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1989年
1984年10月1日，伴随着隆隆的鼓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从东到西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沿用这一惯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这天也在天安门检阅了游行群众。游行共进行了三个小时。游行队伍前面是各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男女方阵，最后是载有弹道导弹的卡车，中间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队伍。队伍有大有小，人们大多都围绕在造型生动的彩车周围，徐徐地经过广场。由二百多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国歌，紧接着是革命进行曲。广场上，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方阵里反复展示各种图案，由图案构造显示出当时的一些口号。游行结束时，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整个游行进程十分规范，有条不紊，远远超过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个队伍的秩序、色彩，与摄人心魄的声音相汇合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国外观光者们的心，给人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像毛泽东当年一样，邓小平在游行开始前作了简短的讲话。随后，他打破了惯例，乘敞篷汽车驶出天安门，检阅正在广场上等待的受阅部队。邓小平身着便装，向每一个小方阵举手致意，部队中不断响起“首长好”的声音。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才六个星期的邓小平，站在缓行的设有扶手的汽车上约十五分钟。他的精力和气魄，与后来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一样，令观光者终身难忘。
在讲话中，邓小平的语调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是必胜的信心。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讲道： 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宣告：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下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谈到未来，邓小平坚定他说：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①邓小平高兴他讲到了同英国就香港问题谈判中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不过。他还提醒：“现在国际局势严重恶化”，并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他还说，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②。这最后一句，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这比以前在任何场合中所讲的还要突出。
邓小平这种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粮食大面积地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四亿吨，创历史的最高纪录。国内工业产值，超过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零售价格在缓慢上升，只是速度比70年代小一些。社会上无明显的政治麻烦，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尽管邓小平也提出严峻的国际形势，但人们也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到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袭击。两年来，众多的海外评论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已经是充满希望的国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英协议的签订，深受海内外的普遍赞扬。邓小平重申，中国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为了排除居住在香港领土上五百多万居民对未来的疑虑而必须做的。
邓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在游行过程中，当一队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的认可。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过。许多人通过这件事会想到，如果学生们满意的话，那么，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能会存在不满情绪。
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盛况，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麻烦的预兆。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不满，再一次出现了学生游行。一系列的丑闻被公诸于世，说高级干部中有大量的腐败行为。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过热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说由于统购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对在自由的知识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方式及其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现象表示不安。然而，对于众多的批评，邓小平没有作直接的答复。但是，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改革不会停止，更不可能倒退。这说明，邓小平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他说：“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③
在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月，北京发生了学生游行事件。虽然规模不大，未扩散到校园之外，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学生们仍旧对政治感兴趣。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向平静的校园又开始不安了。学生们抱怨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前途，说他们被迫在狭窄不舒适的条件下学习和生活。并且说，按传统的分配方式，他们之中许多人毕业后要到收入低，而且又不能发挥他们才能的地方去工作。他们还抱怨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经济入侵，也抱怨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以及他们大量的腐败行为。
腐败行为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弊病。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对这一弊病的担忧。此文或许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论详细地披露了几个重大的典型案件。这些典型案件大多发生在海南一带。海南属于广东的一个海岛，在那里，许多官员都参与了一种倒卖外国进口产品的活动。他们将国家计划内的进口产品转卖给内地官员，然后由内地官员再转卖给用户，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利用官方的外汇配给，获取大量的外汇收入。所涉及的货币总量以及产品的数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间进口汽车的总数为九万辆，摩托车十二万辆，电视机近三百万台，立体收音机二十五万台，总价值约六亿美元。最后，这些进口物品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内地。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了这类丑闻，对特区经济的概念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是政府对涉及这类案件的领导人的惩罚并不那么严厉，最多只不过是降级而已。
1985年底，通货膨胀冲击着城市居民的心。以致时刻谈论着这个问题，甚至超过了腐败问题。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当时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国内外学者建议，宜采用固定价格制来扭(按原文译出。——译注)转和节制国内经济运作。
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宠而告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人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逐渐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胡主张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拔的人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来又就中国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党内有人讨论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并认为，那些认为西方科技的引入会影响国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提出，应该清楚地划分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让艺术走自己独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励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始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④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国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关邓小平对坚持改革和反对自由化问题的观点、论述，官方始终未作更多的公开报道。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祥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励之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学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了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生活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才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⑤
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者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辅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励之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
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游行的结果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评他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胡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停止了与外国人的接触。根据1989年的传闻，他从中南海的办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晚清史。或许是邓小平的示意，也可能是邓的支持，赵紫阳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代替了胡耀邦的职位。
胡耀邦的下台，打乱了邓小平在他之后的有关人事安排。自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元老派将逐渐减少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老的太老，年轻的，像赵紫阳，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经验尚嫌不足，况且他曾经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过，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李鹏，作为副总理，不到六十岁，政绩虽然优秀，但缺少在党内工作的资历。
邓小平经常从各种角度对外国访问者谈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每一个改革目标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谈话的语调是坚定的，充满信心的，他没有任何智力减退的迹象，相反，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又实现了新的突破，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少有的。八十二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来访者面前怡然自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主要的思想是改革不能退缩，不能滑坡。他认为，政治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给经济改革扫清道路；经济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加速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根除贫困，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阐述这一思想时，邓小平没有忘记抨击资本主义。1987年4月，他在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格拉时讲道：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到时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⑥。
邓小平阐述了他的关于西方民主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是，如果中国采用了西方式的民主，那么，中国将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过激的政治运动，他不是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说什么如果采用西方式的民在，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专政”。他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就充分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
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⑦
1987年10月底党的十三大的召开是党内的一件大事，此前，邓小平就决定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候选人名单上没有邓小乎，也没有许多老革命，包括陈云、彭真在内。由于不再是中央委员，所以邓小平也就失去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候选人的资格，但是，他再次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许多传闻说，邓小平自己是要离开一切工作岗位，但受到许多人的挽留（按党章规定，军委主席至少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央委员会特别修改了这一规定，使得邓小平有可能担任这一职务）。在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军委中的老一辈军人不欢迎没有军事背景的人作为他们的主席，而邓本人又不愿意让军方人士担任这个职务。
陈云、薄一波、杨尚昆三个老干部同样获得了重要的职务。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是新设的，从而使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坚持这祥做的。
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建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虽然邓小平已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但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没有改变。早在1987年，中国官方一再向外国人表示，邓小平仍旧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在会后官方发表的邓小平简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88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了。在党和政府秘密会议上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经常谈到的话题是通货膨胀。原料和消费品的价格仍在继续上涨。3月，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中承认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他说，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同时也提到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他宣布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但他没有宣布当时通胀率是多少，不过，大家都很清楚，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
物价改革的结果，使得物价猛涨，人们纷纷抢购物品，以免价格上涨得太快，供应商则囤积商品，等放开价格后再卖高价。老百姓要买，供应商不卖，越是如此，情况越紧张。到1988年夏未，恐慌的采购成了上海和许多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银行开始出现挤兑存款的现象。
党和政府采取了两个步骤来解决出现的问题。8月，政治局决定，虽然价格继续实行放开，但政府财政和金融必须紧缩。9月，中央委员会将价格改革暂时冷却下来，而把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1989年至1990年的主要工作。邓小平在这些进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至今还不十分清楚。
1989年，发生在中国大城市的一场运动震撼着国内外。4月15日，一件预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给人们制造了发泄自我情绪的机会，于是一场运动突然发生了。
4月15日晚，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园，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第二天晚上其他大学也被发动起来。4月17日，星期一，几百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
胡耀邦的葬礼在去世一周后举行。4月22日，大多数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葬礼，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高度地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未提及他的任何缺点、错误以及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大会堂外，聚集了近十万名学生，坐着或站着，每当参加葬礼的官员出现或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呼口号，不过其余时间则很安静。这些学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广场的。他们从治丧办公室得到一份保证：只要他们在追悼大会进行期间留在广场内，就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未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瞻仰胡的遗容。
邓小平可能花了好几天时间思考这次学生运动。4月25日，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便成了官方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基础。当天晚上，李鹏、杨尚昆拜访了邓小平，并报告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的气氛下召开的，赵紫阳当时不在北京，正在对朝鲜进行访问，因此会议由李鹏主持。听了李鹏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他同意会议的决定，并继续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次运动不是一般的学生闹事，这是企图制造混乱，以此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社论中引用了一些邓小平的原话，并反复强调，如果允许一小撮人继续利用广大群众对胡耀邦逝世借题发挥，中国将陷入混乱，那么人民的利益将遭受损失。
但是政府没有料到，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恐怕会更糟。计划中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也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是在挂满彩旗繁华而和平的大街上驱车前进，而是在重兵的保护之下，穿过友好，但明显是官方失控的人群。广场上，戈尔巴乔夫的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学生挥舞着旗帜，欢迎这一位改革的发起人，并且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后来邓小平两次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另一次在欢迎宴会上。对话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双方一定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表示遗憾。邓一定为无法给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好的条件表示抱歉。但令邓小平特别难堪的应该是世界的新闻媒介的代表，包括数百名新闻记者和几十名摄影记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会堂外的对政治表达不满的那支队伍，他们先是把镜头对准人民大会堂石梯，然后才是大会堂内，吸引记者们的是游行队伍的标语，而不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极具重大意义的握手。
5月上旬，运动在扩大，火药味更浓。学生们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协会，开始印刷小报。5月13日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5月19日晨4点，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会见游行绝食的学生。赵告诉学生，他来晚了，希望原谅。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按官方文件的报道，他拒绝参加党政军干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李鹏宣布了戒严令。文件说赵紫阳把他与党的分歧公开化。
由李鹏签字的国务院命令颁发了，全城实施戒严。5月20日，宣布了三条禁令：禁止游行或聚众罢课；命令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采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止所有中外记者在没有官方许可条件下在军事管制地方进行拍照或采访。很清楚，党和政府准备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在家长的劝说下离开了广场，另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害怕这样下去会导致党内改革派遭受挫败，请求学生们离开，于是学生中出现了分歧。
6月3日－4日晚，大规模部队最后进入北京。
6月9日，邓小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自戈尔巴乔夫来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电视新闻报道说，他在戒严部队指挥部向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首都的重要建筑和主要路口。
邓小平首先对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对受伤的官兵们表示慰问，他提议在场的每个人起立为死难烈士默哀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这次接见中，邓小平还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新语调。他实际的思想是，好的领导总是能够预测政治困难，并能事先加以处理。
邓小平特别强调年轻士兵完成了他们之职责这一点。他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党的教导和国家的利益，他们面对死亡毫不含糊。表现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他同时又表示他敌视那些蔑视党的年轻人。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以后邓小平讲的全是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战略问题。他好像在工作会议上给一群老百姓讲话，而不是面对一群严阵以待的军人。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他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把问题引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正确的问题上来。他以极具预见性的口气肯定他说，这一战略一定要，而且也应该要坚持。
邓小平谈话的第二部分没有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这一部分谈话却表明他仍在使用敏锐的政治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时刻提防可能会出现的两种危机，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把学生运动归罪于改革政策；另一个是赵紫阳的失势，使这一战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击。然而，邓小平的政治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但当时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他的这一谈话竟暗含着这么多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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