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决定来说说刘禹锡，一个我很喜欢，很真性情的男人。刘禹锡生在韩翃之后，作为后辈，他显然是高过前人良多。诗歌散文都有出类拔萃的作品，而且在为政之道上也颇有清名，不像韩翃只是在皇帝身边做做随从亲信，与国与民无大建树，留在后人眼中是典型的书生形象。
时至今日，我们说到怀古诗，还没有人能越过刘禹锡不谈。读他的诗问发现他显然对金陵情有独钟，或者说特别有感觉。梦得的怀古名篇《西塞山怀古》，和《金陵五题》将咏史诗推向一个无人企及的高峰。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怀古》
我每读到“黯然收”时，也很黯然。几乎再没有人能将金陵的成败兴衰写得这样回味无穷了。好的怀古诗一定也是好的叙事诗，将风光都化在里面。哪怕是一处废墟，经他手指点过，也可以在幽幽的春草上，看见时间从上面掠过的痕迹。
昔时王濬奉晋武帝司马炎之命造战船征东吴，于公元280年正月从成都出发，沿长江向东吴的首府金陵挺进。同年三月吴主孙皓就在金陵城上树起降幡。孙皓的败亡在于他自己的荒淫失政，失去民心。一旦晋军顺江而下，他立刻就无法抵抗，梦得写的已不止是六朝事，他咏的是隆隆不变一直往前的历史。哪个王朝，哪一个人的沉堕不是因为自身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呢？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最为人叹赏的也是这两句。西塞山是自古军事要塞，青山无言见惯人世变迁。渐渐地，我们都随他步入虚空之中，仿佛置身于滔滔的河流之中，不再拘泥于一人一事的得失，不再流连一日一年的情绪，不再执迷于此一生，回首处，轻舟已过万重山。
人生有限，自然永恒，人身渺小，光阴浩淼。这种对比足以让人黯然到怆然泪下。人在这世间苦心经营一辈子，纵然功成十分，能够安心享用的，又有几分？如同手握沙砾，到最后还是要散失开去。有什么可以永生不忘，有什么可以至死铭刻？何人何事我们可以劝服自己这样值得？
我们的心是荒野还是沃土。
很多人最早知道刘禹锡是因为他的《陋室铭》，课本上的刘禹锡是平直刻板的。这样留在记忆里的印象是一个清寒孤高的书生，穷困潦倒在自己小小的一间陋室里发出激愤之音。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刘禹锡《陋室铭》
在这篇铭文的最后，他省略的话是“君子居之”。事由某次孔子要搬到东夷去，那是东方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人说那里太简陋了，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他认为自己是君子。《陋室铭》呈现出是君子所理解的“道”：在简陋的地方居住，所交往的人都是君子贤人，大家有共同的理想寄托。这样愉悦。那么身体所居住的环境又有什么值得苛责的呢？他被贬安徽和州时困居陋室的激愤之作，不足以代表他全部的精神风貌。这个屡遭贬谪的男子，清高不屈桀骜都是有的，隐逸却未必。他一直有着很强的用世之心。而隐逸之道，与他的人生理想两相背离。
真正的刘禹锡很有豪性，书生意气不能说没有，但更多时候他是在做着很实际的事情，为国为民。再说他哪算是穷困潦倒的书生呢？入仕之后的他，即使屡遭贬谪也是一直当着不小的官。
有一种人，在红尘中翻转多时还是会回到他自己的天地中，有一种人，即使把他放逐到天涯海角他也一样会回到红尘中来。我相信，刘禹锡的心灵深处是淡泊宁静的，接近他在《陋室铭》里言及的那种心态，所以历经风雨也不改初衷。梦得其实和子瞻很像，都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屡遭打击，都是很能够随遇而安的人，都曾经遭受诗案的牵连。中年跌拓，晚年得享太平。
永贞革新的失败，可以看作他一生仕途的转折点了。805年，刘禹锡同柳宗元等人被贬出京城。事情严重到这样地步，皇帝下令遇赦也不许还。
长安，是很多人的长安，却不再是他的长安，城门在身后缓缓关闭。走出长安城的刘禹锡回首巍峨的城池，有深深的不舍与感伤。他年青时游历长安，上了一书，没什么效果却结交了不少朋友。793年他进士及第，同第登科的还有他后来的好友及战友柳宗元。
记忆开端的长安一马平川太顺畅，所以就如所有的少年新贵一样春风得意，以为自己可以一日看尽长安花。他锐意革新。政治如猛虎野性难驯，谁手中有骨头就扑向谁。一夕之间，优势就到了反对党的手里。八司马一起被贬出京城。他初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被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做司马。
我总潜意识地认为，文字狱是明清才有的事，自动省略了唐朝，但刘禹锡的事让我想起来，唐朝也是有“文字狱”的。只是表现的形式有些不一样。老百姓常常是祸从口出，而文人则是祸从诗出。
十年之后的元和十年，他回到京城，本来事过境迁，事态往好的发展，柳宗元也回来了。不料，这时候，一场游春一首诗，又惹出事来。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桃花诗案”。在被召还京师，听候派任的间隙里，刘禹锡去了京郊的玄都观散心，看见一路上满朝新贵车马鲜妍，他心里不痛快了，做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我们现代人不容易读出这诗的奥妙来。甚至以为，这不过是一首游春赏花的诗，就像我们去旅游之后回来写的抒情小文一样。然而却不是这么简单。这当中的隐喻被当时人读出来：梦得将千树桃花当作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得意的新贵。“谁让那时候是个以诗入话的年代呢，即使那些没什么才学的权贵，写不了诗，品读诗文的本事还是有的，大家纷纷读出了老刘同志的讽刺不屑。你们这些的趋炎附势、结党营私的人，如今虽然像盛开的桃花一样红火，然而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过是因为排挤了我们（八司马）才攀上高位的。于是“权近闻者，益薄其行”。（《唐才子传》）性子硬的刘禹锡又因“语涉讥刺”而再度遭到远放，被贬谪为连州刺史。
“语涉讥刺”四个字让我想起两百多年后宋朝的另外一桩诗案：“乌台诗案”，此案的主角是苏轼。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以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予以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举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总之是说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结果苏轼被拘禁御史台近百日，差点被判死刑，后蒙神宗恩赐被判流放黄州。御史台是主管弹劾官员的机关。汉御史台遍植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人遂以乌台代指御史台。
如果说，苏轼身险“乌台诗案”还有些遭受政治株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意思，刘禹锡身陷“桃花诗案”就有点顶风做案，不知韬光养晦之道的味道了。结果这一次，他在京城屁股还没坐热，又被赶出京城。再受十二年的贬谪之苦。一切就像他在《竹枝词》里吟的：“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这些打击，他傲然领受。白居易称刘禹锡为“诗豪”，作为好朋友的他，的确很了解刘禹锡的性格。刘禹锡身上有豪侠气，他也像一个侠客那样飘零半生流落江湖。后来他在扬州与白居易重逢，白居易在席上赋诗相赠，叹息他才高命趸，他笑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闻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依然是不服输的性格，时间没有改变得了他。
虽然他也消沉过，也一直不忿自己的“逐臣”身份，自言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然而跌拓也不易其志，他心里对这人世有热烈的希望，所以就连写秋思也逸兴飞扬。别人写秋思是一气儿奔悲秋的路子去，他偏要吟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这首诗我最初读到的时候真是很惊，耳目一新。
由此可以望见梦得性格中乐观积极力求突破不盲从世俗的一面。然而就“悲秋”的诗作来说，逢秋便悲，登高落泪，不单是诗之成例，简直成了人之常情。即使刘禹锡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也改变不了约定俗成的文化习惯。
求新求异这种性格，在诸事顺遂的时候是一种向上的动力，在倒霉的时候，可就是受人以柄的致命缺陷了。从秋思到桃花诗，他从来学不会附和。不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创新精神，他在被贬各地的时候都会注意吸收当地的文化精华，不但政绩上一直很好，个人的文学创作上更是精进。
梦得怀古词写得好，在他手上发扬的《竹枝词》更是一时之盛。《乐府诗集》上载，他在沅湘巴蜀之地，以俚歌之陋鄙，乃依骚人《九歌》做《竹枝词》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竹枝词》《杨柳词》不但有艳质，还有艳魄。《竹枝词》显然比《杨柳词》更婉转更有飘逸的味道，有风人雅致又深得民歌风味，几乎没有人不喜欢。
我最喜欢的是其中的三首：
山桃红花满山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翟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我都觉得无须去作评，解释。这青山碧水一样婉转流畅的诗歌，又像峭壁的山花一样难以企及，我们只能仰头观望。巴蜀儿女的情思被他细致描摹。人心的缺憾被他放大。那转瞬即逝的情意，反复无常的人心，有情无情的困扰，都在曲辞之间了。真是由不得人不世世传唱。
面对无法把握的事情，豁达的接受面对是最好的心态。就像梦得十二年后重游玄都观，眼见昔日的桃花已谢，连桃树也无影无踪，只剩一地荒草，百亩荒苔。他又写了一首诗：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与其赞他姿态昂扬，不如说他已经变得从容冷静了，不再去讥讽谁，对一切能够平静看待。我看见的梦得，终于长成了内质坚定的老树，在春光中焕发新芽，却不再招摇。我自是坚似磐石，静如山岳，那时光呼啸而过，风移月迁，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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