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认为“邦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陈氏兄弟的叔叔和邦会帮助蒋介石从贫困中崛起……成为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蒋介石建立右翼政府，使蒋介石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
1927年上半年，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酝酿中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这一年是最混乱的一年，在大城市上海和广州，还有其它一些地方，共产党多次举行起义，但大都失败了。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也破裂了。
尽管蒋此时登峰造极，但他曾有段时间在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政府”中被撤消了所有的职务。这一年还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蒋介石辞职、蒋下野以及他第三次结婚等事件。
1927年初，在蒋试图用自己的旗帜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存在着三大障碍。
随着吴佩孚及其同盟者的失败，唯一与蒋对立的强大军阀是北方的张作霖。这一障碍纯属军事性的。
政治障碍或许更加严重，既有还没有完全团聚起来的共产党，也有汪精卫周围的国民党左派。汪在与蒋发生冲突之后，迅速转向了左派。
1926年3月20日，蒋的反共突然袭击曾使汪的职务丧失并漂泊海外，这件事使蒋很难得到汪的好感，但在这一年的9月底，汪给蒋的来信打动了蒋。汪在信中说，对于3月份发生的事情，他们之间已没有什么分歧了。蒋立即于10月3日用一种和解的语气给汪发了一封电报。
蒋在电报中说，他打算把两个同事送往法国，以便请汪回来负责党务。
但是，蒋并不知道汪的用意，后来，他才知道汪给他写信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他对汪的疑虑，并且使他确信，在适当时候汪会回来，事实上，直到1927年4月初汪才回来，一回来，就开始抨击蒋。
汪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党内的调解缓和，而蒋则主要在前线忙于战事。虽然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控制着武装部队，并且通过其他职务控制着党和政府，但他还必须对执行委员会负责。
在该委员会中，支持他的人被动、沉默，而他的对手们则主动、活跃。这个委员会并不大，只有36个成员，但其中16个是反对派，当然，只有7位是共产党员，其他的不是左派就是激进派，他们都反对蒋大权独揽，专制独裁。
非共产党的反对派包括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以及她的弟弟宋子文（由于受到美国的支持，他很有份量），还有被暗杀的左派领袖、财政部长廖仲恺的夫人。此外，还有宋庆龄的继子和其他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姓邓，他曾是蒋最信任的助手，后来转向激进的一方，不再忠于蒋了。他最后被蒋杀害。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东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反蒋决议。该决议谴责个人专权，却不指名道姓。执委会还召请汪精卫回国，并赞同国共合作。
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带着满意和希望观察着中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正在用武力向北部推进革命（这正是他们需要他做的）。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机会将轮到中国共产党。的确，对于既有力量又有策略的俄国顾问和在国民党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奢望。
随着北伐的推进，政府仍留在广东显得不便。蒋要求迁都南昌，因为蒋介石的军队都驻扎在南昌。
但大多数中央委员愿意留在武汉。
在武汉，人们曾就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另外，共产党及其左派支持者都知道，在大工业区武汉比在南昌更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
由于多数人主张迁都武汉，蒋作了让步，同意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不久，他对这一决定又感到非常后悔。实际上，在政府迁至武汉之前，共产党及其同盟者就来到了武昌。
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的联合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非共产党左派和宋子文。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有俄国人鲍罗廷，他在背后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
在12月13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新的委员会代表党和政府选举了它的领导机关。虽然该机构是临时性的、但从那以后，武汉成了反蒋中心。
反蒋活动仍在继续进行，蒋发现自己被描述成“军阀”或“独裁者”。很多地方挂着他的肖像，肖像的一边是希特勒，另一边是墨索里尼。
蒋怎么办呢？没有人会在对立中让步。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武汉试图说服该委员会放弃敌对态度，但毫无进展。此时，广州政府已迁至武汉，从1927年1月1日起开始办公。
共产党认为他们已稳操胜券。一年来，他们在各地加快了革命步伐。中共试图赢得工人的支持，尤其是赢得上海、广州、汉口等大工业城市中的工人的支持，这是他们作为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离开中国城市工人人数很少而农村却有成千上万农民的这一事实。起初，中共和俄共在面对这些明显的事实办事的时候，受到了教条的束缚。
但早在1926年，共产国际就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
当然，毛是真正理解农民的，他也是一个组织天才。只有他能将那些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1925年至1926年，国民党曾让他担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后来，他又在武汉担任了农民协会主席。他于1927年3月写了一篇报告，是在湖南省五个地区现场调查的结果，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力量和对农民的情感。他认为，农民运动象暴风骤雨，象狂飙，能将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统统扫进坟墓。
然而在当时，问题的实质在于：共产党是将局势控制在自己手中，还是继续让国民党领导革命，只在国民党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再前进时，共产党才取而代之。
斯大林和他的使者叫他们不要走得太快（有一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他总是鼓励他的中国同志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走自己的路）。
如果中共一味听从俄国人的话，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共产国际曾派美国人厄尔布劳德、法国人雅克·杜瓦特和德国人托马斯·曼来到中国。1927年初，这些人在广州和武汉发表鼓动性演说，其主题之上是促使外国军队哗变。
这使在租界中的“洋鬼子”不再感到安全，他们的脚下开始“地震”了。与外国来的共产党相比，武汉政府几乎没有鼓动性.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示威者们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该死的帝国主义”。政治压力开始了，“反革命分子”被强迫罚款，有的被处死。在汉口，有27家本国的银行被迫关闭。
蒋没有卷入其中。他把中国的灾难无条件地归结为外国的掠夺，但他并没有断绝与其极端憎恨的外国人的联系。
事实上，1926年8月20日，在北伐开始的时候，他发表过一项宣言，表示只要外国人不妨碍北伐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行动，不管他们的国籍如何，对他们的财产将给予保护。
虽然蒋的部队在攻下汉口数月之后于1月3日发生了严重的反英事件，但在一般情况下，国民革命军在许多城市执行了这一命令。
当第6军的部队3月24日进入南京时，对外国的机构进行了攻击和掠夺，蒋对此很恼火。在这些机构中，有商业公司，罗马天主教会，还有英、美、日的领事馆等，大约有12个外国人丧生。
为了躲避士兵，也为了躲避外国舰艇报复的炮火，百姓们纷纷躲到城墙脚下。
蒋来到现场，对第6军的第3师采取了无情的行动，缴了他们的诫，并处决了30一40人。
后来据说共产党的政治委员插手了这一事件，（蒋写道）“他们希望挑动外国势力和革命军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正象吉勒麦兹所指出的那样，很难看出对外国租界的掠夺会给共产党带来什么好处，那很可能只是一次军队违纪事件。
很快，蒋在上海陷入了更严重的麻烦之中，在周恩来等人组织的80万工人罢工配合下，国民军1927年3月22日攻占了上海。
共产党武装了工人纠察队，接着便发生了残酷的巷战。在此过程中，约有200名工人被打死，1000名工人被打伤。随后，他们建立了临时市政府，使局势有利于自己。
蒋在南昌的司令部里，注视着这些事情，心里憋着一股怒火。开始是左派在武汉建立政府，对他在国民党中的权威表示蔑视；现在，共产党又夺取了上海。
他发表讲话，但不起作用。他时而调和，时而挑衅，在3月10日的一篇讲话中，二者兼而有之。他说：
他没有打算不与共产党合作，而且还主张把他们拉进国民党。但是，共产党现在已达到力量和声望的顶点，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加控制的话，他们将给国民党带来灾难。他说他不反共，他感激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但共产党不能在国民党内谋求优势，压制国民党中的温和派。
武汉政府没有理睬蒋的指责。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了蒋作为政治委员的职务，使其总司令之权隶属于新的军事委员会。
他在国民党中的所有重要职务，都转给了他的对手汪精卫。那时，汪正在从法国返回的途中。该委员会还通过发表公告对他进行谴责。指责他是专制者和独裁者，说他的统治保护“官僚、商人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按照蒋的说法，是共产国际劝汪精卫经莫斯科回国的。尽管他们之间发生过一些事情，但蒋明显对汪的回国仍抱着希望，认为他的老同事会因汪的回国而被重新启用。汪1927年4月1日回国后的几天里，蒋和汪在上海会晤了好几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根据蒋的建议，一个姓吴的国民党人参加了“清党”会议的讨论，此人是蒋在控制委员会中的忠实信徒。
会议的重点是讨论“清除共产党”的问题。当他们干这件事的时候，一些远离革命的地主和富人发现他们有救了。吴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中对共产党和鲍罗廷进行了攻击。
4月5日，汪同来上海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重申共产党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进行了辟谣。因为有谣言说，共产党企图破坏国民军，并攻击租界；而国民党准备解除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将共产党开除出党等。
同日，吴等人决定“清党”，他们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有关方案。6日，北京和上海是多事的一天。在上海的所有武装集团接到通知，从今以后，他们必须按军纪行事，任何反对行动，将以叛乱论处。
在北京，张作霖派警察搜查了苏联使馆，使苏使馆人员大吃一惊。
他们在苏使馆中发现的东西。比张本人希望的要多。中共的建党人之一李大钊和另外35名共产党员在那里避难。张作霖当时的外交部长宣布中断与苏联的关系，并且通知苏联人回国。
4月28日，张下令杀死了李大钊及另外19个共产党人。
蒋依然面临着如何使在武汉的敌手溃散的问题。
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他各种职务的消息，使他感到沮丧。
李宗仁也为来自上海的消息所震动，便离开安徽前线来到上海与蒋会面。他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值蒋接到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要求辞职的电报，蒋说：“如果连第一军都不能稳定的话，那我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李回答说：“如果你也不干了，那么事情就糟了。当前的危机主要是共产党企图消灭国民党。”他建议蒋马上通电其他军界的支持者来上海“清党”，他自己的第七军可以召集到南京，授权在那里“清党”，蒋接受了他的建议。
4月6日，正是张作霖派警察搜查苏联大使馆的那一天，汪精卫到了武汉。
第二天，支持蒋介石的军官到达上海，他们立即与蒋、李和上海警备区司令白崇禧秘密商议，讨论“清党”问题。
8日，蒋建立了一个临时行政委员会，以取代共产党建立的临时市政会。
10日，蒋及其支持者（自称是清查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以政令形式通过了各种方案。所有的入党申请暂时停止，任何重新登记的党员必须受到3个月的调查，每个党员必须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会议还决定，取消武汉政府，国民党中央总部迁至南京。
随着为蒋的行为作辩护的“清查令”的施行，蒋开始准备进攻了。1927年4月11日，蒋发布了一项密令：没收2700名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员的枪。12日，蒋的支持者采取行动，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和上海同时进行“清洗”。
李宗仁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李的支持，“清洗”是不可能的。然而，上海的详细情况是不清楚的，有关这一事情的报道比较混乱。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国民党让当地流氓穿着工人制服，根据约好的信号，这些假工人突然袭击了全市所有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且无论他们是否抵抗，一律将他们打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在进入上海之前，事先与上海有权势的赌场主、鸦片商、秘密社会的头目杜月笙达成了协议。
据说，青帮流氓屠杀了数千名工人领袖和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共产党的官方数字是，300人被打死，5000人失踪，一些很有前途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在那天的战斗中和在13日的总罢工流产后被处决。
在那些被逮捕或被处决的人当中有周恩来，但他与一个师长的兄弟一起逃出来了，那位师长的兄弟是周在黄埔的学生。
蒋介石本人没有把这些事件讲清楚，他的解释是委婉和隐晦的。他说4月12日，为了防止共产党暴动，国民军在当地工会和商会的配合下，缴了红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并将共产党破坏分子置于监视之中。对上海发生的这种情况，不得不进行控制。
根据国民党开列的清单，当时缴获的武器总计有3000支步枪，20挺机关枪，200支毛瑟枪，400支手枪，80万发子弹，几推车斧头和2000支长矛。
那么，蒋与当地帮会是什么关系呢？
先说红帮，它是在“反清复明”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从太平天国起义中成长起来的地区性和政治性组织，这一组织与义和团有联系。它崇尚敬老和其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并热衷于迷信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帮演变成了一种流氓团伙。
青帮是作为红帮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不久在长江以南有了自己的势力，其总部在上海，青帮沿着长江扩展势力，他们招收水手和搬运工，从事非法经营，并收买人心。他们通常依靠三种途径来保证财源：贩卖毒品，开设妓院和进行赌博。
蒋介石本人从未加入过帮会，但他的确与帮会有过密切的联系。他早期的靠山陈其美在上海担任军事长官的时候，就是帮会的一员。或许蒋认为这些帮会对他有用。
他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帮助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也认为这些帮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青帮的主要头目是杜月笙，他帮助过蒋介石。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从1925年至1929年是蒋的私人秘书。在他的弟弟陈果夫的帮助下，他领导着称之为“CC派”的国民党右翼。
按照中国的习俗，蒋介石将陈氏二兄弟认为亲侄，以报答陈其美的知遇之恩。
上海事变时，陈立夫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同时还管理着国民党组织部。1926年3月20日，他被任命为该部部长。1974年当我在台北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创建了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中统后来由陈立夫的兄弟陈果夫接管。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安全机构，中统在大专院校，新闻界和其他“文化”组织中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国民党所办的全部报社社长都是为中统服务的。大专院校中的训导长也同样是为中统服务的。中统还在各个城市和省份设立了自己的网点。
类似的另一个机构是军委调查统计局（军统），由戴笠领导，主要从事特务活动，还管理所有的秘密监狱。它是按照纳粹的盖世大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社会各界都有代理人。
陈果夫是从称之为“A·B团”的秘密的政治社团中进入国民党组织部的。
“CC派”及他们的秘密组织帮助蒋介石保持和扩展势力。
1920年初，当陈氏兄弟的叔叔和帮会在上海帮助蒋从贫困中崛起的时候，蒋当时还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在上海交易所从事经纪人的工作。其他曾帮助过蒋的人还有，银行家钱某和船主虞某（后来成为商会主席）。
当蒋介石1927年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穷困的青年，而是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了。
银行家们和帮会用大量的“贷款”资助他。作为回报，他帮助他们消除军队的侵扰，结束当时还在武汉持续的停业状态，并从共产党工会的制约中解脱出来。
有一种看法认为，蒋在摧毁共产党纠察队过程中接收了1500万贷款，后来又接受了3000万贷款。这些钱或许只是名义上的贷款，第二笔钱似乎是很不情愿拿出来的。据说商人们事先接到一个“军界要求资助”的通知，说是如果这样做就不会遭逮捕。
有一个很知名的实业家因为不愿意资助50万元，结果被关进了监狱。醒悟之后，他愿意出一半的钱以担保释放，并且这些钱是无偿的。
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了蒋即将建立的右翼政府。而且，他们还使蒋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这就使他有了更多的策略上的自由。
1927年4月12日的政变，标志着蒋介石与受国民党左翼支持的共产党之间的最后决裂。
从此以后，尽管有一些暂时的表面合作，但两党之间的裂痕最终无法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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