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八股文，读得太多了，渐渐地叫人讨厌起来。”这是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的话。其实向我发表过这种的意见的人不只他一人。
我前些时候买到一批内地出版的刊物，约有七八种，我把它们全都从头到尾地翻阅过了。结果我觉得只读了一篇文章 。起初我很惊奇，我禁不住要责备自己的鲁钝；后来我才恍然明白；那许多文章有着差不多的内容。到这时我才相信那朋友的话是有道理的。
公式文章是这样写的：——头一段述日本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野心，与夫积弱的中国如何受强邻侵略而忍辱偷生；第二段述中国由发奋图强而至发动抗战，引起全世界的尊敬；第三段述抗战的各阶段；第四段述日本帝国的即来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崩溃；最后的结论是“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写这种公式文章的人自然和我上次说的“最后胜利主义者”是一类。不过，这中间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我那位朋友的朋友真是准备着死守武汉。而写那些公式文章的人却早已连人带刊物地一起搬到重庆或昆明去了。他们似乎是用搬家来对付×人，以后也许会再搬到巴安或拉萨去坐等最后的胜利。
倘使单靠“坐等”的话，那么谁也不会看到最后胜利了。
幸而我们这民族里面还有着不少知道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而且用热血去和侵略者相拚的人，所以最后胜利的希望还悬挂在我们的前面。但这和我们那些公式主义者是无关的。我把专门写上面那种公式文章的人称为公式主义者，以别于“最后胜利主义者”。
“公式主义者”不像“胜利主义者”那样糊里糊涂地相信着一两个口号。他们的特长是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叫人相信的话。他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来推翻自己的主张。所以，最先从武汉撤退的便是高叫保卫大武汉叫得最响的人，正如上海沦陷后仓皇地逃走的人就是那些慷慨激昂高唱上海必守论的民众领袖。他们写出来的是一般人承认的公式，他们所顾念的却是自己切身的利益。别人都愿意听那样的话，别人都说惯了那样的话，自己照样地说一遍，没有什么不可以。反正话是好听的。说过写过之后似乎责任已尽，他们回到家里仔细一想，又觉得胜利渺茫，一听到不好的消息，便以走为上策。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又开始这公式主义的生涯，再叫出保卫这地方的口号，鼓动民众做保卫的工作，但等到这地方真该保卫时，他们又会首先搬到更远的地方去。
从这种事实看来，我觉得要是单靠公式主义者的笔和口来争取最后胜利，这胜利的确是很渺茫的。但这也并不是说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单靠军事的力量。我上次便说过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政治机构的改革，和有计划的动员民众，是抗战的老鹰的翅膀。没有翅膀老鹰便飞不起来，这是谁也知道的事实。然而现在一般人都要老鹰不用翅膀飞。最后胜利主义者和公式主义者便是这类人的代表。
我们现在都喜欢谈西班牙。玛德里的保卫更被人常常当作奇迹似地讲起。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在那边战争和革命同时进行。西班牙叛军不能成功，只是因为在政府军方面民众动员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革命”逐渐在生长。西班牙政府是用了志愿兵来和叛军作战的；保卫着玛德里的也是从前并未受过军事训练的西班牙的民众。但玛德里的保卫战已经支持了将近两年了。
我们的壮丁被留在沦陷区给人活埋，我们的民众被迫给人服役（筑路，筑工事，运输东西）。这正是我们不会运用自己的力量的过失。不能因此就抹煞了那巨大的民众的力量。要将这力量组织起来，在必需的场合使用它，我们过去的政治的机构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着大的改革，事实上已经有部分的改革实现了。
从这里我们便明白：笼统地说一句“抗战第一”，其实等于不说，因为意义太含糊了。我们应该叫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从前的革命家说过，“要民众饿起肚皮革命是不行的。”同样我也以为要人保卫一 个东西，必须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值得保卫的。倘使叫一些人流血，而让另一些得利，像目前这样地一些人为抗战牺牲生命，在抗战中受苦，而别一些人却借抗战发了财（在抗战中获利的人是不少的），倘令这种状态永久存在下去，则最后胜利属不属于“我”都有问题了。这一点甚至在前线浴血苦战的军人也感到了的。而且他们已经吃了这个的亏。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感到动员民众的必要。而在后方作文的人倒糊涂起来了，因为他们离战争太远，他们看战争和看西班牙战争影片没有两样。
“惩治贪污”的口号也不是从公式主义者口中发生来的，但它却非常适应着目前的需要，而且已经开始实行了。“贪污”和“腐败”常常阻止民众参加抗战。所谓“不准抗战”，并不是一句笑话，在内地的确有些当权者不准人民做抗战的工作。其实不仅在内地，便是在上海，南市的两万石米怎样会落到×人的手里，许多小工厂怎样不能从苏州河北岸搬出来，而必须化成灰烬，这些惨痛的事实差不多每个上海的同胞都会含恨切齿地告诉你们。
产生贪污与腐败的政治机构不改革，剥削民众的设施不终止，减削自己力量的事实一再发生，那么便是军事的胜利也还不能保持，最后胜利更不会到来了。
最后胜利是大众的。倘使这目标不能得着大众一致的拥护，则最后胜利便不会到来。我们要全体人民一致地拥护这个目标，必须向他们保证最后胜利会带来普遍的大众的幸福。
第一 ，腐败与贪污的事实便须永远根绝。
“活不了啦，我老到了六十岁，先生，你看，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不是匪，要砍头！而且每回每回一有军队过路，就排家排户的派粮食。你们这回 也一样。他是得了一大笔钱了的。我们哩一个烂眼钱也见不着！”
这是小县里一个“老掌柜”对联合大学学生们说的话。
“那爬满了一条条皱纹的脸颊上隐藏着一层深深的忧郁”（借用向长清先生的话）。这忧郁是内地无数安分小百姓的普遍的忧郁。这是抗战前途的绊脚石，它们倒是十分可怕的东西。我们要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将这些绊脚石搬开。否则一味空谈最后胜利，简直是在睁起眼睛做梦。
这只是一端。各方面都应改革，我们不能一一举例。至于伍特丽女士在最近一篇演说里所指出的前方救护不完备，这方面的改革更是十分迫切的了。
这里还未说到民众动员的事。
然而这一切都是公式主义者所没有谈到，或者不想谈到的。
原载１９３９年３月１日《宇宙风》乙刊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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