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7年
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领地数量继续增加，几乎扩展到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大小军阀的数量急剧发展至数以百计。各个军阀的外貌与个性差异很大，但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均统率着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并有着自己的地盘。较大的军阀分成三个同盟或派系，他们通过阴谋手段，有时通过武力以获得更多的地盘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实际上并未管辖任何土地，但它却拥有着即使是最大的军阀也不具有的资格：按照1912年共和国临时宪法规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由这两项属性所产生的功能：有权向国内和国外借债。因此对军阀来说，如果能支配总统和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其背景是出于对1911－1912年革命失败和由此产生的后果的愤怒：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另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外国列强继续在中国享受各种特权的愤慨。当时世界列强继续瓜分中国，使中国连番受到羞辱，甚至演变成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过去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第三个原因是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获得掌握国家命运的权利，中国必须经历一次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此外没有更多的选择。新的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和目标比过去的更大激进、它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仍由孙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成，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又对其作了较明确的反帝和集体主义的解释。革命运动的一致目标是消灭军阀，建立强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的各种特权。
新的革命运动在其成分和组织形式上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运动包括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新运动则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废弃的房(此处有误，中共“一大”召开会址当时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住宅。－译注)屋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参加会议的有六个来自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数非常少，只有几百人，但已开始称自己为“具有战斗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①，并且设有在临时中央领导下正规的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机构和支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及其领导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报告，并接受来自该组织的指示。参与这一运动的另一个更大的政党国民党，也向莫斯科方面倾斜，并向苏联请教有关政治和组织问题。在1923年秋天，具有丰富国外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米海尔·鲍罗廷抵达广州，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为国民党修改了纲领并对该党进行了改组。因此，从1924年起，这场运动便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组成，每个党都有其下属或联合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许共产党去影响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改造该党；弊是她也使国民党知道了谁是共产党以及他们在做什么。这种作法是当时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
孙中山和过去一样，作为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如果没有认识到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的话，那这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变革。旧的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过分依赖反复无常的军人，除了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军阀以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打败军阀。在鲍罗廷的鼓励下，孙中山转而请求苏联给予帮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尔将军抵达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他在中国化名加伦，跟随他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军官。同月，首批苏联武器装备用快艇从黑海的敖得萨港运达广州。
在加伦一行到达前的五个月，一所军事院校已在广州南部珠江上的黄埔开办。似乎是命中注走的，孙中山任命了蒋介石为该校的校长。蒋介石是一个坚决支持孙反对袁世凯并受过日本军校训练的军官。为了加强军事纪律和礼仪细节，蒋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工作，到该年年底共培训了两期军官，每期五百人。在这个阶段，中国革命运动内部分裂成几派：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致力于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左派主张社会改革，但不赞成革命；中间派是爱国者；右派是社会保守者。对这几派，当时蒋没有表现出政治倾向。他与加伦一起友好工作，并在1925年准备送他的儿子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
1925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参加军阀召集的一个所谓的“国家重建会议”。当时北京控制在军阀手中。在那里孙死于肝癌，享年五十九岁。从2月到5月，蒋介石赢得了战胜以广州附近为基地的军阀的一系列胜利。到这一时期末，即在上一章提及的上海五卅事件，加速了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壮大。进入1925年时，共产党只有一干多人，到该年底已拥有大约一万名党员，她的青年团也有大约一方多名团员。而在6月，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8月，极力主张同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的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这给革命运动制造了严重紧张的局势，也对未来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把蒋介石卷入了政治。蒋介石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起谋杀案。这个委员会没有发现是什么组织或个人对廖下了毒手，但却发现国民竞右派正在密谋，企图除掉所有赞成听从苏联意见的和支持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资深的国民党元老，这导致了广州的政治天平强烈地倾向于左派。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支配了会议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执委会。已知的或受到怀疑的右翼阴谋家被驱逐出广州，或进入北方的军阀地盘，或用带有诗意的说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蒋对此事未表示公开反对，在整个1925－1926年冬天，他仍与鲍罗廷和加伦密切合作。
邓小平在莫斯科度过了十一个月。开始他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所大学是1921年创办的，目的是培养来自苏联境内外的亚洲工人，让他们了解革命理论和方法。它存在了几乎二十年，为乌兹别克、哈萨克、蒙古和朝鲜培养了一支稳定的力量。这支力量操纵着苏联和蒙古的党和政府的机构，推动了各地革命的发展。在20年代，数百名中国共产党员包括曾在党内升至很高职位的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曾在该校学习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完全控制下，它只对共产党员开放，所以很少引起国际注意，也未引起苏维埃政治的紧张。
几周之后，邓小平转到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于1925年秋季创办的②，后来却成为中国内部争论的一个焦点，以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五年后，斯大林认为这所大学带来的麻烦多于它存在的价值，于是决定把它关闭。
按理说，这所大学由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管理，一名国民党高级人员还担任过该校的董事。它的经费来源至今仍是个谜，一种传说是苏联党仿效法国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赔款基金；另一种传说是，国民党劝说一些中国富商，定期汇款到该校。不管钱来自何方，反正这所大学经费充足，所有的学生都发津贴，而且吃、住、穿均是免费的。
这所大学拥有一大批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卡尔·罗德是位波兰人，1917年曾担当过列宁与德国帝国政府间的调解人。他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且有大学者的美誉，他生活不修边幅，嘴里总爱叼着烟袋锅。他喜欢演讲，常常一次就能讲两小时以上。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讲的主题却是中国革命运动。他的许多听众一定都对他的推理才能感到惊讶。
不过，罗德深受学生爱戴。二十五岁的副校长米夫，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并不受学生欢迎。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一名成员，他认为苏联境外的共产党的首要职责是保卫苏维埃国家，共产国际的根本职能就是保证这一目标的实施。在这所大学里，米夫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能接受这些观点的年轻的中国人。按照他的选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聪明伶俐、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学生，他在其他学生身上花费的时间很少，所以学生们自然对他表示反感。1927年，中国统一战线瓦解和斯大林废黜托洛斯基的运动开始后，米夫对多位共产党员学生进行了无情迫害，因为这些学生认为托洛斯基有关中国的政治见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确。
米夫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在中国称为“回国留学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或不客气地称为“斯大林的中国小组”。自1931年至1935年，他们的领导人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现在称之为错误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和军事战略。1945年，毛泽东在有关党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否定了这次路线。这个决议是一个尖锐批评的杰作，它坚决要求错误路线的支持者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个决议并未说这个路线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路线是来自莫斯科的，因而其追随者才不得不服从这一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这段时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毛却成为处处维护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人。因此，他对维护斯大林在中国的名誉的程度远远高于米夫的弟子们。
这个秘密小组的最重要的成员是陈绍禹（他革命时的笔名为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多才多艺。王明能写善辩。关于博古，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1937年是这样(埃德加·斯诺是美国旅行家和作家，1936年夏天他在共产党根据地陕北采访了四个月。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的著作，这是一部既可作为奇遇记又可作为生动报告的经典之作。他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传闻或民族主义的宣传。毛泽东、周恩来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向斯诺谈过他们的早期生活。——原注)描写的，“他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画则可将他勾画为单薄、体弱、劳累过度、半病态，并戴着深度眼镜，他厚厚的乱蓬蓬的头发，给人一种似乎头重脚轻的感觉”③。但他非常勇敢（在30年代初，他冒着遭逮捕和处死刑的危险，在上海干得比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时间都要长）。他很快就承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都需要什么，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岁，对世界的了解相当多。他的父亲是商人兼学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学者。他在加里福尼亚度过了两年，上过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旧金山的中国华侨杂志社工作过，他英语讲得很好。没有笔名的王稼祥则是另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胃病的折磨，1933年当邓小平政治上失宠时，他曾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帮助过他。
据研究邓小平的人介绍，邓并不认识这些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这或许不太属实。他一定知道副校长已网罗了一群亲信，至少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或见到过他们。王明和博古在另一班，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讲俄语。以邓坚定的爱国精神和很有主见来看，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国人说什么都唯命是从的人有太多的来往。
邓刚到中山大学时，该校的人数大约有二三百人之多，到1926年底又增加了一倍，约一半的学生是共产主义者，或是党员，或是团员，或具有两种身份。这些人当中，只有十几个人来自西欧，其余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华北和华东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其他学生为国民党员，有极少数几个同国民党领导人有关系。邓有两个这样的同学，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5年仅十七岁），另一个是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弗能。1927年中国的统一战线瓦解后，学生的构成就改变了。国民党学生销声匿迹了，一些人要求返回中国；一些人则被强制返回；少数人被逮捕，经审判被判刑做苦力。蒋经国被强迫留下，他被送到西伯利亚金矿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一直留在苏联，直到1937年国共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后才允许离开苏联。这些国民党学生离开后改由共产党员顶替。这些党员学生中有一些年纪较大（邓小平在重庆所念的预备学校的奠基人吴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是党的干部；有些是工厂的工人。为了这些工人，大学的教学都不得不简化。
但邓当时的课业负担是很重的，共有七门课，分别是外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科学。在所有的外语中，俄语是必修课，英语、法语和德语被列为选修课。历史课的内容是社会形态发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运动史。哲学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主修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主义这门课是由一系列演讲稿为基础构成的，这些演讲是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不久于1924年4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这些演讲被编成《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出版）。军事科学包括了实践的成分：射击和基本战术的训练。现在不清楚邓对这些课程有什么反应，但作为一个把书本知识和马列主义作为智慧来源的人，邓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这可从他在1992年春的谈话中看出：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④
当邓正在读书的时候，中国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并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却被迫交出了一些控制权。
从1926年3月开始，蒋介石同苏联军事顾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决裂，并压制这三方面。这一危机起因于一艘由共产党军官指挥的炮舰停泊在黄埔靠近蒋的司令部的地方，舰艇升火待发，意向不明＊。蒋怀疑这是一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阴谋，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译注次阴谋，便在广东发布了戒严令，派遣效忠他的军队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查扣了这艘炮舰，还扣留了3O多名苏联军人。
蒋在掌握实权后接着要求三个他特别不喜欢的苏联顾问离开广东，要求共产党的政工人员从第一军撤走。要求从今以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活动公开化。或许是为了表现他政治上的公正，他同时要求几个国民党右派政治家也离开广东。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已离开广东而正在北方的加伦和鲍罗廷，只是坚持莫斯科的教条，害怕会破坏统一战线。
蒋也得到了加伦和鲍罗廷的同意，一旦军事准备就绪，军队将立即挥师北上，这是国民革命的另一个胜利。1927年初，斯大林和托洛斯基都希望把军队留在南方，因为苏联已断定，苏联需要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就需要国民党不能采取行动威慑日本。在广东的共产党，从领导到普通士兵，都坚决要求尽早采取军事行动，但在上海的党中央却站在苏联一边，认为采取行动可能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上海方面后来受到党内的批评，因为它完全附和苏联的立场。
北伐战争开始于1926年6月，在湖北发生了激战，经过四十天的围攻，武昌被攻克，江西的省会南昌经三次夺城战斗被占领。一些部队包括几支最强的部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随着军队向前推进，群众运动紧跟着发展起来，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不得人心的地主，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土豪劣绅’，以及外国人⑤。1927年1月，长江边的城市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被收回。在湖南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活动，导致一些传教机构撤离，大多数教会学校关闭。
到1926年底，北伐军夺取了军阀控制的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它所取得的成功令世界震惊，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力量对比，看起来就好像是革命的第二次风暴，孙中山的革命获得了全面的成功。身为总司令和得到国际上认可的国家象征的蒋介石本人，其政治地位要比他离开广东之前坚实得多。他明确表示反对城市或农村的社会革命，也不希望过多伤害外国人及外国入的利益。共产党对此种发展看得很清楚，1927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作了这样的分析：
国民党右派变得日益强大……在国民党中当前有一股非常强的反苏俄、反共产党、反工农运动的倾向。
这种右的倾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其他人所持的信条：这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党，所有的阶级应合作，阶级斗争应禁止，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个原因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国家革命很快就会获得成功，不久就会发生阶级革命，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是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潮流……⑥。
促成邓小平回国的是军阀冯玉祥。
比起大多数其他军阀来，冯更受到民众的爱戴，他作为一名基督将军而被载入史册。他既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传统主义者。他认为以身作则，关心普通人民的幸福是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作为一名军人，他衣看十分简朴，不像绝大多数军阀那样耀武扬威、锦衣玉食。他平易近人与下属官兵们打成一片。他对部下提倡以德服人，而不是滥用刑罚。他鼓励他的部队在行军时唱歌并把基督圣歌作为进行曲在部队中教唱。这部分是因为他性格的古怪，但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入，渴望把他的国家建设好。所以除了他的军队之外，一般老百姓也很爱戴他。
1924年，趁北方其他的主要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正在混战之际，以中国西北为基地的冯玉祥占领了北京。随后他向苏联寻求帮助，以支撑他反对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地位。当时鲍罗廷从广东来到北方，把冯玉祥作为苏联和南方国民党潜在的联盟，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根据鲍罗廷的建议，俄国决定向冯提供武器装备、经费和军事指挥员，同时也为他派出了他不愿接受的政治顾问，并为他的军官提供了去苏联军事学院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决定从上海和北京选送一批年轻人包括一些已在苏联受过军事培训的人到他的部队工作。
尽管得到援助，但在1926年初，冯的军队仍败在了“东北王”张作霖的手下。冯以一个战败的中国将军通常采用的姿态，宣布辞去司令的职务。他制定了出访莫斯科的计划。俄国人可能不希望他这时前去访问，但他决意要去。因为他算准了俄国人不可能拒绝接待一个曾接受过他们的援助且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此时北伐战争正要开始。他从容不迫地上路，先前往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那里他和鲍罗廷会晤了几次。如果鲍罗廷不能在冯到达莫斯科之前弄清冯的真实意图，那么他在莫斯科的有利地位将受到损害。经过一个月的中途停留之后，冯在5月初到达莫斯科。
冯在莫斯科停留了整整三个月。他几乎每日都会见苏联领导人〔虽然不包括斯大林），访问了中山大学，向学生作了演讲（很可能包括邓小平在内），讲话中充满了革命豪情，受到学生们的热情欢迎。他机敏地打着他的牌。他知道俄国人急于要他返回中回，他利用俄国人的焦急心情，向苏联争取到了相当有利的援助条件，包括提供给他大笔经费和大量的军事设备，并为他的军官进行培训。他感到满意后，遂起草了一份公开正式支持国民革命的声明。并且很快实现了诺言。9月17日，当他再次越过蒙古找到他的部队时，他又重新正式担任司令。在黄河北部沙漠城镇五原，他领导他的军官拟定了支持国民革命的“民众誓言”。
陪同冯返回的还有几名苏联军事顾问和几名共产党员。根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冯曾请求共产国际“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⑦。很有可能是共产国际说服他接受了他们，并说明在他的军队中应该有共产党人，以象征他接受革命统一战线。不管这件事是如何决定的，他还是允许共产国际向他的部队派遣了一批新的共产党活跃分子。
中国小组的领导人是刘伯坚，他曾经担任过旅法共青团的书记，在莫斯科也受过苏联军事和政治的训练。1927年春，他出任冯的部队政治处副处长。当时冯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并在该城成立了一所新的政治军事学院。
邓小平随后回国。按照他的传记所述，或许他是被共产国际选派去的，或许是刘伯坚请他去的，或许是他志愿去那儿的（尽管在他的传记中未记述他在莫斯科曾见过冯）。他的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不舒适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五百多英里。邓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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