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面临着第三次挑选接班人
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一九七二年越做越美：
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一九七二年四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
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后来，毛泽东渐渐不满于刘少奇，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
于是林彪成了毛泽东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粉身碎骨，毛泽东第二次遴选接班人失败。
眼下，毛泽东不能不郑重其事地第三次考虑他的接班人。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何况他在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立了“大功”。可是，也许因为他跟江青的关系过分密切，毛泽东也没有考虑张春桥作为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林彪倒台后，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于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陈云、王震显眼地露面了——他们“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这封信使毛泽东的眼睛忽地一亮……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起用
那封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座小院里。小院里有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本是步兵学校校长住的。自一九六九年十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位老人是从北京用专机押去的。从此，他默默地“贬居”于这座小院里。
他，便是中国当年“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壮劳力”，扫地、劈柴、砸煤之类活儿，都由他“承包”。他还“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在小院里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终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邓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邓小平回家后说了一句：
“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倒台，给了“左”派们沉重一击。
差不多同时跟邓小平来到江西的陈云和王震，被调回了北京。那些日子里，陈云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一九七二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获准去京就医。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邓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他对毛毛说：“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
周恩来更是关心着邓小平，最初，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那天在与张茜的谈话中，提及邓小平，说邓“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注意了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泽东已原谅了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在那小院里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此信很快地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一九八八年版。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印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提及的“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章、谢维俊、古柏，由于支持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们的批判。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将重新起用邓小平！
周恩来一边把毛泽东的批语和邓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厂排印，一边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终于离开了那小院，从江西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北京出现，使周恩来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
此人只有三十七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岁，名唤“华国锋”。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一九三八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一九四五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一九四九年南下。一九五一年六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副省长。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九六八年八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六九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七○年十二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
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
一九七一年二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参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毛泽东还看重了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在一九三○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一九五一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一九六八年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批语，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了。
四月十二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出现了！这是他被打倒之后，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注：巴拉奇·代内什著，《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四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十大”的有关问题。经毛泽东提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还作出了“惊人”的决定：成立中共“十大”准备委员会，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王洪文一下子被提升到如此显要的地位，意味着他成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
江青在党内的地位朝后退却了，叶剑英坐在了她的前面。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这表明中共组成了新的领导阵营．在大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江青原先极力想成为中共第三把手，如今已被王洪文所取代。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共中央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 朱德许 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这么一来，江青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本来，她已经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的第四号人物，如今却只是二十一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个！
不过，虽说江青“降位”，但王洪文却“摆升”。王洪文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的，诚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她一手扶植的一样。王洪文成了钓鱼台的新居民，成了江青的新伙伴。
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人核心”中，增加了一位重要成员——王洪文。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联盟”，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江青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周恩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成为风中残烛了：中共“十大”举行闭幕式时，在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已端坐于主席台上。散场时，直至代表们退尽，他才离开。毛泽东已经步履不稳，要由工作人员扶着走路。所以，在中共“十大”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镜头，也没有他退场镜头！虽说报纸上仍吹嘘他“神采奕奕”……
周恩来成了江青一伙的权力障碍。在江青看来，只有攻倒了周恩来，大权才能落入她的一伙手中——王洪文已成了她的“伙”中之人。
“迫不及待”地攻击周恩来
中共“十大”刚刚结束，在新的政治局里，江青就开始向周恩来发动攻击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又一次访华。
周恩来虽已患病，尚能正常工作。他跟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这位戴着黑框宽边眼镜的基辛格博士颇为敏感，他后来在《动乱年代》一书中如此回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见毛泽东主席。
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
基辛格感到“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
本来事实确是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一感觉，有其特殊之处。
基辛格当时并不知道，就连他写回忆录时也未必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
事情是由参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翻译引起的。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之前，召见了那位翻译，听取会谈情况。翻译在汇报时说及，周恩来对有些问题的意见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他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胆！
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十一月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
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张“刀子嘴”，也真是够锋利的了！
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
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可，非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毛泽东却在来信上，写了一段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实际上是借“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了江青。
半个月后——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出席会议，见他很不容易。会见外宾之后，把陪同的人留下来聊几句，成了那时毛泽东的特殊的跟主要党政领导人会面的方式。
那天，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他说的“这次会”就是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下去又说：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的话，挫败了江青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攻击。毛泽东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当主席，可谓一针见血。
此处要顺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倒是她俩常能见到毛泽东，常为毛泽东“传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沾亲带故。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跟毛泽东算是师生。毛泽东见了他，喊“九哥”。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共，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海容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长沙人。在长沙读完初中，于一九五二年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学徒工。一九六○年至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然后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爷爷又与毛泽东交厚，很自然的，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也很信任。一九七○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一九七二年，她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翻译，便是王海容（后来，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唐闻生则出生于外交世家，唐闻生之父唐明照，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一九七一年，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未几，他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唐明照原名唐锡朝，一九一○年生于广东恩平，少年时代他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小学、初中，因此他英语纯熟。一九二七年他回国，不久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再度赴美，就读于加州大学历史系。一九四○年出任《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在美国，他与加州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张希先结婚。他们的女儿出身于纽约，那就是唐闻生。
正因为这样，唐闻生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国英语。唐闻生既擅长英语，父亲又是资深中共党员，因此也得以重用，活跃于中国外交界。
在那特殊的岁月，中国的特殊情况，王海容、唐闻生成了架设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一座“桥梁”。
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前波未消，后浪又起。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又一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回，年已八十二岁、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忽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热点人物”。
郭沫若，中国文坛巨子，集学者、诗人、创作家于一身，集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体，原本是中国文艺界活跃的人物。“文革”一开始，郭沫若便吃了一问棍。
荒唐岁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写过一首词《满江红》，内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这“东方白”遭到多方责难，理由是人人皆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这“东方白”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
吴晗的《海瑞罢官》，据云是“为彭德怀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写过许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这“翻案”乃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责为“大刮翻案风”……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面对种种诘难，郭沫若激动起来，说了一番激动的话：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康生从内部简报上见到郭老这番“慷慨陈词”，当即嘱令《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尴尬！
幸亏郭沫若跟毛泽东、周恩来交谊甚厚，总算在“文革”中列入“重点保护”
名单，免遭“喷气式”批斗。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岁月。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二月十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江青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勾”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藉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
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
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注：本书作者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对王力的采访。），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
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稿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藉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八月五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日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
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
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续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三年九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哩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九月四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九月十五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九月二十七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辨》、《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林”也罢，“批孔”也罢，“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也罢，反正孔子已经死去那么多年，林彪也已葬身异国。
江青为什么拿出那么大的劲头，批判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孔于和林彪？
王洪文的话，泄露了江青的“天机”：
“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那势头，真的有点像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斗谁呢？
只要细细捉摸“江青写作组”抛出的“大块文章”，字里行间，已经点明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所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他把孔子写作“宰相儒”。
当年，江青们在批《海瑞罢官》时，说吴晗“借古讽今”。如今，江青们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讽今！
“宰相儒”指谁？不就是影射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据云“相当”于“宰相”！
江青们玩弄的政治把戏，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发表在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红旗》杂志上、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这不是明显地影射周恩来！
文章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其实是影射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日报》所载“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特意描写了孔子“端起胳膊”，更明显影射周恩来。文中用一连串的话，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
“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尤其是知道毛泽东写了两首诗批判他，郭沫若有点顶不住了。出于无奈，这位一代文学巨匠，史学名家，不得不写一首诗表态：
呈毛主席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团劣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党视归趋。
这简直是一首“忏悔诗”！郭沫若竟然把“批林批孔”运动比作了“春雷惊大地”！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
的重负，他终于病情日见沉重。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检查病情。十五日下午病情稍好，周恩来就出院。当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阅积压的文件，达四小时之久。
江青得知周恩来病了，大喜，求见毛泽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作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
不料，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此信全文如下：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七四、三、二十日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清楚表明：“批林批孔”他赞成，批“周公”他反对。江青仍一意孤行，因为周恩来已是她最大的“权力障碍”，非打倒不可。
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地加重着：
四月二十八日，发生缺氧病状；
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相继三次发生缺氧病状。
可是，他的工作是那样忙碌，三个月内由他亲自接待、会谈的外宾有：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英国前首相希思，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从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六月一日，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外，工作日子达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有一次！
周恩来沉疴在身，如此忙碌地工作着，还要遭受江青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五医院。
从此，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
江青知道周恩来住入医院，越发得意。六月二十二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跟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时，她要那个妇女改名“周克周”。江青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周’，克制他那个‘周’！”
他那个“周”是谁？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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