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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同学聚会
参加小学同学聚会的前一个晚上,我几乎彻夜睡不着觉。四十五岁以后,本来我就增添了失眠的毛病,加上从未参加过同学聚会,兴奋和期待将我的睡意绞杀得无影无踪片甲不留。临近六点时,我迷迷糊糊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做的还都是和同学聚会有关的梦,乱七八糟。由于是周末,曲斌和曲航起得比平时晚,而且我家的规矩是周末休息日不吃早饭,因此我可以先占据厕所。

  我大便时看曲斌昨天从工厂带回的报纸。自从我失业离开工厂,同时也失去了看公费报纸的权利,曲斌就力所能及地将他的班组被工友看过一遍的报纸拿回家给我看。由于工厂想将公报据为己有的人不在少数,曲斌每周只能抢到一两次。我一边拉一边看报,当我翻到第三版时,我看到了胡敬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整一版,题目是《论防范金融风险》。我每次看胡敬的文章都有一种感觉:他使用的这些字是一个老师同时教我们的,怎么他就能利用这些字为自己和社会谋利益,我却不行呢?

  我狼吞虎咽将胡敬的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直到曲斌来敲厕所的门。我得承认,知道自己一会儿能见到胡敬时看他的文章,确有亲切感。

  我出门前,被丈夫和儿子从头到脚审查了一番。

  “妈穿上爸的这件衣服还真是不错,如果头发全是白的就更派了。”曲航说。

  “裤子差点儿。” 曲斌说。

  “吃饭是围坐在餐桌旁,看不见裤子。”我说。这是我最好的一条裤子。前年花18元在地摊买的。

  “爸,从咱家骑车到黄帝酒楼多长时间?”曲航问曲斌。

  “一个小时。”曲斌说。

  我们家没人知道黄帝酒楼的位置,我们从没在餐馆吃过饭。曲斌昨天下班后,专门去黄帝酒楼给我“踩道”。回家后,曲斌给我画了从我家到黄帝酒楼的路线图。

  “现在是十点半,我该走了。”我看表,说。 

  “太早了。”儿子说。

  “早点儿也好,骑慢点儿。”曲斌说。

  我拿上自行车钥匙,准备出门。

  “你带了多少钱?”曲斌问我。

  “五元。”我说。

  “怎么也得带十元。”儿子说。

  “带上五十元。”曲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我。

  “带这么多钱干什么?这是咱们家几天的伙食费?”我不接钱。

  “我知道你不会花,但一定要带。”曲斌说。

  我接过我们家的巨款,小心翼翼装进内兜。

  我在丈夫和儿子的瞩目下离开家,我不是去参加聚会,而是乘坐时间隧道光速列车返回童年。

  我骑着那辆跟了我十年侥幸没丢的自行车前往黄帝酒楼。据说,骑了十年还没丢的自行 车完全可以申报吉尼斯中国区世界纪录。曲航已经丢了三辆自行车。对于我们家来说,丢自行车等于别人家丢汽车。

  我和机动车行驶在同一条马路上,我口无遮拦地将机动车排出的废气吸进自己的肺部。

  我的心情很好,我清楚我不是往黄帝酒楼骑,我是往童年骑。我想见我的小学同学,我知道那是激动人心的场面,每个同学的脸都是沧海桑田。

  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对于我已经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最近我的左腿膝盖时常莫名其妙地疼痛,好像只能弯曲不能伸直,伸直了就疼。我从43岁以后,身体的一些零件就开始怠工,进入更年期后,它们甚至联手向我示威,还组织了工会和我谈判,当然这是我的比喻。我现在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还有听众,我得感谢你听我说话。我脑子里诸如身体零件组织工会向我摊牌这样的奇怪念头不少,但我从不向别人包括家人说。还是那句话,我没有说这种话的资格。看书多的人爱胡思乱想。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以把看书后获得的胡思乱想转变成财富,而像我这种人,要么清楚地知道自己只能想,不能说出口,要么被别人当精神病看待。发言权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有声带就有发言权。

  我骑到黄帝酒楼时,时间是差十五分钟十二点。黄帝酒楼外观很气派,仿古建筑将中国帝王的封建形态体现得淋漓尽致,两只面目狰狞的石狮子把持着酒楼的大门,它们脸上没有丝毫因自己的石狮祖先把不住国门而内疚的表情。

  我寻找能够安全停放自行车的地方。看来到黄帝酒楼吃饭的人以开车的居多,酒楼的门外有面积不小的机动车停车场,但没有存放自行车的地方。我看见黄帝酒楼旁边的一家超市有收费自行车存放处,我将自行车停放好。

  黄帝酒楼门口站着两位身穿古代服装的现代小姐,她们的脸上挂着职业微笑。

  我看到出入酒楼的人穿着都比较考究,我低头审视自己的衣服,反差确实存在。 

  我苦笑着摇摇头,朝黄帝酒楼金碧辉煌的大门走去。

  两位古装小姐同时向我行礼:“您好!请问您是用餐吗?”

  我说:“我是参加同学聚会……”

  我还没说完,门里边的一个中年男子闻声出来对我说:“你是欧阳宁秀?”

  我点头。

  “我是吴卫东呀!真的不敢认了!”吴卫东伸出手,热情地和我握手。

  吴卫东的变化很大,和小时候判若两人。如果这之前我和他在街上相遇,我们绝对不会认出对方。

  “欧阳!我是米小旭!”米小旭从吴卫东身后冒出来,她拉着我的手不放,“你还是小时 候的样子,不显老。”

  “我还不老?”我说。见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小学同学,我很激动。

  吴卫东对米小旭说:“小旭,你带欧阳去紫禁城,我在这儿迎他们,还有四个人没来。”

  米小旭拉着我的手往里走,我看见单间的门口都有名称,什么景山,什么团城,全是和古代帝王的建筑有关的名称。

  “厕所在哪儿?”我问米小旭。过四十六岁后,我小便的次数明显增加。

  “跟我来。”米小旭带我去厕所。

  一进厕所我就呆了,这哪里是厕所,分明是宫殿,我还是头一次进这么豪华的房间。一名中年女侍向我鞠躬。 

  “去吧。”米小旭指指里边的几扇门对我说。

  我拉开其中一扇门,紫红色的马桶端庄地坐在那儿。我回身关上门,听着舒缓的音乐,闻着淡淡的香味儿,我发现我尿不出来。小便便秘,在我还是头一次。

  尝试了几次,我都没能成功。我不能容忍自己往这么干净的地方排泄。

  “还没完?倒楣了?”米小旭隔着门问我。

  “完了。”我无功而返。

  我利用马桶冲水的声音掩盖我尿不出来的尴尬。米小旭在对着镜子补妆。

  女侍拧开水龙头让我洗手。我不适应让人伺候。

  “我自己来。”我一边洗手一边说。

  “这是香皂水。”米小旭帮我按我身边墙上的一个长方形金属容器。 

  从那容器下端流出几滴粘液,不知为什么,我不好意思用手接那粘液。

  洗完手,米小旭又拿着我的手伸到一台狂吐热气的器物下边猛吹,直至吹干为止。

  女侍给我们开门。

  “谢谢。”我对她说。

  “走这边。”米小旭给我指路。

  “来了很多同学?”我问米小旭。

  “通知到的差不多都来了,还差几个人。”米小旭说,“你肯定都认不出来了。”

  “王老师来吗?”我问。王老师是我们刚入学时的班主任,她教我们到二年级毕业。其他的老师基本上一年一换,印象不是特别深。

  “王老师是吴卫东联系的,吴卫东说王老师的儿子在法国,王老师两口子去法国探亲了。”米小旭说。

  米小旭指着走廊右边一扇标有“紫禁城”的门说:“到了,这是黄帝酒楼最好的单间。

  吴卫东在这儿很牛,这儿的人见了他都是吴书记长吴书记短的。”

  米小旭推开门,她大声对紫禁城里的人说:“你们看谁来了?”

  我往紫禁城里看,房间足足有八十平方米,除了一个大餐桌,还有几组沙发。我的小学同学们坐在沙发上。他们全都站起来看我。我在他们之中找胡敬,没有。

  “欧阳宁秀!”两个先认出我的男子不约而同地说。

  “涂富?”我看着其中一个问。 

  “你还真认出一个来!”米小旭夸我,“人家改名叫涂夫了,丈夫的夫。”

  涂富上小学时的外号是屠夫,别看外号不善,可涂富当时在班上比较弱势。

  “欧阳认不出我了?”涂夫旁边的男子问我。

  我摇头。

  “我是刘力山。”他说。

  “真的认不出来了!”我说。

  “还是我给你介绍吧。”米小旭指着一屋子我的小学同学一一向我介绍,“这是范源源。

  这是乔智。这是庄丽。那是窦娟。那是代严。那是白京京……”

  我生平第一次和小学同学中的男生握手。昔日同班时,男女生不握手。

  吴卫东带着刚来的两个同学进来了,大家又是一痛识别。 

  “就剩胡敬和康巨峰了,咱们等他们一会儿,我打了他们的手机,都在路上。这两个是大忙人。”吴卫东说。

  我看了看手表,十二点五分。

  “康巨峰是《午报》的副总编辑。”米小旭告诉我,“听说他一个月光是工资就拿七千元,这还不算暗的。”

  《午报》在我们这儿挺受欢迎,发行量不小。我没想到康巨峰能成为报纸的副总编辑,我记得他小时候作文不好。

  十二点十五分时,康巨峰来了。他满面春风,一边和大家打招呼一边说临出门时遇到一个紧急事件,报社的一个记者采访时被打了,他向大家致谦。 

  “致歉不行,得道歉。”吴卫东开玩笑。

  “我道歉我道歉。”康巨峰说。

  “还有比你晚的,胡敬还没来。”米小旭对康巨峰说。

  吴卫东拿出手机,给胡敬打电话。

  “胡敬,你在哪儿?就差你一个了。”吴卫东说,“到门口了?在找车位?你跟保安说你是吴书记的客人,他们会安排你把车停在酒楼的内部车位。这样吧,我去接你!”

  吴卫东把手机随手放在茶几上,他对大家说:“胡敬已经到了,我去迎迎他。”

  我看着吴卫东闪出门外的身影,想像着他和胡敬见面时的情景。

  吴卫东将胡敬引进紫禁城。大家都站起来,都用崇敬的目光看胡敬,我也不例外。三十 多年前上小学时,没人能预见到这样的场面。上小学时,同学之间竞争的是考试分数、长相和父母的地位。长大后,同学见面,竞争的就只有功名和经济实力了。

  “咱们的著名经济学家到了!”吴卫东把胡敬推到大家面前。

  “谁也不要自我介绍,让胡敬一个一个猜。猜不对的,一会儿罚他酒。”米小旭提议。胡敬确实气质非凡,目光和举止都透着自信和气宇轩昂,那作派如果放在我身上,别人会笑掉大牙,可放在他身上,就是潇洒和魅力。

  胡敬先和康巨峰握手。

  “康巨峰和我见过,是去年吧?”胡敬对康巨峰说。 

  “采访你可真难。年初我派记者去采访你,让记者拿着我的信,你都不见!你是嫌我们的报纸小。我看全国性的大报上老有你的专访。”康巨峰笑着说。

  “我没见到拿着你的信来找我的记者呀?”胡敬说,“有你的信,我能不见?”

  胡敬松开康巨峰的手后,环视众人,他在找能认出的同学。我希望他能认出我,我下意识地抬起左手摆弄我的衣服扣子,我得承认,我的这个举动比较虚荣和卑微,我是想通过让胡敬看见我的左手缺一根手指头使他认出我。

  果然,胡敬中了我的计。

  “欧阳宁秀。”胡敬指着我说。 

  胡敬向我伸出手,我赶紧和他握手。

  “在做什么?”胡敬问我。

  “在工厂当工人,已经下岗了。”我说。

  “当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胡敬说。

  “今天早晨我还看了你的文章,说金融危机的。”我没说是在大便时看的。

  “写得太多,我都记不住哪是哪了。”胡敬笑着摇头。

  胡敬又认出了涂夫:“涂富?”

  “他改名了,现在叫涂夫。”米小旭插话,我看出她也想让胡敬认出她。

  “屠夫?这名字有特色,其实谁不是屠夫?为了吃,一生间接杀害多少动物?”胡敬张嘴就是哲理,“现在干什么?”

  涂夫握着胡敬的手说:“在法院当法官。”

  “名副其实的屠夫了,我估计犯罪嫌疑人看了你的名字就全招了。哈哈。”胡敬大笑。

  米小旭等不及了,她问胡敬:“胡敬,你还认识我吗?”

  胡敬打量米小旭,他轻轻摇头,再看,胡敬说:“范源源?”

  “我是范源源。”一旁的范源源说。

  “罚你一杯酒。”米小旭对胡敬说,“给你一个提示,上三年级时,我碰碎过你的保温壶。”

  “没错,”涂夫说,“那天我卫生值日,是我扫的碎片。”

  “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胡敬拍自己的头。

  “胡敬光想国家大事了。”吴卫东说,“听说如今国家的好多重大经济决策都是你参与制定的,你是智囊团的骨干呀!记不住小学三年级被同学打碎保温壶的事情有可原,如果是我忘了,就不能原谅。”

  大家都说那是那是。

  米小旭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她很失望,对于胡敬这样的名人见小学同学时,要么都认不出来,要么都认出来。我觉得我抬起自己的左手启发胡敬认出我属于不正当竞争。

  “她姓米,姓米的人不多。”我对胡敬说。

  胡敬作恍然大悟状:“我想起来了,米小……”

  米小旭见胡敬说不出她名字中的第三个字,她只好自己说:“米小旭!”

  胡敬说:“没错,米小旭!”

  其他同学赶紧自报家门。

  “我是庄丽。”

  “我是窦娟。”

  “我是代严。”

  “我是白京京。”

  “我是乔智。”

  “……”

  胡敬和每一个同学握手。

  吴卫东说:“入席吧,咱们一边吃一边聊,肯定有说不完的话。”

  大家围着大圆桌坐好,我有意挨着米小旭。我没经历过这样排场的用餐,我得随时向米小旭请教规矩。

  女服务员把杯子里的餐巾拿出来铺在每个人腿上,另一个小姐挨个问我们喝什么。她先问胡敬,胡敬说喝橙汁。吴卫东说应该喝点儿酒。胡敬说他开车,不能喝酒。吴卫东说意思一下。当服务员问米小旭时,米小旭说要啤酒。服务员问我,我说喝可乐,我几乎没喝过可乐。儿子偶尔喝过几次可乐,让我尝过几口,我很喜欢。

  冷拼被几名女服务员轮番端上来,随着每盘菜的落桌,服务员还要报上菜名。

  胡敬说:“现在这菜名,越起越离奇。上个月我去南方一个城市开研讨会,晚上当地的地主蓝我声请我上街吃饭,其中一道菜叫玉女沐浴,你们猜是什么?就是几根削了皮的黄瓜泡在奶油汤里。”

  大家笑。蓝我声也是著名经济学家。

  康巨峰说:“你这还算文明的。我去年去西部采访,也是在街上一家小店吃饭,菜单上有道菜叫‘伟哥可爱’,我挺好奇,点了这个菜。你们猜是什么?”

  “药膳?”涂夫说。

  康巨峰说:“一根黄瓜,两边各有一个煮鸡蛋!”

  大家狂笑。

  吴卫东端着酒杯站起来:“为咱们曾经同班上小学,干一杯!”

  大家都站起来举杯相碰。

  吴卫东一饮而尽。他喝完了审视别人。

  胡敬抿了一口。没等大家兴师问罪,他先说:“我开车,实在不能多喝。”

  “除了开车的,都干了。”吴卫东说。

  “我也开车。”涂夫说,“但我要干这杯。”

  “我开车。”康巨峰说,“我能喝。你们今后谁行车走路出了事找我,交通管理局的罗副局长是我的铁哥们。我每次跟他吃饭他都劝我的酒,他说你出门开车谁敢管你酒后驾车我就炒谁鱿鱼。”

  “现在谁还稀罕吃饭?都吃腻了。”吴卫东说,“在一起吃饭就是说说话,喝点儿酒。”

  大家附和,都说确实吃腻了,什么都不想吃了。

  我像到了另一个世界。看着满满一桌山珍海味,我什么都想吃,可我的尊严和虚荣心不让我吃,每逢有人动筷子,我就赶紧伸筷子搭车趁火打劫。

  胡敬坐在我的斜对面,他和康巨峰、吴卫东侃侃而谈,涂夫时不时插两句话,其他的人包括我基本上不说话,只是听他们说。我们这些不说话的人并没有动筷子,只是当胡敬或吴卫东对大家说“吃呀,这个菜味不错!”时,我们才吃上一口,然后继续洗耳恭听。

  昔日的同学聚会时,谁的事业最成功,聚会就成了谁的论坛,其他人都是听众。

  康巨峰对胡敬说:“咱们班,算你最有出息了。”

  吴卫东说:“别说咱们班,就是咱们学校,甚至咱们市那拨学生里,也数得着胡敬。”

  “听说六班有个当演员的。”乔智说。

  “叫什么?”吴卫东问。

  “好像叫关南,专演特务。”乔智说。

  大家都表示不知道。

  康巨峰对胡敬说:“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

  胡敬用吃补药的表情看康巨峰。

  康巨峰说:“你接受电视采访时,从来不说‘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我最讨厌这句话。

  如果这人有职务和身份,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每一句话只能代表他的职务。如果没有职务,他接受采访时说的每一句话只能代表他个人,即使他不说‘我个人认为’,谁会以为他在代表国家说话?”

  胡敬说:“是这样。”

  吴卫东说:“没错,越是没身份的人越爱说‘我个人认为’,以此暗示别人他还可以代表某个机构说话。”

  涂夫问吴卫东:“你在街道当书记,很忙吧?”

  吴卫东说:“做具体工作,大事小事都得管,很杂。计划生育、失业救济、选举……事很多,一级政府嘛。”

  胡敬说:“说到选举,昨天我看英国一部权威辞典,上面对儿童辞条的解释是:没有选举权的人。”

  康巨峰说:“没有选举权的人是儿童。照此标准,有些国家的人到死都是儿童,孩儿国。”

  胡敬问涂夫:“你在法院什么部门?”

  “专审贪官的法庭。”涂夫说,“很忙,贪官太多。”

  胡敬说:“实在应该将某天定为‘无受贿日’,全国官员在那天都不能受贿。这比艾滋病日植树日爱牙日有意义多了。”

  庄丽说:“应该搞无受贿年。”

  涂夫说:“那我该下岗了。”

  胡敬笑着说:“怎么可能定了无受贿日就没人受贿了?”

  吴卫东对涂夫说:“依我说,最该改革的是法院。前年,我管辖的一家小企业租用了一间店铺房,房主和我们的企业签约时,他和原租户的合同还没到期,结果原租户将我的企业和那房主一起告上法院,人家在法院有认识人。法院送传票时真够凶的,非要我亲自签收,当时我兼着那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法院的人说如果开庭时我们不到庭就冻结我们的账号。幸好开庭前我们街道劳动科的一个干部在单位大便时无意间瞥见纸篓里的一张被擦了屁股的报纸上有工商局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名单,名单里有告我们的那家公司。我得到信息后,立刻向律师咨询,律师说那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就没资格告我们了,这叫丧失诉权。开庭时我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庭,9平方米的法庭满地是烟头,法官敞着怀。我对法官说,原告没资格告我们,法官说你闭嘴,有没有资格由我们决定,我们受理了,就说明原告有资格告你们。我从公文包里把那张被蹂躏亵渎过又恢复了青春的报纸递给法官。法官看了一眼,其实他马上就明白原告没戏了,可他还是嘴硬。走了一通开庭的形式后,法官说,休庭。什么时候再开庭,听通知。三年过去了,再没下文了,你也得给我个说法呀,严格说,这案子还没 结案呀。原告丧失诉权,法院不该通知被告结案?”

  康巨峰对吴卫东说:“你得奖励那个在厕所发现了擦屁股报纸的干部吧?”

  吴卫东说:“那当然!我奖励了他一千元。从那以后,我们街道的干部上厕所时都养成了翻纸篓的习惯。”

  涂夫说:“法院是要改革。首先是法官的素质要提高。像吴卫东说的那种法官,现在肯定下岗了。”

  胡敬他们就这么谈笑风生,我们就这么聆听。

  米小旭小声问我:“看得出,你很缺钱。”

  我说:“特缺。儿子今年考大学。说实话,我挺怕他考上的,考上我真没钱供他上大学。”

  米小旭说:“跟我学炒股吧,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再细聊。”

  聚餐快结束时,大家互相留了电话号码。胡敬除了刚见面时和我说了句话,此后再没和我说话。表面看我们这些小学同学是围坐在一张餐桌旁边平起平坐地吃饭,实际上等级是绝对存在的。我们是坐在大学阶梯教室那样的地方共进午餐。

  合影时,我们簇拥着胡敬。他的确是我们班的骄傲。

  离开紫禁城时,餐桌上剩了很多食物,而我的肚子连半饱都算不上。

  在黄帝酒楼门口,大家告别。胡敬驾驶一辆奥迪走了,大家站在两旁夹道欢送他。康巨峰、涂夫、白京京、乔智和窦娟也陆续开着私家车公家车公私合营车走了。 

  其他的人坐出租车走了。

  吴卫东对我说:“我派车送你?”

  我说:“我骑自行车来的。”

  吴卫东说:“把自行车放在汽车上,我给你派辆面包车。上小学时,我老欺负你,我得向你道歉。”

  米小旭说:“这就算道歉了?欧阳,得让吴卫东专门请你吃一顿。”

  “没问题!”吴卫东说。

  我对吴卫东说:“我和米小旭还有事,就不用你送了。谢谢你。”

  吴卫东说:“过些日子我请你吃饭。”

  我问米小旭:“你怎么来的?”

  “我坐出租车。你的自行车在哪儿?今天我没事,周末股市休息。”米小旭说。 

  我和米小旭同吴卫东告别后,朝存放我的自行车的地方走去。

  我找到我的自行车,我和米小旭站在自行车旁说话。

  米小旭向我介绍中国大陆的股市。说起炒股来,她眉飞色舞。米小旭说在咱们这儿炒股一般不会把钱赔光。上市公司一旦破产,国家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会出面补救股民的损失。“拿什么钱补救?”我问。

  “当然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说,在咱们这儿,不炒股的人很吃亏,等于拿你的钱补给炒股的人。”米小旭像个行家。我不知道她说得是否正确。

  “那干吗不是所有人都去炒股?”我问。

  “都去炒股,亏了由谁出钱补?再说,也不少了,好几千万人炒股呢,听说每十个中国 人里就有一个人炒股。这种上市公司破产有国家给兜着的好事也不会持续太久,听说过不了多久,破产就没人管了。”米小旭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头发。

  “有那么多人炒股?”我觉得有很多人干的事不会是傻事。

  “把钱存在银行是傻子和懒人才干的事,你得拿自己的钱投资,让钱生钱。”米小旭教导我。

  我很想把我家的三千元积蓄变成三万元。

  “有多少钱才能炒股?”我问。

  “一般来说开户需要五万元保证金。”

  我凉了:“我没那么多钱,我家总共只有三千元。” 

  “我借给你五万元开户,开完户你还给我就行了。”米小旭慷慨地说,“股市外边我还有钱。”

  “这……”我发现小学同学这种关系含金量很高。

  “你别跟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似的,就借给你一个小时,开完户我就转走了。你将来真的炒股发了,别忘了我就行。”米小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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