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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新上海市长
  第一节 务求军政全胜

  1949年,无论对中国历史或是对陈毅个人,都是非同寻常的转折之年。

  积22年的牺牲奋斗,人民终于取得了全国政权。陈毅本人,则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成为大上海的一市之长。将军战则善胜矣,治民理财之道通否?

  共产党在马上得了天下,治天下能否久长?——这样的议论和担心,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罢,都须由实践作出回答。

  4月27日,南京解放的第4天,当陈毅偕同邓小平踏着满地狼藉的纸张进入“总统办公室”的时候,就已强烈意识到新的艰巨使命将落在自己的肩头。在战争年代,他站在中国革命的最前线:和朱德一起带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四军参加制订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和项英一起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东进开辟大江南北;在华东、中原战场进行“收京入沪”的战争。

  如今,他又将站在经济建设、反帝与团结改造资产阶级的最前线!

  “进上海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5月10日陈毅在丹阳对接管干部说。结果究竟如何?从北平中共中央到香港人士,从华盛顿到莫斯科,都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就已将注意力转向渡江解放宁、沪、杭问题了。陈毅在丹阳告诉接管干部们: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后来解释:当时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竟成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到牵动。

  对于第一种危险,陈毅于1月25日在贾汪举行的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决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陈毅一行观览总统府的当日,军委电告:昨日泊于上海的几艘美舰及海军陆战队已撤至吴淞口外,两艘英舰也随之撤出。当然,这并不能排除解放上海的作战发生僵持时美军介入的可能。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

  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管上海的干部到不齐,更要紧的是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如果就这样稀里哗啦开进去,非乱套不可。中共中央已有“慎重、缓进”的方针,总前委研究再三,于4月30日向中央军委提出:“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卒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5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其时,陈毅已由南京到达丹阳——接管上海的巨大准备工作将在这里全面部署。

  小小丹阳城突然热闹起来。成千的干部从解放区、从北平、香港日夜兼程地赶来,投入接管上海的集中整训。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刘晓来了,未来的上海文化局长夏衍来了。潘汉年、许涤新也从香港取道北平匆匆赶来,带来了少奇、恩来的重要指示??这支接管大军的总指挥正是未来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任、市长——陈毅。

  确定上海市长人选是件大事。3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之前,毛泽东同志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他们对陈毅将军之名早有所知,柳亚子先生在1945年就曾赋诗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以“儒将”出长上海,他们一致赞成。陈毅自到丹阳起,便正式进入“市长”角色,首先是汇集、研究大量情况和材料。

  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成关于上海的200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再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比如,上海的官僚资产如何接管?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厂子如何使其开工?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都须详细研究,仅财经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对其中“两白一黑”(指米、棉、煤)的运输供应任务的艰巨紧急印象特深。

  入城政策的前奏是入城纪律。陈毅严格地强调两条: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不入民宅”这一条,3个月前在贾汪时陈毅就曾说:“历来军队入了城,往市民家里一住,干好事的不多。我们部队进去住哪里?要考虑。”一日,陈毅抱着几本古书找到城市政策组曹漫之,说史书上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查一查。后来《入城守则》草案便列上了这一条。对此,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总前委讨论了《入城守则》草案,一致肯定“不入民宅”的规定完全必要。

  据说,毛泽东曾赞扬: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5月10日,在丹阳的一座大庙里,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向数百名端坐在背包上的接管干部,做了一次入城纪律报告。首先抓了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小事不校“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

  纪律,一定要严!率抵っ髡庹侨嗣窬拥氖だ尽?

  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

  陈毅以豪迈的声音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上海战役,是陈毅生平所遇的一次最特殊的战役。20多万守敌,有蒋介石亲临督阵,要拼死固守6个月以待“美军援助”。市区内外遍布3000座美式碉堡,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1万多野战卫星工事,2万多颗地雷,汤恩伯称此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33%。”在此情况下要攻占上海,同时又要严格保存市区建筑、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的完好,就绝非易事了。有人将此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甚为确切。对此,总前委已确定这样一条原则:尽量将市区守敌调至外围歼灭,以避免在市区大打。然而,钓“鱼”出城,敌人岂会乖乖就范?

  5月12日,三野第九、第十两个兵团,向沪市外围守敌发起了攻击。13日,月浦守敌凭借坚固工事,拼死争夺,双方伤亡枕籍,中央社大吹“国军胜利”,然而陈毅对军、师指挥员们说:“敌人这些防御工事帮了我们的忙啊,他自恃有本钱固守,才可能将市区部队调出来增援外围,我们是将计就计”。果然,随着解放军在月浦等地步步推进、在浦东直逼高桥,汤恩伯终于沉不住气,将驻守市区的第七十五军调到浦东,被解放军逐口吃掉了。解放军在外围的钳形攻势,又迫使大量敌军缩守于吴漱口两侧地区以保其出海逃生之路。上海市区的国民党军大减,为攻取市区造成了有利态势。

  23日,解放军下令发起全线总攻,向市区突击,有关各军军长接到了陈毅打来的电话:“你们马上要攻打市区了,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24日午夜1时,3路猛插市区的部队,胜利会合在跑马厅广场,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全部解决了战斗。

  然而,25日上午,解放军向苏州河北的突击受阻,桥头上牺牲了不少战士,指战员纷纷要求开炮,部队领导坚决制止了开炮的打算,并制定了一个较大迂回和黑夜偷渡相结合的方案。与此同时,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联系,解放军与北岸守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接触。刘表示愿意谈判。

  25日夜晚,大雨滂沱之中,陈毅等乘车由丹阳进抵南翔镇。午夜1时,陈毅答复二十七军与刘昌义谈判情况的报告说:接受刘昌义投诚。限刘部于26日上午4时前集中在江湾指定地点待命。刘昌义接此电照办不误。解放军很快开入苏州河以北地区。

  战斗并未最后解决。26日下午,固守在闸北电厂的国民党青年军二三○师还在负隅顽抗。硬打怕破坏了电厂水厂;开展政治攻势,又找不到线索。

  陈毅问明这个师是川军,是副师长许照在指挥。陈毅有了把握:“那好,你们查查陆军大学教授蒋子英的下落,他当过许照的教官,让他出面劝许照投降。”蒋子英的电话号码很快查出。接电话的蒋子英做梦也没想到共产党人对情况如此熟悉,连声表示:“我照办!立即照办!”

  5月27日上午9时,上海全部解放!历时15天的上海战役,歼敌15.3万,城市完好无损。

  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当市民们打开家门时,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却睡马路,这旷古未有的景象强烈震动了上海市民群众。

  新生的上海市,电灯是亮的,自来水未停,电话畅通,工厂学校保护完好,这奇迹也应归功于党的另一支队伍——上海8000中共地下党员和广大进步群众。有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护厂护校、策反敌军、散发传单、输送情报??上海才得以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26日晚,邓小平率大批接管干部离丹阳向上海开进。同时,陈毅和华东局其他领导人在圣约翰大学,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胜利会合。陈毅与刘长胜、张承宗紧紧握手,动情他说:“辛苦了!

  辛苦了!你们立了大功!我们在外面真担心你们的安全啊!”刘长胜这个长期在敌特追捕下顽强斗争的老战士,1945年日寇投降时曾一度被中共中央公开任命为上海市市长,后来内战爆发,他和刘晓一起继续坚持艰苦的地下斗争,直至今朝。此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28日下午2时正,陈毅率领军管会所属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走上了市府大厦的黑色大理石阶梯,正式接管市政府。

  一面鲜艳的红绸大旗在楼顶飘扬,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正心情忐忑地等候着新市长的到来。

  对国民党政府机构的接管,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按照系统、全部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陈毅领会这是一项宽大、稳妥又利于团结的方针。他在市长办公桌前落了座,宣赵祖康进来,问:“军管会命令你执行得如何?”

  “条条照办了。”“档案、资产呢?”“完整无损,可一一查点。”问完后,陈毅起身与赵祖康握手:“赵先生,请坐。”气氛便放松起来。赵祖康原是个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任上海工务局长,后与中共地下党发生了联系。23日夜枪声渐近,国民党代理市长陈良逃跑前将市长大印丢给了他。

  当了4天“代理代理市长”的赵祖康,此时乃向陈毅请求回交通大学教书。

  陈毅觉察了他内心的不安,开诚相见他说:“不要有其它想法。你留下来是对的,国家需要人才,你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我们想请你继续担任工务局长的职务。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赵祖康惊异不已,又感动万分。

  陈毅来到会议室,又向200多旧市府工作人员讲了话:“诸位者市府的朋友们,这次解放军的胜利,不是共产党一党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希望大家各安职守,办理移交,并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讲话博得发自内心的掌声。当天,“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门牌挂了出去。新市长正式上任了。

  国民党前任留给陈毅的,是个什么样的上海呢?

  解放前夕上海工业已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储煤只够全市烧7天!治安情况也不容乐观,流散在上海的蒋军官兵近2万人,国民党还留下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加上惯匪、流氓作乱,社会秩序很不安定。

  而目前汇聚在上海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数达60万!当时一起听汇报的邓小平不禁深叹一口气道:“这些都是我们陈市长的‘子民’哟!”

  陈毅及华东局、上海市委一致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上海的纺织厂纱锭229万占全国40%,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陈毅认准一条,即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向华东局、向陈毅交代的接管方针办: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党派,稳步前进。在接管初期日理万机,寝不安枕的紧张状况下,陈毅正是从这个大前提出发,接二连三亲自会见各界各方代表,进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

  83万产业工人大军是建设新上海的主力。新市长参加的第一个集会,就是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的大会。陈毅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是归队来了!首先,让我代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向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致以热忱的感谢!”说完他向台下2000多工人代表深深地、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即刻问掌声和夹着呜咽的欢呼声轰然而起。新市长作为工人阶级一员出现,令人感奋。在这次会见中,陈毅提醒大家严重的斗争刚刚开始:“不要以为解放了,今后就是一帆风顺,大吉大利,帝国主义从此老实,老天爷从此不闹灾荒,我们自己也从此不犯错误。那不可能。前途光明,但道路还会是曲折的,还要准备勒紧裤带,甚至要准备流血牺牲!”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对资本家及其资产又将如何处置呢?许多人拭目以待。全市私营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76%,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1.7万余人。他们数量集中,国内外经济联系广,政治影响大。解放前夕,他们有的因国民党搜刮太甚而濒于破产,有的抽金外逃,有的停产观望。6月2日下午,他们拿着有陈毅署名的请帖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时,心里都有些卜卜跳。威震淮海战场的陈毅将军,会不会没收他们的厂店资财,革他们的命?

  中国银行大楼4楼大厅里,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产业界人士初次见到了身穿褪色布军装,脚蹬布鞋线袜的陈市长。他开讲便说“工商界的朋友们:”——“朋友”二字一出,会场气氛便有所松动。陈毅说:“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16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资本家们字字听得真切,又惊又喜。会后,拥有申新系统9个纱厂的荣毅仁先生兴冲冲回到家里,对满屋等候消息的人宣布:“明天就开工!”

  接下来的是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人才荟萃,情况复杂,中共中央特任命陈毅在担任军管会主任之外亲自兼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可见上海文化地位之重要。开座谈会,请哪些人来?陈毅亲自参与研究制定名单:“所有在上海的文化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要请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内的和党外的,都要团结。在不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现在胜利了,更要特别注意。”

  名单最后增至160多人。

  6月5日那天,陈毅与知名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们推心置腹,侃侃而谈,他说到自己并非天生的共产党人,而是地主出身,信过孔夫子,又信过“德先生、赛先生”①,经过多次碰壁、消沉、摸索,才选择了革命道路等等。这种勇敢诚恳的自我解剖,实在是人们闻所未闻,并为之感佩至深的。有人说这次座谈会之后,上海文化界就形成了“陈毅热”,可见影响之大。

  上任头10天里,陈毅每天都要参加“大会”,陈毅有请必到,每到必讲,讲必痛快淋漓,鲜明生动有力,在宣传群众,稳定局面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①取英语“民主”与“科学”的第一声发音,这里指民主与科学。

  第二节 反投机、反封锁、反轰炸

  人民政府执政未满10天,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便步步逼近了。这原是国民党留下的祸害。1948年蒋经国坐镇上海,严令市民交兑金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不能幸免,结果收走黄金100多万两,美钞3000万元,白银无数,而把巨额的一钱不值的金元券塞到市民手中,物价何能不飞涨?

  当年夏季一只大饼已涨到3万元,人民不堪其苦!人民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一入城便以10万元金元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收兑金元券,市民纷纷争换人民币。但由于市民吃够了钞票贬值之苦,一拿到人民币又去调换银元,换大米,银元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结果原本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一星期就涨到1400元。物价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如此不消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赶出上海,共产党就会立不住脚。

  陈毅深知局势的紧迫。上海物价一失控,天津、北平和江浙几省都受影响,每天有电报来告急催问。陈毅与华东局财委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

  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抛出10万银元,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电台开展宣传,陈毅也严正警告投机好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资力雄厚,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6月7日,银元继续涨到1800元。陈毅决定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6月7日晚的中共华东局会议,邓小平主持,对行动方案作了最后研究,赞成陈毅的意见:干掉它!报告中央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6月10日上午10时,两营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5路出动,突然包围了8层高的证券大楼,向正在楼内进行投机交易和其他活动的2000多人宣布了命令: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讯问搜查。各组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各房间搜查。在“厚生证券号”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光操纵行情的电话就有25部,夹墙里还搜出几十块黄金。大楼里的清理盘查工作持续了两天一夜,许多正当商人经盘查后先后释放,最后只将250名投机主犯扣押带走。这期间,大楼外观者如堵,市民莫不拍手称快曰:“大亨鼠坍台了!”“共产党到底厉害!”

  这场干净漂亮的突击战,霎时传遍上海,震动全国。第二天,银元“袁头”从2000元猛泻到1200,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梢韵爰嶙琶状嘧庞推康氖忻衩羌饲榫盎岷蔚认苍谩?

  “银元之战”,成了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帝国主义势力也在酝酿新的动作。6月17日,陈毅在市政府一次政务会议上提醒说:“帝国主义对失败并不甘心。他们知道上海困难,没有原料,也缺乏粮食,因为火车船只都不够。没有棉花上海200多万纱锭就不能开工,认为我们非依靠他们不可,竟提出我们的新政协是否要他们参加!我们置之不理。要注意,他们到处钻空子,肯定还会从各方面整我们!”6天之后,即6月23日,蒋介石对我实行海上封锁。他们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了东海门户。这一来,各国商船开往上海的航道便被完全切断了。

  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10余夭消耗,停工的纱厂从5家发展到100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将大部停电。男方面,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这样下去,正如陈毅所说:“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

  怎么办?工商界许多人惊慌了,有人准备跑香港、台湾。这时有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说可以用他们的商船帮我们运棉花到上海,但要由他们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工商界有人心动,跑来告诉陈毅,陈毅几乎不加思索地一口回绝了。陈毅说:“这是利用我们的困难,想打开我们的缺口。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四川万具、南京下关,中国老百姓死了成千上万,他又想到我们海域来干什么?中国海域让外国军舰自由出入,还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绝不能开,不能接受这种变相的侵略!”

  陈毅及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一切,看成是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奴役,争取新中国独立自主地位的一场严重斗争。

  反封锁斗争全面展开了。陈毅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首先制定了“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报中央批准后向全市人民公布进行大动员。与此同时,数管齐下,采取对应措施:其一,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业,渡过困难。缺资金的给贷款,缺原料的贷原料。永安纱厂总经理郭棣活有300多万斤棉花及1万纱锭的瑞士纺机搁在国外出产地运不来,陈毅专门关照银行、铁路、贸易各部门通力协助,甚至专派车皮去香港拉运,千方百计,终于将原棉和纺机全部运到上海。又如,成品纱布运不出去滞销,20支纱每件市价只11万(低于成本),国家就以12万元收购。私营工商业真正感受到国家的扶持。

  其二,开展整编节约运动,大力减少开支。陈毅说:“要靠我们党员干部自己首先紧缩,拿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来克服困难。”他首先身体力行,在国民党特务伺机刺杀他的紧张情况下,坚决地将自己的警卫人员从16名减为6名。同时,7月初起,他带头在机关食堂改吃大灶,所有高级军政干部无一例外。领导干部这样与人民同甘苦,自然振奋了群众的斗争热情。7月份解放军指战员省下20万石军粮,运来上海支援反封锁斗争,上海各界群众很受鼓舞。

  其三,发挥工人阶级积极性创造性,节约原料,试用代用品。上海电厂烧油,每月要“吃”3万吨。上海市委和陈毅积极支持工人进行锅炉大改装,以煤代油,终于将99.7%的燃料改为煤炭,仅此一项每月就节约大量外汇。

  耗用汽油最多的公交公司,也研究改用煤气动力牵引汽车。其间有一位朝鲜籍技术员金官奎,因忘我工作患脑溢血猝然病逝,陈毅非常痛惜,亲自交代要开隆重的追悼会并送了花圈。不久,改装获得成功,许多因缺油停驶的汽车都挂上了煤气发生炉,昂昂然奔驰在上海马路上。

  其四,妥善处理经济萎缩造成的10万失业工人。政府发救济米,组织他们修海塘“以工代赈”。同时号召在业工人捐献每月工资的1%用做救济。

  工人阶级表现了顾大局的政治觉悟。

  反封锁斗争的结果,纺织业7月中旬只有4成开工,到11月达9成以上,私营纱厂产量增加了75%。机器工业原开120%,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大来了大批定货,增到60%。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走上了复苏。

  这个胜利的意义何在呢?陈毅说:“帝国主义曾轻蔑他说,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管城市一无人材,二无效率。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共产党下了‘海’就会淹死??事实证明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

  7月6日,上海几十万军民举行了纪念“七·七”抗战并庆祝上海解放的盛大游行。陈毅军眼整齐登台检阅。当游行进行到一半时,一美国人驾车擅自闯入游行队伍,阻断队伍行进,态度蛮横地抗拒交通警干涉,引起群众公愤。陈毅果断下令道:“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这位美国原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终于被拘留,老老实实向中方人员交上一份“道歉书”。消息公诸报端,立刻引起轰动。中国这头东方睡狮苏醒了,不可欺侮了。上海市民拍手称快:“过去美国吉普压死人只有对天哭,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办他,人民政府有志气!”

  当然,维护主权与民族尊严并非盲目排外。早在进上海前,陈毅就向接管干部们强调过这一点:对守法外侨,我们要保护,对外商企业,依中央方针区别对待,逐步接管,时间上有先后,方法上有没收、代营代管、对价转让等几种。对于电、水、公共交通及有利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要发动中国职工团结外籍职员继续生产经营。这就使接管稳妥有序,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但对跑马厅、跑狗场这些洋老板办的赌博营业又不一样了,禁止其营业,又不没收,只征高额地价税款。不到一年,英国老板吃不消了,请求将跑马厅产权无偿交给人民政府。陈毅亲自参与设计规划,将它北边建成芳草如茵的人民公园,南边建成人民广常同样,后来跑狗场变成文化广场,法国夜总会建成文化俱乐部,哈同花园建成了上海展览馆。一个个外国资本家设立的吸血窟和淫乐场,先后回到人民手中,化腐朽为新生。

  从夏天到冬天,经历了反封锁斗争,经历了3次物价大波动的考验,上海经济日渐走向康复发展之路。然而,华盛顿和台北却传来切齿之声。

  1950年2月6日中午,蒋机分4批袭入上海上空,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密集的民房烟火冲天,500多无辜居民被炸死。然而轰炸的中心目标显然还是美商杨树浦发电厂,这个供应着上海80%电力的心脏部门被反复轰炸,遭到毁灭性打击,机器炸坏,工人死伤甚多,造成全市性停电。

  陈毅立即在市府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抢修、抢救和各种应急措施,调整防空火力部署,并即刻将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此刻远在莫斯科。北京和莫斯科都密切关注着上海的安危。夜幕降临,到处漆黑一片。交通阻塞,工厂停工,坏人趁机抢劫造谣,人心惶惶,抢购囤积的活动遍及全市。然而从市长办公室里,却接连发出一道道镇定果断的指令:通知各区,限3小时内将一切照明和发电设备都动员出来使用。

  组织全市驻军和警察,今晚轮流上街严密警戒。

  立即把现有高射火力调到法商电力公司去作重点保护。

  陈毅在办公室工作了一夜,守着汽油灯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正式报告:“??14万瓩电力今晚全停??我们正集中力量应付目前上海空前的困难。”

  天亮后,他披了一件黑色大氅,不顾劝阻,冒着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乘敞篷吉普驶往杨树浦发电厂。眼前一片瓦砾,管道断裂,钢梁曲扭,整夜未睡的工人们正在清理废墟,见市长亲临现场慰问,流泪说:“我们晓得,现在发电第一!”陈毅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沿着炸歪的梯子爬到数丈高的锅炉顶,察看输送带破坏程度,计算恢复部分发电最快需用多久。空袭警报响了,市长和大家一起蹲到防空壕里继续研究。“争取48小时恢复部分发电,行不行?”陈毅最后问。“行!”工人们拍胸膛保证;“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

  当日下午,陈毅召集一系列紧急会议布置反轰炸,又赶去沪东医院看望受伤工人。晚上,历时5天的上海工人代表大会闭幕,1500多工人代表分好几处聚餐。秘书长见街上一片漆黑,劝市长去一两处看望一下就行。陈毅却说:“今天这么个时候,我都要一个个跑到,见见大家。”结果每个聚餐的场子都跑到了,在明亮的汽灯下向工人们祝酒:“反轰炸斗争一定胜利——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

  这一夜,是上海工人阶级团结战斗之夜。满眼血丝的电厂工人在机房抢修;外厂工人赶来清理废墟;刚下夜班的女工冒雨前来缝制防空沙包的麻袋;凌晨4时又赶到100多个强壮的码头工人,人人扛起200多斤重的沙包一趟趟地小跑。锅炉终于修好,可煤炭输送带还未修复,发电一分钟也不能延误!

  工人们挨个爬上高梯,硬是用双手传递将一筐筐煤块送到几丈高的炉顶加料口。

  电灯亮了!千盏万盏,在黎明的阴雨之中闪烁。陈毅看着手表,这是2月8日上午7点零5分。这就是说,工人们只用了42小时,比预定时间提前了6小时恢复发电!

  反轰炸取得初胜,陈毅却不能松口气。尚有70%的电力未恢复呢!

  上海工商界在轰炸前认购公债相当踊跃。炸弹一扔,刚刚恢复起来的生产遭受了打击,恐美病又流行。2月9日晚上,陈毅特地召集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会,直率他说:“你们没有理由给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几架飞机吓破了胆嘛,否则就中了他们计了。你们应赶快与厂里工人商量恢复生产。发电厂由我们负责恢复。困难当然多得很,要靠团结协作来解决。”他最后充满信任他说:“我们的产业家们,解放以来有很可观的进步,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要和全市人民一起奋斗!”政治大动员在上海各界追悼“二·六”轰炸死难同胞的大会上达到了高潮。陈毅以激愤昂扬的演讲,号召600万上海人民“在美蒋轰炸中经得起考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这以后认购公债掀起了新热潮,工商界仅棉纺业就超额认购82万份,申新系统认购60万份。南洋橡胶厂生产力士鞋时水箱断水,工人们硬从井里一桶桶拎水传上去保证生产。因缺电,厂里1周只开3个夜工,工人们自觉赶做抢做,产量反比以往开全工时增加25%。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立即给予中国方面有力的防空支援,华东防空军高炮部队也迅速建成。

  自3月14日至5月11日,解放军驻上海的防空部队先后4次抗击入侵之敌,击落美制蒋机5架,迫使其减少了对上海地区的骚扰。

  然而,“二·六”轰炸造成的灾害仍未结束。旧历年关将近,物资缺乏,人心浮动,谣言乱传,从大投机商到普通市民出于种种动机,又一次掀起抢购风。人们认定春节后初五开“红盘”的日子,物价必定狂涨。经历了前三次物价波动的锻炼,陈毅与财经干部们已练出几“招”。节前陈毅就忙于同财委制定方案,请求中央火速大量调拨物资,组织水陆运输??直忙至春节过完。

  大年初五一开市,投机商们来势汹汹张开大口,国营公司供多少货他吞多少,专等货源告绝价格飞涨。不料此番国营公司供货源源不断,价格纹丝不动,仅仅几天,投机商们钱囊见底,仓库堆满,国营公司物资依然充足。

  初九陈毅接到财委报告:“大老板们吃不下了,想朝外吐了,价格开始下跌。”

  “好!”陈毅说:“让那些屡教不改的投机商破点财,吃点苦头!这对工商界大老板们也有教益,让他们放弃投机心理,安心搞好生产。”

  上海第四次物价上涨之风很快以私营银钱业倒闭一半、投机商行倒闭十分之一为代价,偃旗息鼓了。如果说打击银元投机用的是行政强制手段,那么这回完全是用经济斗争手段。从“二·六”以来一直少眠缺寐的陈毅,至此方睡了一个好觉。

  第三节 团结各方,除旧布新

  上海的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是陈毅对上海工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然而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8月,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去不去?陈毅请干部们讨论,有人主张去,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犯错误。陈毅笑道:“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等领导干部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①们“交朋友”。

  中共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的这种“朋友”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国情的重要创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又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这正是陈毅“交朋友”的理论依据。他看出荣毅仁请吃饭,是“投石问路”。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海口封锁原料涨价;企业大部资金被家族成员抽出带走;工人不断要求资方发放欠薪??政府会真心帮助他解决这些困难吗?他有疑问。

  陈毅摇着一把大葵扇欣然赴宴,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感情,影响很大。

  工商界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6、7两月发生2000余起。陈毅说:“解决这问题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包火,要从起火根源上去控制这火。”这就是指资本家多年虐待、剥削工人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比如工人要求废除“抄身制”,纱厂经理想不通,说“这样纱厂还不被偷光!”陈毅不强令不压服,亲自登门谈心,从自己在法国当工人的体会谈起。说:老板把工人当奴隶,工资太少无法养家,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为什么不朝外拿?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觉悟,你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有困难多与工人商量着办,相信能办好。中肯的劝导起了作用,不久各纱厂都取消了“抄身制”,工人们热烈庆祝。经理们后来惊异地发现,车间里每公斤棉花的出纱率倒比以前提高了。他们受了一次教育。

  另一方面,也要做说服工人的工作,顾及资方实际困难,不要逼得资方关厂。有一回某厂女工索要欠薪包围了总经理家,陈毅亲自布置专人前往处理,劝回女工,并研究给该厂以低息贷款以维持生产。其后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逐步建立工人与企业主的新型关系。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生产,看到陈市长常请企业家到办公室去征询意见商讨政策,长期在竞争吞噬的浪涛中挣扎的民族资本家们看到了出路和希望。消息传出,一些出走香港、欧美的企业家萌生了回归之念。

  10月初,著名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吴蕴初从美国回来了,陈毅热情欢迎。见面那天看到这位昔日“味精大王”已脱去西眼换上了新做的兰色棉制服,陈毅欣然道:“吴蕴老,过两天厂里工人要开会欢迎你回来,你就穿这身新衣①英语“资产阶级”的译音。

  裳去吧,这才叫面目一新呢!”请吃饭时,吴蕴初惭愧地提及当年曾任伪“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他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面应付。你们都是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识很有经验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不久,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人回来了,但民族资本家与共产党这对朋友之间,从经济利益、经营方式到意识形态,都矛盾重重、格格不入。陈毅是他们的“诤友”,团结中又有斗争,扶持中又有限制。如1949年7、8月大米紧张,投机商大抢大囤,一些工商业家也惜款抢购,米价涨到6.5万元(旧人民币,下同)一石,陈毅请来中财委陈云给工商界谈经济形势,明确宣布“政府将从东北等地调1.2亿斤大米到上海”,劝大家不要投机倒把。然而投机者仍不信,11月初涨到30万元一石。结果中央统调的粮食果真潮水般运到,每日抛售近1000万斤,米价大跌,囤米者只得压价卖出,全市投机米商蚀本一半以上,卷入投机的工商业家也损失惨重。他们领教了国营经济力量的强大,知道跟人民政府“耍滑头”是要吃苦头的。当然,陈毅将他们思想改造过程形象地比之为“荡秋千”,这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次摆动而已。

  上海是个鱼龙混杂、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接管中常遇到些难办人物,如清末民初的老政客;与汪伪政权有牵连的多重身份人物;有名的宗教家、交际花、洋行买办等等。陈毅听汇报后指示:“这些人一不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学有专长的还可以重用。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就是!”

  市府办公室女秘书朱青是上海人,抗战时期参加了新四军,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此次进上海一直未回家。陈毅知道了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你不相信你能影响你的亲属,反而怕人家影响你呢?”朱青回家去了。

  她哥哥在公用局当技术人员,一天她见小侄子唱“共产党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却被哥哥一巴掌打去骂道:“饭碗都要打脱哉,还唱啥‘跟你走’!”朱青觉得哥哥思想太落后,不料陈毅听罢此事说:“他讲得不错呀,没有饭吃了还怎么叫人家跟你走?”原来机构精简,她哥哥怕丢饭碗。陈毅对朱青说:“人家讲怪话,说明我们在工作上有漏洞有缺点。”几天后在会议上,他专门强调了要保留学有专长的旧人员问题。

  1949年9月,陈毅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怀仁堂里各阶层各民族代表共商国家大事,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共庆祖国新生,这些富有历史开创意义的场景更使陈毅感到“团结大多数人在我们周围”的重要。毛泽东主席在政协会议上讲过一句话:“不可使‘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陈毅印象很深,回上海引用过多次,要使“举座皆欢,人人心情舒畅。”

  当然,对这一思想也有些干部不能理解。陈毅去京开会原住北京饭店,听说傅作义先生没住处,便立刻腾房子给他,自己住进中南海一所尚未修缮的旧平房。许多干部听说后议论纷纷,联系到国家给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工商业家以甚高的职位待遇,也有怨言:“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等等。陈毅批评道:“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了去羡慕党外人士,是倒退的可耻的。你一定要住洋楼,可以,我马上给你开张条子去住上海大厦,可是对不起,你的党籍要开除!”

  有段时间,起义将领吴化文住在上海,山东群众派代表来沪请愿,要杀吴化文以惩其过去残害山东人民之罪行。陈毅得知后明确指示:“坚决说服这些群众回去。吴化文听从我们党的劝告而起义,否则解放济南我们要多牺牲几万人。他有功,杀了他只能使我们党失信于天下,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群众代表被劝走了,而吴化文等人则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和教育。

  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多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扩大10倍,上哪找人呢?向下要,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陈毅最后发了火:“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棋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这些,都说明陈毅在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时具备的魄力和勇气。只有决心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人,才敢于并且能够这样广泛地团结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去完成伟大的事业。

  这种团结并非一味迁就。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时他能立场鲜明地做工作。有次座谈会上一位老先生反映别人讲共产党“上层好,中间少,下面糟”,他立即指出:“我们对朋友的话总是虚心听的,但这三句话我不接受。”他举事实谈道理,讲了“上层”与“下层”的辩证关系,使听者心悦诚服,也提高了党外朋友的思想水平。

  “不要对什么都采取绞杀态度。在剧团、影剧院等等的整顿改造问题上,有些人批评夏衍手软,是很不妥当的。”这是陈毅在一次部队文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上海是个文化都市,有几百家戏院、书场以及其他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以此为生的人大约有30万。有人主张停演旧戏,搞接管关闭,而埋怨夏衍手软。陈毅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万人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打破你的脑壳!(笑声)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地改,就不容易。”

  上海文化事业得到中央特别重视和关注,早在于伶从香港转经北平去丹阳时,周恩来总理就亲自找他谈过上海文化界接管问题:“不要看上人家大光明电影院,不要接管,不要抢过来。主要是人,把人都团结起来就好办了。”

  陈毅正是贯彻了这一意图,对之采劝保存下来,逐步改造”的方针。

  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花钱养这么个洋玩艺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乐团。”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排练,在陈毅关心催促之下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青年音乐家黄贻钧作为乐团的第一个中国指挥登坛演出,陈毅热情支持祝贺。甚至在一次为中共的党代会演出时,有的人听不懂交响乐而中途离场,陈毅下令锁上剧场门不许退席,告诫大家要尊重演员的艺术劳动——艺术家们闻此何能不感奋呢!自1881年建团以来从未演奏过中国乐曲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了《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

  当时上海民乐界的第一把琵琶,当数早年留学美国的卫仲乐先生,人说他性格怪癖,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周瑟秦筝,胡笳羌管,陈毅似乎都有兴趣。知音难得,卫仲乐找到陈毅这样一位知音,终生引以为幸。而陈毅正有心要成为各种艺术家、文化人的“知音”。他很明确:上海文化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著名学者们,有的比陈毅年长数十,有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诸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等,陈毅都与他们交了朋友,既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智慧,又从生活、工作上给予关心,与此同时引导他们不断弃旧图新,自觉自愿改造某些旧的观念。

  在推进上海新文化事业的发展上,陈毅是不遗余力的。苏北籍工人平民爱看的淮剧受冷落,他亲自提倡扶持。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想搞中国第一部彩色片,苏联专家摇头,大家仍决心上《梁山伯与祝英台》。陈毅大力支持,灯光设备不够,下令将防空部队探照灯调来,但必须每晚拉回以防空袭,胶片洗印发生困难,一位年轻大学生发奋研究,反复试验,终于成功。

  清陈毅去看,只见银幕上

  花红叶绿,彩蝶双飞!陈毅热烈鼓掌,不胜高兴,晚餐时端起杯子亲自跑去向这位青年碰杯:“谢谢你,小万同志!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了!”这种对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满腔热忱,自然变成了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召唤、激励和推动。

  光色变幻的霓虹灯在闪烁。赌尝按摩院之多,上海为全国之冠。更有大小妓院几百处。有个干部入城后数过,从四马路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路),街上共有764个妓女!上海流氓更多,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盗、绑票等等,都和流氓集团有关。公安局报告的材料说:接管上海的头20多天里已发生重大抢劫案50多起,捕获匪徒500余人,此外还有重大盗窃案、纵火案、伪造人民币案、冒充人民解放军好杀外侨案??。

  这就是陈毅所面对的旧上海。解放了,但繁衍在这土地上的毒菌还在散播腐臭。

  流氓帮会是旧上海一大黑暗势力。下层各行各业都有“霸”。扛码头的有“码头霸”、偷钱包的有“扒窃霸”,还有“菜场霸”、“人力车霸”、“粪霸”??这些流氓集团以青帮、洪帮为主,成了上海底层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对此,中共华东局在进城前早有准备,通过潘汉年与逃去香港的帮会头子杜月签谈妥,接管后他们不动,我们不杀其上层。入城后,陈毅又亲自派干部找到留在上海的黄金荣,要他按政府法令办事,并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80岁的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呈交给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如“江北大亨”、“码头春宝”等被先后正法,刑场周围几千群众放鞭炮庆贺。不出两年,盘踞上海半个世纪以上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妓女,解放时登记在册的近2000人,未登记的暗娼就不计其数。妓院封闭了,街头暗娼却难禁绝,有个晚上甚至拉客拉到陈毅警卫员头上了。再三研究,陈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送来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钓”到一个送上车一个。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4000个妓女。入所第一件事是逐个为她们全面体检,结果发现70%以上都患有性玻一笔不小的外汇费用报到陈毅面前,治梅毒用的青霉素当时全靠进口。

  美蒋封锁,要从香港转口,价钱更高。陈毅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玻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剩”他又说:“对她们这些人,我们有几条:一是给治病,二是治好了给职业,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这些多少年被任意买卖、蹂躏、遭人鄙弃的女性,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同情和关切,许多人感动得哭尽管教养所里的新生活很多人一时难以适应,怨伙食差,嫌劳动累;尽管一度有坏人造谣“政府要把妓女送到西伯利亚去”引起惶乱;但新的享有人的尊严的劳动生活,毕竟逐渐吸引了她们。她们有的学会了技术,转去纱厂当女工;有的到苏北安家落户;有的后来还当了干部。短短的一两年内,上海街头的妓女硬是绝了迹。

  这不能不使西方世界为之惊叹折服。

  上海的棚户区“滚地龙”是有名的。沪西有个“药水弄”,陈毅亲自去看过了,还同破衣垢面的居民们谈了话,又请专管城市修建的工务局长赵祖康去看。赵局长看后不禁叹息:这里四周烟囱喷灰吐雾,化学品气味冲天,猪棚似的小屋七歪八斜,没有路灯、自来水,也没有道路、垃圾箱,死老鼠、烂菜帮泡在脏水沟里??陈毅在赵祖康面前摊开市区地图。市府已布置专人作了全面调查。陈毅指着一大片密麻麻标明的黑圆点说:“象药水弄这样的棚户区,全市大大小小300多处,再加上几万户零星棚户,居民近百万。就是说每6个上海人中,就有1个住在这样的地狱之中!”他和赵祖康及干部们反复讨论,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先解决棚户区吃水、用电及厕所问题,以后再逐步改造。

  赵局长亲自带领扛着标杆的测量队来到了药水弄,改善棚户区的工程在上海全面展开。填坑修路,铺设水管、下水道,植树装灯,建立公共厕所??4年之内,全市有180多处象药水弄一样的较大棚户区,由国家投资进行了改建。1952年,第一个工人住宅区——曹杨新村拔地而起。新楼成群,绿荫夹道,还有学校和商店,这在上海在全国都是第一个。陈市长曾多次去新村看望工人家庭,并亲自布置继续建造。

  上海在变!没有了烟馆赌场,没有了舞女妓女,青、洪帮消声匿迹,社会风气日益健康向上,人们亲眼看到了化腐朽为新生的奇迹。

  波兰一家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主编拉吉积绍·辛格来上海参观,漫步街头与市民们谈话,回去后写了专稿《上海的奇迹》,其中赞叹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陈毅的女儿是1950年在越变越清净的上海降生的。连生了3个儿子,“男声齐唱”,未免单调,第4个终于是女儿,姗姗来迟,小名就叫姗姗。姗姗能凭窗远望时,她爸爸治理的上海是美丽的。

  第四节 利用,限制,改造与资产阶级

  又联合又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党内路线错误的发生,或是“左”倾或是右倾,都直接间接地体现在与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

  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建国后每当国内经济战线发生大的矛盾斗争时,陈毅作为资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市的市长,总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1950年3月,为彻底扭转10多年来通货膨胀失控局面,中央实行财经统一,物价开始稳定并有大幅度下降。物价一降,人们愈不慌买东西,通货膨胀促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了,产品滞销,企业家蚀本严重;数月前认购的公债倒反升值,增加了缴款的困难;加上国家加紧税收,资方负担加重,严重的危机开始威胁上海。2月份关厂53家,关店349家,劳资纠纷592起。

  工人店员发不到工资无力支付孩子们的学费,预计3月份开学后全市私立中小学将有30%要停办??陈毅知道国家经过25年战争,经济已百孔千疮,收公债纳税款涉及国家全局利益不得动摇,可是——税务局长报告:补税增税的款子收不上来,资本家赖账的、哭穷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大企业家刘鸿生来信诉说:公债买了十几万份,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陈毅接见问需贷款多少能维持?答曰:200多亿。①陈毅应允加以考虑。但其它成千上万企业的困难怎么办?不断有厂店倒闭。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有的资本家就煽动:“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给政府拿去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店关门停业,门外写“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厂分店,甚至发生了抢糕饼铺、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的事件。

  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开会要派人去京参加全国统战会议,陈毅特地赶来嘱咐道:“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入要平衡,这是人民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是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是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然而,上海的局势使陈毅感到还有必要由他亲自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要求减缓税收公债。他思虑再三,对报告怎样写心中仍感无把握。忧虑何在?3个月后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明了当时自己的心情:“最近,就是2月轰炸、3月搞公债税收,这段时间最紧张。??这个紧张主要是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同时发展到踉工人学生的关系。究竟是共产?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坚持共同纲领?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过去收税比较轻,多照顾,进步比较慢,量力而行,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我们发生了动遥是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呢?照一照镜子并不十分象,搞得很恍惚,精神搞得很不安。”

  但作为一个经历了30年斗争锻炼的马列主义者,陈毅最终还是认定:“讲真话,天不会塌。”3月12日,他亲笔起草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反映上海困难情况的报告,数据翔实,预言“3、4、5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并建议“上海负担5000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具体包括:交公债限期延至4月底;税收责成本年完成,不必每月逼催逼交;不得已时政府应负担部分失业救济;对私①折合后来币制改革的新人民币为200多万。新人民币1元折合老人民币1万元。本章下同。

  人资本资金周转和定购方面应考虑必要扶助。

  电报发出,中共上海市委、华东局又连续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陈毅与谭震林等一起出席,听资本家“踊跃诉苦”。他们认为资方所提出的要求政府给以代纺代织和改进税收具体方法的意见,应适当考虑。3月24日,陈毅将上述情况和意见第二次电告中共中央。同时,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到税收问题的争论分歧上来。

  3月份上海税额增至5000亿,但实收税款竟达5800亿,超额16%,显然用力太猛。在陈毅召集的华东财委和市府总党组干事会的联席会议上,个别税务负责干部主张“查账重罚”、“鸡蛋里挑骨头”。甚至说:“什么政策不政策,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关系,迟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收过来嘛!”陈毅对此进行严厉尖锐的批评:“强征苛索,挤垮人家,这不叫社会主义,叫做‘左’倾幼稚病!过去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党合作抗日、合作反蒋,现在人家不跑掉,合作恢复经济,凭什么挤垮人家?”他愤然道:“这叫做过河拆桥,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他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引号中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党历史上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番话的意义决不止于税收问题,而是体现了陈毅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勇气和政治上的成熟。再加上“讲真话,天不会塌”,敢于向中央直言的精神,这就是建国后的陈毅正气磅礴的政治襟怀。

  4月4日,陈毅发出了有关上海经济问题的第三封电函,向中共中央报告党内统一认识的情况。与此同时,毛泽东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调整公私关系的号召,其中指出:“我们不应该搞得那样紧张,应该放手,应该缓进,把局势缓和下来,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来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反革命分子的进攻。”陈毅报告中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

  因此,当4月15日上海市各界代表会开幕时,虽然已出现300个厂长、经理逃去香港、13万工人失业的严重局面,但陈毅成竹在胸,会前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报告(第四封电函)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在代表会上,陈毅正面说各阶层的困难痛苦,比他们自己说得更洞见肺腑。然后再给大家摆细帐,物价为何能稳定,又讲全国经济大改组中,根除毒疮,必要忍受“一刀之苦”的道理,使人诚服感动。他又深入到小组讨论中去,让大家发牢骚、吐怨气,然后再做解释说服工作,最后使其统一到毛泽东的三句话上:“有困难,有希望,有办法”。

  此会对扭转消极情绪,缓和紧张局势起了极大作用。会议情况及经验陈毅在第五封电报里向中央作了汇报,毛阅后亲批:“此报转发子恢、小平、德怀诸同志,请加注意。”

  5月1日,刘少奇在讲话中专门谈到对上海应特别加以照顾,强调调整公私关系。中财委立即采取一系列“松动”措施:公债尾欠缓交、工业原料补税缓办,私营纺织业进口原棉予以免税优待。在“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又决定扩大对私营企业加工定货和产品收购。5月10日,陈毅向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封电报,汇报3、4月情况和处理经验,同时请求依据实际情况将6月份上海征税额从4000亿减为3000亿。毛泽东亲笔拟写复电曰:“5月10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减税问题“待研究后由陈、薄答复”。并告陈毅6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

  “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于6月1日来中央一次。”这表明毛泽东主席在决定全国工商业政策时,高度重视陈毅在上海取得的成功经验。这也是对陈毅前后6封电函所包含的求实精神和坦诚作风给予的高度评价。

  至此,严重局面已基本渡过了。减税得到同意。5月份国家给上海私营纺织厂的加工数比3月扩大100多倍达6万匹,商业申请开业复业的已有40多家,估计6月份要复业的将接近300家。因此,陈毅5月下旬应主席之召去北京时,痛痛快快剃光了头发,看上去容光焕发。

  入城执政的时间一长,干部队伍中出现了腐化变质现象;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资本家当中也滋长了违法投机、偷工减料、偷税漏税以牟取暴利的行为。为了制止和打击这两者,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陈毅在南京领导了华东军区的“三反”运动。初期,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和干部中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时,军区步调较稳,“老虎”抓得不多,受到上级的批评,限期扭转,结果发动群众揭发,一下打出大邪老虎”2万余个,数字相当惊人。陈毅在听取汇报时,对这一战果,不免产生怀疑。后来很快查明绝大多数是“逼供信”造成,乃纠正。其间那些长期压制群众批评,追求生活享受的干部,受到激烈批判,得到应有的教益,但也有相当部分是错打错批的。陈毅自己也向下属干部们作了认真的自我检讨报告,列举自己住房维修,被人借名义贪污等问题,后经群众核实检查,未发现他有任何经济问题。张茜住院时,因衬衣袜子上皆有补丁,谁也看不出她是市长夫人,护士竟将社会上关于陈毅的私生活的传闻讲给张茜听,闹了大笑话。可见陈毅及其家人生活的俭朴。

  “三反”运动进入后期,陈毅报告中央说:“我们认为目前已到了应该正面提出纠正逼口供和随便‘搬石头,①等‘左’的倾向的时候”。很快对运动中受处分过重、材料不实的人员进行甄别和清理,陈毅在干部大会上还亲自向一位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作检讨,并当场向他深鞠一躬,表示道歉。

  1952年2月中旬,陈毅奉毛泽东之命去上海,领导上海的“三反”及后来为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猖狂进攻而开展的“五反”运动。

  1950年度过困难之后,国内市场活跃,抗美援朝又带来大量订货,上海工业品销路大增。1951年中上海资本家赢纯利6.5万亿,获得国民党统治22年中从未有过的高额利润和一定政治地位。这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对国家的态度起了变化,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利润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并且由于自产自销赢利己大大超过国家加工定货“工缴”数,便千方百计抗拒加工定货;或采取偷工减料,以假冒真的办法,甚至于制造志愿军所用军需品时,加入了污染带菌的低劣敷料和失效的药品,残害了战士生命!1951年11月间,许涤新去北京参加统战工作汇报会,临行前陈毅指示他向总理汇报这些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情况及他认为有必要予以还击的看法。总理在听汇报后说:“陈毅同志对上海阶级斗争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对这个大问题,抓得很及时。我们必①“搬石头”,就是把对运动下“积极”的领导干部当作妨碍运动进展的“石头”,调离运动领导岗位。

  须紧紧抓住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科学分析。上海资产阶级既然翘了尾巴,那就应该狠狠地给予批判,进行斗争。统战工作就是团结和斗争的结合。”①不久,在毛主席指示和中央领导之下,轰轰烈烈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资产阶级最集中之地的上海,自然是全国“五反”斗争的主战常2月20日,首先召开工代会。陈毅讲话,发动工人起来揭发斗争。会上控诉了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骗取志愿军款子3亿元搞投机,将失效药品供应前线的禽兽罪行。此后,仅全市店员写的检举信就达24万多件。3月25日,陈毅在全市广播大会上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声色俱厉地告诫资本家老实交待自己罪行,选择自己道路,并宣布全市16.34万工商户,将按实际表现被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5类。

  运动大规模展开后,陈毅与中央专派来上海指导运动的薄一波每日听取汇报,将情况拟电报告中央,并不断与毛、周电话联系。陈毅提出一个“两路分兵”方案,即:将全市303户最有代表性的上层资本家集中起来交代揭发,与群众揭发不见面,“背靠背”,带有保护性质。另一路2000重点户和2万小户则放在区里、厂里,由工人面对面进行揭发斗争。这着棋有高度政策策略水平,中央很快批准。

  集中到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开始多抱有“笃定过关”,抗拒交代的态度,但经严厉批评,退回“坦白书”重填,以及将工人揭发批判实况的广播接过来听“隔壁戏”,他们的防线步步崩溃了。有人起初交代赃款数为1亿,几天后便“挤”出60亿。刘鸿生所属各企业最后交代600亿,心想共产党无非是朝他们要钱而已。然而他们又错了。尽管在运动“白热化”阶段群众中出现了过火斗争,无限加码的现象,但陈毅一直注意掌握政策:“弦要拉紧才能发音,但拉得过紧就会断。”经过一个月斗争,资本家基本上交代过关,全市“五毒”款数达10万亿。5月初,中央关于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下发,运动进入退赃定案阶段。有干部主张资本家承认应退赔的“五毒”款数额越大的就定得越重,依此办理则303户中大部将被划为违法户,陈毅不同意。据许涤新回忆,陈毅说:“资本大,加工定货数量大,五毒退赔的数字也必然大。但决不能因此把大中型资本家都划成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划分五类户也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情节是否极其恶劣。单纯看退赔数字去划分,不利于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这就提高了干部们的政策水平,基本上准确恰当地划分了5类户。一些退赔数百亿的大户如刘鸿生、荣毅仁、刘靖基等,都定为“守法户”。资本家们称这场斗争是“武戏文唱”。至于退赔数,陈毅在5月3日“五反”处理工作会议上说:“承认多少退多少,不退就斗,这对国家对工人阶级不利。”结果刘鸿生自认的600亿核减定案为200多亿,刘靖基则核定几十亿,只占他自认数的十分之一!

  他们大感意外,受到教育,表示今后要老老实实从事正当生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改造自己。

  上海“五反”做到了“反而下乱”,取得很大胜利,中共中央非常满意。

  ①许涤新:《兼资文武此全才——忆陈总领导上海工作片断》,《人民的忠诚战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第1版,第485页。

  总之,整个资产阶级来了一次洗面革心的改造,其过程虽然充满痛苦,但其结果却是推动他们向新生道路上迈进了一步。接下来1953年,上海工商界来了个健康的大发展——几十个行业全都得了“满堂红”——即消除亏损,全部获得创纪录的赢利。工商界人士因此称之为“难忘的1953年”。1953年秋,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加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党面前。10月5日,陈毅给上海党员干部作报告时说:中央负责同志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和平转入社会主义。解决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用不流血的和平方法,与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具体他说,就是实行公私合营,使国营经济占优势,限制剥削,并最终取消剥削。这是党中央力图使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迅速转为社会主义的一次大变革。陈毅在北京参加了一系列讨论贯彻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向党内外干部群众作广泛深入的传达。上海的第一步任务,是先搞1001人以上的600家私营大厂的公私合营工作,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利润分配“四马分肥”(即利润收入35%交税,30%公积金,15%工人福利,20—25%为资方“定息”)。然而,资本家们对此疑惧很多。

  10月10日,陈毅召开华东各地工商界、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座谈会,指出:“有人对社会主义改造有误解,怕公家把工厂、商店拿了去,把你一脚踢开。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国家要工业化,要建设141个大型工厂,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行,这是全国人民最高利益,是大仁政。你那个私营厂小摊摊也要照顾,使你生活有保障,这是小仁政。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只打小算盘,只图维护现状。国家资本主义不搞则已,搞起来一定有声有色!”然而1953年,公私合营的具体办法中央还未拟定,主要是宣传、说服、协商、讨论,再由点到面逐步推广。陈毅说:“步骤稳健,准备充分,根据自愿原则。”他特别强调:“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说,社会主义再好,人家不愿意,不要去强迫,否则就要失败。”

  1954年是全国大规模开展公私台营的第一年,扩展合营企业产值23万亿元,超额34%完成原定任务。这一年陈毅主要在北京参与处理高饶事件。

  接着,在上海主持华东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解决饶漱石的问题,并在南京、济南等地向华东军区和山东分局的干部进行传达。9月间,被任命为副总理,仍兼上海市市长。他对上海市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建设、重要会议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参加。上海市的干部群众也一如既往地把他看作自己的市长。但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做的工作已是全国规模的了。直到1955年12月初,陈毅才再次回到上海,参加市一届三次人代大会,同时准备将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向最后完成的高潮。

  陈毅首先听取各方情况汇报,又召开两天的干部大会统一思想,批评了那种认为对资产阶级不能和平改造只能没收、挤垮以消灭之的“左”倾思想。

  他说:资产阶级经过斗争使之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这在马、恩、列著作中确实没有过,但马列主义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不是教条。日本片山哲先生到荣毅仁家想不到还有沙发、花园,觉得中国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确是创举,解决了世界上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之后,陈毅又接连两天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充分听取他们对公私合营的意见要求。经过充分准备,12月17日晚,陈毅向人代大会作关于公私合营的动员报告,全市160多万人收听了广播,有的资本家不仅自己作笔记,还要亲属子女一起听。在连续5个小时的报告中,他生动有力他讲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前景,指出资产阶级改造为劳动者、技术人员、国家干部,将得到人们的尊重。他最后回顾中国百年来政治腐败没有工业力量的历史,号召说:“今天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实现了我们祖先百年来的梦想,大家要争取主动,赶上这个大时代!”

  百万听众中有人感动得流泪,华大正记老板听后就开了家庭会,主动将积蓄的100两黄金投入合营企业。全市申请合营的数字大增,7天功夫便有9462户要求合营,比过去一年中申请的数字还多!至1956年1月4日止,上海全部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

  陈毅曾说:“解放五、六年来的上海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陈毅付出无数心血汗水读完了它,并且写上不少他自己实践所得的章节字句。

  第五节 华东军区司令员

  南京、上海解放之时,陈毅作为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指挥着102万军队。入城后陈毅肩负上海市长重任的同时,仍以另一肩担负司令员工作。在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上,在抗美援朝、巩固边海防建设事业中,皆有他的辛劳和贡献。

  1950年6月,当上海刚从“二·六”轰炸和严重经济困难中恢复过来时,朝鲜半岛局势紧张起来。6月27日杜鲁门宣布美国全面干预朝鲜战争,上海立即有波动,3天内黄金便由每两120万元涨至135万元。某私人银行前经理说:“台湾已在大庆祝了,蒋介石可能反攻大陆,有钱不妨多顶房子,台湾人一回来房钱要涨。”7月7日,从北京开完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回来的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传达全会精神时,特别强调了和平建设时期军队战斗意志不能松懈。9月15、16两日,美军终于在260艘军舰、500多架飞机掩护下,以7万余人的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国侵略者来势汹汹,迅速向北推进,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面对这种局面,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开始作组织志愿军入朝参战的考虑,除了和在京领导人研究外,又请各大军区负责人去京商议。

  陈毅动身前,中共华东局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关于出兵问题,有的意见是不宜出兵参战,因中国刚解放,东北刚建设,出兵就要惹火烧身。陈毅考虑却不同,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各方意见时,鲜明表示自己主张出兵,并说:我如今虽担负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动员令。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开始。

  以上海的地位,理所当然地要在经济上物资上对抗美援朝战争负起重大的支援责任。陈毅及时召集上海各界代表会议,说明中国出兵参战的意义。

  “大老板”们惶惶不安,认为惹了美国人不得了,放颗原子弹上海要完蛋。

  陈毅针对恐美、崇美心理,举3年解放战争时美国全力供养蒋打内战为例说:其实那就是和美帝在打,结果他们一败涂地,充分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他以大无畏的语言,号召各界各业群众支援前线志愿军将士作战。上海很快掀起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群众运动。市民踊跃捐款捐物,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参于,外科专家组成的医疗手术总队奔赴前线??企业家吴蕴初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唯一爱女吴志莲也去参了军。他给女儿信中说:“吾岂能以舐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敌对你作热烈的鼓励和赞美。”这一行动立即得到陈毅赞许:“吴蕴老这是爱国热情的表现。送子参军在翻身农民是常见的事,但对一个著名工商业者来说就很难能可贵了。”他在华东各省市广播大会上号召:“我们全华东每一个人都要问问自己,为抗美援朝运动做了些什么?”

  更重要的当然是部队的战争准备。据当时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的记录:毛泽东发来电报指示:陈(毅)返宁主持军区工作;华东以美蒋登陆为假想作基础,来部署一切工作;王建安、郭化若负责淞沪警备;福建剿匪限6个月完成。

  陈毅坚决而镇定,他在1950年11月初就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军区的高干会议。据王德记录,陈毅在会上说:“情况发展:第一看志愿军出动后的影响,达到‘以斗争争取和平’(敌我目前均有不愿立即大打因素);第二可能美军陆续增兵朝鲜,寻求报复或在中国大陆另开一个缺口,但也不是马上大战;还需经相当长期准备。决定于朝鲜战争的胜利迅速发展。”所以“领导上要全面长远考虑打算,实施上要有步骤,过早过迟都不利;目前最主要还是‘加紧剿匪肃特’,巩固后方,完成土改。”这样,会议对于政治动员、思想教育、战备练兵(包括陆海空联合训练)、省军区工作、后勤工作、剿匪、肃特、支援土改、建设民兵等一系列工作都作了周密安排。对上海,一方面作必要的疏散准备,一方面又不“成为行动”,“要预防惊慌混乱。华东局不能动。”城市主要是加强防空。总之,陈毅要求既防止麻痹,又防止过分敏感,要求沉着冷静,不过早,不过迟,有部署的有次序的进入运动。

  对于华东军区的这些布置,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即照此执行。”

  陈毅的这种态度,保证了华东军区和上海市既不惶乱失措又有高昂的斗志和踏实的行动。

  不久,上海人民和全国上下一起,掀起了捐款买飞机大炮的运动,当时以捐人民币15亿(即后来新人民币15万)为战斗机1架。企业家刘鸿生一人就认捐了10架。至1951年12月止,上海各界人民捐献飞机达450多架,相当6800多亿人民币,超过了原定计划的35%以上。

  1951年7月10日,被中朝两国人民打得焦头烂额的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坐到谈判桌边来。在这样的胜利面前,刘鸿生禁不住落泪了:“我现在才相信毛主席、陈市长的话,美帝国主义确是一只纸老虎。”

  在抗美援朝的同时,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全面展开了。上海镇压反革命、肃清特务的工作,原是饶漱石抓的,进展很慢,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现在,陈毅来管了。前线在打仗,蒋军又在台湾蠢蠢欲动,国民党遗留和派遣的大批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作患于内部,造成种种祸害。暗杀、爆炸、纵火、盗窃情报事件不断发生。陈毅1951年初就指出:“现在一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闹得太厉害,要坚决镇压。”4月份他视察福建归来,毛泽东主席给中共上海市委发来电报:“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陈毅根据这个指示,立即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向敌人张开了天罗地网。

  4月27日夜,全市实施了一次突击搜捕。搜捕行动由居民区治安人员和基本群众带路,由公安人员、解放军战士组成小组,分赴各马路各里弄,深夜突袭预先侦查监视好的对象。陈毅事先特别交待不要惊动市民,并亲自乘吉普车来回巡视。至清晨4时,全部结束,果然邻里不惊。这一夜逮捕了1万零58名反革命分子。逮捕名单是由群众检举、公安局审核,再经基本群众讨论,上下凡经查实才确定下来的。天亮时,陈毅打电话询问犯人连夜审查情况,公安局副局长说只有7人属可抓可放之列,陈立即指示将7人释放回家。紧接着他召集了政协、人代会和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公布进行镇反搜捕情况,讲明政府的方针政策,指出“对坏人的宽容,就是对好人的残忍。”

  得到各界拥护赞同。这以后,根据毛泽东“可抓可不抓者坚决不抓;可杀可不杀者坚决不杀”的指示精神,将一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匪首、特务、恶霸——正法,还有一大批分别轻重判处了徒刑。对坏人的坚决镇压,使市民称快,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经济生活的顺利进行。

  自从1949年7月华东军区和三野合并以后,司令部由上海迁至南京。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频频往返于沪宁之间,兼顾上海市和华东军区两方面工作。

  全国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而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军队仍有艰苦的作战任务,并且面临新的课题:解放沿海岛屿、剿匪、组织志愿军轮批入朝作战,巩固东南沿海防务,整编复员,建设海、空军及其他现代化兵种等等,但陈毅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干部的军事理论和文化科学水平,以建成一支高度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国防军。因此,当刘伯承领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军事学院的组建工作来到南京以后,得到了陈毅及华东军区毫无保留的热情支持。刘院长要干部给干部,要房子随便挑。他俩亲密的战斗友谊始于25年前的顺泸起义至中原而高度成熟。现在又配合默契,协力建军。军事学院成立之日,陈毅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在成立大会上致训词,并将一面军旗授给刘伯承院长。1951年6月,他们选择与朝鲜地形相类似的临淮关地区,共同检阅了一次由坦克兵、炮兵、空降兵、工兵等诸兵种合成的步兵师河川进攻战演习,探讨了现代合同战术的指挥与实施。

  为检查福建沿海的海防备战工作,1951年3月,陈毅率军区工作组到福建视察。15日狂风大雨之夜,陈毅亲率工作组分头突击抽查了一个3人观察所、一个炮连阵地及一个步兵连防御阵地,结果成绩优良、令人欣慰。然而陈毅却病倒了。他略事休息,又带病观看了二十五军一个营的村落防御和山地进攻演习,对司令部想定,各级指挥及单兵动作,都作仔细观察和评定。

  如此一路抱病而行,每到一处还与党外人士谈话,介绍朝鲜战局,全国土改、镇反情形,并听取他们意见。民主人士皆反应热烈:“没想到陈司令员这样坦白诚恳,国家大事都向我们交底,确拿我们当自己人看待。”在集美,他还专程拜访了著名爱国人士陈嘉庚先生,支持并研讨了修筑厦门海堤使之与大陆通联,以及修筑鹰厦铁路两项大建设工程。此行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考查,对福建军政工作推动很大,不仅传达了中央22个月来各项重要指示,而且检查落实了海防、剿匪、肃反诸项任务。其中仅工作组实地帮助后勤部门审核构筑海防工事开支一项,就从2000亿元核减为1300亿元,节省700亿元经费。

  1953年12月,陈毅再次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总结全军4年来工作及决定今后建军上一些重大问题。陈毅在发言中着重检查了华东军区4年工作的缺点方面,并驳斥了那种认为人民解放军曾以劣势装备打败美蒋,因此学习苏联现代化军事经验技术无甚必要的说法。他不仅讲到要积极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还强调“学习苏联必须结合实际,逐步地学”。

  陈毅指出:我军多年来以夺取敌武器装备自己,故能达到与敌装备接近或悬殊不大,同时由于指挥英明,战役战术上形成了以多胜少以优胜劣局面,才将敌打倒。而世界自然科学界每一进展,都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军队武器与战术的改变。和平时期无法缴获外军新式武器,而某些远程武器根本无法缴获,所以必须大力发展国防科研、国防工业,学习现代化作战的理论和战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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