，表示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府主席还都，国家复归统一。
因此，他在接事当天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
一切的发展，都指向一个再麻木不仁的人也能觉察到的趋势：快天亮了！
天亮了另是一番局面，对于守着漫漫长夜的人，自然大感鼓舞：但在黑暗中活跃过的人，却大起恐慌。有些人早就在寻庇护之路了；而有些人自觉无路可走，不如听天由命，因此发展此一种世纪末的颓废的倾向。加以物价暴涨、币值暴跌，一日数变；因而普遍流行着一个观念：钱，越早用出去越便宜。这样，原本纸醉金迷的上海，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高度畸形繁荣；但不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在朱门之中，亦有禁不住这畸形繁荣的冲击，终于倒了下去的——赫赫有名的”耿秘书”就是如此。
耿绩之看不清那种畸形繁荣，只是一种人心虚脱而造成的幻象，更不明白”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道理，只觉得”素富贵行乎富贵”，要不改常度才够味道。所以虽已外强中干，仍然照畸形繁荣的水准，在劳尔东路一号设立了一个私人俱乐部，酒食肴馔，无一不精；服务供应，无所不有，而只要是他的朋友，能够踏得进去，一切免费。
最大的一个漏洞是，他做包赔不赚的头家。每晚有四五桌麻将，以黄金计算，八圈的输赢，最少也得两根条子；多则没有限制，有人四圈不开和，输了600两金子。
赌局终了，帐房照筹码记帐，赢家第二天上午取现；输家如果不见人面，由他代赔。于是，耿家在松江的附郭良田；在上海的整条弄堂，就这样逐次出手了。
到汪政府收回租界，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陈公博很想利用他在旧法租界的关系，派他当区长，结果只当了一名处长，因为有人中伤，说他原就抽头聚赌，一当区长就更方便了。
这对耿绩之的打击很大，因为当时有一副谐联，为人传诵：“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所谓五官指五官等，陈公博的”立法院长”的选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是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而”区长”则在荐委之间。读了这副对联，接下来往往批评陈公博，不该再兼”第八区区长”，忒嫌揽权。如果有人为陈公博辩护，说法租界情况复杂，没有人拿得下来；熟于法租界一切的人就会反驳：从前历任上海市长，都靠耿绩之跟法租界打交道；莫非如今法租界收回来了，耿绩之对法租界的复杂情况，反而吃不开，拿不下？决无此事！为什么不叫耿绩之当区长？
话说到此，无辞以对；那就只有一个结论；耿绩之不是在法租界吃不开；是在陈公博、周佛海面前吃不开。这一来，最直接的影响是，耿绩之在经济调度上，大感困难：新债借不动，旧债又来逼，双重夹攻，很难招架了。
于是耿绩之不能不另外”动脑筋”。这当然动做生意的脑筋；而以他的个性，生意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大生意。便有他的一个帮闲朋友替他出了个主意。
此人叫白乾靖，有两个外号都是由他的名字上谐音而来的。他能言善道，足智多谋，但奇懒无比，坐而言不肯起而行，因此为人唤做”不前进”。
还有个外号就更不高明了，做事拖泥带水不干脆；银钱出入，更是不清不楚，所以又叫”不干净”。他跟耿绩之说：民以食为天，当今凡与民生有关的，都是大生意；私盐越禁越好卖，所以凡是统制的东西，最容易赚钱。耿先生，你跟三老都是老朋友；找袁复老在米粮统制上动个脑筋，比什么都好！”
耿绩之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决定去找”袁复老”——小报上称之为”上海三老”之一的袁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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