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为瓦格纳所痛恶的都城里是不得人心的。瓦格纳在一八七○年所著的《贝多芬评传》中有言：“维也纳，这不就说明了一切？——全部的德国新教痕迹都已消失，连民族的口音也失掉而变成意大利化。德国的精神，德国的态度和风俗，全经意大利与西班牙输入的指南册代为解释……这是一个历史、学术、宗教都被篡改的地方……轻浮的怀疑主义，毁坏而且埋葬了真理之爱，荣誉之爱，自由独立之爱！布鲁克纳（1824—1896）与雨果·沃尔夫（1860—1903）皆为近代德国家大音乐家。勃拉姆斯在当时为反动派音乐之代表。他抓住可以离开维也纳的每个机会；一八○八年，他很想脱离奥国，到威斯特伐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里去。热罗姆王愿致送贝多芬终身俸每年六百杜加（每杜加约合九先令），外加旅费津贴一百五十银币，惟一的条件是不时在他面前演奏，并指挥室内音乐会，那些音乐会是历时很短而且不常举行的。贝多芬差不多决定动身了。热罗姆王为拿破仑之弟，被封为威斯特伐利亚王。但维也纳的音乐泉源是那么丰富，我们也不该抹煞那边常有一般高贵的鉴赏家，感到贝多芬之伟大，不肯使国家蒙受丧失这天才之羞。一八○九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太子，洛布科维兹亲王，金斯基亲王，答应致送他四千弗洛令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国。弗洛令为奥国银币名，每单位约合一先令又半。他们说：“显然一个人只在没有经济烦虑的时候才能整个地献身于艺术，才能产生这些崇高的作品为艺术增光，所以我们决意使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获得物质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发展的阻碍。”
不幸结果与诺言不符。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从一八一四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口味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所趋的是罗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罗西尼的歌剧《唐克雷迪》足以撼动整个的德国音乐。一八一六年时维也纳沙龙里的意见，据鲍恩费尔德的日记所载是：“莫扎特和贝多芬是老学究，只有荒谬的上一代赞成他们；但直到罗西尼出现，大家方知何谓旋律。《菲岱里奥》是一堆垃圾，真不懂人们怎会不怕厌烦地去听它。”——贝多芬举行的最后一次钢琴演奏会是一八一四年。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二，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四，洛布科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受贝多芬题赠作品第五十九号的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举办了最后的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失和。同年，贝多芬的兄弟卡尔死。他写信给安东尼·布伦塔诺说：“他如此地执着生命，我却如此地愿意舍弃生命。”从此他孤独了。此时惟一的朋友，是玛丽亚·冯·埃尔德迪，他和她维持着动人的友谊，但她和他一样有着不治之症，一八一六年，她的独子又暴卒。贝多芬题赠给她的作品，有一八○九年作品第七十号的两支三重奏，一八一五至一七年间作品第一○二号的两支大提琴奏鸣曲。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聋了。丢开耳聋不谈，他的健康也一天不如一天。从一八一六年十月起，他患着重伤风。一八一七年夏天，医生说他是肺玻一八一七至一八年间的冬季，他老是为这场所谓的肺病担心着。一八二○至二一年间他患着剧烈的关节炎。一八二一年患黄热玻一八二三年又患结膜炎。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还。最早的谈话手册是一八一六年的。值得注意的是，同年起他的音乐作风改变了，表示这转折点的是作品第一○一号的奏鸣曲。贝多芬的谈话册，共有一一○○○页的手写稿，今日全部保存于柏林国家图书馆。一九二三年诺尔开始印行他一八一九年三月至一八二○年三月的谈话册，可惜以后未曾续樱关于一八二二年《菲岱里奥》预奏会的经过，有申德勒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按。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乌姆劳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说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罢，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去；进去，一动一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申德勒从一八一四年起就和贝多芬来往，但到一八一九以后方始成为他的密友。贝多芬不肯轻易与之结交，最初对他表示高傲轻蔑的态度。
两年以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挥着（或更准确地，像节目单上所注明的“参与指挥事宜”）《合唱交响曲》时，即《第九交响曲》。他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让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素，一八二五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和的时候，琴键不曾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
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余的人类隔绝着，参看瓦格纳的《贝多芬评传》，对他的耳聋有极美妙的叙述。他只有在自然中觅得些许安慰。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惟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生活。他爱好动物，非常怜悯它们。有名的史家弗里梅尔的母亲，说她不由自主地对贝多芬怀有长时期的仇恨，因为贝多芬在她儿时把她要捕捉的蝴蝶用手帕赶开。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
他的精神的骚乱在自然中获得了一些苏慰。他的居处永远不舒服。在维也纳三十五年，他迁居三十次。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一八一八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做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说：“作品第一○六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施波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为了靴子洞穿之故。路德维希·施波尔（ＬｕｄｗｉｎｇＳｐｏｈｒ，1784—1859），当时德国的提琴家兼作曲家。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钱。《Ｄ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贝多芬写信给凯鲁比尼，“为他在同时代的人中最敬重的”。可是凯鲁比尼置之不理。凯氏为意大利人，为法国音乐院长，作曲家，在当时音乐界中极有势力。他全部美妙的奏鸣曲——每曲都得花费他三个月的工作——只给他挣了三十至四十杜加。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一项，列在全集内的即有三十二首之多。加利钦亲王要他制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一三二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泪写成的，结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把贝多芬煎熬完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因为他的兄弟卡尔于一八一五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心坎间洋溢着的温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这儿又是残酷的痛苦等待着他。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替他不断地供给并增加苦难，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那个不入流品的弟妇争他的小卡尔，他写道：“噢，我的上帝，我的城墙，我的防卫，我惟一的托庇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使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的苦痛，你是鉴临的。他写信给施特赖谢尔夫人说：“我从不报复。当我不得不有所行动来反对旁人时，我只限于自卫，或阻止他们作恶。”请你听我呀，我不知如何称呼你的神灵！请你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之中最不幸的可怜虫。”
“噢，神哪！救救我罢！你瞧，我被全人类遗弃，因为我不愿和不义妥协！接受我的祈求罢，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我的卡尔一起过活！”然后，这个热烈地被爱的侄子，显得并不配受伯父的信任。贝多芬给他的书信是痛苦的、愤慨的，宛如米开朗琪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动人：“我还得再受一次最卑下的无情义的酬报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罢！一切公正的人知道这回事以后，都将恨你……如果连系我们的约束使你不堪担受，那么凭着上帝的名字——但愿一切都照着他的意志实现——我把你交给至圣至高的神明了；我已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审判之前……”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三四三。
“像你这样娇养坏的孩子，学一学真诚与朴实决计于你无害；你对我的虚伪的行为，使我的心太痛苦了，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跑到千里之外，远离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和这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下面的署名是：“不幸的是：你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见诺尔编书信集三一四。
但宽恕立刻接踵而至：
“我亲爱的儿子！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用虚伪来报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样，那真是何等丑恶何等刺耳！这个并不缺少聪明的侄儿，贝多芬本想把他领上高等教育的路，然而替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之梦以后，不得不答应他去习商。但卡尔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务。
由于一种可悲的怪现象，比人们想像中更为多见的怪现象，伯父的精神的伟大，对侄儿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使他恼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下流”；这种可怕的说话，活活显出这个浪子的灵魂。他甚至在一八二六年时在自己头上打了一枪。然而他并不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之送命：他为这件事情所受的难堪，永远无法摆脱。当时看见他的申德勒，说他突然变得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精神崩溃，没有力量，没有意志。倘卡尔死了的话，他也要死的了。——不多几月之后，他果真一病不起。卡尔痊愈了，他自始至终使伯父受苦，而对于这伯父之死，也未始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竟没有在常——几年以前，贝多芬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没遗弃我。将来终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然而替他阖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称为“儿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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